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演化与构建思路

　　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演化与构建思路

　　王世荣

　　（政治学教授，文化复兴丛书主编）

　　摘要：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资本主义是建立在工商业高度发达基础上的一种文明形态和世界体系；从反封建到统一民族国家的建立，从资产阶级革命到民主参与权的扩大，从政府调节到福利社会，表明资本主义文明的演进与发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的成功开辟了在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冷战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空前挫折。中国共产党人，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映社会化大生产的经营方式和管理经验，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创建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中央权威，健全民主集中制，发挥中央集权制优势，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法治德治结合，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东西方文明在冲突中走向融合，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在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各国可以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的覆灭，表明用相互征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的终结，必须用正义与和平重铸人类文明。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在同一条船上，政治是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是习近平幸福政治学宣言。坚持自我革命，建设廉洁政府；进行军事变革，建设军事强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斗争日趋激烈，廉政建设、共同富裕、阶层固化、生态文明，以及道德心灵建设，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用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美美与共，综合创新，仇必和而解！中国走出了一条“和平崛起”而非扩张的非西方化的现代化之路，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可以创造出“现代西方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为全人类新文明形态做出贡献！

　　关键词：人类新文明形态；毛泽东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明冲突与融合；活力与秩序；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

　　

　　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风云变幻，东西方文明冲突加剧，各种政治力量和文明因素重新组合。这实际上是人类文明长期演化的结果，从现代性到现代性批判，从文明到文明冲突，从西方的没落到东方的崛起，从历史终结论到新文明形态的建构，人类的脚步一刻也没有停止，在负重中前行，在曲折中变革，在迷茫中寻找出路！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百年奋斗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党和人民事业是人类进步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百年来，党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①

　　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是一种崭新的人类文明形态，它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基础上形成的；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的成功，开辟了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中国革命的成功开辟了在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中央集权制，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实践。老中青三结合，德才兼顾，又红又专，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与发挥价值规律作用相结合，文治武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发扬民主与法制，高度重视党的建设，重视人民监督，打造廉洁政府！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这是毛泽东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构建做出的有益探索和杰出贡献。

　　一、“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资产阶级开拓了世界市场，经济危机暴露了其内在矛盾；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文明形态！

　　关于人类文明形态，人类学家摩尔根提出了蒙昧时代、野蛮时代与文明时代；历史学家提出了古代社会、近代社会与现代社会；马克思提出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汤因比提出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犹太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儒教文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等；有人提出畜牧业文明、农业文明，工商业文明，生态文明。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文明形态。

　　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开启了人类新文明的曙光，欧洲走出了黑暗的中世纪，人文主义思潮崛起。恩格斯说：“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②人性取代神性，人权取代神权，自由平等博爱成为至高的价值！

　　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达尔文的进化论，牛顿的万有引力，自然科学高歌猛进。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指出：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蒸汽和机器引起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

　　它第一次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和十字军东征的远征。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了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

　　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象一个巫师那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符咒呼唤出来的魔鬼了。几十年来的工业和商业的历史，只不过是现代生产力反抗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历史。要证明这一点，只要指出在周期性的循环中愈来愈危及整个资产阶级社会生存的商业危机就够了。

　　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仿佛是一场饥荒，一场普遍的毁灭性战争，吞噬了社会的全部生活资料；仿佛是工业和商业全被毁灭了，——这是什么缘故呢？

　　因为社会上文明过度，生产资料太多，工业和商业太发达。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隘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产阶级用什么办法来克服这种危机呢？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的市场，更加彻底地使用旧的市场。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办法呢？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③

　　马克思主义认为导致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在于个别企业生产的计划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在于生产无限扩大与劳动者日益贫困化之间的矛盾，在于资产阶级无偿占有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在于资本主义是一种打着人道旗号却是一种极不正义的剥削制度！

　　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财富在资本手里的增值；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的脚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

　　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着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为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阶级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利益。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代替那存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④ “自由人的联合体”是马克思主义对新文明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序言中指出：我要在本书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交换关系。问题本身并不在于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所引起的社会对抗的发展程度的高低。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

　　在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在我们那里完全确立的地方，例如在真正的工厂里，由于没有起抗衡作用的工厂法，情况比英国要坏得多。在其他一切方面，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除了现代的灾难以外，压迫着我们的还有许多遗留下来的灾难，这些灾难的产生，是由于古老的陈旧的生产方式以及随着它们的过时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还在苟延残喘。不仅活人使我们受苦，而且死人也使我们受苦。死人抓住活人！

　　德国和西欧大陆其他国家的社会统计，与英国相比是很贫乏的。然而它还是把帷幕悄悄揭开，使我们刚刚能够窥见幕内美杜莎的头。如果我国各邦政府和议会象英国那样，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态，如果这些委员会象英国那样，有全权去揭发真相，如果为此能够找到象英国工厂观察员、编写《公共卫生》报告的英国医生、调查女工童工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的英国调查委员那样内行、公正、坚决的人们，那末，我国的情况就会使我们大吃一惊。柏修斯需要一顶隐身帽来追捕妖怪。我们却用隐身帽遮住眼睛和耳朵，以便有可能否认妖怪的存在。

　　决不要在这上面欺骗自己。正象十八世纪美国独立战争给欧洲中产阶级敲起了警钟一样，十九世纪美国南北战争又给欧洲工人阶级敲起了警钟。在英国，变革过程已经十分明显。它达到一定程度后，一定会波及大陆。在那里，它将采取较残酷的还是较人道的形式，那要看工人阶级自身的发展程度而定。所以，现在的统治阶级，不管有没有较高尚的动机，也不得不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把一切可以由法律控制的、妨害工人阶级发展的障碍除去。

　　一个国家应该而且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

　　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

　　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内，自由的科学研究遇到的敌入，不只是它在一切其他领域内遇到的敌入。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情感，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

　　在今天，同批评传统的财产关系相比，无神论本身是一种很轻的罪。但是这方面，进步仍然是无可怀疑的。以最近几星期内发表的蓝皮书《关于工业和工联问题同女王陛下驻外公使馆的通讯》为例。英国女王驻外使节在那里坦率地说，在德国，在法国，在欧洲大陆的一切文明国家，现在的劳资关系的变革同英国一样明显，一样不可避免。同时，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副总统威德先生也在公众集会上说：在奴隶制废除之后，资本关系和土地所有制关系的变革会提到日程上来！这是时代的标志，不是用紫衣黑袍掩盖得了的。这不是说明天就会出现奇迹。但这表明，甚至在统治阶级中间也已经透露出一种模糊的感觉：“现代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⑤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对社会主义新文明形态进行了描述：“无产阶级革命，矛盾的解决：无产阶级将取得社会权力，并且利用这个权力把脱离资产阶级掌握的社会化生产资料变成为公共财产。通过这个行动，无产阶级使生产资料摆脱了它们迄今具有的资本属性，给它们的社会性以充分的自由。从此按照预定计划的社会生产就成为可能的了。生产的发展使不同社会阶级的继续存在成为时代的错误。随着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消失，国家的政治权威也将消失。人终于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从而也就成为自然界的主人，成为自己本身的主人。

