风雅：上流人的防伪标记

风雅：上流人的防伪标记

    记得是称为《最后的贵族》回忆录在网上曾经是免费大放送，我是心为之速，神为之奋的，因为如名门世家之类，惭愧得紧，于我是无缘无份，不过，《红楼梦》是读过的，而曹雪芹曾经的排场也是很大的，比如，我还记得《红楼梦》里有个“无肠公子宴”（蟹宴）的“历史记载”，这些佳人才子，在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中，时而轻舒玉臂，持鳌赏菊，其舌润目染，尽是珍馐美色且从容品味；时而轻启朱唇，低歌曼吟，而雅辞妙句，则如英华缤纷已文香四溢，区区之我实是心向之而神往之，其雅，极矣，尽矣。

    所以，看到贵族两个字，不好意思，区区之我的眼睛是要发亮的，况且是“最后的贵族”。最后贵族女士写道：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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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写得真好，雅致的东西得先讲气氛，比如，据说英国绅士的香蕉正宗吃法就是有这个味的，正襟危坐地让侍者将香蕉放入盘中上桌，而绅士则用刀先切去香蕉的两头，然后呢，再横着切去香蕉皮，一小段一小段地从容而温文尔雅地品尝香蕉的美味。

    惭愧，因为我本人也不过是看到过这样的白纸黑字而已。而这位女士作者呢，毕竟是名门之后对这些烘托气氛的铺垫想必是精熟的，虽然张伯驹老先生的诗还没见着，可书香已然飘来，然后呢：

    我说：“你和这些人同台演戏，一定很轰动吧？”

    “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张伯驹那张不易呈现喜怒哀乐的脸，流露出兴奋之色。时隔数十载的一场戏，说起来有如品嚼刚刚上市的时新小菜一样，鲜美无比。演出后，章士钊特作打油诗云：

    “坐在头排看空城，不知守城是何人。”，这两句玩笑诗连同那晚演出的盛况，令张伯驹陶醉了一辈子。

    他自己亦做诗为记：

    羽扇纶巾饰卧龙，
    帐前四将镇威风，
    惊人一曲空城计，
    直到高天尺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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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是我孤陋寡闻，我没见到对这首诗的评论，不过，当我看到这首诗，我都觉得没明白，第一句：“羽扇纶巾饰卧龙”其实是句废话，哦，不对，这句话本身可以说是没错的（还有另一说，因为苏东坡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墙橹灰飞烟灭”之前是“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因此顺着下来，羽扇纶巾应当是指周瑜，不过现在很多人都认为是诸葛亮），可在仅仅二十八个字里特地用四分之一篇幅写他人已经很清楚的事，这能叫诗吗？特别是中国这特有的绝句形式诗。如果仅仅凭这诗而没有书作者的如此铺垫，谁能体会到这个“报纸登出戏码来，便轰动了。演出可谓极一时之盛”的盛况？

    想来，很多人没注意，或许是被书作者的气氛铺垫吸引住了，以致于真正的主角都忘了，可惜，因为区区之我倒的确不是什么诗书传家的，可自己还是胡乱翻过几本诗书，目的不过是想显示自己也是文化人，比如18岁时就涂鸦过：柳月共映双泉，心事独付瑶琴。散入东风花惊起，一声哭断心魂。

    唉，因为毕竟是显示自己也是文化人的，但毕竟不是真正的文化人，这本来是听了《二泉映月》写的，可当时不知道这个“二泉”不是“双泉”而是无锡惠山的“天下第二泉”，而且非诗却也非词，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什么词牌，惭愧。不过17岁时读了一点点屈原也涂鸦过：几腔意愿诗中洒，绝代天歌人间来。芳草暗香何处有，汨罗江畔吊遗迹。

    而现在我看到书作者最后在绝顶的烘云托月功夫后“喷薄而出”的是这样一首诗，假如书作者以为这样的诗能倾倒毛泽东呢，我只能说很遗憾，因为这样的连我都根本是无动于衷，“倾倒”二字，唉，还是免谈吧。

    当然，有位名头很大的人，嗯，公认白话诗的祖师爷－－胡适之先生对毛泽东的诗是很不服气的：

    1959年3月11日，胡适读到大陆出版的毛泽东诗词，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看见大陆上所谓‘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泽东《诗词十九首》，共九叶。真有点肉麻！其中最末一首即是‘全国文人’大捧的‘蝶恋花’词，没有一句通的！抄在这里；

　　游仙，赠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我请赵元任看此词押的舞、虎、雨，如何能与‘有’韵字相押。他也说，湖南韵也无如此通韵法。”（《胡适日记全编》第八册，５６８─５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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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这个厉害，真的厉害，因为赵元任是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上都有词条的，对语言学、音韵学是顶级的权威，比如他就用一个单音写出一篇文章，看看介绍：

    赵元任曾编了一个极“好玩儿”的单音故事，以说明语音和文字的相对独立性。故事名为《施氏食狮史》，通篇只有“shi”一个音，写出来，人人可看懂，但如果只用口说，那就任何人也听不懂了：

    石室诗士施氏，嗜狮，誓食十狮。氏时时适市视狮。十时，适十狮适市。是时，适施氏适市。氏视是十狮，恃矢势，使是十狮逝世。氏拾是十狮尸，适石室。石室湿，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试食十狮尸。食时，始识十狮尸，实十石狮尸。试释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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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古文上还略懂一二，所以应当能列入“人人可看懂”之列，不过这个“懂”是赵元任写的意思我懂，叙述的过程我也懂，而且每一句都是通的，但就是没明白，觉得不通，不通常理，你想啊，这位战斗在诗词战线上的施姓同志是特别爱吃（嗜）狮子肉，而市场上也确实有了十头狮子，施同志当年或许是太早参加工作的所以使用的还是弓箭（矢），可偏偏到准备吃狮子肉（始试食十狮尸）时，施同志才明白自己是射死了十头石狮子。

