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韬：从拯救夏威夷看人类社会政治活动

拯救夏威夷的启示录　　

　（马林韬 ）　

一　　

美丽的太平洋岛屿夏威夷不仅是一个风光旖丽、气候宜人的旅游胜地，那里得天独厚的亚热带海洋气候孕育下的丰茂雨林和环海岛礁，还成了一个有着众多动植物种类和海洋生物群的生态自然博物馆。

然而不幸的却是，最近一些年来，夏威夷的生态环境却异乎寻常地发生了一系列灾难性的变化！

先是大量地表带植物群开始枯萎，然后成片地死去了；由于地表植物的大量死亡，当雨季的暴风骤雨直接地冲刷着裸露的地表之时，又造成了那里从来不曾发生过的频繁的泥石流；泥石流挟裹的大量泥沙被冲到了环岛的浅海之后，又导致大量珊瑚礁被淤埋死亡；珊瑚礁本是近海大量海洋浮游生物和各种鱼、虾、贝类栖息、生存和繁衍的重要场所，珊瑚礁的死亡自然就危及了这些生物群的生存，而这些海洋生物又是众多鸟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的食物来源……

如此多米诺骨牌效应一般的生态灾难和危机，已严重地危及了夏威夷岛所有动植物的生存，要是不尽快制止这场突如其来的生态危机，要不了多久，夏威夷岛的美丽就将不复存在，整个岛屿的前景也实在是令人堪忧！

但这一场生态灾难却是怎么发生的呢？造成这一灾难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

为了搞清这一切的根由和原因，一个名叫戴维·杜菲的科学家便一头扎到了雨林里，经过长期艰苦的蹲守观察和认真的分析研究后，他终于发现，原来罪魁祸首竟是近年来在岛上突然大量繁衍开来的一种名叫迈科尼亚的阔叶类植物。迈科尼亚是一外来物种，其植株树干非常高大，枝叶也宽阔肥厚，看上去很是美观，不仅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它的红色果实更是味美甘甜，十分诱人，而且它生长繁衍的能力也非常强盛。正是这种名叫迈科尼亚的外来物种，一旦扎根于气候宜人的夏威夷群岛之后，便很快就以它“强势”的生长扩张力疯狂地挤占和压缩了岛内各种土著植物群的生存空间。迈科尼亚高拔的树干和宽阔肥大的枝叶就像一把把屏蔽的大伞一样，很快就独占并剥夺了其他一些植物赖以生存的“阳光权利”。而首当其冲地成为受害者的就是那些植株较为低矮的地表层植物，由于丧失了正常日照的光合作用，这些植物便开始枯萎，然后成片地死亡了……整个岛上的生态灾难也就这样如同瘟疫一般地蔓延和形成了。

戴维·杜菲的观察还发现，迈科尼亚之所以能够很快就在整个夏威夷岛蔓延生长开来，还得益于它那美丽甘甜的红色果子，正好成为了一种名叫暗绿绣眼鸟最爱吃的食物。暗绿绣眼鸟也是一个外来户。正是这种看上去既美丽又善良的小鸟，却成为了迈科尼亚迅速地四处扩张的“帮凶”。正是暗绿绣眼鸟衔着迈科尼亚的果子到处飞行，当它用喙啄开了果核时，就使得果核内无数的种子可以弹射四散并“飞播”出去了。迈科尼亚的生命力又极强，不仅迅速地到处繁衍开了，甚至很快就反客为主地挤压了其他植物的生存空间。也正是迈科尼亚来到夏威夷后形成的这种一枝独秀、得天独厚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习惯，反而极大地破坏了这里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生物多样性并相适相谐的生态平衡，并最终造成了眼下这场严重生态危机的空前灾难。

但这个迈科尼亚是何方神圣，它又怎样来到夏威夷岛，并成了这里的生态霸主呢？

原来，最终的罪魁祸首还是人。这个迈科尼亚本是生长在墨西哥的一种植物，正是在几年之前，有一位探险旅行家看好了它外表的华丽和丰美，并将它作为一种可观赏植物的礼物馈赠给了一位居住在夏威夷的朋友，先是把它种在了朋友家的庭院里，但它很快就遍布了整个夏威夷岛，并造成了如今这样一场空前的生态大灾难。

试想一下，要是让迈科尼亚独霸一方的这种情况继续地发展下去，可以设使的是，终有那么一天，当夏威夷岛的其他植物群都死光了，清一色之后的迈科尼亚又将会面临一个什么样的情景呢？

其实，水土流失，植被破坏，频繁发生的泥石流等，最终也会让迈科尼亚自己也无法再生存下去的，到那时，美丽的夏威夷岛说不定就会变成一座名副其实的礁石岛或是死亡岛了。

所以后来，美国的夏威夷当局为了拯救夏威夷岛的生态环境，便做出决定，要在夏威夷全岛集中行动，以便彻底铲除迈科尼亚这样一个极大地危害了岛屿生态安全的外来入侵者。

但请神容易送神难！这一切又谈何容易呀？

好多国家不是也都有过因盲目地引进了某一外来物种的动物或植物，或者是被某外来物种侵入之后，这种东西竟然无节制地扩张、蔓延和繁衍开来，并以其生长强势破坏了自然的平衡法则，导致当地大量的原生物种失去了起码的生存空间，大量灭亡甚至灭绝，并造成生态不平衡的严重危机和灾难性的后果，乃至到了即使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依旧是难以整治的可悲景况吗？