　　完成这一解放世界的事业，是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考察这一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的性质本身，从而使负有使命完成这一事业的今天受压迫的阶级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这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理论表现即科学社会主义的任务。”⑥

　　恩格斯后来在《家庭、所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引述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对未来新文明形态作为了进一步描述：

　　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也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感到迷惘而不知所措了。然而总有一天，人类的理智一定能强健到能够支配财富，一定有规定国家对它保护的财产的关系，以及所有者的权利的范围。社会的利益绝对地高于个人的利益，必须使这两者处于一种公正而和谐的关系之中。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象它对于过去那样，那么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的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唯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形式上的复活。⑦

　　二、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体系，与农业文明相比，它是一种发达的工商业文明，资本主义政治发展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民主化、福利化三个阶段，罗尔斯的《正义论》对西方文明的“合法性”作出解读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文明体系，与农业文明相比，它是一种发达的工商业文明，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改革维新、国际贸易、战争、殖民地等手段不断地扩张其版图。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国家建设，即通过王权专制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二是民主化，即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和渐进式改革建立民主政治的体制，扩大政治参与；三是福利化，即国家职能或政府干预扩大，建立了现代意义的福利国家。⑧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思想家马基雅维利著《君主论》，提出只要可以统一意大利，国王既可以“像狮子一种勇猛，又可以像狐狸一种狡猾，也可以背信弃义”！ 马克思曾指出：马基雅维里在书中的阐述使政治的理论观点摆脱了道德，而把权力作为法的基础，从而将政治学的基础由道德转向了权力。马基雅维利的思想在当时具有进步性，但是也显露出资产阶级政治的非道德性，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演化历程中愈来愈暴露出来。

　　16世纪70至80年代爆发的尼德兰革命，是第一次胜利的资产阶级革命。但尼德兰革命后建立的是商业共和国，仅具有地区意义。17世纪40年代的英国革命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对欧洲、北美等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此，整个世界进入了相继爆发反封建的政治革命的新的历史时期。

　　资产阶级革命就其经济根源来说，是由于资本主义在没落的封建社会内部已经成长发展起来，而封建专制制度、农奴制度、贵族宗教特权、繁重赋税、关卡林立、国家分裂、战争连绵等等，严重的束缚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就是推翻封建专制政权，消灭封建制度，取消贵族特权，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建立资产阶级专政，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在某些存在民族压迫和民族分裂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还肩负着实现民族独立和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任务。⑨

　　资产阶级革命在人类历史上起着非常革命的作用。它“扫除、摈弃并破坏旧社会的一切桎梏”⑩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度，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进步，为社会生产力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迅猛发展开辟了道路。正如《共产党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它在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⑾

　　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776年美国爆发独立战争和1861年的南北战争，1879年法国大革命，在英法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19世纪70-80年代德国俾斯麦改革，巩固了德意志帝国的统一，打击了教会势力，有利于德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之后，德国经济迅速崛起，很快就赶上并超过两个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和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号经济大国。

　　俄国农奴制改革即俄国1861年改革，是俄罗斯帝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推行的社会改革。十九世纪中叶，俄国还顽固保存着野蛮落后的农奴制。农民的人格和自尊心被无情的摧残，他们整天无偿地为地主劳动，甚至被作为物品抵押债务。大量劳动力被束缚在庄园里，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必需劳动力由此缺乏来源。俄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也因此大大落后于西欧国家。

　　俄国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奴制，农奴成为"自由人"，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巨额的份地赎金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又积累了大量资金。俄国从此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861年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同时，1861年改革也保留大量封建残余，对俄国社会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民主革命依然是俄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历史任务。⑿

　　俄国不仅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追赶欧美成为欧亚大国迅速崛起。而且在科学、艺术、文学、政治、军事等领域产生于一批具有世界级影响的大师，诺蒙罗索夫，门捷列夫，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柴可夫斯基，列宾，彼得大帝，列宁，等这些伟大人物的出现，是俄国光耀全球的象征！而近代以来人类有两个战争狂人，一个是拿破仑，一个是希特勒，不可一世，最终都败在俄罗斯手中！对这样一个国家绝不能等闲视之！

　　明治维新，即日本明治时代初期的日本所推行的一系列重大复兴举措。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在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由一群有知者组成"萨长土肥"藩士成立的新政权在戊辰战争中消灭德川幕府和反抗者，推行版籍奉还，结束长达六百多年的武士封建制度，以藩阀和资本家取代武士阶级的统治。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通过推行"王政复古"以达到天皇亲政和议会政治(合议)，建立三权分立的新式政府，模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制；经济上推动了财政统一，稳定幕府后期严重负债的国家财政;并推行殖产兴业，掌握新式技术，实现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大幅提升。教育也进行了大规模改革，价值观的西化也为日后的政治和经济变化埋下远因。在外交上成功废除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继续江户时代以来对虾夷地的开发，旁及琉球，并积极实现日韩合并，乃至于日后拓展海外殖民地等，日本出现了"脱亚入欧"的风气，都源于此时国力大幅膨胀的变革，是日本近代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日本的明治维新十分有意义，因为它是当时亚洲一众推行改革的国家之中，少数成功改革的国家，是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得到迅速发展，对亚洲国家现代化起了刺激和推动作用。⒀但日本很快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发动侵略战争，尤其是侵华战争，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30万平民生灵涂炭！二战后走上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日本人并没有对战争进行认真忏悔，修改教科书，掩盖战争罪责，政府官员不断参拜靖国神社，对这个民族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吹响了民主化的号角，但民主政治的建立却不能靠一次革命来完成，而是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艰难的过程。法国大革命以后，民主革命的成果未能得到巩固，历经了两个帝国和波旁王朝复辟的腥风血雨以及五个共和国的颤变，最终才建立了稳定的民主政体。英国在光荣革命以后，虽然政治发展比较平稳，没有经历法国那样的刀光剑影，但民主化的任务仍十分艰巨。光荣革命后的近一个半世纪中，英国实际上实行寡头政治，因为选举权只限于很少的资产者之手。1831年，英国1300万人口中选民只有35万，仅占人口总数2.6％。经过1832年的议会改革，中产阶级才获得了选举权，但无产阶级仍被排挤在政治体系之外。经过1867年的议会改革，大部分工人才获得了选举权。以后又经过多次改革，才形成普选制度，至于代议民主制的完全确立，则是20世纪的事情。