    第一，赵元任先生确实对汉字的音韵非常精通，从而能够仅仅使用一个单音就敷演成篇，但第二，从常理而言，真狮子和石狮子实在是无法混淆的。

    在蛮有年头之前的年代里，有位评弹名家余红仙以评弹方式唱过这首《蝶恋花》，我听其中的“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后，曾对此一句写过感想：

    柔若游丝，却缕缕不绝，绵绵不尽，如丝丝暮雨，心身俱透却情无可遣，而唯以泪泻。然泪眼迷朦，已无相顾之期；但独立苍茫，斯人则与谁为其归兮！想其情已盈天地而不散，后生小子如区区之我今以得闻，心为之碎，而情始然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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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之先生是白话诗的创始人，这是无需争辩的，那么看看他的旧体诗如何，

    隐处西楼已半春，
    绸缪未许有情人。
    非关木石无思意，
    为恐东厢泼醋瓶。

    说明一下，由于此诗涉及胡适之先生个人历史，因此本人对此评论是不合适的，这里的引用仅仅涉及诗本身的文学性。老实说，我是不佩服胡适之先生在这首诗里文学水平的，这里摘引我本人的仿七律诗：

    自在芳菲轻似梦，
    粉妆妖娆艳黄昏。
    浅浅有笑星灿灿，
    盈盈无语月溶溶。
    多情怯怯因心碎，
    寸心柔柔为情重。
    细雨踏歌花间道，
    断续只为忆纤红。

    这里得说明一下为什么是“仿”，律诗本来是有“律”，主要是诗句的声调即“平仄”还有押韵，对仗不仅是“天对地，风对雨”，而且是要上和下这两句在朗读时具有声调音韵的和谐。可是，如“平水韵”，其读音已未必与现在相符，就是最后贵族女士引用康同璧的诗（我是支那第一人）中，尘、巡、人这三个字是要押韵的，可是“巡”和“尘”、“人”在现代的拼音中并非是相同韵母，但在《平水韵》中却都在其中的“十一真”这一韵里。平仄中的“仄”是有“入声”的，可现代拼音中无“入声”。况且本人并非是有什么师传的，故曰仿。

    至于区区之我的“诗”和胡适之先生的诗一起列出，实在是没有高攀的意思，甚至，正因为我写过这样的“仿诗”，所以我实在无法对胡适之先生这样的旧体诗有什么敬仰。不过，这里不涉及胡适之先生的学术地位，哦，抱歉，不过如果是谈论胡适之先生在中国禅宗史上的学术观点，首先，是他发现了神会，这是胡适之先生的学术功绩，可他以此断定《坛经》作者是神会而非慧能，这却仅仅是他的固执己见了。

    当然，既然是最后的贵族女士自然还是有些门道来显示自己高雅修养的：

    一个冬日的夜里，我住在康家。恶梦把我惊醒，开了床头灯看表，已是半夜三点多了。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细听，那仙乐是一首小提琴独奏曲。再细听，那声音是从罗仪凤的卧室传出。顿时，我睡意全消。月亮穿过窗帏，投下寒冷的光波。我躺在狭小的床上，忘记了外面的疯狂世界。“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尽管自己知道此时此刻，是绝对不该叨扰她的。但我难以克制涌动的心潮，不由得推开了通向她卧室的小门——
　　
     罗仪凤见我光脚散发，立在她的床头，惊恐不已。原本就没有血色的脸，刹时变的灰白，灰白。她的双手下意识地抱住一个有整块青砖大小的东西。那东西在月光映射下，闪动着金属的光泽。我想，美妙的音乐该是从这里流淌、蔓延开来。恰恰在这个时侯，小提琴旋律戛然而止，从“砖头”里传出的是英语。
　　
     我问：“罗姨，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一种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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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想来是最后贵族女士的生花妙笔如此打动人，两个杰出的音乐爱好者是力透纸背，又跃然而出，因此，人们都忘了，两位听的是什么？是短波收音机，唉，一想到用短波听小提琴独奏曲（哦，她父亲收藏了很多杜工部的版本，看来是真的，因为她写出“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是特别的流畅），我可以肯定最后贵族女士不懂音响，就是到今天，如果使用短波都无法去除其中的干扰噪音，就算是还能达到高保真的调频广播如果在接受状况不好的场合其噪音都让人烦。用短波听这个高雅的小提琴独奏曲，居然还是“一片寂静中，仿佛觉得有仙乐从天上飘来”，这个心理降噪能力，佩服，不得不由衷的佩服。

    其实，我是真觉得这两位是有福不会享，在那个年代是有高保真音响的－－电唱机和黑胶大碟，只不过国内倒没有动圈什么的，而是低档压电唱头和薄膜唱片，但实际是进入21世纪，美英等天价而顶级（Hi－end）音响器材中仍然有电唱机，我看到过进入美国顶级器材榜的电唱机标价是75000美元，我至今仍然怀疑是不是多印了个0，要知道奥迪轿车在美国大约是6万美金。

    设想一下，如果真的是音乐爱好者，况且进口皮鞋都能堆如小山了，那么不说天价但标准的高保真音响器材对罗仪凤来说应当不是难事。可是，看到用短波听小提琴独奏曲，唉，用一句有些流行的话，我拿什么拯救你？最后的贵族。

    记得有位历史学家，是东方一所大学的教授：

    历史需要想象

　　□您刚才提到这本书的史料价值，相信读过这本书的人都会因为书中大量翔实的细节描写而获得一种现场感，但是也有人会怀疑，该女士能否将几十年前的事情回忆得分毫不差，它的真实性究竟如何？

