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1952年的税制改革和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乌有之乡编者按：关于历史问题，向来众说纷纭。本站欢迎各种基于公正立场，有事实依据的文章。希望不同观点之间能够相互学习、批判，以利于揭秘历史真相。

周恩来与1952年的税制改革　　

和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1）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以下文字节选自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在1952年的税制改革和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鉴于有关高岗、饶漱石的所作所为历史已有结论，本文不再涉及。只是将书中有关主要当事人毛泽东、周恩来、薄一波、吴波的观点和做法的部分节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如有可能，请读者尽量阅读原著。文中[ ]中的内容为笔者所加，文中（ ）的内容为原著中所有。特此说明。]　　

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1952年12月31日　，《人民日报》上赫然登出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 发表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和《全国工商联筹会拥护修正税制》的报道。

这是一条特大新闻。

修正了的税制公布后，谁也没有想到，竟然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掀起了轩然大波。

　1月9日　，山东分局第二书记、山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向明等三人联名给中央写信，说他们不懂，为什么新税制执行后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

　1月11日　，北京市委也写信给中央，反映北京的商店里出现了抢购风潮，物价持续上涨，街上群众议论纷纷，政府门口上访人员大量聚集。

随后，各大区、各省市财政委员会也纷纷写信、打电话给中央财政委员会，反映在执行新税制过程中遇到了困难和麻烦。

事情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

毛泽东过问了。

　1月15日　，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这样一封信：

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　　

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接信后，立即感到了问题的严重。他反复看了数遍，连夜给毛泽东写信，谈了处理方法。勤勉谨慎的周恩来，写完信后没有马上送走，而是把薄一波找了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作者用“勤勉谨慎”四个字来形容周恩来，但是，新税制之事，他就不怎么谨慎了。他是偶而为之、偶而失误吗？联想到后来毛泽东所指出的“大事不请示，小事天天报……”，看来，周恩来的“勤勉谨慎”，是需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的，起码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一波，你看，新税制主席批评了。”周恩来把毛泽东的信交给薄一波看。

薄一波接信看罢，脸色骤然变了。他看到信中毛泽东词锋甚严，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他沉默了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看来，问题严重了。”

“这事主要怨我，事先考虑不周。”周恩来接过信，诚恳地说。

周恩来作自我批评，也是有原因的。财政部提出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后，向他做作了汇报，他在　1952年12月26日　主持召开政务院第164次政务会议，批准了这个方案。接着，他还向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工商界知名人士征求了意见。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处所提到的周恩来作自我批评，是只有两个人的场合，也是只有一句话的自我批评。]　　

薄一波见周恩来表情很难过，就说：“不，总理。这事是财政部办的，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

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摆摆手说：“先不谈责任了。还是把补救措施和解决办法议一议吧。你看我给主席的信中谈的行不行，问题说清楚了没有，解决的方法得力不得力。”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向薄一波投去感激的目光，颇耐人寻味，此事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要责任，却感激下级承担责任。“我这个当部长的，理所当然地应该负主要责任”，事情的发展过程证明薄一波说到做到，没有上推下搡。周恩来的作法似乎值得商榷。]　　

随后，两人在一起字斟句酌地研究起来。他们商讨的结果，决定马上由财政部和税务总局派出若干个小组分赴各大中城市检查，每天与各主要城市通话联系，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先在现有基础上做做工作看，若问题还不能解决，就果断地停止执行新税制。财政部注意整理个材料，待适当的时候，向毛泽东、政治局全面汇报一次。

[在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高岗、陈云、邓小平、彭真、董必武、林伯渠和薄一波、财政部、商业部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上]

[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在汇报中，主要讲了下面一些内容：

[……]新税制公布后，引起了波动。现在看，新税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和缺点。比如，操之过急，工作不惜，宣传不够，听取各方面意见不够。有些具体条文修改的不适当。有些提法，像“公私一律平等纳税”，也不妥当。加重了国营企业的税收负担，确实因为实行新税制而提了价。某些私商和资本家占了便宜。对人民群众思想上，心理上也有一定不良影响。　　

新税制的教训，主要有两条：第一，急于出台，太过于匆忙，使许多工作没有跟上，结果陷于被动。第二，一些同志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从日本投降到解放战争胜利，胜利来的很快，因此不顾经济工作的复杂情况，单凭热情办事，从主观出发，不懂得一个环节变了其他的环节也要变，违反了经济工作的客观规律，这就要受到惩罚。　　

