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卖棉难的始作俑者？！

谁是卖棉难的始作俑者？！　　

今年7月14日《河北农民报》1版以《小王庄50多万斤棉花还窝在棉农家里》为题，报道了威县贺钊乡小王庄村棉农卖棉难的困境。文中披露：小王庄150户棉农，只有5户把棉花出手，另外145户棉花还在家里囤积着，至少还有50多万斤棉花没有卖出去，而眼下又即将到新棉的收摘期（类似的的情况还存在于邢台、邯郸市和其它市区），读后难于释怀，真为当今的棉农悲哀。　　

是什么造成了眼下棉农的卖棉难呢？文中的最后以邱县某棉花收购加工企业的一位老板的分析为例，道出了棉农卖棉难的原因：“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是国家有关棉花加工政策与现实脱节，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该老板说：“以邱县为例，以前有60多家棉花加工收购企业，一般情况下，正常开工两个月，60多家企业能把整个邱县的棉花吃光。就在两年前，国家为了让棉花加工企业与世界接轨，强制淘汰了200吨的机械设备，大批生产机械卖成了废铁，砍掉了一大批200吨加工企业，迫使少数200吨增加投资升格为400吨企业，可是400吨设备加工的皮棉只能外销，不适合国内纺织企业使用，再说，被迫上400吨设备的企业又没有足够的资金，导致400吨企业平时‘吃不饱’，一旦‘吃饱了’，又因产品不对路，没有销路，形成积压。”该老板认为：“砍200吨，上400吨设备这个政策是盲目的，实际上是错误的，如果不改正，不仅今年的棉花销路受影响，企业加工能力减弱，今后也可能重蹈覆辙，直接损害棉农的利益”。该老板还直言不讳地说：“我之所以仍在收购棉花，是因为我厂偷用200吨设备在生产，生产的皮棉销往国内纺织企业，而另一个车间里的400吨设备已经闲了1年多，根本没有开过，我们上400吨设备其实就是为了办证件”。以上这些话，折射出了当今卖棉难的真正原因，——是国家出台的新政策与中国的国情不符。该老板身处购销棉花的第一线，他的话应该说很有权威性和说服力。　　

国家的政策与时下的棉花加工脱轨，造成的恶果是什么？它带来了广大棉农的棉花严重囤积卖不出去，由于卖不出去，棉农的生产生活出现了严重问题，由于卖不出去，没有资金做动力，今年的棉花便疏于管理，该追肥了还没有追肥，严重地挫伤了棉农的生产积极性，给今后中国的棉花埋下了危机。通过国家对棉花加工企业的调控这件事，又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这几年的新农村建设中，一些政府部门不按实际规律办事，不从农民的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一味追求整齐划一，高楼林立，农民几千年来“土”惯了，硬让他们适应这些“洋”的东西，赶“鸭子上架”，结果由于农民水土不服，拆巨资盖起的高楼成了长久的闲置。这不是一句事倍功半可以一言蔽之的，而是一项劳民伤财的败绩。　　

现在的人们尤其是领导层的干部们谈论起毛泽东时代时，总要对五八年的大跃进流露出不满的情绪，说那是领导人的瞎指挥，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浮躁冒进，给中国的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既然那是一场惨痛的教训，那么在今天这个所谓经过拨乱反正、坚持实事求是的社会里，为什么还一二再，再二三地出现不从实际出发，瞒报假小康，为了与国际社会接轨制定一系列与实际情形严重脱节的政策呢？难道我们每前进一步，总要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吗？中国农民最有忍耐力，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他们不具备话语权，逼得他们实在无路可走时，可以选择自杀，一死了之。而我们的政府官员在制定一系列政策时，可否会隐约听到农民无助的呻吟呢？　　

晚唐杜牧在《阿房宫赋》的结尾云：“秦人不暇（没来得及）自哀，而后之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既然建国以来有那么多的严重教训可以借鉴，为什么当今的决策者还一二再再二三地重蹈覆辙呢？难道若干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象哀当年的大跃进一样，而对时下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损失也同样发出悲哀吗？　　

我们真不想看到这种现象。　　

造成广大棉农卖棉难的始作俑者很该反思反思了！　　

2011-7-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