　　教授：从史学家的专业角度来讲，情节越具体，它的可信度越低，这也是我们做史料分辨的基本标准。从这点而言，我们可以怀疑这个场景是否是真实的场景，凭什么你能给人物的话打上双引号，你有录音吗？这种看法背后都有一种历史观支撑的。但是我可能持着另外一种历史观，历史是需要想象、需要重构的，当然这种想象和重构，不是像后现代史学家海登.怀特一样，把历史看作一个文本，可以凭空去建构它。我说的这种想象，是建立在历史上可能有、曾经有这样一种基础之上，这种想象符合已有的史料，符合我们对历史的一般理解。这是司马迁的传统，是《史记》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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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历史学的专业人士，不过呢，要显示自己是文化人嘛，二十四史确实是卷轶浩繁，同时也太贵，可史记呢，如果去除那些什么“年表第几”的，也就50万字，所以乘着折价就拥有了《史记》，偶尔也翻翻，这不就翻到老子什么的列传第几了嘛：

   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
    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

    ......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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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这些“或曰”应当是有某人（或）说过（曰）的，可按照教授说法，难不成原来这些个“或曰”是司马迁为了多写几个字能多些稿费而自己想象的？我还翻过一本《老子直解》，前言里有：

    由此引发以后“朦胧的老子”（英国李约瑟语）的说法。

    这“朦胧”首先是老子其人的“朦胧”，所以......也只能考其大概，证其有限，最终结果也只能像《史记》作者那样，一般认为：老子，陈国（后为楚灭）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曾担任过周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或字伯阳，谥曰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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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来是这些人对音响不熟悉，比如，英国有个音响的世界名牌Tannoy，由于它还是公共广播器材制造商，所以牛津简明辞典（即COD）和科林斯简明辞典都有Tannoy的词条，而牛津高阶也收录了，香港翻译成双解时，不知道它已经在中港台的音响界有了习惯译名：天朗，他们自己音译为坦诺，而《英汉大辞典》也根据英国辞典收录了，音译为：坦诺伊。这倒不是笑话他们，而是说，这些专家实际是英语专业的真正行家，可是对这些倒并非了解，牛津简明辞典对Tannoy的词源解释索性就是：orig. uncert(ain)。

    而恰巧我曾经对音响有过兴趣，以致于现在还保存着一堆的中港台音响杂志，因此对最后贵族女士用短波听小提琴独奏曲就感觉太刺眼，估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不清楚什么是“杜比降噪”了，可所有进口的古典音乐磁带（如RCA，EMI，CBS）都是“杜比降噪”的。

    记得曾经在EMAIL中写道：

    以区区的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她大概也感觉到了，所以烘云托月后，也只能偶尔露出一点他们的“真才实学”，因此张伯驹的诗是在大量的背景铺垫中悄然出场，有如昔日皇帝微服私访一般，可是这样的皇帝一离开龙椅，却只有店小二的“气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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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最后贵族女士的“回忆”：

    “你现在除了参加一些会议以外，还做些什么呢？”
   
    “唉”父亲长叹，道：“反右以后，偶遇周恩来。他建议我写点回忆录或搞点黑格尔哲学的翻译。后来，我读到全国政协文史资料上刊载张文白（张治中的字）的一篇东西。在他笔下，叙述长沙大火一事，我数了数，不足二百字。把这样的回忆文章留给后代，还不如不写。关于翻译黑格尔，我过去是一直是有这个志向的。所以每逢出国，必购其书。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现在虽有时间，却怎么也翻译不下去了。”
   
    “是不是缺乏相关资料？”
   
    “不，老储，还是我刚才说的心境问题。这个反右，叫我丧失了做研究工作必备的心境。我现在只能读读老杜。杜诗的版本我已收集四十多种。看来，‘少读李白，老吟杜甫’很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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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了，是这样吗？看看对其父的介绍：

    1922年，省长许世英以安徽省公费送我父亲赴德留学。他在柏林大学哲学系攻读黑格尔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

    我父亲在柏林大学的四年，系统地研习了马克思主义原著和充满辩证精神的黑格尔哲学。因而，他有着建立在丰厚社会科学知识基础上的理论坚定性和崇尚真理的革命意志。这一切，为其后来无条件献身社会、追求进步奠定了政治思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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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本人正因为不是书香门弟，或许就有些自卑，或许就总想体现些文化人的样子，二十四史太贵，可贺麟翻译的黑格尔就挑了一二本装书架的，不过偶尔也是翻过的，倒也能讲个黑格尔的什么“绝对精神”的哲学词汇，甚至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咱也是见过书的。

    看到“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记得我没翻到过这样的内容啊，所以特地是好好查查，结果在贺麟翻译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的《译后记》找到一些：

    这个译本是根据格洛克纳（Hermann Glockner）为了纪念黑格尔逝世一百周年在一九二八年重新刊行的德文本“黑格尔全集”（以后简称格洛克纳本）第十七卷译出的。而格洛克纳本又是根据米希勒本重印的。米希勒（Karl Ludwig Michelet）本是整理黑格尔对哲学史的三种演讲手稿和提纲，以及三种学生笔记编纂而成，在一八三三年出版，其第一卷亦即德文本“黑格尔全集”第一版第十三卷，以后简称米希勒第一版本。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黑格尔“哲学史”的英译本，英译者霍尔丹（．．ES Haldane），一八九二年出版。而霍尔丹的英译本乃是根据米希勒改订的一八四○年出版的德文本第二版译成的。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米希勒第二版德文本原本。......