吴波汇报完后，薄一波发言作了自我批评，非常爽快地承担了责任。

随后，周恩来也作了自我批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在政治局的会议上是如何作的自我批评，具体有哪些内容，原著中未有涉及。]　　

毛泽东讲话了。毛泽东一改平时政治局开会时讲话谈笑风声的风格，神色冷峻，口气十分严厉。他说：

“财政部的汇报，问题讲清了没有？实质抓到了没有？不知在座的同志怎么看，反正我看没有。新税制，新不新啊？新嘛。过去没有的提法，现在有了，还不新吗？新税制，新在那里啊？新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共产党历来是提倡社会主义之公，反对资产阶级之私的。这下倒好，公私一律平等了，这还不新鲜吗？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个创造，是个新鲜的提法。可是，很遗憾，这个口号违背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是错误的，是完全错误的！”　　

说到这里，毛泽东的声音因激动而提高了。他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放低了声音，接下去说：　　

“税务，事关国家的财政来源，事关国家的经济命脉，岂可等闲视之。修正税制，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中央还重！”　　

说着说着，毛泽东激动起来，“叭叭”地用手敲起了桌子。他用他那炯炯的目光环顾四周，这是他听取大家反映的特殊形式。他发现，大家都在凝神静听。他特别注意到，周恩来和薄一波在埋头作记录。　　

毛泽东放开声音讲下去：　　

“新税制我们说不好，人民群众说不好，国营企业说不好，有没有说好的呢？有啊。谁呀？资本家。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的叫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实行新税制不是什么具体工作方法问题，也不是什么考虑不周的问题，而是个原则问题，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新税制不是一般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　　

毛泽东的批评震动了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们。他们都听出来了，毛泽东批评的重点，还不在新税制本身，而在于事先没有报告中央。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毫不知情的情况的下，出台如此重大的政策，是他所不能容忍的。实行新税制，全国上下议论纷纷，而他作为党和政府的主席却蒙在鼓里，这不能不使他格外恼火。　　

毛泽东讲到最后，提出要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和分散主义。他面冲着周恩来，明确指示，中央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政治局和政务院的工作分工要重新调整。　　

周恩来与1952年的税制改革　　

和1953年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2）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　　

张聿温著《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　　

[鉴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1953年上半年国家预算的执行出现了巨额赤字，]另外，中央和地方、统和放的关系，也没处理好。1950年开始，中央就下决心统一财政经济工作，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巨大成就，这就是扭转了财经工作中的严重混乱状况，短期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但是，事情却走了极端，后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集中过多、统的过死、处理不当、同地方商量不够的问题，从而使地方对中央财政部门渐渐积累起不少意见和不满，有些意见和不满还相当激烈。　　

正是鉴于这些问题，中央下决心召开一次全国性的财经工作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他就会议的议题和准备工作专门写了这样一封信：　　

[毛泽东在给陈云、一波、富春同志的信中说“似乎预算问题，增薪问题，县区乡财政统一问题，地方财政和大城市财政问题，税收问题，五年计划问题，今年下半年经济安排问题，军费问题，均应有所讨论”。]　　

[　1953年6月12日　，周恩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预备会议上的讲话，有这样一段：]　　

“这次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是准备解决中央提出的、各地有意见的、问题比较成熟的一些问题。方针是多听地方意见，开展批评自我批评，进行工作上政策上的检查，应着重思想上反对主观主义，政治上反对分散主义，作风上反对官僚主义。自上而下，自下而上，条条块快地讨论，吸取大家积极性、建设性的意见，集中起来，成熟的问题写成决定，以统一贯彻执行。”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进入第四周，既从　7月6日　开始，]　　

薄一波如同坐在火山口上。他对自己成为大家批评、非难的目标明显缺乏思想准备。但作为财政部门的主要领导，他还是主动到各个小组参加讨论，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认真地做着记录。他要拿出政治家的风度来。　　

　7月13日　一大早，他接到了周恩来的一封信。打开一看，顿时心里“格登”一下。　　

信是这样写的：　　

一波同志：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是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周恩来　　