好在美国是一个科技发达、国力强盛的国家，又兼夏威夷不过是个袖珍的岛屿，于是，人们先是采用红外线、遥感等高科技的手段，详细而准确地测定了迈科尼亚在夏威夷全岛的生长和分布情况，然后实行总动员，以便一举而消灭掉这个外来的“破坏者”……

二　　

迈科尼亚在它原生长地的墨西哥，并不曾有过任何可以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自然也就不会有后来在夏威夷时，因其一枝独大而荼毒了天下，并最终又招来“杀身之祸”的那种命运结局了。

墨西哥陆地的生态环境与夏威夷岛有很大的不同，在墨西哥相对干燥的气候环境里，迈科尼亚高拔的树干和宽阔肥大枝叶的屏蔽功能和作用，似乎还可以是造福于那些为涵养自身的水分而有些惧怕过强日照的陆生低矮植物，而后者又起着保持水土的功能，并共同地形成了一种共生的生态自然环境。在墨西哥那种相对干燥的气候条件下，迈科尼亚的繁衍也受到自然条件的相对限制，使其不可能一枝独秀、得天独厚，自然也就不会像在夏威夷那样因“自我膨胀”而危及了众生，并最终落得个“天地必诛而除之”的可悲命运了。

其实，人类现在也应该以迈科尼亚为鉴，对因人类自身毫无节制的欲望膨胀和势力扩张，已使得整个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正在变得越来越脆弱和糟糕，并最终影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安全和环境安全的危机情景，也认真地反思和检讨一番了！

迄今，在整个地球生命进化发展已有亿万年的历史进程中，即使人类作为“万灵之灵”在地球上居于主导地位也已有万余年的历史中，在其间的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的活动也仍然是自然历史进程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还没有达到得天独厚的僭越地步。但正是在最近这不过一、二百年的光景里，随着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技术力量的空前发展，人类活动的足迹几乎遍及了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也使得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和能力空前膨胀和极度扩张，人们开垦了大量的土地，砍伐了成片成片的原始森林，以超乎寻常的能力把地球深处经亿万年才形成的各种地下宝藏挖掘了出来……这时的人类也真有点像落脚于夏威夷岛之后的“迈科尼亚”，并真正地成为了全力统治着整个地球世界的“巨无霸”了。

但人类欲望和能力的这种无限膨胀和扩张，先是极大地侵占和挤压了地球上一切生物，首先是野生动物们千百年来的自然生活环境和生存空间，并造成了大量动植物物种的迅速灭绝……另外，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攫取和片面的工业化发展，不仅造成了各种自然资源枯竭的危机已迫在眉睫，而且，由于人类的盲目活动本身和极端的消费主义倾向，还不断地造成了生态恶化、环境污染、温室效应，土地沙漠化，以及由此还形成大气臭氧层空洞的出现和扩大等等，从而使整个地球生命正在面临着一场空前生态环境危机的巨大压力和考验！

如果人类没有能力理性地建立和保持一种真正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的、平衡的生态自然环境，那么终有一天，人类就会因为自身狂妄和无度的征服欲，在造成了各种动植物物种大量地灭绝之后，并最终在人满为患的这个“清一色”的世界里，先是感到心灵的孤独，进而感到狂躁甚至疯狂，并如此而遭到大自然的无情报复和惩罚……

有科学家用小白鼠做实验的结果表明，在良好的生存环境下，小白鼠会显得安适恬静，但在一个狭小的“生存空间”里密集地饲养了大量的小白鼠之时，即使为它们提供给充足的食物，它们也会变得烦躁不安，甚至开始互相攻击和残杀。

所以，一旦自然的平衡关系遭到破坏，大自然的惩罚和报复就会随之降临，除了使人们面临各种生态灾难外，最可怕的或许还是让人类在自我充塞到极限的生存挤压之下，最终走上一条自我毁灭的危险道路。

发生在夏威夷岛的“迈科尼亚现象”给了人们一个重要的警示就是：一枝独秀、得天独厚的最终结果必然是“天地必诛而灭之”！

而且不仅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迈科尼亚现象”应是对于人类的一个重要警示，即使在人类自身社会关系的构建方面，它也同样是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性意义。

三　　

在古代农业文明的封建社会里，土地是人们进行生产和赖以生活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以，最基本的社会平衡关系也就是相对平衡的土地占有关系。“耕者有其田”，或者说“平均地权”，既是广大小农生产者能够安居乐业的理想，相对平衡的土地占有关系也是整个农业社会能够正常维系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但在古代农业文明的社会里，要维系千家万户小农生产的社会秩序，就必须确立一个强大集中的国家政治体系，一方面抵御外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侵略和掳掠，另一方面还要有效地组织和兴修水利，平抑各种社会矛盾，所以，农业社会必然形成的最高统治形式就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政治体系。