　　此外我们还参考了荷夫麦斯特（Johannes Hofemeister）于一九四○年出版的根据原始材料完全重新编排的黑格尔“哲学史”第一卷。荷夫麦斯特本除分别印出了黑格尔在海得堡时期和柏林时期的手稿（主要是导言部分）与提纲外，又广泛搜集了各国图书馆所收藏的黑格尔“哲学史”学生笔记共十二种。......不过荷夫麦斯特只是供给深入参考研究的原料，不能作为翻译的底本。而且直到现在，我们也只看到第一册，讲完东方哲学为止。

　　由于我们参考了并酌量采用了英译本和荷夫麦斯特本的材料来充实并校正了格洛克纳本，因此可以说，这个中文译本的内容，比德文第一版本和第二版英译本都更要丰富些。

　　黑格尔“哲学史”的翻译工作是由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组织的。本书中导言甲、乙两部分是由贺麟译出，丙部分由王太庆译出。东方哲学是由王维诚从英文译本译出，又经王太庆根据德文本整理，贺麟根据荷夫麦斯特本增补的。希腊哲学中导言、七贤、伊奥尼亚哲学及毕泰戈拉派哲学是王太庆翻译或整理别的同志的译稿而成。爱利亚学派及留基波和德谟克里特是贺麟译出，赫拉克利特及恩培多克勒是杨祖陶译出，阿那克萨戈拉哲学是方书春译出。全书均经宗白华及方书春根据德文本校阅一遍。贺麟与王太庆除校阅了其他同志译稿外，并负最后编排整理的责任。依照德文第一版标出原版页数于书边上，以及编制重要人名地名索引，皆是王太庆的工作。在本书中我们力求名词统一，其中有少数名词含义较丰，在不同的地方用不同的中文名词翻译，也是经过集体商讨的。此外汤用彤同志曾阅读过东方哲学部分的译稿，冯友兰同志曾阅读过中国哲学部分的译稿，陈修斋同志曾阅读过哲学史导言部分的译稿，苗力田同志曾阅读过大部分译稿，他们都曾经提过有益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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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第四卷的《译后记》：

    全部译稿，于1966年交稿前，我们曾互相校阅过。王太庆并于1977年付印前将全稿再校了一遍。对其中许多疑难之处，由贺麟和商务印书馆编辑部陈兆福同志多次商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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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看贺麟在《小逻辑》的《新版序言》（1980.1)中的话：

    这次新版对译文作了全面的修订，依据的版本除格罗克纳和拉松的德文本外，并参考瓦拉士的英译本，还对照了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所编《黑格尔著作集》二十卷本第八卷《小逻辑》（197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的1970年版和格罗克纳本只在个别词句上略有出入，有的地方增加了编者注。我这次修订也采纳了该书的几条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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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这里的摘引很长，但是在看过贺麟这些《序言》、《译后记》后是不是会觉得“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有些问题？

    首先，这里的德文书究竟是谁的德文书，如果是指黑格尔著作的德文书，那么看看黑格尔全集的版本源流，格洛克纳本是研究黑格尔的首选本，1928年重新刊行，而到莫尔登豪尔和米歇尔所编《黑格尔著作集》二十卷本出版（1970）时，最后贵族之父已在1969年5月17日逝世。那么，其父“每逢出国，必购其书”的德文书究竟是什么德文书。像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如此规模的全集是没有什么出版社敢随便出版的。而其父从20年代到50年代的30年中有过黑格尔的研究经历吗？不知道。可黑格尔恰恰又是哲学史上著名的百科全书式哲学家，黑格尔那庞大的包罗万象式哲学体系甚至使人望而生畏，看看贺鳞写出名字的这些人，今天都未必排得出如此豪华的翻译阵容。

    想来虽然是最后贵族，但或许并没有读过多少中译版的名著，其实找几本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看看，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其译者引言说明是使用了洛布古典丛书和牛津的两种希腊原文版并参照了七种英译本，

    对于如贺鳞以及翻译巴尔扎克和《约翰·克利斯多夫》的傅雷等大家，我本人只能对他们表示我应有的敬意。而看到最后贵族女士的“贺麟来我这里看到这些德文书，都羡慕得很哪！”，我都奇怪了，莫非贺鳞费了那么大精力其实是白费功夫，连黑格尔的德文书还没全乎呢。

    写到这里，想起一位名门望族地大家闺秀了－－杨绛。据她自己亲自介绍：

    决定请她重译《堂吉诃德》，并告诉她从哪种文字转译都可以。当时她找了5种最有名望的英法文译本细细对比。

　　“5种译本各有所长和不足，很难确定用哪一个更好。我觉得任何译本都不能代表原作，要求对原作忠实，只能从原文翻译”。已掌握两门外语的杨绛先生为译好《堂吉诃德》，毅然决定再学西班牙语。

    “1960年3月，我读毕《西班牙文入门》后，便开始阅读拉美的西班牙文小说。由浅入深，渐渐能读懂比较艰深的文章了。”这时，杨绛先生选择了西班牙皇家学院院士马林编注的最具权威性的《堂吉诃德》版本开始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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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真相如何旁人是无法考证的。可是我看过几位翻译家的翻译说明，比如，帕斯卡的《思想录》，我手头是何兆武先生的译本，在《有关版本和译文的一些说明》中说明了翻译的底本是布伦士维格原文本，但该版本同样有错误，因此还参考了谢瓦里埃原文本，同时：“在翻译过程中参考过特罗特（W. Trotter）的英译本,部分地参考过黑塞（H. Hesse）的德译本。”。

    如果把这些翻译家的序言和杨绛的自我介绍对照起来，那这些翻译家的语言能力就值得怀疑了。杨绛是现学现用，现炒现卖以致于立杆见影地就准确翻译了世界名著，而这些贺鳞什么的看着原文还糊涂，还要参考其他译本却还怕错，唉，这个语言能力真是不能比。