　　在英法之外，其他西方国家虽然所走的道路与英法不完全相同，但都面临创建民主政治的任务。美国由于是移民国家，没有经历漫长的封建社会，其国家建设与民主化任务都是由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独立战争开创。德国的现代化起步较晚，但在1848年也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正在于实现国家统一和民主政治，只是德国民主化道路更为艰险，最后是在二战失败后在盟军占领下才完成的。尽管西方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但都先后面临并最终完成了国家建设和民主化的任务。

　　经历了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进程之后，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就面临最后一个历史任务，即实现福利化。民主政治扩大了政治参与，无产阶级也争取到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并未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相反，贫富分化日益加剧，阶级斗争日趋尖锐。“自由放任”政策受到批判，国家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各阶层分享经济发展成果。19世纪80年代德国首相俾斯麦最早开始了福利化实验。

　　20世纪，福利国家提上议事日程，“福利经济学”尤其是“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干预创造就业机会，恢复经济，即使增加财政赤字，也要保障充分就业。“罗斯福新政”，加强对经济的控制，增加工人工资，兴建大规模公共工程，提高农产品价格，重视社会问题，扩大工会活动。二战后，英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进一步创建了英国的社会福利制度。德国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艾哈德所推行的“社会市场经济”虽然不同于北欧的“福利国家”，但实际上也包含了“福利国家”的一些内容。可以说福利国家在二战后成为西方国家普遍的制度形式。西方国家的福利化进程使工人阶级及一般劳动群众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促进了社会和经济的繁荣，缓解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维持了政治社会的稳定，成为西方国家继民主化之后政治发展的重大成就。⒁

　　美国哈佛大学哲学教授约翰·罗尔斯的巨著《正义论》于1971年问世。该书如同一石击水，旋即产生了轰动效应。许多评论家称之为英美世界中“最引人注目”、“最有争议之作”，“堪称20世纪伦理学、政治哲学最有影响成果。”尤其是《正义论》对自由主义实践的影响也很明显，现代著名法学家凯尔逊说：从柏拉图到康德，最杰出的思想家都广泛的研究过正义问题，但是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人们只能尝试地更好地解决现有问题，罗尔斯的《正义论》便是目前在西方影响最大的尝试之一。

　　当代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相持的焦点是：作为国家制度原则是公平第一，还是效率第一。作为新自由主义的集大成者，罗尔斯当然主张公平第一，他把自己的正义称作“公平正义”，并在《正义论》中开宗明义：要以“公平正义”取代“功利主义”原则，作为“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⒂

　　罗尔斯推论出的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是：“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的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⒃

　　这一正义观可具体分解为两个层面的涵义，亦即罗尔斯著名的正义两原则。正义的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正义的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他们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⒄其中的第一个原则简称“平等的自由权原则”，第二个原则的第一条简称“差别原则”，第二条称为“机会公平平等原则”。

　　这两个原则与罗尔斯的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就两个原则的关系而言，视角不同，反映面也不同。前者反映的是政治面，后者反映的是经济面；前者着重于讲自由，后者侧重于讲平等；前者通过平等的自由权来触及平等，后者则试图通过处理不平等来触及平等。显然，最易引起争论的是第二个原则，因为它基本上适应于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在私有制的条件下，收入和财富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这种绝对不平等的分配如何才能对每一个人有利从而体现平等的原则呢？实际上罗尔斯着力解决的也正是这个问题。

　　自由必须是平等的，但是这只是理想结构。在实际当中，政治与经济、自由与平等、平等与不平等有时也会发生冲突。为解决冲突，罗尔斯提出了两个优先原则，简言之，正义的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机会公平平等原则优于差别原则。⒅所谓优先，即只有当前一个原则满足并实现了以后才能考虑并实施后一个原则，后一个原则的成功决不能弥补前一个原则的损失。比如，如果违背了第一个原则所要求的平等自由的制度，决不能因为他获得了更大的社会经济利益而比证明为合理或得到补偿。

　　在罗尔斯看来，有了正义的原则，也就有了处理正义原则冲突的优先原则，正义的社会也就有了保障——只要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接受同样的正义原则，只要社会的基本制度满足正义原则，那么，追求正义的共同愿望就能限制人们对其他目的的追求，正义感就能战胜自私自利的倾向，使人们结成牢固永久的友谊。在正义原则保护下，人们彼此间互相贡献福利，同时每个人又是更大的和谐整体的一部分。这就是罗尔斯理想的正义社会的蓝图。

　　一旦获得了正义原则，社会就有了“基本宪法”，就可以把它落实到制度上面去。

　　在罗尔斯看来，制度的正义，是指社会基本制度对基本权利和义务分配的正义，以及规定社会合作的利益分配与负担的正义。社会的基本制度指的是政治制度和主要的经济与社会安排，比如：信仰和良心自由的法律保护、自由竞争的市场、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等等。所有这些，作为一个体制，它规定了人们的权利与义务，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期望，制约着人们开创事业的机会。

　　针对美国社会的经济形势恶化、贫富差距悬殊，罗尔斯指出，要按照分配正义的原则，确立人们在社会中利益和负担的基本制度。社会福利措施是政府权限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政府有权而且应该调整社会福利；针对着“种族歧视”等民权问题，罗尔斯指出，平等的自由权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任何社会决不能跨越哲学权利，决不可用自己的富裕或其它原因来否定这一权利，否定一部分人甚至少数人的自由；针对突出的教育问题，罗尔斯指出，平等的机会要求每一个公民平等地受教育，这是正义的基本内容；罗尔斯甚至肯定了美国人民反对政府、抗议越战的行动。这些既反映了罗尔斯政治哲学的现实性，也是他的《正义论》走红的根本原因。

　　罗尔斯的正义论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理想化的色彩。他把正义原则的基础置于个人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之上，而忽略了人的正义观产生的客观物质条件和成熟的社会条件。这仍然是传统政治哲学的政治道德化的思路，难有实践效果。其次，在罗尔斯最重视的分配正义的问题上，他不讨论生产方式的变革，无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物质生活方式对社会体制的决定作用，单纯强调“观念”对现实的作用，这又使其理论蒙上了一层空想的色彩。因此可以说，罗尔斯的政治哲学实质是不彻底的激进主义，改良主义，是改革资本主义的“补丁”理论。⒆也可以上说是对西方文明“合法性”所作的解读。

　　三，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既坚持独立自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又要改革开放，大胆吸收人类文明包括资本主义所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马克思恩格斯原来提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以为社会主义革命只有在若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列宁撰写《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提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资本主义发展的薄弱环节首先取得胜利”，就是说一个国家也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

　　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变为现实，开辟了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这是革命导师列宁的伟大创举。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提出一个著名的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社会主义”。⒇建立了以高度集权、优先发展重工业、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为特征的苏联模式。