中国古代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可以说是农业文明社会发展所形成的最高的、也是最完善的社会形态了。从理论上说，大一统的中央皇权应该是整个社会政治秩序的最高维系者和社会矛盾的调节平衡者。但这个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政治体系又是一个以大土地占有者为主体构成的官僚政治集团，所以封建社会始终存在的一个基本矛盾就是：一方面，建立平衡的土地占有关系是整个社会稳定发展的内在要求；另一方面，占有更多土地的兼并又是一切土地所有者们，甚至无有者们的不可遏制的欲望或愿望，土地的兼并和集中也正是封建社会的一个自发的和必然的历史发展趋势和矛盾演化过程。另外，小农经济的脆弱性也往往由于经不住天灾人祸的冲击而陷于破产，甚至每一个农户家庭在原有土地数量不变的情况下，也会因人口增加和家庭分解而形成自然的贫困化、弱势化和脆弱化……这一切就使得土地兼并成为可能和现实。在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发展中，也总是在不断地重复这种因土地兼并和集中，当有限的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大土地所有者的“迈科尼亚”们手中，广大农民则因丧失了基本生存依托的土地而陷于破产之时，整个社会基本的平衡关系便遭到破坏，并最终陷于矛盾、危机和动乱之中，直至形成整个社会完全解体的历史悲剧……

当然，作为整个社会政治秩序最高维系者和矛盾调节平衡者的中央皇权，往往并不愿意看到以上危机情景的发生，统治集团中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在不断地希望推行一些社会变革的措施来缓和社会矛盾，以图长治久安。

比如北宋时，被列宁称为“中国11世纪时的改革家”的王安石就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推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新政改革。新政的内容包括大力推行青苗法、均输法、市易法和方田均税法，以及修水利，建保甲，改徭役制为募役制等等的措施……总之，王安石推行的新政，就是意在抑制豪强，维护中小地主和小生产者的权利，缓和社会矛盾，促进社会生产，充盈国库税收，以巩固皇权统治。

王安石的那些新政改革措施，即使在我们今天看来，也不能不认为的确是一些很好的善政良法。但在当时，王安石的新政却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适得其反，不仅激起了朝廷中保守派的一片反对之声，甚至还弄得整个社会都怨声载道，被称为恶法恶政，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王安石本人也被罢黜了宰相之职。

但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

其实，认真分析一下，问题的结症也就不难明白了。

首先，王安石的“方田均税法”——其实也就是后来清朝雍正皇帝实行那个“摊丁入亩”办法的前身——一改过去按人头收税的办法为按占有田亩数量的多少收税，这一抑制富豪特权者大量逃避对国家承担责任义务的措施，自然是遭到了富豪阶层的不满和反对。而且，在大量小农破产沦为佃户，并存在一个“佃农后备军”的情况下，大土地所有者们抵抗新税制的办法就是，把一切的田亩税赋又直接或间接地都加诸于佃户们的身上了。所以最终的结果，岂不是让种田人的负担更为沉重，更加苦不堪言了吗？那些下层的贫苦百姓们又不懂得什么政治，而且是“县官不如现管”，既然得罪不起东家，最后就只好反过来去诅咒王荆公[①]的那些个新税法了。

“青苗法”原本是为防止脆弱的小农经济往往在青黄不接的茬口陷于困境，并常常因此而导致破产所实行的一项惠农的保护性措施。按青苗法，农户在青黄不接，遇到困难之时，即可向政府专设的衙门预先售卖青苗，待秋后再行抵偿，这样就不至于因一时的困难而破产了。但这一举措的实施，却必须依赖于本来就腐败不堪的各级官僚机构来执行。可以设想的是，封建衙门本来就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甚至但凡要疏通一个小小的关节，不使上点银子也都是断断不行的。所以，青苗法的新政，却要依靠那些平日里就惯于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们来实施，又赋予他们这么直接的经济权力，自然只会使他们的贪渎变得如鱼得水、名正言顺，而农户们真要是到了“青黄不接”、“十万火急”的困厄之时，岂不是现成地成为要被他们卡着脖子大肆勒索、杀价、敲诈的对象了吗？

“均输法”、“市易法”则是政府为调节物流的区域差价和在丰欠之年也稳定市场物价而采取的一些平抑措施，以抑制和防止大商人们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市价，牟取暴利，进而维护国家和广大普通百姓的利益。但政府出钱、挂账、报销，并赋予各级官僚们如此更大、更直接地干预市场和社会经济生活的权数，如此，岂不是让各级官僚衙门又有了“做假账”，“报虚数”，“吃差价”的更大的权利和政策空间了吗？

在当时官场吏治的腐败已是一塌糊涂的情况下，官府发动的一些大型农田水利工程，也早就成为官商勾结，吃工程、发横财的某种自然定式，所以，往往是偷工减料，让朝廷花了大量白花花的银子却往往是事倍功半，这其中，还断不了有那让国库的银子饱了私囊却打了水漂的“豆腐渣工程”呢……