    而一谈起杨绛那自然就有钱钟书先生了。本来，在读钱老的著作之前，我确实是很佩服钱钟书的，直到近日我还见到有人撰文称：

    钱先生和陈先生一样，也是学贯中西博通今古，也是淡泊名利不事张扬。他的《管锥编》、《谈艺录》，也没多少人看得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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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我也是承认看不懂的，在读这些著作之前如此。后来，我还是怕我文化不够，所以就挑了《谈艺录读本》，因为这是由周振甫先生选编的《谈艺录》读本，怕常人不能理解而进行学习辅导式地解释。我也从《谈艺录》读本中挑几个看看：

（四）论注诗要识作者手眼

    （黄庭坚）《题落星寺》第三首：“小雨藏山客坐久。”青神注引《庄子》：“藏山于泽。”按仅标来历，未识手眼。胜处在雨之能藏，而不在山之可藏。贾浪仙《晚晴见终南诸峰》云：“半旬藏雨里，今日到窗中”，庶可以注矣。坐久者，待雨晴而山得见；山谷《胜业寺悦堂》诗所谓：“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是也。韩致尧《丙寅二月二十三日抚州如归馆作》云：“好花虚谢雨藏春”，元遗山《晴景图》云：“藏山只道云烟好”，用“藏”字亦可参观。

    这一则讲注解诗要识得作者的手眼即技巧。如黄庭坚诗：“小雨藏山客坐久。”要注意这个“藏”字。这里说成“雨藏山”，贾岛说成山（西南诸峰）“藏雨”，即山藏于雨里，在诗里可说“藏雨里”。用“雨藏山”，好像雨是有知，可以藏物，是拟人化。说“藏雨里”，好像山是有知，山藏于雨中了。再说“今日到窗中”，即出到窗中，和“峰来献状”，把山或峰说成是有知的，也是拟人化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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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原来我是知道成语“博大精深”的，现在才知道，其实，博大精深是可以拆开用的，就是博大是博大，精深是精深，两者不相干。如果论博大，以钱钟书的这段话，嗯，“庶可以注矣”。其实，我是要说惭愧的，因为没有钱钟书写出这些诗句前，我都没读过，不过，钱钟书的意思还是一目了然的，简单点说，对“小雨藏山客坐久”，如果引用《庄子》的“藏山于泽”，仅仅是说明了典故出处，但没有指出黄庭坚诗句本身的妙处何在，这妙处在哪儿呢？是在用拟人化手法写当时“雨”把“山”给藏起来了。而“半旬藏雨里，今日到窗中”，也是类似，“庶可以注矣”，大致可以注解了。都是拟人化手法。

    我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看的，可是，照我自己读诗的经验，我是不会把这两句诗放在一起的，先看“半旬藏雨里，今日到窗中”，它是形容有些山林中，在下雨季节，雨水和雾气中，在窗前看山是雾蒙蒙的，仿佛是山藏在雨中或者说是雨藏住山，到雨停而云开雾散之时，会产生一种心理错觉，因为山突然变得非常清晰，因此似乎是山突然来到窗前，作为苦吟诗人“郊寒岛瘦”中的贾岛是把握了这一特征而描绘出来的。

    黄庭坚诗：“小雨藏山客坐久”，确实也是拟人化，但是侧重于小雨有如孩童般顽皮，把山藏起来了，害得客人只能久坐而待雨停上路。

    “小雨藏山客坐久”从诗本身来说是不能用“半旬藏雨里，今日到窗中”来注解的。因为这两句诗给人的意象有着明显差异。而黄庭坚“苦雨已解严，诸峰来献状”和贾岛诗属于一类了，苦雨即久而成灾之雨，苦雨后放晴，给人错觉是山峰来到窗前摆出了pose。

    可是，这几句诗实际都没有多少欣赏价值和意蕴，而苏东坡写过：“苦雨终风也解晴”，再怎么的风风雨雨，可天，总会放晴的。

    再来一个：

    （黄庭坚）《次韵题粹老客亭诗后》：“客亭长短路南北，衮衮行人那得知。惟有相逢即相别，一杯成喜只成悲。”青神注引韦应物诗：“此日相逢非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按仅道末句来历，未明诗旨。《豫章黄先生文集》卷二六《跋胡少汲与刘邦直诗》，引其诗有曰：“梦魂南北昧平生，邂逅相逢意已倾；同是行人更分首，不堪风树作离声”，可以参印。客亭乃旅途暂歇止处，《楞严经》卷一所谓：“比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毕，俶装前途，不遑安住。”亦有素昧平生，忽同投止，虽云萍偶遇，而针芥相亲，如王子渊《四子讲德论》所谓：“非有积素累旧之欢，皆途觏卒遇，而以为亲者。”羊胛易熟，马足难停，各趁前程，无期后会，逢真草草，别愈依依。山谷诗即其意。胡诗似反用唐长孙佐辅《别友人》：“谁道同衾又分手，不如行路本无情。”（３３７—３３８页）

    这一则讲注解要探索诗的意旨，引史容注黄庭坚诗，有“未明诗旨”的。这首诗的末句是“一杯成喜只成悲。”史容注了这句话的出处，这是好的。但这句话包括这首诗的主旨是什么，没有注。再看注引韦应物的诗：“此日相逢非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此日相逢是喜，但此日已非旧日，是悲。这个悲喜的变化，由于此日与旧日的不同。但黄庭坚诗，写本不相识的人，在客亭相会，王勃《滕王阁序》：“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与韦应物诗写客中与旧日友相逢不同，那他的“一杯成喜只成悲”，就与韦应物的所以悲喜是不同的，但又为了什么？没有说，所以“未明诗旨”了。怎样来说明诗旨？钱先生引《楞严经》来说明萍水相逢的相亲，再引王褒《四子讲德论》说明途中猝遇的相亲，这样说明虽本不相亲，却“逢真草草，别愈依依”，即写出客中作别的依依不舍的感情，这样来点出诗旨。又用胡少汲诗来作比照，从中可以说明诗旨。钱先生又指出胡诗反用长孙佐辅诗，长孙佐辅诗认为还不如行路人本来是无情的，胡诗却写离情。这说明注解一首诗，光引字句的出处不够，还要注明诗旨，注明诗旨可用有关的诗句或情事作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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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个例子，我很奇怪，如果以记忆力而论，钱钟书实在能让人惊叹不已而自愧不如，可是，如果论理解力，还真不好说。比如这里，钱钟书能够如此轻松地随手写出《楞严经》的内容，可是，《楞严经》用在这里偏偏却这么滑稽而匪夷所思。