　　二战后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几十个国家走上了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苏联成为新兴工业化强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二战后成为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虽然，经过冷战，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俄罗斯在普京领导下展示了复兴之路，俄罗斯依然是一个政治军事强国，成为与西方相抗衡的重要力量！

　　中国现代化进程可以溯源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石破天惊怒喊：“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以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并传之子孙。黄宗羲提出“天下为公，君为客”的主张；以及“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工商皆本”“授民以田”，“天下安富”等主张。一方面具有民生主义、平均地权思想萌芽，另一方面是为民主文化创造条件。他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不是修补旧制度，而是对旧制度的根本否定，在中国社会由封建制向民主制转型时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民而立之君”；认为君主独裁，“权乃移于法”，“法行则人从法，法败则法从人。”“法从人”的法制只能说人治而非法治。必须实行“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分天下之权，以各治其事”，“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顾炎武批判君子独裁，有平等思想、民权和民主思想、法治思想，以及分权思想，是中国近代民主思想的先驱。

　　王夫之反对程朱理学将天理人欲对立的观点，主张理欲统一。“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读四书大全说》四卷）“事随势迁，而法必变”（《谈通鉴论》卷五）“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周易外传》卷二）“一姓之兴亡，私也。而民之生死，公也。（《谈通鉴论》卷十七）“斥秦之私，而欲私其子孙以长存，又岂天下之大公哉！”（《谈通鉴论》卷一）秦开辟专制制度，到宋代达到极点。宋太祖假杯酒消藩，自领禁军，任用一批文人执掌军队，使自己“孤立于强虏之侧”其结果“使区趋靡，兴势解散，一折而入女真，再折而入于鞑靼！”（《黄书·古仪》）主张抑制土地兼并的“钧天下”思想，“宽以养民，严以治吏” （《谈通鉴论》卷八）等政治思想。王夫之理欲统一观有解放人性作用，历史发展观对社会变革有启迪意义，以民为基是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对专制制度的批判达到了空前的深度，用公天下取代私天下的思想呼之欲出！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称《明夷待访录》是当时“刺激青年学生最有力之兴奋剂”，并作为“宣传民主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把黄宗羲奉为“中国的卢梭”，认为他是中国的“大圣人，是孟子之后第一人。”他的《明夷待访录》“虽然不及《民约论》之完善，民约之理，却已经包含在内。”（《陈天华集·狮子吼》）（21）而曹雪芹的《红楼梦》，被称为封建社会的挽歌，《三言两拍》等为代表的市民文学，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十日谈》有异曲同工之妙，同样发挥了解放人性的作用。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被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军阀混战，国家政权沦丧，民不聊生，救亡图存成为民族主题。在坚船利炮面前，古老民族、泱泱大国败下阵来！龚自珍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李鸿章提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张之洞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于是有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创建了中华民国，使民主共和思想深入人心。五四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陈独秀、李大钊《新青年》，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这是开天辟地的伟大事件。十月革命是城市暴动，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独立自主，探索了一条建立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终于推翻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在东方大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中国和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李大钊：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22）

　　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3）

　　《新民主主义论》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进了历史博物馆的东西了。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已有一部分进了历史博物馆（在苏联）；其余部分，也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快进“博物馆”了。惟独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均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24）

　　《论联合政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革命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焕然一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与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也是不可能的。（25）

　　《论人民民主专政》指出：十月革命一声炮，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个专政必须和国际革命力量团结一致。这就是我们的公式，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经验，这就是我们的主要纲领。（26）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我们能够学会我们原来不懂的东西。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建设一个新世界。（27）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根本保证。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28)

　　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指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29)新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新型文明形态的两大本质特征，一个是国家政权的组织特征，一个是国家意识形态的思想引领。

　　一九七八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30）的方针，在此基础上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

　　第一，      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第二，      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三，      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第四，      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我们从实践上和理论上，都批判了‘四人帮’那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主张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我们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我们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我们努力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也就是说，我们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31）

　　一九八0年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解放以后，我们也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克服特权现象，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

　　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所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并在制度上做一系列切实的改革，否则国家和人民还要遭受损失。（32）

　　一九八二年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在我们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要理论。他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同时，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33）

　　一九八三年邓小平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物质文明。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忽视了发展生产力，所以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34）

　　一九八五年邓小平在《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进行改革》指出：在总结经验基础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一系列新的政策。就国内政策而言，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其他领域的改革。我们对外政策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我们把争取和平作为对外政策的首要任务。争取和平是世界人民的要求，也是我们搞建设的需要。没有和平环境，搞什么建设！（35）

　　同年邓小平在《和平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指出：从政治角度说，我可以明确的肯定地讲一个观点，中国现在是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越靠得住。过去，在国际上有人认为中国是“好战”的。对这个问题，不仅我，还有中国其他领导人，包括已故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多次声明，中国最希望和平。中国在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时候，就强调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并认为霸权主义是战争的根源。

　　总的来说，世界和平力量在发展，战争危险还存在。核武器谈判，外层空间武器谈判，看不出有什么进展。所以，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后来我们的观点有点变化。我们感到，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日本人民不希望战争。欧洲人民不希望战争。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希望自己发展起来，而战争对他们毫无好处。第三世界的力量，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的力量，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所以，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

　　再从经济角度来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欧美国家和日本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下去，面临的是什么问题？你们的资本要找出路，贸易要找出路，市场要找出路，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们的发展总是要受到限制。

　　贸易总是一进一出，如果达到翻两番，中国容纳资金、商品的能力就大了。一些发达国家担心。如果中国发展起来，货物出口多了，会不会影响发达国家的商品输出？是存在一个竞争问题。但是，发达国家技术领先，高档的东西多，怕什么？总之，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36）

　　一九八六年邓小平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指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日程。（37）《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我们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表。（38）

　　1987年邓小平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指出：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根据自己的经验，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都解决不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容忍有的人反对社会主义。（39）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指出：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将来农业问题的出路，最终要由生物工程来解决，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农业方面的投入要注意，再一个就是教育方面。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要注意解决好少数高级知识分子的待遇问题。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尊重他们，会有一批人做出更多的贡献。我们自己的原子弹、氢弹、卫星、空间技术不也搞起来了吗？我们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在全世界也是居于前列的。知识分子待遇问题要分几年解决，使他们感到有希望。我们不论多困难，也要提高教师的待遇。这个事情，在国际上都有影响。我们的留学生有几万人，如何创造他们回来工作的条件，很重要。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当然，我这里说的关于教育、科技、知识分子的意见，是作为一个战略方针，一个战略措施来说的。从长远看，这个问题到了着手解决的时候了。（40）

　　同年邓小平在《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指出：世界上一些国家都在制订高科技发展计划，中国也制订了高科技发展计划。下一个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

