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庆·见闻·杂感

校庆·见闻·杂感　　

今年是宜州一中建校80周年。校庆前，得到学校一封邀请信。我1959——1960年在一中读过一年书。大学毕业后，1981至1983年，在一中教了两年英语。母校没忘记我这个儿子，自然感到由衷的高兴。可打开信后，读了里面的《邀请函》，《校庆捐款倡议书》及《报到须知》，心里有点感冒了。我弟看了“捐款以自愿为原则，以表达情意为重”,“捐赠多少不限”。说；“哥，你去，就要捐款啰！”我说；“不捐。上面不是写着‘自愿为原则’吗？上次校庆，我捐了300元。没去，一点信息都没有。也没听同学说到名字是否刻在石碑上。这次不捐了。”看《报到须知》上有“校友住宿费自理”。心中对这种嫌贫爱富的校庆有点不高兴。心想，儿子千里迢迢老远的跑来探望母亲，来回往返要花车费。你母亲却把儿女分为几等，嫌贫爱富。按理，有钱有权的儿女，应该“住宿费自理”才对。你反要没钱或钱少的儿女出住宿费。有这样的母亲吗？这样的母亲，儿女不来看，是儿女不孝吗？现实中许多类似这样的事情，真使人感到困惑与不解。我不打算去参加一中的校庆了。后来，桂林宜州一中校友会会长来电话，说有私家车可顺风回宜参加校庆。我想，有伸手愿帮穷姊妹，兄弟的兄姐，弟妹，那就与他们同去参加宜州一中80 州年校庆吧。　　

12日上午11点多，我们宜州一中校友会在会长黄松柏的带领下，五辆私家小车，由原广西机床厂职工宿舍区，朝宜州开去。下午15点后，车到宜州。先到的校友会秘书长梁冬冬等人的2辆车，己在收费站等着，迎接我们的到来。会长把一面写有“宜州市一中桂林校友会”的红绸方旗和几个圆形写着同样几个字的红纸拿出来，红旗用根小竹杆穿好，打开一辆黑色娇车的天窗，把旗子插在车上，其余的车辆，分别贴好01至07号码的圆纸块。一行7 辆颜色不同的小车，按01 到07号的次序，开进宜州城。市里的街道，沿路都有警察，保卫校庆的安全，这也是保证社会和谐的措施。车队到旧市场口停下。在那里经营一家小商铺的校友，一位老大姐，己煮好了可口的三盘菜，一锅饭，一盆粥，还炸了一桶糯玉米。真是想的十分周到。我们饱餐后，休息几分种，7辆车子，开往学校。学校所在的四排楼街，上空已扯挂了许多小三角形的彩旗，随风飘动，迎接远方回来的校友。　　

进校园后，在大会主席台前的临时停车场停好车。大家登上讲台，照了张合影，然后去设在篮球场的报到处报到。在报到处，见到身穿深蓝色校服的吴灵妮老师。寒喧后，她问我；“文老师，捐多少？”我笑着说：“上次校庆，没来。捐了300元。这次，自2002年退休至今，退休金一分不增，物价却不停地上涨。穷了，不捐了。”这样的回答，可能使他感到意外，她脸上的薇笑和热情好像一下子就消失了。聊了几句，我看她没有主动跟我谈话之意思，我见到旁边不远的地方，坐着韦少芳，韦世滚等熟人，就走到他们那里。他们大都是前任校长或书记，胸前戴着写有“嘉宾”的金花红带。我与韦少芳聊起时事，他说：“我们家乡农民的家里，什么都不放，就贴毛主席像。”原校党支部书记韦祖芬也在座。见到他，我自然就会想起我在一中教英语时，因房子问题，我离开家乡，离开母校之事。　　