                                                      　7月12日　夜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信中的内容全部都是毛泽东的指示吗？我看不是，那么，哪些内容是毛泽东所指示的，哪些是周恩来的意见，结合周恩来下面的一段话，“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既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请读者分析。我个人观点，“各方面的批评意见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这一段话是周恩来的意思。]　　

[　7月13日　下午，召开扩大的第十五次领导小组会议。]“同志们，这次全国财经会议开了已整整一个月，重点是财政问题。”周恩来的开场白一字一顿，显得分量很重。　　

“会议期间，大家发扬民主，讨论热烈，对财经工作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过去财经会议，从来没有像这次这样自下而上地集中在方针、政策、制度上，在思想、组织、作风上进行全面的检查。缺点是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上，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对人是要治病救人，对事是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既对人批评不是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弯子说。这样很不好，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以积极的态度，以对同志、对工作、对事业负责的态度，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进行正常的同志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目的嘛，只有一个，这就是毛主席早就说过的，‘发扬成绩，纠正错误，以利再战’。”　　

“今天的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议题只有一个，请薄一波同志作检讨。大家欢迎！”　　

[薄一波发言或者说检讨后]　　

周恩来带头鼓掌，然而却无人响应。主席台上的掌声由于靠近麦克风，格外的响亮，然而由于凌乱孤单，也就格外的刺耳。　　

“看来大家对一波的检讨不满意啊！”周恩来苦笑着说，“但不论是谁，肯检讨就是好的嘛，检讨就是进步嘛，即使是微小的进步，也是值得欢迎的嘛。”　　

从　7月14日　到7 月25日，周恩来连续主持召开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人们发言的口气越来越严，上纲越来越高，涉及和批评的问题也越来越多。　　

[……]　　

在那样的场合，在那样的气氛中，吴波也算得是一条汉子。他甚至递条子给周恩来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吴波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要处分就处分他，薄一波只负点头和领导责任。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财政部副部长吴波勇于主动承担责任之举，是值得称赞的。薄一波并没有一推六二五，并没有让下级承担责任。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干部，是应有的水平和风度。]　　

[……]　　

周恩来注意到了大家的情绪，而且在他看来，薄一波和财政部领导对新税制的错误的认识上，还确实存在一定差距。于是，在吴波作完检讨后，周恩来当场宣布说：　　

“薄一波同志对错误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是值得肯定，值得欢迎的。但是，与同志们的要求相比，还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认识错误，着重从思想上、作风上去深挖错误的根源。两天后，到星期一，即　7月27日　，请一波同志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闻言，不觉怔了一下。他想：“这不是逼命嘛！才给两天时间，怎么准备得出来？如果准备不充分，又该说我‘认识不深刻’，‘态度不端正’，‘企图蒙混过关’了。”他随即抓起铅笔，刷刷地给周恩来写了个条子：　　

“总理：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能否宽限几天？”　　

周恩来看了，同情地点点头。于是重新宣布说，给薄一波宽限几天，等他经过充分准备后，再安排他做第二次检讨。检讨的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当场宣布限期让薄一波做第二次检讨的是周恩来，对薄一波表示同情并又给予时间“宽限”的还是周恩来，周恩来是何等的会做人！]　　

　8月1日　，薄一波作了第二次检讨。　　

[……]　　

当会议要求薄一波作第三次检讨时，薄一波的火气终于爆发了，他坚决地拒绝了。　　

[……]　　

毛泽东问周恩来：“这两天会议情况怎么样？可有什么新的进展？”　　

周恩来说：“会议眼下集中在对新税制，对薄一波的批评上。多数同志情绪激烈，批评的调子居高不下。这样下去，我担心会议会走偏方向。”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会议的主持人自始至终是周恩来，周恩来担心会议走偏方向，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更不用说有效的措施，毫无疑问，周恩来是有责任的。]　　

毛泽东摇摇头，不满地说：“我的恩来同志呀，不是会，而是已经走偏了方向。本来，会议应该很好地讨论一下总路线问题，可让新税制这么一冲，冲得个七零八落。人们满脑子新税制，新税制，早让总路线坐了冷板凳。会期吗，也很成问题呦。本来，预计过了‘七一’结束，这下连‘八一’都过了，还统一不起认识来。这是怎么回事呀？莫非还要在北京过‘十一’不成吗？……再不行，干脆，就连元旦一起过！这么多人，我们中央还管得起饭！”　　