　　说起我们这个正负电子对撞机工程，我先讲个故事。有一位欧洲朋友，是位科学家，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目前经济并不发达，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我就回答他，这是从长远发展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眼前。

　　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现在世界的发展，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搞这个工程就是这个意思。还有其他一些重大项目，中国也不能不参与，尽管穷。因为你不参与，不加入发展行列，差距越来越大。现在我们有些方面落后，但不是一切都落后。这个工程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有李政道和其他国际朋友的帮助使我们少走弯路。但是这个工程不完全是照搬过来的，中间也还有我们自己的东西，有自己的技术，有自己的创造。（41）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在《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新秩序》，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讲到：当前世界上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人们都在讲南北问题很突出，我看这个问题就是发展问题。我曾多次对一些外国朋友讲，这个问题要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现实情况是当今世界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其他四分之三人口是生活在发展中国家，或者叫不发达国家。国际社会虽然提出要解决南北问题，但讲了多少年了，南北之间的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而且越来越大。

　　近几年有一种议论，说下个世纪是亚洲太平洋世纪，好像这样的世纪就要到来。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亚太地区如果不算美国，就是日本、“四小龙”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比较发达，人口顶多两亿，即使把苏联的远东地区、美国的西部地区和加拿大包括进去，人口也只有三亿左右，而我们两国加起来就有十八亿。中印两国不发展起来就不是亚洲世纪。

　　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历史证明，越是富裕的国家越不慷慨，归根到底，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靠自己发展起来。主要靠自己，同时不要闭关自守，可以多方面找朋友。我们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互相之间合作，这后一种合作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人口众多的的发展中国家要有自己的良好政策。中国执行改革开放政策，争取到五十到七十年时间内发展起来。中印两国如果发展起来了，那就可以说我们对人类做出了贡献。也正是在这个伟大的目标下，中国政府提出，所有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善相互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合作。中印两国尤其应该这样做。这是我国政府的想法。

　　世界总的局势在变，各国都在考虑相应的新政策，建立新的国际秩序。霸权主义、集团政治或条约组织是行不通了，那么应当用什么原则来指导新的国际关系呢？最近，我同一些外国领导人和朋友都谈到这个问题。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同时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一九七四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经得住考验的。这些原则的创造者是周恩来总理和尼赫鲁总理。这五项原则非常明确，干净利落，清清楚楚。我们应当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国际关系的准则。我们向国际社会推荐这些原则来指导国际关系，首先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要遵循这些原则，而且我们同各自的邻国之间的关系也要遵循这些原则。（42）

　　一九八八年邓小平在《中央要有权威》指出：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这话讲了几年了。党中央、国务院没有权威，局势就控制不住。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要创造良好的环境，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中央定了措施，各地各部门就要坚决执行，不但要迅速，而且要很有力，否则就治理不下来。

　　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的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这一切，如果没有中央的权威，就办不到。各顾各，互相拆台，统一不起来。谁能统一？中央！中央就是党中央、国务院。

　　我们要定一个方针，就是要在中央统一领导下深化改革。不仅是价格一个方面的改革，而且是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只有多方面的，综合的改革，才能为价格改革创造条件。当然，真正建立秩序，不理顺价格不行。价格没有理顺，就谈不上经济改革的真正成功。我们准备用若干年时间把价格初步理顺，最终达到面向世界市场。

　　宏观管理要体现在中央说话能够算数。这几年我们走的路子是对的，现在是总结经验的时候。如果不放，经济发展能搞出今天这样一个规模来吗？我们讲中央权威，宏观控制，深化综合改革，都是在这样的新的条件下提出来的。过去我们是管穷，现在不同了，是走向小康社会的宏观管理。不能再搬用过去困难时期那些方法了。现在中央说话，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43）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指出：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绩也会失掉。

　　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总的来说，中国人民是支持改革政策的，绝大多数学生是支持稳定的，他们知道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

　　我们已经对建国以来历史事件的是非，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也作出了恰当的评价。对毛泽东同志晚年错误的批评不能过分，不能出格，因为否定这样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意味着否定我们国家的一段重要历史。这就会造成思想混乱，导致政治的不稳定。

　　中国正处在特别需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了他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天，天天会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内战不一定用枪，动拳头、木棒也打得很凶，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44）

　　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

　　党的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对不对？两个基本点，即四个坚持和改革开放，是不是错了？我最近总在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错。四个坚持本身没有错，如果说有错误的话，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还不够一贯，没有把它作为基本思想来教育人民，教育学生，教育全体干部和共产党员。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很少。不是错在四个坚持本身，而是错在坚持得不够一贯，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一九八0年元旦，我在政协讲话，讲了“四个保证”，其中有一条叫“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的传统，艰苦朴素的教育今天要抓紧，一直要抓六十至七十年。我们的国家越发展，越要抓艰苦创业。提倡艰苦创业精神，也有助于克服腐败现象。（45）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在《南巡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从深圳的情况看，公有制是主体，外商投资只占四分之一，就是外资部分，我们还可以从税收、劳务等方面得到益处嘛！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只要我们头脑清醒，就不怕。我们有优势，有国有大中型企业，有乡镇企业，更重要的是政权在我们手里。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起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消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

　　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但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加坡的社会秩序是好的，他们管得严，我们应当借鉴他们的经验，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总之，只要我们的生产力发展，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坚持两手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就可以搞上去。

　　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所以，要把我们的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

　　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封建主义代替奴隶社会，资本主义代替封建社会，社会主义经历一个长发展过程后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几百年间，发生了多少次王朝复辟？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某种暂时复辟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规律性现象。一些国家出现严重曲折，社会主义好像被消弱了，但人民经受锻炼，从中吸收教训，将促使社会主义向着更加健康的方向发展。因此，不要惊慌失措，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有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任务，自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社会主义中国应该用实践向世界表明，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永不称霸。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定力量。毛泽东就曾经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有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从现在起到下世纪中叶，将是很要紧的时间，我们要埋头苦干。我们肩上的担子重，责任大啊！（46）

　　二000年江泽民在《论“三个代表”》指出：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努力。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抓党的建设，同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总要求是一致的。（47）

　　二00一年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指出：对于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二者范畴不同，但其地位与功能都是非常重要的。（48）

　　二00四年胡锦涛《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和落实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做到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是我国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经验的总结，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49）

　　二00七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指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党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展现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50）

　　四、“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21世纪人类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美美与共，综合创新，仇必和而解；汤因比寄希望于中国能够创造出“现代西方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为全人类文明做出贡献！