总之，王安石可歌，可叹，也可惜的新政改革，最后却是在封建吏治腐败的死结中变得面目全非了。而且，封建社会最终也是不能逾越它自身“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矛盾规律和政治宿命。

“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语出《孟子·离娄篇》，指的是一代帝王开创的基业，袭传几世之后就往往会由于上层社会的骄奢淫逸，政怠宦成，特别是在土地占有关系上形成兼并和严重两极分化的社会不平衡，并在各种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中必然地走向完结了。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发展中，土地兼并而导致社会关系失去平衡并最终解体，正是一个更带根本性的社会问题，加上吏治的腐败，在土地兼并的过程中，也往往会伴随着权势者们“迈科尼亚”式的豪强霸道，巧取豪夺，从而加速了大量农民破产的速度，使之失却了生存之本，而这一切的最终结果就是社会大动乱的形成。因此，每当那种凶年恶岁的到来，又总是加剧了本已愈益激化的各种社会矛盾的全面爆发，并致使日益失衡的社会关系彻底解体……当大量生活在社会最下层的贫苦农民遭到破产，从卖房卖地，到卖儿鬻女，直到最终丧失了一切生存的条件之后，他们往往只能是揭竿而起，并从此而天下大乱，以至兵连祸结，而只有在人们饱受了各种流血、战乱、牺牲的连年之苦，并最终完成了历史的改朝换代之后，才又可以重新建立起新的社会平衡关系……就这样，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就总是周而复始，并形成了社会发展的所谓“周期律”。在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里，“周期律”的问题也成了一个千百年而不可逾越的“政治死结”。

怎样才能摆脱周期律的矛盾，并建立起现代社会发展的政治文明呢？

1945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同他的所谓“右派朋友”黄炎培的一次深情谈话中，谈到那个所谓“周期律”的问题时，毛泽东曾经明确地表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当时的黄炎培看到中共解放区的政治清新朴素，社会安定祥和，一派欣欣向荣的感人景象时，曾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在延安）就我们看到的，没有一寸土地是荒芜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有一位朋友告诉我，政府于每个老百姓的生命和生活都是负责的……”

引起黄炎培无限感慨和思考的正是：为什么生活如此艰苦的延安，人们精神状况却是那样的好，人人均充满希望，个个都不懈努力；反而，国民党政府的重庆，却是那样的腐败奢靡，弥漫在各怀有私，升官发财，纸醉灯迷的一片颓废消极之中呢？国民党似乎完全荡祛了它早年曾经有过的那种充满革命朝气和精神理想的气息生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未来的中国共产党是否也要遇到同样的情景呢？

黄炎培后来写书记录下了他1945年7月4日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做客时，曾十分坦率地向主人说出了自己心中的忧虑，并同毛泽东之间的一段感人至深的精彩对话。

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个周期律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求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而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周期律。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　　

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黄炎培当时对毛泽东的回答甚感欣然。他说道：“我想：这话是对的。只有大政方针决于公众，个人功业欲才不会发生。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事事得人。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律，怕是有效的。”　　

四　　

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嬗变中，由于不能有效地解开我们姑且仍称之为是“迈科尼亚现象”的那个社会矛盾的死结，而不得不以暴烈革命的悲剧形式来演绎历史的例证，在此还值得一提的应是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

1789年7月14日，以巴黎人民武装起义，攻占了封建专制政治象征的巴士底监狱为标志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爆发了。

法国大革命正是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和政治矛盾最终激化的必然结果。

大革命前的法国正处于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变和发展的进程中，当时的法国社会大体上划分为三个不同的社会等级。僧侣和贵族分属的第一、第二等级，人口不到全国总人口的1%，却占有全国土地的30%以上，还拥有种种的政治、经济特权，又不负担国家赋税的义务，过着骄奢淫逸的寄生生活。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等组成的第三等级，占总人口的99%，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却没有任何政治权利。

在当时法国的第一和第二等级内部，表现在权利关系的政治地位和实际利益上也并不一致。高级教士和低级教士的处境十分悬殊，高级教士大多出生贵族，他们才是真正的特权拥有者，生活的奢华不亚于王公，低级教士不仅大多出生平民，许多的处境也与平民无异。另外，贵族阶级也处在不断的分化之中，其中，真正显赫的只是居住在巴黎，并常常出入于凡尔赛宫的约四千个贵族家庭，他们才是真正的特权贵族（又被称为穿袍贵族和佩剑贵族），而更多的乡居贵族则在社会经济关系不断发生的变化中已变得有名无实，日益破落了。

在波旁王朝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统治时期，法国的农业和工商业得到较快发展，也出现一些资产阶级化的贵族，他们实际上是以权贵资本主义的方式，开始建立起了一些大农场和工场。这些贵族还利用特权，以种种苛捐杂税加强对佃农和雇工的剥削，甚至滥用司法权力，强占公共地产。因此，在路易十四、路易十五的专制统治时期，法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迅速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不平等、不公正和贫富两级分化的矛盾也日益地发展和加剧了。