    其实，我自己是没有资本讲《楞严经》的，有人说过：“自从一读楞严后，不看人间糟粕书”，我是瞄过几眼，实在不敢说真懂，最多是略知一二，但为什么我敢说钱钟书是匪夷所思呢？因为恰好是我略知一二的地方。

    《楞严经》是从阿难受一个什么魔女诱惑开始的，世尊解救了阿难，问，你为何学佛，阿难答，因为世尊的佛相庄严，得，不能再这样说下去了，打住，世尊说了一句名言：“诸可还者，自然非汝；不汝还者，非汝而谁？”，为什么会引用这句话，因为这句话就可以表明钱钟书的匪夷所思，这个大概意思是，所有能还的，都并非是真正的你，可还是有什么你无处可还的，那就是你，简单点说就是你自己的“妙明真心”（佛心）。

    讲到这里，周振甫说的“钱先生引《楞严经》来说明萍水相逢的相亲”错在哪里应当知道了，那些可还之物（其实，这个“萍水相逢”就是可还之物）犹如旅途中的行客，不是旅店的主人，“自然非汝”，所以《楞严经》这段话根本就没有“萍水相逢而相亲”的意思。唉，我自己这样码字都觉得累。摘引一段佛教正规的通俗解释：

    这段应当仔细认清。在我们的思想中，从幼到老，从早到晚，千变万化，无时或休的妄想，都是客人。而主人却是永远不动的坐在那里观看那些川流不息的客人。试冷静的观察一下，在我们的心中，谁是主人谁是客？就可以明白什麽是妙明真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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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钱钟书自己的意思，他认为黄庭坚诗是特地表现了本不相识之人在旅途中的“邂逅相逢意已倾”，就是“素昧平生”而“一见倾心”。唉，黄庭坚前面的“衮衮行人那得知”，意思就是路上这么多行客你们哪知道啊，怎么还没转身就和什么行客是“素昧平生”地“一见倾心”呢？

    黄庭坚的描述是，虽然有客舍有路，还有这么多行客，但举目无亲无故无友却要长途跋涉，所以见到有相识的才会如此亲热，可短暂的聚会后却是各奔东西而漫长的别离，因此才会在举杯时喜悦是转瞬即逝而成悲了。

    黄庭坚的诗是不能因为有人写了“邂逅相逢意已倾”就成了“萍水相逢的相亲”，那是别人写的，不是黄庭坚写的啊。

    钱钟书很奇怪的是，或许他的记忆力实在惊人，因此他会把只要相似的就联系起来，然后告诉你，这些是相同的。

    再摘引一段评论李商隐《锦瑟》诗的：

    “日暖玉生烟”与“月明珠有泪”，此物此志，言不同常玉之冷、常珠之凝。喻诗虽琢磨光致，而须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于雕绘汩性灵、工巧伤气韵之作。匹似挦撦义山之“西昆体”，非不珠圆玉润，而有体无情，藻丰气索，泪枯烟灭矣。珠泪玉烟，亦正诗风之“事物当对”也。

    第七段讲五六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用形象来显示诗的风格或境界，好比司空图的《诗品》，通过各种形象描写来显示各种不同的风格。参见《谈艺录》４７页，讲“品目词翰，每铺陈拟象，大类司空表圣作《诗品》然。”又如杜甫《戏为六绝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用“翡翠兰苕上”来表示一种秀丽的风格，用“鲸鱼碧海中”来表示一种雄奇的风格。用“珠有泪”来表明自己的诗“虽凝珠圆，仍含泪热”；用“玉生烟”来表明自己的诗虽如玉润，尚有蓬勃生气。说明自己的诗像珠圆玉润那样光润而富有生气，不像后来的西昆体诗虽富丽而缺少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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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如此大段大段地摘引。不过我本意是想避免断章取义。李商隐《锦瑟》诗，向来是诗家难解之谜，区区之我不想也不敢强作解人。可是，看到钱钟书的意思是，这两句诗是李商隐正告未来的后辈小子（如宋初西昆体诗人），我李商隐的诗是货真价实的南海明珠、蓝田美玉，且“珠圆玉润”，虽然你们想仿冒卖高价，但不仅“珠不圆玉不润”，而且还没有我李商隐“真情流露，生气蓬勃”的防伪标志。结果周振甫先生亲切地总结性陈述道：

    “对“珠泪”“玉烟”，既结合司空图《诗品》，又结合杜甫的论诗来说，还结合外人称道海涅及歌德的作品来说，“谋野乞邻，可助张目而结同心”。这样来作鉴赏，可以破千古之惑，探作者之心，对《锦瑟》诗的解释，作出定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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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对自我感觉如此良好的人，还是别破坏他们的感觉吧。