　　“现代性”曾经是指启蒙时代以来的“新的”世界体系生成的时代。一种持续进步的、合目的性的、不可逆转的发展的时间观念。现代性应该从两方面去理解：其一，社会的组织结构方面：现代性标志着资本主义新的世界体系趋于形成，世俗化的社会开始建构，世界性的市场、商品和劳动力在世界范围的流动；民族国家的建立，与之相应的现代行政组织和法律体系；其二，思想文化方面，以启蒙主义理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对社会历史和人自身的反思性认知体系开始建立，教育体系以及大规模的知识创造和传播，各种学科和思想流派的持续产生，这些思想文化不断推动社会向着既定的理想目标发展。（51）

　　现代性又是一把双刃剑。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其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生活的机会。但是，现代性更有一个极大的阴暗面，这在本世纪变得尤其明显。从总体上说，社会学的缔造者们极为重视现代性所提供的“机会”方面。马克思和迪尔凯姆都把现代社会看作是一个问题与麻烦层出不穷的时代，但是他们又都认为由现代性带来的受益可能性超过了它的负面效应。韦伯在这三个社会学思想奠基者中显得最为悲观，他把现代世界看成是一个自相矛盾的世界，人们在其中要取得物质的进步，必须以摧残个体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官僚制度的扩张为代价。但是他也没有预见到，现代性将表现出的更为黑暗的东西具有多么普遍的涵盖面。无疑，这三位大师都认为现代工业的工作对人有不良的后果，它强迫许多人臣服于愚蠢的纪律和重复的劳动。但是他们都没有预见到，“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大规模地毁灭物质生态环境的潜力。例如，没有一个经典社会学的创始人对“战争的工业化”现象给予过系统性的关注，他们更不可能预言原子弹的发明及其可能的后果。（52）

　　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认为“文明乃是整体，它们的局部彼此相依为命”“在这个整体里，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因素都保持着一种非常美好的平衡关系。”（53） “挑战与应战”决定一些文明兴起，一些文明衰落。他认为近代以来人类发展受两种因素制约，一个是国家主义，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另一个是工业体系，不断地制造出新的商品，供我们消费。大同世界是不久将来的事情，因为人口膨胀，粮食短缺，资源枯竭，生态环境恶化，核武器和战争威胁，迫使人类必须放弃国家主义，走大同世界之路！地球村的形成，人类共同应对挑战，不然的话，人类文明就会毁灭！也就是说建立在民族国家基础上的文明形态，在全球化时代就会被人类新文明形态所取代。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欧洲作为宣扬人文主义的核心地带却成了杀人的战场。战争争夺的主要是资源和市场，欧洲人首先觉醒，为了阻断战争再次爆发，不让欧洲人屠杀欧洲人，欧洲在二战后首先建立了“钢铁煤炭联营”，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欧洲共同市场”，最终形成了“欧洲联盟”，这是人类迈向“大同世界”的重要步骤和雏形。虽然，英国退出欧盟，欧盟遭受重要挫折，但大同世界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南南合作，东盟，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等，如雨后春笋，方兴未艾！

　　汤因比认为，西方能够激发活力或造成破坏，但是它不能造成稳定与统一。与同时期的东正教社会相比，西方历史与在先的希腊社会的历史之间的连续性被彻底打断了。更早的时期，与同时期的叙利亚社会和在先的爱琴、赫梯、埃及、阿卡德社会的关系相比，希腊历史与先在的爱琴社会之间的连续性也被彻底打破了。反之，埃及社会在爱琴社会之前就形成了，却延续到希腊社会形成之时；中华社会是在希腊社会之前形成的，一直延续到今天，尽管在最近400年间受到西方越来越大的压力。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社会内部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甚至从罗马帝国崩溃之日起——也就是说到今天已经长达15个世纪的时间里——西方在政治上四分五裂。就我们所知其他任何文明都没有这么长久地陷入政治上的分裂状态。另外，西方的政治分裂还因为宗教分裂而加剧；自工业革命以来，阶级冲突比前工业社会中农民与“权力机制”之间的冲突更激烈，从而更加重了政治分裂。

　　我们可以推断，人类的政治和精神统一将不会通过任何西方力量来完成。但是，很显然，世界将来（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会通过某种力量实现政治上的统一，因为西方技术已经制造出核武器，并且造成不可替代性资源的消耗，人类自然环境的污染以及人口爆炸，所以这是人类避免自我毁灭的唯一选择。

　　在难以预测的人类未来之谜中，有两点是明显的。西方的活力使得非西方的大多数人类不可能继续不变地维持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如果西方的爆炸性不受到某种坚决的遏制，现代西方生活方式也不可能维持下去。

　　自15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征服海洋起，更明确的是，自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以后，现代西方生活方式就一直是持续的经济增长和领土扩张。少数非西方国家成功地采纳了这种西方生活方式。例如，俄国使自己的核心地区工业化了，而且向相对空旷的边远地区大量移民。日本在工业化方面比俄国更成功，但是在领土扩张方面则望尘莫及。然后，其他国家则不可能重复俄国和日本的西方化道路。人类可利用的资源不允许这样做。

　　即使工业化仅限于西方国家，再加上俄国和日本，范围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的经济增长和领土扩张——这是所谓“发达国家”自今视为理所当然的纲领——也是以损害“落后的”大多数人和浪费不可替代性自然资源（人类唯一的世袭财富）为代价的。然而，西方和西方国家走火入魔地在这条充满灾难、通向毁灭的道路上你追我赶，因此他们之中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有眼光和智力来解救他们自己和全人类。可以推测，西方会越来越陷入自己制造出来的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如果要使被西方所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变得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有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找到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中国已经拥有了大约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而且这个比例可能还会增大。供养着如此庞大人口的广袤领土自公元前221年起就在单一政府的统治下保持着政治上的统一。其间虽然有分裂和混乱的“间断时代”。与埃及法老、苏美尔——阿卡德帝国、阿黑门尼德帝国、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的皇帝一样，中国的皇帝自认为而且被臣民视为“中国”（中央王国）的唯一合法统治者。而“中国”本身则是“天下”的合法宗主国。中国所承担的天命概念及其在维护中华帝国政治统一方面是实际作用。通过从公元前221年到公元1839年的长达2060年之久的历史经验，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中国人经历了随后一个世纪遭受西方和日本蹂躏的屈辱，到了20世纪后期，中国人民依然是典型的具有帝国意识的人民。他们的历史“世界观”既反映了他们的历史成就，又给他们指派了促成统一和安定的角色。如果人类想顺利进入21世纪，就需要有一部分人承担这个角色。

　　自从1949年共产党在除了台湾外的整个中国建立起政权，北京政府和华盛顿政府就处处发生冲突。双方都致力于阻止四分之三的人类了解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在做些什么。（一方面由于东西方长期的隔绝，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长期侵略和掠夺，中国人出于自我保护和防御意识）。对于外国人来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始终高深莫测。在那些观察（更准确地说是猜测）中国事务而又莫名其妙的外国人看来，共产党政权似乎有两个否定性目标。一方面，该政权似乎决心不让中国倒退回传统的政治和社会格局。这意味着不允许中国农民像历史上那样受到沉重的上层“权力体制”的压迫。

