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和话语权

　　周六的早晨，与妻出门购物，在院里看到一磨刀人与一老妇正就磨一把刀多少钱在讨价还价。不知后来他们是否达成了一致，只是回来时，磨刀人在磨刀，他的手边还有待磨的几把。

　　年界50，虽未到靠回忆过日子的年龄，但难免有触景生情、情连记忆的时候。于是与妻说起儿时，我家街上的一对磨刀人。我生于1965年，所谓儿时是指上世纪70年代初，街则是：北京市东城区鼓楼东大街。那时，在这条街上有一对“磨剪子、戗菜刀”的老夫“妻”，之所以在妻字上加引号，是因为她是一个“二椅子”。“二椅子”实为二刈子，是北方方言中的贬义称谓，原本特指不男不女的中性人。街坊邻居背后如此称这位“妻”，是“原本特指”，而毫无贬义。记得他们是极和谐的一对，男的推一独轮车，车把上有一长绳，推时长绳套在肩上以减轻手上的重量;妻则手拎一挂用布条拴起的铁片，嘴里喊着“磨剪子嘞——戗—菜—刀……”。有主顾时，老伯便将车把轻轻放下，车把下的两条腿就成了支撑，独轮车也成了他们的操作台。想不起“妻”的声音是男性还是女性了，因为那串铁片的声音是盖过她的，无论是音量还是回味。她的相貌给我的感觉是男性的——无论冬夏都戴着单帽，使人永远不知道头发的长短;无须而消瘦的脸庞，虽从未发过怒，但也并无老妇的慈祥;洗的发白的蓝衣和罩在前面的皮护兜，一双军胶鞋。不知后来他们如何了，因为忘记是他们先消失，还是我家先搬走了。如果是我家先搬走，那就愿他们既能躲过恢复法制后工商的骚扰，又没受到随后城管的驱逐。

　　记忆常常与文字发生矛盾。自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那些人将文革彻底否定后，文革就成了荒谬的代名词，文革时期也被描绘成人们不食人间烟火、口号满天、全是政治没有经济更没有商业自由的时期了。

　　“总宣传说改革开放后，才有了个体户，还什么80年代北京第一个个体户。那过去北京满大街‘磨刀磨剪子的’算什么?”我对妻子说。

　　妻子对政治从来不关心，但毕竟一直生活在北京，她又回忆了锔锅锔碗、弹棉花和卖冰棍的。

　　人对吃的记忆永远都是深刻的。夏日里，浓荫下的街边、路口，一个头戴白帽、前有白色护兜，坐在一白棉被裹严的小推车后的老妇，“冰—棍，奶油、小豆的冰棍”的吆喝声。那时就很奇怪：她们是从哪儿冒出来的?怎么天一热她们就准出来?还有她们从哪儿弄到那么多冰棍?说起冰棍，就想起我的同班同学——卞利(字不能确定，音是准的)。卞利那时是我们班的“大款”，他每天的零花钱是一角五分，换算成冰棍是五根红果或小豆、三根奶油的。卞利的父亲开了一个修自行车铺，也修锁、配钥匙，是正经的“坐商”(人家已被公认是个体户第一，我也就只好躲着称呼了)。他家的铺子在鼓楼东大街和宝钞胡同交叉路口的西南角往西不到20米的位置，面积有10平米左右，里面黑黝黝的，门面也很破旧。不过在他家再往西不到50米，路北，有一个私人的茶叶铺，则是又大、又干净明亮还又气派。茶叶铺家的一个女儿是我二姐的同班同学，她好象叫什么惠，年龄?我二姐今年56岁。

　　之所以将年龄、地址、人名尽量交代清楚，一是为了让我写出的记忆不那么容易被有些历史“学家”虚无喽;二是为了给那些虚有历史的“学者”增加些难度，在虚有时也让他们多搜些肠、深刮点肚，不那么容易得到“老板”的赏金和无知者的附和。

　　1972年，我开始上小学，学校是“北京市东城区黑芝麻胡同小学”，我们年级有两个班，我是一班的，卞利也是。刚上学就赶上“黄帅闹革命”，学校里贴满了大字报，眼花缭乱的，只是不认识字，看不懂。

　　“黄帅闹革命”当然是某些人定义的文革罪状之一。某些人还说，文革损害了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力，使人民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事实上黄帅和写大字报的人是发出了声音的，还很大，唯有黄帅们算不算人民和发出的是否是自己的声音倒是可能被虚有或虚无的。

　　文革有一条大罪状：不尊重知识，不尊重知识分子，败坏了中华民族崇尚师道尊严的传统美德。具体到黄帅们身上，就是直接导致了学生不像学生、老师不像老师，甚至学生打老师，甚至打死，简直是罪恶滔天!