    我本人读了钱钟书的这一类后，就实在没有兴趣敬仰了，不过有人是不同的：

    据为《管锥编》和《谈艺录》查对材料的同志们告诉我，该书征引书籍多 达2000余种，还不包括许多现在中国无处找到原文的西洋典籍在内，引文几乎没有什么错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我有幸熟识他的好几位清华同学，都是当代中国的一时之选，对钱先生的才气都是交口称誉无异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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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确实如此，可也就是“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了，从前面的几个例子就能看出钱钟书所谓的学术研究，根本不是在系统性研究，而只不过是今天黑格尔，明天就巴尔扎克了，一想起什么，就在这《管锥编》和《谈艺录》里写上那么一段，然后就黄庭坚了，后天呢，可能就《楞严经》了。上面那位同志特地指明“征引书籍多达2000余种”，估计是自己没有做过正规的学术研究，这2000余种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文学很多学科的经典（记得钱钟书自己说过，西方的大经大典基本都看过了），可这世界上就没人能够在如此广泛的学科上进行学术研究的，而如此做的人，恐怕只能说他是在了解学术或者说是在欣赏学术了。

    记得有过什么钱某人是不屑去牛津的说法，其实从他这个《管锥编》和《谈艺录》的写法上看，实际是钱钟书他不敢去牛津，唉，讲穿了，很简单，比如，真正的佛教徒恐怕是不会琢磨这个《谈艺录》的，所以在《谈艺录》上讲《楞严经》就是周振甫先生都被蒙了，就是说，讲《楞严经》的不讲黄庭坚，讲黄庭坚的不讲《楞严经》（不过历史上的黄庭坚和禅宗是有关的，还留下个“汝闻木樨香乎”的公案），可是，假如有位佛教徒来讨教《楞严经》，钱钟书如果不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恐怕就要落荒而逃了。

    所以，钱钟书真的去牛津，2000多种看看挺多，倒是能把人吓住，可是真摊到一门具体的学科上，其实也就那么几本的。在我们这里，他从巴尔扎克上可以讲到《吕氏春秋》，可在真正的巴尔扎克专家面前，他就只能讲《吕氏春秋》了，哦，还能讲《华严经》什么的吧。

    不过，我发觉钱先生有时是会“选择性失忆”的。先看看杨绛自己的说法（这是杨绛的《记钱钟书与围城》里的，而且杨绛声明：钱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

    一九五七年春，“大鸣大放”正值高潮，他的《宋诗选注》刚脱稿，因父病到湖北省亲，路上写了《赴鄂道中》五首绝句，现在引录三首：“晨书冥写细评论，诗律伤严敢市恩。碧海掣鲸闲此手，祗教疏凿别清浑。”......(后两首省略）。后两首寄寓他对当时情形的感受，前一首专指《宋诗选注》而说，点化杜甫和元好问的名句（“或看翡翠兰苕上，未掣鲸鱼碧海中”；“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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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杨绛真会说笑话，有资格点化杜甫名句的人就从来没出生过。估计杨绛是这样想的，杜甫自己不是说“未掣鲸鱼碧海中”吗？可我先生钱钟书不仅“碧海掣鲸”了而且是“闲此手”地双手都空闲着在碧海里就“掣鲸”了，厉害吧？你看西游记里的孙悟空都离不开那根金箍棒呢。

    不过，钱钟书本人是很看重《宋诗选注》的。宋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些尴尬，宋人自己是很看重诗的，比如，陆游的《剑南诗稿》就有近万首诗，可是，差不多有五万首的全唐诗在前面呢，绕，绕不过去，跃，跃不过去。说句玩笑话，李白有过“飞流直下三千尺”，总不能用“飞流直下六千尺”跃过李白吧。

    而词，虽然是诗之余，可这是新的文学形式，犹如未开垦的处女地，各路人马可以大显身手。婉约派自可“绿肥红瘦”地伤感，而豪放派更能“大江东去”地高歌。

    所以，宋诗一直没有一个如同《唐诗三百首》的选本，开句玩笑，不是因为好的太多，而是中不溜的多，选谁呢？

    现在可以看钱钟书的这首诗了，如果用通常话说就是，我钱钟书日夜勤奋工作，敢于打破诗歌的清规戒律，为什么呢，因为我有“碧海掣鲸闲此手”地驾驭宋朝三百年诗歌发展全局的能力，就把宋诗的好坏高下，有如泾渭分明般地分得清清楚楚了。

    不过，钱钟书毕竟是钱钟书，毕竟是名门望族出身的，说话当然不能像我这么个大老粗一样，所以，钱钟书在《宋诗选注》脱稿后为表达这样的意思就使用了很有修养的二十八字。

    这是1957年的事，而到1988年，钱钟书就变了，再版的《宋诗选注》里，钱钟书开始亲自说：“这部选本不很好；由于种种原因，我以为可以选的诗往往不能选进去，而我以为不必选的诗倒选进去了。”，同时，有个注：“最近看到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台湾：一九八四年），二○至二一页评及《宋诗选注》，对选目很不满意，并认为迎合风气，却说：‘注确实写得不错。’”。

    我看了，咦，真是奇了怪兮不解也，隔了三十年钱钟书突然想起当年不是“碧海掣鲸闲此手”地把宋诗给泾渭分明般分清楚了，却是“由于种种原因”，可选的没选，不可选的却选了。但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当时的“碧海掣鲸闲此手”啊，所以，想来，“钱先生的记忆力真是不可思议”，确实如此，因为不仅想记就记住了，而想忘呢，同样，就记不住了，这个“选择性失忆”真是不可思议。

    曾经是由杨绛白纸黑字的“钱钟书是牛津副博士”说法，是在学术界里热闹过的，以致于在钱老逝世后，新华社发的电讯里，也只是称：“获B.Litt.（Oxon）学位”而没给出学位中文译名。

    嗯，估计这些人的英文实在太好，所以从来不查英文辞典，可美国英语辞典的骄傲－－《韦氏三版》，当然包括牛津简明辞典，等等，等等，以致于国内一本1982年出版的《袖珍英汉新词典》（收词仅三万），全部而唯一的解释就是：文学士，引用《英汉大辞典》的词条解释：