　　共产党政权发现，如果马克思列宁主义取代儒家学说后变成新一代官僚的辩护哲学，那么农民的命运将不会得到改善。毛及其同事意识到，必须彻底废除官僚制度本身，而且使之永远不能东山再起。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要彻底打碎前工业的农民文明社会的传统社会结构，那么他们似乎也确实决心不重蹈俄国和日本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方面采取的西方极端做法。

　　中国似乎在探索一条中间道路，想把前工业社会的传统生活方式和近代以来已经在西方和西方化国家生根的工业方式这二者的优点结合起来，而又避免二者的缺点。传统方式把社会生产力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并且使农民受到一部分地脱离生产的文化和政治家精英阶层的压迫。工业方式并没有消除特权阶级和被剥削阶级这种传统的社会分裂，同时又使人的心理和自然环境陷入日益加剧的紧张状态。这种紧张状态如果不能得到缓解，迟早会导致崩溃。如果共产党中国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

　　犹太人的例子以及（印度祆教徒）的例子向我们暗示，即使中国人或其他非西方人成功地创造出现代西方活力与传统稳定性的综合体，两方面都会有某些宁可孤军奋战的顽固派。但是，历史的先例也向我们暗示，这些离异的少数人数量不多、力量不大，因此他们的弃权并不能阻止大多数人接纳这种“综合体”。历史也警告我们，如果惩治和迫害离异的少数人，不论在过去还是未来都是滔天大罪。人类需要团结一致，但是，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人类也能够允许一些差异，这样人类的文化将会更加丰富多彩。（54）

　　不管怎样，我们已经看到，人类的选择实际上只有两个：要么共有一个世界，要么毁灭；我们可以猜测，在一个通过自愿协商而联合起来的世界里，由于西方的某些态度和目标具有破坏倾向，而其他的文化价值体系提出相反的有力主张，因此西方社会必定泯灭自身的文化侵略能力。（55）

　　汤因比说：人类强烈地需要而且往往是借助于复兴远古时代的精神信仰来不断肯定自己的精神追求。在当前反对人类污染自然环境的潮流中，人们也许会重新肯定古代人对大自然神圣性的信仰。我们的祖先凭直觉懂得，人类若侵犯大自然，是不可能不受惩罚的；现代人的经验再次证实了这个真理，即自然界不是一个可以供人类无限度利用的公共设施，而是一个生态系统，人类本身与之息息相关，若是胡作非为，必然会伤害自己。（56）

　　从这个意义看，决定论是人类探索知识的认识论基础。人甚至不能想象一个不确定的宇宙。在那样一个世界里，人们无法认识物质事物及其变化。那将是一团毫无疑义的混沌状态。什么都无法辨认和区分。什么都无法预期和预测。在这样一种环境里，人会变得束手无策，仿佛在说一种无人能懂的语言。人们无法做出计划，更不用说付诸行动了。人之所以成为现在这个样子，就是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有规律的世界里，而且他有思考能力来想象因果关系。（57）

　　汤因比引述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一段话：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他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做出决定的那种能力。······因此，自由是在于根据对自然界的必然性的认识来支配我们自己和外部自然界，因此它必然是历史发展的产物。（58）

　　汤因比最后指出:神交、寂灭和毁灭乃是返璞归真的不同形式。它们是一种完成的不同象征。这种完成是不可言喻的，因为它是人类地球上的短暂生命体验的反题。它们是同一主题的不同变奏：从不和谐返回到和谐，或者用中国的术语说，从阳回到阴。“回到那里，万千归一。”“不可言喻的境界，在这里完成了。”（59）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是人类思想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时代，整个人类实现了精神突破，是人类的全面精神化和人性的全盘改造过程。

　　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飞跃都要回顾这一时期，并比它重燃火焰。轴心时代的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时代的潜力的回忆或复兴，提供了无穷的动力。（60）

　　轴心时代之后，人类进入新普罗米修斯时代，即科技时代。这一时代是最高成就是现代科技，它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但是人类的生存境况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相反，人类的生存境况因技术的无限制发展、群体意识的兴起和宗教的没落而恶化，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淹没了哲学，使人们忘记了对存在和生存的意义的寻求。雅斯贝尔斯预言，我们正面临着第二个轴心时代。世界各地的人将在世界范围内思考全体人类的生存境况问题。（61）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创立了以“文明形态学”为中心的现代文明论，主要目的不是复述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而是要掌握事实的真相，以便更好地应付将来。他认为大多数文化都经历了一个生命的周期，西方文化也不例外。西方已经走过了文化的创造阶段，正通过反省物质享受而迈向无可挽回的没落。历史学家不仅要重建过去，更重要的是预言，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们西方历史尚未完结的各阶段的思想方式、时间长短、节奏、意义和结果”。因此，也被很多人称为是一部未来之书，而斯宾格勒也被称为“西方历史的先知”。

　　杜兰在《世界文明史》中创立了文明史论，在政治与文明关系上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其宗教价值观特别是把共产主义等同于宗教的观点有片面性。

　　弗洛伊德在《文明及其缺憾》中从文明与本能相统一的视角考察文明进步，把本能与文明的冲突作为文明发展的主线，并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角度进行了系统论述；他认为如果一种文明或文化长期压抑人性的话，那么，就会导致社会整体平庸，缺乏活力与创造性！

　　洛伦兹《攻击与人性》中认为，攻击性在人类与动物是相通的，是妒忌、征服和战争的根源，如何把人类攻击性和相互征服的潜能和欲望，引导到有规则的较量上，是人类文明遭遇的最大难题和挑战。

　　马尔库塞在《爱欲与文明》中创立的“批判的文明理论”，从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结合上，论证了一种按照人的本能就可以自由发展的“文明史观”。他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单面的社会，它在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压抑了人的精神自由，它的标准化、批量化、模式化把统一的行为和生存方式强加给个人，从而泯灭了个性。在这个社会内，人变成了单面的人，一方面满足于享受物质的丰富性，另一方面在社会的各种宣传媒体的刺激下满足于享受社会设计和控制的精神资源。

　　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中揭示了工具理性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意志与决择的矛盾，是我们这个过渡时代心理动荡的一种不可避免的表现。我们意志和决策力的固有基础，已经遭到彻底的、不可挽回的破坏，可笑的是（如果不说可悲的话），恰恰在这样一个万方多难的时代，当技术力量如此过份地膨胀，意志和抉择显得如此关健的时候，我们却发现自己缺乏任何新的意志基础。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已经不是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文明和文化的差异上升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因素，比如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伊斯兰文明的冲突日益凸显。

