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催化国人民主、建树独立人格的努力

　　列宁有过一个表述：在社会主义下，矛盾存在着，对抗消失了。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内部、人民内部生态当是“和谐的批评、批评的和谐”。

　　毛泽东精熟于矛盾的辩证法。在他著名的《矛盾论》中，他象列宁那样，详尽地论述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想中的普遍存在的矛盾。在此基础上，他结合实际论述了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而矛盾之所以为事物发展的动力，都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因素互相斗争引起的。

　　在毛泽东辩证法词典上，“批评、斗争”同时也是民主意识的催化剂。尤其在社会主义刚建立，以及建立后的巩固期内，是这样。

　　很多人都认为，在毛泽东的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巩固中，再没有比主张批评斗争、坚持批评斗争，更能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特征。在少年时期，他就自发开始了对残害人民、泯灭人格自尊的封建宗法和封建家长的斗争。青年时期他即发出了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高亢强音……。即使到垂暮之年,他还以咄咄逼人的语调说到:“事实上, 中国人很好斗。”“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毛泽东如此钟情于批评斗争,把它作为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对此问题的研究，不能完全归结为他的独特个性，而主要应从他为了疗救国人中较多存在懦弱、自卑、盲从等毛病，而寻找独特“治世处方”的方法论中去研究，以及从他对世界本质的认识方面去研究。只要人们较多地接触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便可以看到，他确是把斗争看成是维持世界存在的永不熄灭的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唯物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世界的本原是“火”）之火。

　　在现实针对性上，──是毛泽东看到中华民族中一些人的平庸无为、缺乏斗争性的惰性孽根，希望通过正面教育（这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和“积极和谐的批评斗争”，一扫中华大地千百年来的沉闷阴霾空气及祈和畏争心态。他经常声明自己的心和鲁迅的心相通，并号召中国人学习鲁迅的言行。他常要人们“读点鲁迅”；号召人们象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以少有的赞扬和崇敬之词，标扬鲁迅是独立支撑的大树，不是偏倒两旁的小草；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一点奴颜与媚骨……。

　　可以说，在毛泽东和很多共产党人的理论和认识中，斗争是矛盾着的事物的固有属性，是事物发展的动力。由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引发，并据此实行可控制的批评斗争，能磨塑人的品德和意志，增强人们的自立、自主和民主意识。在事物发展的每一阶段上，这种斗争最终都将导致事物的有序和有效性发展，──尽管开始阶段表现为无序、混乱和个别的失控。

　　在毛泽东看来，积极的批评斗争，首次在全民性贯彻中，出现某种不适、局部的混乱、痛苦，甚至出现暂时失败的悲剧，是可能的。从不懂马列、不精通马列到弄懂、弄通马列之间，没有一条笔直坦荡的没有痛苦、没有失败的道路。同理，对正确的批评斗争的科学把握、除了正面的纯理论传输之外，由正确理论指导的批评斗争本身，以及暂时的失败，是更为有效的方法。

　　晚年毛泽东更清楚地看到，一部分人（以文化精英为主）在旧社会因难耐压迫，生存、生命无着和敌我鲜明对垒对抗而激发出来的批评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到了和平时代，在有利可得、生存暂有保障时，可能淡化、减损和嬗变。

　　实践证明，那种被“逼上梁山”的批评斗争、牺牲精神，只要没有在革命斗争中进一步改造上升为自觉的革命精神，它很大程度上不是完全科学正确的革命斗争精神。对极少数人来说，有的极可能是奴性的野性发作，也有的可能是一种个人主义的铤而走险；更多可能是乖巧的投机应势……，这些，随革命节节胜利大潮而发出的引人注目的批评斗争呐喊，在胜利后的和平循利中，极容易减损，极容易嬗变为非理智的形式，极容易恢复归原为固有的奴性；革命战争年代那种斗争形式造成的民众性心理定势，诸如一批二斗三关四杀，这些简单的处理阵线清楚的敌我矛盾的有效形式，有极大可能被顺手拿来处理和平年代错综复杂的矛盾（其中大量是人民内部矛盾）。

　　此外，毛泽东更清楚：作为历史旧文化的衍生物──保守中庸思想和封建处世哲学，同梦魇一样，魇压着人们的头脑，使人们在社会批评斗争面前，更容易失态、变态，而无独立人格，——退出民主阵地。具体表现为：