18世纪以来，法国农业和工商业的较快发展，也形成了一个经济实力不断得到加强的市民资产阶级，只是这个市民资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却同他们社会政治地位低下的情况极不相称。

路易十五时代，又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和打击了市民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进身的道路和希望。贵族则垄断了国家、教会和军队的一切权利和高官显爵。1781年的国王敕令甚至规定，只有经证明四代都是贵族者方能受任军官。在日常的工商活动中，贵族资产阶级还拥有种种特许权、专卖权和专项垄断权利。市民资产阶级的经济活动则处处受到行会制度、各种法规、关卡和度量衡不统一的束缚和限制。

因此，资产阶级要获得真正的经济平等和自由，就必须首先拥有政治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反对各种封建专制和特权关系。这时，法国自由主义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思想理论和社会观念的形成上表达了资产阶级和整个第三等级的这种强烈的政治愿望。

路易十四、特别是路易十五的统治时期，由于对内横征暴敛和对外穷兵黩武，早已使法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矛盾都不断地尖锐对立和空前激化了，在重重税赋和种种封建特权的压迫下，人民早已不堪重负，在经济不景气和天灾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大量小业主和农民破产，工人失业，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

18世纪以来的法国，各地爆发的市民抗议和农民起义已是此起彼伏，整个社会正处于危机和动荡之中。

路易十五统治的后期，法国的社会更是危机深重，病入膏肓，已是不可救药了。然而，正如纵情声色，一意孤行的路易十五所言，他本人已是“极尽荣华”，所以“死了以后哪怕洪水滔天”。

也正是这积重难返的人祸天灾早已注定，一场社会大革命的滔天洪水就要漫天而至了！

波旁王朝的亡国之君——路易十六（1774～1792）实在是一位命运乖蹇的不幸君主。他的处境和结局都颇似中国明朝末代君主崇祯皇帝（1628～1644）。二人似乎都还不算是危政戕国的丧乱之辈，但二人都继承了一个矛盾交汇，危机四伏，积重难返，气数将尽的亡乱之国。他们在位时间都不过十七、八年，又都在风雨飘摇中几度挣扎，最后，崇祯皇帝是在国门被李闯王的农民起义大军攻陷之后的无限惆怅中上吊自尽了，而路易十六和他那美丽骄傲的王后则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暴烈冲突中被双双地送上了断头台。

“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②]这是后来有人形容崇祯皇帝的。且不管人们是否都能认同这样的评语，但社会矛盾自身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这里的“臣”，应是被看作为一个封建大土地占有关系者的集团，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就是令社会失去平衡的不合理的封建土地占有关系本身；在法国则是已极端化了的贵族特权制——才是改朝换代和大革命爆发在所难免的无应之劫！正所谓，他们的王朝都是气数已尽了。

路易十六继位的1774年，法国又遭逢天灾，农业歉收，粮价暴涨，各地爆发了被称为“面粉战争”（也可谓是“伙食战争”）的饥民暴动。然而，封建专制的权力滥觞，官场吏治的丛丛弊政，上层社会的腐败奢靡，不平等赋税造成的阶级对立和内外矛盾之下的财政枯竭……总之，各种社会问题的陈陈相因和积重难返，才是波旁王朝行将毁灭的真正原因。

路易十六为了摆脱财政危机的困难，维持自己的统治，也曾几度试行了某些改革。但这个以维系封建特权为使命的政治机体本身却已是容不得进行一丝一毫的，哪怕是拔一毛就可利天下的改革了。

路易十六即位当年的8月，任用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家杜尔哥为财政总监进行改革，并宣布：对特权等级也要课收捐税，废除行会组织，取消对粮食和酒类的贸易限制等等。结果因触犯了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而遭到强烈的反对。1777年，杜尔哥被解职，第一次改革失败了。

继任的财政总监内克是一位瑞士的银行家，他小心翼翼地仅指望以节约开支和发行公债的措施来解决财政困难。但因他在一份财政综合报告中陈述了宫廷浪费严重的情况，批评了王室对贵族滥行赏赐的糜费过度和不合理，因而触怒了贵族和大臣们，特别是触怒了挥霍无度的王后玛丽·安东奈特。1781年，内克也被解职。

后来，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法国又卷入了反英战争，财政危机也更加严重，国库更是濒临破产。

1787年2月，路易十六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伦的改革建议，老调重弹地再拟实行“平等纳税”的新税法，规定特权等级也应一体负担国家的土地税和印花税。但在国王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一百多名显贵代表对新法顽固地加以抵制，拒不放弃免税特权。5月，国王解散了显贵会议，决定强令巴黎高等法院登记实施新法。但法院同样为贵族所把持，他们仅同意放松对谷物销售和出口的控制，却对土地税法拒绝登记，对印花税法则提出抗议；同时玩弄伎俩，提议把是否实施新税法的矛盾提交到自1614年以来就从未召开过的“三级会议”去讨论。因为他们知道，“三级会议”历来都为第一、第二等级所把持和控制，他们还自以为是地认为，在“三级会议”上，他们必将轻而易举和名正言顺地就将新税法给最终地否决掉。