周恩来见毛泽东说着说着来了气，就尽量放缓口气说：“主席说的对，会议是该尽快结束了。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两次检讨通不过。一波成了伍子胥，过不了昭关。我让一波作第三次检讨，但是一波抵触情绪很大，他坚决拒绝了。”　　

毛泽东沉思片刻，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周恩来点点头：“不检讨也好。一波再作检讨， 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经过周恩来审查批准过的新税制出了问题，周恩来没有为下级遮挡风雨，也没有正确地引导和把握会议的方向，而是连续主持了8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进行批评，而且决定让薄一波连续作三次检讨，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把会议开成了马拉松会议。当毛泽东决定“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周恩来马上说“不检讨也好。一波再作检讨，只会把问题越弄越复杂，也只会加剧双方的对立和抵触”。周恩来180度的转弯子是何等的快！可令人疑惑是，周恩来决定让薄一波作第三次检讨的时候，他想没想到会把问题复杂化呢？他在对立和抵触的双方中处于哪一方？还是把自己置之事外？这是不是值得读者思考的问题呢？]　　

（　8月11日晚　，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周恩来作总结报告。报告中说：）　　

修正税制的错误  这个错误是很显然的。[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既然修正税制，错误是很显然的，那么，周恩来批准新税制实施的时候，是发现了这个“显然”的错误，还是没有发现呢？现在新税制出了问题，却说新税制的错误是“很显然的”，典型的事后诸葛亮。]修正税制实施的结果，使税负公重于私，工重于商，打击了工业，特别是落后工业，帮助了私营商业，特别是大批发商，并使市场一度发生混乱，造成群众不满。这样就有利于资本主义经济，不利于社会主义经济和半社会主义经济。本来，按照党的二中全会决议，税收政策是限制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方面，故对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应该区别对待，亦即‘有所不同’。但修正税制却提出了“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但取消了对国营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便利和优待，反而给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更多的便利，所谓“简化税制”，也就是在这种意义上得到了全国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的热烈欢迎与拥护。[小人物未敢忘忧国：此事是周恩来办的，是周恩来去征求全国工商联的意见啊，周恩来现在指责起别人来，也是理直气壮的。]违背了党的政策而专谈“保税”，并且不计算国营企业和合作社因税负的加重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仍坚持“税收数目增加了”的说法，这是对于错误的本质缺乏认识或不愿认识的表现。应该在一次指出，修正税制的错误，是违反党的二中全会决议在这个方面所规定的原则的错误。对这样关系到国家政策、全国人民利益和调节各阶级收入的重大问题，财政部、特别是应对次事负主要责任的薄一波同志，事前并未根据党的二中全会决议认真研究，也未向党中央认真报告请示，并草率从事地将中央财委通告提请政务院批准，并要《人民日报》发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社论，事后长期未予认真检讨，这一错误是极其严重的。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什么叫做“也未向中央认真报告请示，并草率从事地将中央财委通告提请政务院批准，并要《人民日报》发表《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社论”，周恩来的说法是值得推敲的，这个责任由薄一波来负是有失公允的，大家都清楚，周恩来不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政务院也不是最高权利机构，薄一波不可能报请党中央同意后，再报请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审批。周恩来是薄一波的顶头上司，薄一波就新税制之事请示了周恩来，从组织关系和业务程序上，薄一波无可挑剔，如果周恩来不批准，新税制能公布实施吗？薄一波有权让《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吗？是周恩来“未向中央认真报告请示”，草率地批准了新税制，周恩来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这么大的事，事先没有报告中央，没有找中央商量。可是报告了资本家，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中央还重！”“在这个错误的背后，有个分散主义、自由主义的东西在作怪。事先不请示，不报告，草率行事，擅自作主，这不是分散主义是什么，不是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组织纪律观念薄弱是什么？”这个责任理应由周恩来承担。周恩来审批权在握，审批就要把关，毛泽东能通过下级的信和报纸，非常敏锐的发现并指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而周恩来却没有发现这么“显然”的错误更不用说加以纠正，这里面确实有一个水平问题，无数事实证明毛泽东就是比周恩来高明，因此无需讳言，周恩来的勤勉谨慎、周到细致是含有一定水分的。只画圈而不把关，有问题而不承担责任，这样的总理谁都可以当。当然，这并不是说薄一波没有错误，而是说是谁的错误谁就应该承担责任。]　　