1981年，我调到一中，不久，语文组的许祥焕老师，要到香港继承父亲的遗产。他住的一间有两室的平房，按理应分给我。我是本科英语骨干教师，爱人也是县城二中英语老师，家中人口五个。我已闻传，许老师离开学校后，他住的那有二室套间的房分配给我。可我没想到，房子突然分给了一位女生物老师，她丈夫不在一中工作，一家三口。别人对我说，这位女老师与韦祖芬书记，有亲戚关系。我找学校领导说理。校长吴正说；“这次已成事实，下次我一定帮你解决。”我只好到教育局，找蓝付局长理论。我说；“不给房子给我，我就要走。”蓝付局长即板起面孔，提高声音答道；“人家不要你，我们就放你到下面公社去。”我说；“行。放去哪里都可以；最边远的龙头，祥贝我都愿去。”结果，我联系的大化水电职工子弟中学，他们同意接收我，但宜山县教育局却不放人。让河池地区教育局人事科科长，我大学的同学韦克顺来宜，做我的思想工作。最后，我调到了刚由宜山搬迁到河池地委所在地，金城江镇里的河池地区高中。不久，韦祖芬则调到河池师范专科学校，任工会主席。回想起这事，我有做对的，我对不合理的以权谋私，进行斗争。如果总是奴隶，对不合理之事，沉默不语，那领导以权谋私，就会越来越利害。因我的抗争，韦祖芬才会被调任一个有名无权的工会主席。我为自己与别人的事，有时会与领导抗争，曾频蘩调动，我的儿子跟随我，小学5年，读了5个学校。我在桂林中学，不知何事得罪了校长蒋平，他在2001年的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中，把我这个教学好的高级教师，扁到阅览室。我到事人事局要求仲才，人事局的干部，拿出一份中央人事部的文件，指着上面的期限，对我说：“看清楚，期限60天。你超期6天，不能仲裁。”我说：“教育局的文件是90天呀!”她说：“我们按人事部的办。”我想，怎么会这样？我的同学，漓江出版社的总编宋安群见我有空，拿来一本书让我翻译，花了两个多月，终于在宋安群的帮助下，译书出版了。这也是坏事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变成好事。现在，你要与以权谋私的领导抗争或斗争，可比我那时难多了。会受到“穿小鞋”，打击报复，使自己利益受损，以之丢“饭碗”都可能。但我们总该与腐败作斗争呀!著名诗人艾青，年轻时参加爱国游行，国民党当局把他当作共产党人抓捕，投入监狱。他就在狱中写诗，投入革命，成了真共产党人，著名诗人。　　

报到后，我到校门外乘2路车，去亲戚毛敬荣家，在车上，遇到了熟人邱伟华。谈到一中校庆之事。他说；“昨天的校庆起动议式，是捐款。我感到校庆有点变味了。校庆庆典，怎么变成了捐款庆典呢？!”我讲了我参加校庆的事。他有点气愤地说：“我在一中当过6年老师，要我们这样去参加校庆。去那里受有等级差别的对待。不去。”我说；“校图书大楼，理应是政府出资兴建，这是政府的职责，没那么多钱，就建小点的。为何要我们捐款？”在山谷中学站，我俩下车，分手。一会儿，听到有人从后面跑来，对我说；“文老师，你来得真巧。我们聚会，快过来参加我们的聚会。”我向学生说明，到亲戚家放好行里就过去。放好行里后，我走一，二分钟，到信合宾馆，参加学生的聚会。聊天中，有学生说；“你调走之前，上过我们初11班一个学期的英语。如果你教我们到毕业，我们的英语会学的更好。”一位同学还学我上第一节课时自我介绍和提问的语气。说；“My name is Wen Yong-xue.”.“What’s your name ?”等。逗的大家都笑起来。师生一起，无驱无束地天南地北，时事家事地海聊，真快乐。讲到有的同学不来参加聚会，有的人说；“我们知道，在农村的部份同学，境况不好。我们通知时已讲明，不要他出钱。他不来，不能怪我们了。”我说；“你们已尽同学之情谊，他们不自信，爱那不该要的死面子，只能怪自己。当然不能怪你们。”    聚会后回到毛敬荣家，他是文革期间，在一中读高中。俩人讲到校庆，捐款。他大有意见，说；“贵宾吃住全免费，你们这档子校友，住宿自理，我们这些学生，连通知都没有。”后又说；“我们借校庆之机，自己聚会。”他拿出打印好的如何组织同学聚会的材料给我看。我说；“好呀！我们不去攀龙附凤，锦上添花。我们要自己快活。”14日晚看宜州新闻，见到河池市的领导贵宾捐10元，另一位贵宾捐价值60万元的图书。心想，不知他们捐的是公款还是私人掏腰包？　　

13日上午9点后，我乘2路公交车去一中，到校后，见到有香港回来的许祥焕老师，心想，他胸前怎么没戴“贵宾”花带呢？大概没捐款吧。我用自己的相机，让人帮照了二张合影留念。我在会场外悠转，看看是否有同学，但始终没见到熟悉的人。难到他们都不来吗？感到没脸见这个嫌贫爱富的校庆吗？　　