    B.Litt.：abbr.（拉）Baccalaureus Litterarum 文学士（＝Bachelor of Letters 或Bachelor of Literature）

    至于相应的硕士、博士，则用M和D替换B即可。

    要知道，《英汉大辞典》在前言里向“关怀和提携编写组的老一辈专家”感谢的第一位就是钱钟书，要知道，这个副博士是在杨绛《记钱锺书与围城》里出现的，而杨绛声明：钱钟书读后也承认没有失真。

    唉，厉害，果然厉害，真的厉害，B.Litt.这么一个从出现起就根本没有第二种意思的缩写词，被杨绛先生如此轻松地就让B.Litt.有了副博士的意思：“1935年考取英庚款到英国牛津留学，1937年得副博士（B.Litt.）学位。”

    而这么简短的一句话，居然就真的让中国正儿八经学术界的一些人忙活了十五年，以致于官方的新华社都没使用中文译名，十五年后，杨绛她老人家突然就亲自地“拨乱反正”了：“杨绛先生坦然而又坚决地纠正说：‘不是副博士，是学士学位。’”。

    我一向无意于揣测什么人的什么阴暗心理动机，可对钱钟书和杨绛的动机，倒真希望有什么心理学家给我们解解疑，除除惑的。

    自从《诗经》分出风、雅、颂（颂似乎总有拍马之嫌），风雅似乎就成了上流的防伪标志，比如最后贵族女士找出一位张伯驹先生，而且据说是“颇有纳兰之风”，记得还有一位世家公子，据说是十七岁习作就已经被认为有李白之风，嗯，还有一位东方名校的教授，其实已经在英语界奠定了大腕地位，可还是想打回诗界去，所以亲自说是曾经其师长认为他“偶有‘义山风韵’”的，唉，何必呢？如李白、李商隐和纳兰性德这样的大诗人其实是无法学的。

    一个大诗人的产生是需要时代、社会、环境、和个人遭遇、气质，才力等等综合因素的。虽然，李杜并称，可李白写不出杜甫的“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而杜甫同样写不出李白的“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嵩人”。同样，苏辛并称，可辛弃疾未必写得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而苏东坡也未必写得出“待他年整顿，乾坤事了，为先生寿。”。哦，其实，苏东坡也写过：“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嗯，这实际也是“整顿乾坤”的意思，不过，接下去，苏东坡写到：“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这就和辛弃疾不同了：“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火扬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虽然，很多人都想风雅得能随手写出好诗来，可是，估计很多人不知道，当南唐后主李煜写出：“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后，我们现在很多人只是因为这是名句才背诵的，可是，李煜写出这样的句子实在是用自己全部血泪写的，辛弃疾写出：“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今天又有几人能真正体会他壮志未酬的悲愤，当辛弃疾写下：“醉里且贪欢笑，要愁哪得功夫”，请问，你真的体会吗？

    李商隐写过：“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很多人知道，嗯，很优美，可是，李商隐一生遭遇，按照周汝昌先生的说法是：“有难言之痛，至苦之情，郁结中怀，发为诗句，幽伤要眇，往复低徊，感染于人者至深。”，这种遭遇我怕你未必消受得了。在书斋里优哉优哉地写出什么义山风韵的诗，这本身就是对李商隐的嘲弄，唉，自己已经是英语界的大腕了，又何必附庸风雅地嘲弄那已经长眠千年的诗人呢？据教授自己文章称：“幼时先君命诵唐诗，课督甚严”，有这样的底子，我本人其实是没资格说什么的，因为我只不过是我自己胡乱读的古诗，不过呢，经历了一些事，记得自己写过：“消却风雨旧迹，且放怀，悲歌休吟，但记取昔年残梦，款款慰飘零。”，本来，我读李商隐也是因为很优美，可经历一些事后，我才明白，如果仅仅是优美，那真是糟蹋了李商隐，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人能在“难言之痛，至苦之情”后，依然吟出“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甚至不敢用什么典雅来形容它，我只能用自己的心聆听。

    或许这风雅实在是太迷人，记得看过对某公的报道：其字联“诚信传家经风雨，廉洁为人冶新人”是“巧妙地把堂兄的名字融入其间，自然多了一番意境。”，唉，想必记者是见过大世面的，所以是一目了然就看出某公那超出常人的“意境”，可话说回来，把名字融入其间的什么字联，倒确实是不多见，但似乎不是因为前人不知道这个什么意境，而是前人早就知道这是一种文字技巧而已，这点，我自己就可以作证，我把人名融入诗里的好歹也有几首了，当然，我是小人物，自然不会有什么记者这么不开眼，称赞区区之我这样的“诗”是“自然多了一番意境”。

    记得我自己曾经用“中秋佳节，温馨浪漫”和“花好月圆，温馨浪漫”嵌入中秋祝贺的：

    中 庭 烛 照 酒 色 温，
    秋 园 叶 摇 茶 气 馨。
    佳 月 已 浴 千 千 浪，
    节 节 推 涌 情 思 漫。

    花 庭 菊 润 醇 酒 温，
    好 山 枫 染 林 气 馨。
    月 拥 碧 水 翻 轻 浪，
    圆 影 摇 曳 纤 纤 漫。

    这恐怕是不管用什么短斤缺两的秤，都比某公的字联有份量。

    记得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是苦出身，不过我读过他见到一个阉猪的（就是制造猪太监的）而“联兴大发”写的对联：“双手劈开生死路，一刀割断是非根。”，对仗工整，简洁有力，明白如话，还透着些许幽默。

    想来，这草莽皇帝都能写出对联，那上流人就争先恐后、前赴后继地一马当先走在风雅的田野上了，嗯，好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