[周恩来在报告中历数了修正税制的错误，征收农业税中的错误，商业工作中的错误，财政工作中的错误，银行工作中的错误之后说：]　　

这些错误的主要负责人，是薄一波同志。在大家的批评、督促和帮助之下，薄一波同志做了两次自我检讨的发言。在第二次发言中，薄一波同志对自己错误的认识是有进步的，但对于自己错误的根源还没有揭发出来。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他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的。薄一波同志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在于不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不从党的政策和劳动人民的利益出发，而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反映了许多资产阶级的观点、情绪和作风。当着我们党在过渡时期与城乡资产阶级分子又合作又斗争并须对他们逐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当中，这种阶级斗争将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的思想斗争上来。薄一波同志自己承认对工人阶级的感情有些疏远了，那么对谁接近了呢？必然是资产阶级。这就是薄一波同志错误思想的社会根源。薄一波同志说自己的阶级出身是小资产阶级，但他忘了小资产阶级不向无产阶级缴械，必然要受资产阶级影响。薄一波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位置、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他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而近半年多以来，由于骄傲自满，这种错误就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了。薄一波同这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作风，越因其成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对党对劳动人民的危害性就越大。因此，对薄一波同志来说，加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并使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时刻关心劳动人民的利益，坚决地去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和行会情绪，老老实实地服从党的统一领导，倾听群众意见，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这将成为改正错误的关键。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地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与党和人民的工作。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周恩来对薄一波的批评是何等的深刻，涉及到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涉及到对工人阶级的感情和阶级出身，涉及到个人与党的关系、对党不老实的态度、不民主的作风和行会主义的情绪。还说他在过去的工作中，也曾犯过这种性质的错误；而近半年多以来，由于骄傲自满，这种错误就更加集中地暴露出来了。毛泽东没有及时发现问题，是因为忙于土改和抗美援朝，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而推卸责任。周恩来是薄一波的主管领导，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现和及时纠正呢？为什么等问题成了堆，等毛泽东发现了问题，周恩来才有如此说法？周恩来是否有秋后算帐和落井下石之嫌呢？薄一波分管的财政部、税务总局、粮食部、银行等部委也是政务院的下属机构，这些部门出了问题，政务院总理也应该承担应有的责任嘛！起码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差那么一点。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把周恩来的总结报告中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毛泽东还加上了这样一段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在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地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与党和人民的工作。”这可以从毛泽东的书写习惯和语法特点上看出来，由此也可以看出毛泽东治病救人的态度。]　　

[周恩来在报告中还说：]　　

这次会议又证明：薄一波同志在财经工作中所犯的一系列错误，是与他的错误工作方法相联系的。薄一波同志的工作方法，不是依靠集体经验和集体智慧，不是遵照毛泽东同志历来所强调的要集中群众经验，而是独断专行，因而不可避免地在工作上发生错误，造成恶果。　　

（周恩来做总结报告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其中，毛泽东说：）　　

在这次会议上，少奇同志说有那么一点错误，小平同志也说有那么一点错误。无论任何人，犯了错误都要检讨，都要受党的监督，受各级党委的领导，这是完成党的任务的主要条件。全国有很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在批评薄一波的错误中间，恩来、陈云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2）统的死了，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有没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3）预算问题。去年十一月搞起，经过一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十六万亿元是虚假数字（指将上年节余打入下年的预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过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噪冒进。（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看我口气松了，说查天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的，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一百六十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八百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宣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还有等等一些其他问题。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在逐步的纠正中。　　

[小人物未敢忘忧国：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和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什么大小问题到了他那里都要分出个是非分明，都要搞个水落石出，他总不能把事情推给联合国吧，他也不能和稀泥，更不能出了问题要别人承担责任，那也不是毛泽东做人办事的风格和原则。提出问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批评人，这是毛泽东不可回避的工作。批评人，给出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而且被历史证明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批评别人的同时也严于分析、解剖自己、勇于承担责任，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一切都正确，不止一次说过，无论中央和地方的问题和错误，“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声音是多么的铿锵有力，这就是毛泽东，这就是毛泽东的人格魅力，这就是人民领袖的风采，这就是无人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重要原因之一。周恩来揽功委过，与毛泽东相比是不是相差的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