　　一是：退避、不置可否、不论是非，在斗争的多边形上寻找内切圆的圆心，力图立足圆心，不偏不倚；或在内切圆上滑动。在一些人的心理上，比较深刻的观念是“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好汉不吃眼前亏”，“遇有混浊，则屈其泥而扬其波，逢到晕醉，当餔其糟而歠其酾”；刻骨铭心的是“枪打出头鸟”、“出头椽子先烂”、“送花者香，栽刺者臭(仇)”、“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水必湍之”、“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两斗皆仇，两和皆友”等。这些多如牛毛的“警世恒言”，大都有两面性，有的有较多较大的消极作用。

　　二是：应时附势，随波逐流，凡见欲倒之墙，必积极凑上去尽力推之；凡闻权威声音，就立即热心唱和……。

　　三是：不管是随波逐流去批评斗争，不管是沉默以“明哲保身”，只要遇到挫折，达不到保身利已的目的，马上便叫苦连天，悲观失望，或牢骚满腹，甚至永无休止地唠叨“人心不古，天理不存”“某人不民主、太专断！”“我的错误是被某人‘逼’出来的”等。

　　当然，旧文化观念熏陶下的人也不是没有一点的批评斗争精神，不过这种批评斗争精神──

　　四是：在一切明哲保身、推欲倒之墙和发牢骚都无用──不但无用，甚至祸及自身，无法生存时，这些旧文化观念下的人中的一部分（即不是这些人中的全部，当然也不是极少数），则会一反常态，以一种异常猛烈的态度介入斗争，不惜豁命相拼，甚至铤而走险，进行破坏性反抗。这种批评斗争和反抗，说到底同毛泽东所提倡的共产党人的“积极的批评斗争”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由这种文化变态而激发出来的无序斗争、甚至野蛮，造成某些苦果，不应把它简单地记在“共产党提倡积极批评斗争”的帐上。因为作为现实存在一种旧的观念力量，它不可能不表现；没有人提倡开展积极的批评斗争，它也照样要表现。要使之克服，亦不可能光靠甜蜜的允诺，安详的劝导和温馨的抚慰的。

　　没有多少人比毛泽东更懂得“精神的东西，还要靠精神去摧毁”的道理。

　　那种指望──首先通过学习，在人们从理论上学懂“开展积极批评斗争”的全部内容后，再把人们带上斗争之路──进行完美无缺的斗争，或曰“无批评斗争的和谐”，是一种幼稚幻想。斗争永远是一种客观存在，是永不熄灭的赫拉克利特之火。它不是人造的；也不会有一种突发的“善”的带入，而解决一切社会问题。此外，共产党人的“积极批评斗争”，作为正确理论，它转化为正确实践，其中介始终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而且主要是实践。在人民内部，我们只能构建“斗争的和谐，和谐的斗争”。

　　不过，传统文化的保守中庸部分，──作为精神性的东西，有时，确也是需要一点非理智非规范的批评斗争去冲击的。没有这种冲击，没有“批评斗争”的一次次演示，我们就不可能使认识上升到新的高度。这是一个必经的“涤罪所的历程”，必定是要领灾受劫的──甚至不可能是一点点和一个极短时期。这需要韧性的战斗。

　　悲剧是喜剧的先导。故此，毛泽东从不害怕人们指责他是“讨厌的好斗的亚力司”。他以惊人的胆识，以自身的崇高威望，把斗争之火引出旧文化系统的铁幕，把我们民族的弱点鼓凸出来，把我们一些人的平庸、偏私和懒惰暴露出来，……总之，把问题揭示出来，使之同现代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发生撞击，以期在未来有一个突破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真正打破中国自我封闭、千年沉睡的状态。

　　这正是毛泽东的伟大之处。仍需要重申，尽管昨天的史无前例的冲击，必然以悲剧形式演出第一幕，但它却以喜剧为最终目标，──也实际寓涵着喜剧。社会主义的大戏，未来社会的大戏，是要有这一幕的。这也是毛泽东系统地毁灭包括一切迷信（特别包括对他本人的个人崇拜和迷信）在内的各种旧文化、思想和习惯的战略性步骤之一。

　　明确地说，通过主动冲击，以鼓凸暴露我们民族弱点的必要性在于：这些弱点，似如肌体病毒，它也是一种客观性存在，不以接种疫苗（接种疫苗会有不适和痛苦）而产生免疫抗体的方法来解决，它日后的自然暴发，痛苦和伤害将更大，甚至不可控制。所以，从马克思到列宁，到毛泽东，对此都有这样的看法，或类似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