然而，围绕“三级会议”的召开，第三等级中的资产阶级也在加紧活动，并以此为契机，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把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愿望变成了公开的政治斗争和广泛的社会运动。

“三级会议”上的斗争，一开始是围绕着表决方式的争论和改变而展开的。那是因为以前的“三级会议”都是按照不同等级的分列而议事的，议事的表决也是按照三个等级各为一票的“大票制”来进行的。所以，第一、第二等级的权贵们主动要求召开“三级会议”的如意算盘正是，无论如何他们总是可以稳操胜券，并将一举在“三级会议”上将新税制的改革给彻底的否决掉。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却是，这一次，第三等级已完全不再按照他们设定的游戏规则来“玩”了，而是首先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并十分强烈地表示，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最起码也要和前两个等级的代表人数拉平，因为他们代表的是一个更广大的社会人众，另外，表决也只能实行“一人一票”的真正民主方式，并且表示，只有如此才可能进行真正公正的表决。

第三等级的这些政治要求当然无法得到第一、第二等级的认同和接受，于是，在“三级会议”陷入了僵持局面的同时，大家也都开始搞起了背后的政治动作。

第三等级的背后动作就是组织动员起了大量激情愤怒的人民，其中的相当一些甚至是被称作“无套裤汉”的赤贫阶级，于是，大家高喊着“自由、平等、博爱”和“我们要面包”的革命口号而涌进了巴黎，紧接着又占领了巴黎市政厅，还宣布解散“三级会议”，并将以他们的第三等级会议来行使国民公会的职能，单独地来履行和完成国家法令的议事表决。

面对这样的情形，第一、第二等级的贵族代表们当然不干，但也开始感到了真正的恐慌，于是赶紧和国王实行了和解，并怂恿国王秘密地调动军队来试图镇压第三等级的政治图谋。

结果消息泄露后，巴黎人民群情激奋，并先下手为强地于1789年7月14日发动武装起义，攻占了封建专制政治象征的巴士底监狱，并包围了凡尔赛宫，一场举世闻名的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也就此而全面爆发了！

法国大革命正是长期以来法国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和政治矛盾最终激化的必然结果。法国大革命最终还形成了先是针对教会、贵族和保王党，后来却是在革命阵营的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扎和轮番喋血的断头台的大恐怖和政治血腥……

然而，这次围绕新税法的改革而引发的被称为是“贵族的叛乱”的社会大革命，所表现的正是在法国封建专制体制的内部，任何具有积极意义的社会改良都已是无法进行，而只能是最终地玩儿完了；法国国王作为这个专制政体的象征，似乎也只有在充当权贵利益的维护者时，才真正称得上是这个国家的法人代表；然而，现实的问题却是，专横的特权利益同广大人民最基本利益的矛盾已是冰炭不能相容了。

本来，新税制的改革或许已是当时法国为寻求社会矛盾的缓和和社会关系平衡，并得以继续维系的最终的“不二法门”了。但可悲的路易十六却早已无力充当这个危亡之国的有力监护人或国家关系平衡者的有效角色了。

真是莫大的讥讽啊！

一场空前暴烈的社会大革命，却是以法国那些颟顸骄横、自以为是的贵族代表们，因一厢情愿地为要扼杀新税制改革而呼唤着召开的所谓“三级会议”而最终地引发了！

五　　

相对于充满暴力和血腥的法国大革命，今天人们更为称道的似乎是英国1688年发生的那场不流血地建立了君主立宪政治的所谓“光荣革命”。

英国早期的资本主义发展也曾经历了权贵资本主义的历史阶段，并导致最早发生了资产阶级的革命。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早期阶段，也曾经发生了一系列内战、流血和暴力的痛苦形式。

但值得庆幸的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在经历了一系列极端形式，以及复辟、反复辟的反复政治过程之后，最终还是采取了所谓“光荣革命”的和平方式，适应了英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进一步形成，并从此奠定了英国资本主义民主制的基本政治形式。

在此，我们也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致历程。

英国最初的资产阶级革命亦称为清教徒革命或清教运动。

因为，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中，长期以来即是以宗教斗争的形式而开展的，他们以基督教新教的瑞士加尔文教宗为思想武器，并以对王权专制工具的英国国教为斗争对象。清教徒们主张清除国教中的天主教因素，废除繁琐的宗教仪式，取消偶像崇拜和豪华装饰，建立纯洁的教会。

在清教运动中，清教徒们的教义强调了加尔文宗的“前定学说”，[③]宣扬开展工商活动实际就是在践行上帝的使命，而发财致富则是上帝“选民”的意志表现。他们还反对国王为教会的首脑，反对主教制，主张建立更民主化的教会组织。这种宗教思想不仅把资产阶级所从事的工商活动神圣化，鼓励人们积极进取和争取个性自由，而且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社会制度的政治要求，因而得到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拥护。又由于清教主张生活简朴，建立纯洁的教会，因此也得到手工业者、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拥护。所以，清教运动就成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以及广大平民群众反对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广泛社会运动，也是资产阶级发动政治革命前进行的重要舆论和思想发动的活动。