庆典开始后，我打电话给刚退休的韦吉填，他是我小学到高中的同班好友。他回话：“我在会场。”我说；“这种做秀的会，对我们没意思，出来聊天吧。”他来了，俩人在校内悠转。我看到运动场正在修建。教学楼（3）前，有一座孔子朔像，会场旁边，有一尊冯京像。宜州是都宜兴游击队的故乡，怎么没见有烈士记念碑一类的建筑？心想，“和平演变”，现代语叫“颜色革命”，真够厉害。今天，没有硝烟炮响的争夺下一代的思想战争，一点也不亚于60年前炮火连天，流血牺牲的夺权战争激烈。我看到，在这场关系到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颜色革命”中，新兴的权贵集团和海归精英占有绝对的优势。这一小撮人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和学到的西方知识，利用我们革命人民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利用我们忙于工作，以及历史遗留的知识文化不多等因素，他们用各种方式，强占或坑蒙拐骗等手段，把国家，集体和个人的财产，化为己有。成了人数最少，占有财富最多的一伙人。他们手中有权，有钱，有西方的知识文化，有舆论工具等。他们淡化，歪曲，攻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用西方文化对国民进行洗脑，把人们的思想已搞乱了。现在，有点像长征时期，以蒋介石为代表的第官封统治者们一样，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与工农红军比，占绝对优势。但是，今天，在党内，我们仍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领导与广大党员。在社会上，有许许多多热爱党，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人民群众。    在现代科学发达到有互联网的情况下，我们无产阶级的广大干群，可以利用互联网，实现毛泽东同志在上世纪50年代讲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与权贵和精英们进行百家争鸣。尽管无产阶级的声音，被权贵和精英们的各种喧闹声或伪善的欺骗声压暂时压住了。但我却看到了，经过洗礼后，主流媒体已不时有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乌有之乡》更是长期刊登与主流媒体不同观点，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文章。像《乌有之乡》类似的网站也越来越多起来。我相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像何新，张宏良，孔庆东，李昌平等一批新人，将如长征冲出重围的红军一样，像毛泽东主席总结长征胜利时说的；“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135—136）　　

我俩边走边谈，我们回忆物质不如现在，但精神及快乐却比现在多的学生和老师生活，讲到了过去的社会安全和谐，我们身边的领导大多以身作则，为人民服务的人或事。也论及今天的社会冲突不断，当官的腐败，贫富的悬殊，看病贵，以及教书育人中的困惑等事。他说：“我看一次感冒，这样那样的检查，吊针，花去200多元。”我说；“《中国青年报》登了，看一次感冒要1500多元。医改后，我第一次到医院看感冒要100多元，不算什么。前几天，我拉肚子，去看病。账单写‘检查费76元’，医务人员根本没给我做什么检查。只是让我吃了一片药，然后给我一根吸管，一个盛有红色液体的小瓶，叫我插入吸管，往瓶里的液体吹气20分种。这就是检查费。还有材料费60元。”我又说：“医生的工资不由国家全包，而要自己去弄的话，就不会有不宰病人的医生。”他还谈到，他的小女儿，现在一中读高二，校庆也被捐了30元。“我不是老师，是实验员。我的小女，怕考上大学后，我供不起她读书，曾有过想不参加高考。”总之，自教育产业化后，教育不公越来越大。学校，教师则变成了学生家长的刷钱机。优质教育也成了有钱，有权人的特价商品。使邓小平说的“陪养人才有没有质量标准呢？有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P.100）成为一句空话。在产业化的教育下，能陪养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吗”？　　

我与初11班的学生交谈，听到他们对以权谋私，暴富，教育不公，看病贵等都极为不满。也不愿回到过去，怕过那种有时吃不饱，言论不自由的日子。教初中的兰国爱说；“现在领导宣布，不准搞家教，谁搞，被发现，就开除。”我问：“有文件吗？”她答；“没见到文件。”一个在乡卫生所当医生的男生说；“现在医改，想要我们回到过去，那有什么好？”我问；“医生工资国家全包吧。好呀。医师可不必宰病人而活了。”他说；“吃大锅饭，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愿多干？”我问：“文件具体怎么讲？对你们讲试点经验的材料吗？”他都回答不上来。我知道，走回头路不行，我也不希望回到从前的时代。我是想，我们如何把过去那种人人看得起病，医院是“治病救人”的地方，医生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找回来。我一时间与学生们讲不清楚自己的愿望，将来有时间回乡再与他们聊。用毛泽东主席的话：“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错误地否定了以前本来是正确的方针，我们今天又正确地否定了第五次反“围剿”时人们的错误方针，复活了从前的正确方针。然而不是否定第五次反“围剿”时的一切，也不是复活从前的一切。复活的是从前优良的东西，否定的是第五次反“围剿”时的错误的东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P.215）我心想，我们现在正走在社会主义社会的长征途中。1934—1935年时，红军长征，坚定信念，上下一心，同甘共苦，他们纠正党内的错误领导，战胜了各种各样的自然困难险阻，打败比他们强大得多的国民党军队。今天，只要我们党群能像红军长征那样，我们也能否定过去错误的东西，复活从前优良的东西。把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能建成共富和谐的人民满意的社会。（201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