　　直到现在，只看到过一次学生，确切说是学生的哥哥与老师对打;时间是我上初中，也就是78到81年间，地点在23中、校门口。他们哥俩的家在23中东侧，我住的大院在23中的西侧;他们家是临街房，我只见过他们的母亲，他们的父亲听说是在监狱服刑。从成为学生，亲见的都是老师打学生，自己还曾亲历。那是在鼓楼中学上初中时，被教体育的海老师打的，流了血，还到校医务室去看。有意思的是校医正好是海老师的女朋友，过后听说海老师为此还挨了训。想象中海老师被训的样子就解气，不过并未亲见，不能确定，只是以后再没见过海老师打学生。挨了海老师打后，我没有告诉父母，这在那时实在是没办法的选择。因为小学三年级时，同学陈明上课时没守纪律，被班主任穆老师打了一拳，放学还找了家长，结果当晚陈明又受了老爸的“教训”。

　　不知是文革不彻底还是破坏师道尊严的经验没有贯彻、普及，使得“家访”和找老师仍然是我们做学生时的最怕，因为那时的家长是尊重老师、相信老师的，也就是尊师重教的，也就是崇尚师道尊严的——而且他们中的有些人是用行动崇尚的。所以刚看到老师被学生打的记录就吃惊、不信，待看到具体的人名、学校，尤其是被打死的证据。是，的确是罪恶滔天!认为“罪恶滔天!”后，马上就想知道：谁打的?谁们打的?尤其是：谁打死的?不久，这问题又变成为什么不追查了?

　　一把彻底否定文革的大火，烧啊烧，痛快!烧啊烧，扬眉吐气!烧啊烧，哎呀!我的衣服……。于是点火者开始建立防火墙：对文革，宜粗不宜细。

　　对文革宜粗之一：文革中学生打了老师，文革中学生打死了老师——文革罪恶滔天。

　　与之对应的不宜细：不要追究谁打了老师，不调查谁打死了老师——让它成为一笔糊涂帐，让时间将记忆洗去，使历史只记录“宜粗——文革罪恶滔天”。

　　如何做到“宜粗不宜细”?如何构筑防火墙?掌握话语权。

　　文革开始距今48年，文革结束距今38年;现在我国人均寿命是;男75岁 女78岁。也就是说，在中国对文革有记忆的人是很多的;比能在书中、报刊上写，比能在课堂上、采访中讲，比能在小说中、电视电影里编的人多的多。但再多也没用，你们没有话语权，你们没有记录权，你们没有编写权。

　　“历史是由胜利者写就的”。太平天国被中外统治者联合镇压后，胜利者组织了很多文人，开始罗织太平天国的罪恶，罗织不到就编、就传说。孙中山不信，包括满口“曾文正公”的蒋介石也不信，更包括将太平天国刻在纪念碑上的毛泽东们。道理其实也简单，因为他们的长辈是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也就是对那段历史是有记忆的。孙中山出生于太平天国肇始的“两广”，蒋介石出生于太平天国肆虐的“江浙”，毛泽东出生于剿灭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湖南，他们幼年都是生活在家乡的，是能从长辈口中听到一些记忆的。待到他们长大，熟读了历史、政治、哲学、军事……，待到他们搞暴动、掌军事、统一方、成领袖，就更坚定了根据记忆的判断。尤其是“国粉”们的蒋公，在他亲身体会了搞革命的不易，剿匪的艰困，维国的痛苦，不由发出“纵横10余省，前后10余载，尚须倚重外力得平，怎会如清人所写之不堪”。

　　怎会如清人所写之不堪?怎不会如清人所写之不堪!记忆会“死亡”，文字可以被唤醒。让“国粉”们的蒋公想不到的是，那些不堪的编写和传说在今天已成了史料，已成了污蔑被压迫者的证据，已成了中、外统治者镇压行为的正当理由。为什么?为什么在正史还在肯定、纪念碑还树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今天，妖孽横行、对被压迫者的污蔑满天、对共和国缔造者的秽语任讲、对爱国志士的漫骂随意。谁又成了胜利者?谁!

　　既不能让否定“否定文革”者灭火，也不能让自己点的火烧到自己，尤其还要火继续烧，难!真难!特别是曾经帮自己添油加柴的同道们，他们越来越不安生了，越来越把火往“我们”身上引了，可恶!忘恩负义的东西。不管心里怎么恨，但想到利益，还要“忍所不能忍”。于是……，只要别烧着“我们”，你们就随便吧。当然会有误(?)会，大不了站出来道一下歉，再不行给人家站站台，挡挡箭。只是不知“我们”的父辈们会不会地下有知，会不会问“我们”什么时候成了资本的奴才?

　　毛主席领导人民取得胜利，靠的是枪杆子和笔杆子，维护人民政权，还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现在，革命的人民已经失去了笔杆子。为了对历史负责，为了不让先烈们的血白流，为了中华民族的富强，为了捍卫人民的利益，同志们!丢掉幻想，拿起笔来，唤起记忆，为后代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