英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最终爆发为内战的形式。

在1642～1646年的第一次内战中，形成了国会势力和国王势力的军事对抗。当时，在以国会为中心的革命阵营内，有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长老派，有克伦威尔为领袖，代表新贵族和中产阶级利益的独立派，还有代表小资产阶级和平民利益的平等派。斗争几经反复之后，独立派领袖克伦威尔率领的新模范军最终打败了国王的军队。但最初胜利的果实却被控制着国会的大资产者的代表长老派独自攫取了。

在政治上，长老派控制的长期国会把独立派排斥在外；经济上,海外贸易公司的垄断和若干的专卖权并没有取消，中等资产阶级和中等新贵族自由经营工商业的活动仍然受到限制；在宗教信仰上，长老派把其宗教组织——长老会——规定为全国一统必须信奉的宗教和组织，独立的宗教活动和言论则受到了严格的限制。

后来，长老派认为革命应该结束了，他们还私下里同国王进行谈判，建立君主立宪政权，以维护和巩固既得利益。另外，长老派开始着手对付独立派和平等派，发布命令解散主要控制在独立派手中，由城市平民和农民组成的军队。于是，各种矛盾激化，在革命阵营内部也发生了分裂。

这时，独立派又在广大下层社会人民群众的推动下，以《军队宣言》的形式，提出要求解散现存国会，重新进行选举，并指责国会中的反动议员，要求把他们清洗出去。结果，经过双方的对抗和引起的骚乱后，克伦威尔以军队平定了局面，国会的控制权转到了独立派的手中，独立派取得了对长老派斗争的胜利。

在独立派取得对国会的胜利后，军队内部独立派的上层军官与平等派之间的矛盾又上升成为主要矛盾。两派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问题提出了各自的纲领。1647年8月，独立派高级军官提出一个《军队建设纲领》的文件，其基本精神是要求建立一个王权受到限制的君主立宪制国家，国会由两院组成，仍保留上院（贵族院），下院由有财产资格的人选举产生。平等派提出自己叫做《人民公约》的政治纲领，要求建立更广泛的民主，限制贵族特权，解散长期国会，实行每两年改选一次，凡年满21岁的男子均享有选举权，并规定一院制的国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平等派的纲领遭到克伦威尔等高级军官的反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直至分裂和武力对抗。最后平等派的武装起义遭到克伦威尔的镇压，平等派反对独立派的斗争也遭到了失败。

但革命阵营的一再分裂却使国内形势变得更加动荡和混乱，这就使保王党的复辟活动有了可乘之机。

1648年2月，保王党人利用了国内混乱、饥荒和经济困难，纠集各种势力发动暴乱，挑起了第二次内战。面临新的内战威胁，以克伦威尔为首的独立派高级军官被迫回过头来与平等派重新联合，并将遭逮捕的平等派起义官兵全部释放，还答应战胜王党后实行《人民公约》，消灭王党势力，把国王查理一世作为战争罪犯交付法庭审判。

独立派和平等派的再度联合，保证了第二次内战的胜利。胜利后，独立派对利用战争混乱并以阴谋手段控制了国会的长老派议员进行了彻底的清洗，独立派又重新掌握了政权。在广大民众的强烈呼声下，克伦威尔政权于1649年1月判处英王查理一世死刑。5月宣布成立共和国。

共和国成立以后，掌权的独立派制定了一系例有利于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但广大下层劳动阶层人民的政治经济状况却并没有得到改善，各种不满情绪也促使平等派运动又重新高涨起来，并提出一些激进的政治改革要求。例如，要求解散现议会，实行普选权，国会实行每年改选一次的一院制，停止征收消费税和什一税，允许自由贸易等等。

与此同时，又出现了一个比平等派更激进的被称为“掘地派”的群众运动。掘地派代表城乡贫民，特别是贫苦农民的利益，认为土地私有是社会贫困的根源，他们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和一切封建义务，实行政治和财产平等，特别是要求平分土地。后来形成一些自称掘地派的贫民有组织地占领公用土地和开垦荒地的运动（这应是对贵族资产阶级“圈地运动”的效法和报复性的贫民运动）。

以克伦威尔为首的共和国当权者以恢复秩序和保护私有财产的名义，先后镇压了平等派士兵的起义和掘地派贫民的运动。当然，平等派和掘地派提出的某些激进主张也不乏不切实际和空想的成份，但却也反映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不惜牺牲其它广大劳动阶级的利益，实行阶级专政和阶级压迫，表现出它特具的“原始积累”时代的野蛮特征。

共和国时期的英国，独立派议员、高级军官和大商人等以巧取豪夺的方式大发横财，多半成了暴发的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其时，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却日益尖锐和激化，农民暴动、城市贫民起义不断发生，另外，对外的领土扩张和海外的殖民开拓也都在加紧进行。大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为了保卫财产和既有秩序，更需要建立和加强有力的政治统治。于是，1653年克伦威尔改共和政体为护国主政体，自任护国主，实行军事独裁。

克伦威尔死后，高级军官们争权夺利，统治集团陷于混乱。逃亡国外的查理一世的儿子乘机策划王党复位活动，并于1660年复辟斯图亚特王朝，是为查理二世。查理复辟后对过去革命的参加者进行了疯狂的反攻倒算和迫害。1685年查理二世去世后，詹姆士二世继位。由于詹姆士二世进一步变本加厉地复旧，并准备在英国恢复天主教会和封建君主专制，因此，严重危及了资产阶级和新贵族们的利益，甚至也危及到封建地主和被立为国教的新教僧侣们的利益。

于是，国会里曾经对立的两大集团——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辉格党同代表地主和僧侣的托利党联合起来反对詹姆士二世。于1688年以不流血的宫廷政变，废黜了詹姆士二世，随即迎立其女婿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并从此确立了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联合专政的君主立宪制政体。

这就是为资产阶级史学家称道的“光荣革命”。

当然，英国社会变革和政治发展的历史进程也不会因为某一次革命或运动就一劳永逸了。“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在后来的社会变革发展中，也仍是不乏政治压迫和阶级镇压的色彩，但更多还是采取了政治斗争的形式，并开始了渐进变革的历史进程。

比如在19世纪以前英国立宪政治的议会斗争中，主要还是充满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利益关系和矛盾不断斗争和调整的色彩，甚至发生在1832年的那一次议会改革，体现的也仍然是维护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们的利益，并加强了对工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剥削和压制。

但不久后的1836年，在伦敦成立了以手工业代表洛维特为首的伦敦工人协会，次年拟定了致国会请愿书。之后，从1838年开始直到1848年的十年间，最初的请愿活动又进一步地形成为一个有相当资产阶级参加，但主体已是工人和手工业者，以争取普选权为中心的“人民宪章运动”。始于1838年宪章运动中，宪章派召开了代表会议，提出了命名为《人民宪章》的政治纲领，并以立法草案形式公布了包括确立普选权等的6项政治要求：提出成年男子应有选举权；实行秘密投票；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议员支薪；国会每年改选一次；各选区平等，按人数产生代表等。运动得到各地工人的纷纷响应。整个运动曾形成1838～1839年、1842年、1848年三次上百万人和数百万人的签名和请愿的运动高潮，除提出以上的政治要求外，还提出增加工资，缩短工时等。三次运动虽均遭到国会的否决并被镇压，但也震撼了统治阶级，获得了某些让步，并较早地开始实行了一系列的工厂立法，从而推动了整个欧洲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

1848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纪年，著名的《共产党宣言》就诞生于这一年。另外，1848年，整个欧洲的主要国家也相继爆发了一系列有工人阶级参与其间的政治革命。这些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但却深深地影响了整个欧洲后来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历程。

在此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英国是较早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并建立起立宪民主政治的国家，所以，在1848年整个欧洲发生革命动荡的情势之时，英国的社会动荡却相对要和缓得多，政治上也较其他国家更为开明一些。所以，当马克思在1848年的欧洲革命失败之后，并在一系列的欧洲国家都遭到了迫害和驱逐之时，最后还是在英国定居下来，并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最终完成了他那部伟大著作《资本论》的主要写作。

人类政治文明的建设和发展，似乎也正是要避免和消除所谓的“迈科尼亚现象”，使政治互动和有序变革成为现实的可能。

所以恩格斯晚年也与时俱进地把开展议会斗争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一种新的现实和可能的选择。

晚年的恩格斯在对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历史进行总结之后，在为重新出版的《卡尔·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撰写的导言中说道：

在当时（指1848年爆发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情势下，我们不可能有丝毫怀疑：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这个决战将在一个很长的和充满变化的革命时期中进行到底，而结局只能是无产阶级的最终胜利。　　

……　　

（但）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暴露出我们当时的看法只是一个幻想。历史走得更远：它不仅打破了我们当时的错误看法，并且还完全改变了借以进行斗争的条件。1848年的斗争方法，今天在一切方面都已经过时了，这一点值得在这里比较仔细地加以探讨。　　

……　　

德国工人仅仅以自己作为最强有力、最守纪律并且增长最快的社会主义政党的存在，就已经对工人阶级事业作出头一个重大贡献，除此之外，他们还对这个事业作出了第二个重大贡献。他们给了世界各国同志一件新的武器——最锐利的武器中的一件武器，向他们表明了应该怎样使用普选权。　　

……　　

但是由于这样有成效地利用普选权，无产阶级的一种崭新的斗争方式就开始发挥作用，并且迅速获得进一步的发展。人们发现，在资产阶级用来组织其统治的国家机构中，也有东西是工人阶级能利用来对这些机构本身作斗争的。工人参加各邦议会、市镇委员会以及工商业仲裁法庭的选举；只要在安排一个职位时有足够的工人票数参加表决，工人就同资产阶级争夺每一个这样的职位。结果弄得资产阶级和政府害怕工人政党的合法活动更甚于害怕它的不合法活动，害怕选举成就更甚于害怕起义成就。　　

因为这里斗争的条件也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旧式的起义，在1848年以前到处都起过决定作用的筑垒巷战，现在大大过时了。[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