　　而德国人米勒的《文明的共存》，是针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撰写的当代国际问题领域的重要著作。“9.11事件”后，这本书更为世人重视，本书作者针锋相对地反驳了亨廷顿文明敌对的全球观，还认为简单地渲染或者接受这种“敌对论”是极其危险的。米勒指出，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多样性，不仅应该保持，而且应善加利用。

　　冷战结束以后，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及其命运，成为东西方理论界普遍关注的现实问题。在这一背景下，福山抛出了所谓的“历史终结论”。

　　

   “共产主义失败论”，是由日裔美国人福山提出，在他看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冷战的结束，标志着共产主义的终结，历史的发展只有一条路，即西方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

 

　　新自由主义最强调的一点是没有替代现状的其他选择。另外，当今改善人类生存条件的技术如此惊人，除现状外别无选择的说法比在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牵强。的确，我们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自由的、高尚的后资本主义秩序尚不明确，这一愿望本身带有乌托邦的色彩。但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必须在某一方面战胜所谓以前未做就不可能做到的观念。正如乔姆斯基所指出的，有组织的政治行动主义造成了我们如今拥有的民主的程度，带来了成人普选权、妇女权利、工会、公民权以及我们享有的自由。人类政治活动可以使我们生存的世界更高尚，即使后资本主义社会看似不可能建成，我们也应把建立基于合作、平等、自治和个人自由原则的政治经济制度作为出发点来思考问题。

　　为社会变革而斗争并非凭空假设的问题。现代新自由主义秩序已造成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从东亚到东欧到拉美都在经受这一危机。欧洲、日本和北美发达国家人民的生活质量是脆弱的，这些社会也处在混乱之中。在即将来临的岁月中有产生剧变的可能性。这种剧变的结果尚不明确，但没有理由相信动乱会自动朝向民主、人道的解决途径发展。一切取决于我们，取决于人民怎样组织、回应和行动。正如乔姆斯基所言，如果认为没有趋向更好前景的变革的可能，并按照这种想法行动，那么一定不会得到变革。对未来的选择权掌握在我们大家的手中。

　　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次浪潮为农业阶段，从约1万年前开始;第二阶段为工业阶段，从17世纪末开始;第三阶段为信息化(或者服务业)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 有人评论说，托夫勒也许并没有给我们带来直接财富，但他也许给了人们一个梦想，多年以后，当年阅读托夫勒的年轻人已成为中国经济建设的中流砥柱，托夫勒的思想或多或少仍在指引着他们“创造未来”。

　　奈斯比特著有《大趋势》和《亚洲大趋势》两部著作奠定其作为未来学家的坚实地位，又于新世纪来临之际以其独特的视角和精辟的见解为我们推出了他的新作《大挑战---21世纪的指针》一书，在这部新著中告诉人们，新世纪是充满挑战和机遇的新的生存空间，成功的机遇与各种导致失败的因素同时并存，要想得心应手地驾驭风云变幻的现实，成为新世纪的成功人士，那就必须具备以下必备的条件。这便是奈氏的“新人类观”。在这里，奈斯比特将之归纳为五大成功素质，即：前瞻性与乐观主义；热爱变化，易于变革；珍视企业精神；寻求平衡和发展个人的领导才能。

　　罗马俱乐部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确立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卡逊《寂静的春天》，索罗的《瓦尔登湖》，海德格尔“诗意的栖居”，预示必须用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

　　卡西尔在《人论》中认为，人是文化动物、符号动物，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之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语言、艺术、宗教、科学是这一历程中的不同阶段。在所有这些阶段中，人都发现并证实了一个新的力量——建设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理想”世界的力量。（62）

　　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条件下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文化自觉的思路和天下之美、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63）。这对于我们在全球化条件下正确认识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在文明对话中走出冲突与对抗的误区，在文明交往中超越“文化霸权主义”和“文化割据主义”的两极思维，在文明整合中建构国家文明新秩序，都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张岱年先生在《中国文化发展的道路——论文化的综合与创新》指出：“现在我们正处在中国文化继往开来、推陈出新的转变时期。在这个伟大的转变时期，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分析、反思、批判继承，对于西方进步文化进行考察、引进、选择吸取，确是当务之急。我们的总方针已经确定了，这就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这个总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何才能具有中国特色？如何看待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和近代西方文化的关系，仍然是值得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们主张综合中西文化之长以创造新文化，并不是说对于中西文化可以东取一点、西去一点，勉强拼凑起来；综合的过程也是批判、改造的过程，也就是创建新文化的过程。

　　一个独立的民族文化，与另一不同类型的文化相遇，其前途有三种可能：一是孤芳自赏，拒绝交流，其结果是自我封闭，并将陷于衰亡。二是接受同化，放弃自己原有的，专以模仿外邦文化为事，其结果是丧失民族的独立性，将沦为强国的附庸。三是主动吸取外来文化的成果，取精取宏，使民族文化更加壮大。中华文化与近代西方文化相遇，应取第三种态度。

　　中国新文化的创造，应会综全人类已经发现的一切相对真理，达到已知真理的会综，同时开辟认识真理的广阔道路。真理不断发现，文化不断更新。

　　中国新文化应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西方先进成果的综合。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文化精粹的汇集。所以，中国新文化的主导思想应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正确思想的综合。西方19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以外，又出现了许多学术流派，推出许多特异的观点，也应该加以伸别、抉择。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受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凌辱，遭遇到历史上空前的民族危机。爱国的革命志士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进行英勇的斗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解决了救亡问题。“惟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是历史证明了的真理。今天的任务是振兴中华，走上富强之路，这也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毫无疑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优秀传统的结合，这是惟一正确的方针。

　　一个健全的民族文化体系，必须表现民族的主体性。民族的主体性就是民族的独立性、主动性、自觉性。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主体性，就沦为别国的殖民地。如果文化不能保证民族的主体性，这种文化是毫无价值的。匍匐于古人之下是奴性，匍匐于外人之下也是奴性。西方的许多新发现、新发明，必须虚心学习。同时亦应发挥创造性的思维，力图有所发现、有所发明、做出新的贡献。

　　一个健全的文化体系，必有一个中心思想，在文化体系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应兼容并包，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这样，才能使文化学术蓬勃发展。董仲舒对汉武帝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异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举贤良对策三》）这里包含政治与学术的关系问题。在政治上，确应统一“法度”，不允许“人异论”，不可“法制数变”，这有其必要性；在学术上却应容许“百家殊方”。汉代实行“罢黜百家”、 “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结果消除了百家争鸣的可能性，使中国文化的发展陷于偏滞，这一历史教训是应该记取的。

　　每一时代，应有一个主导思想，在社会生活及学术研究中起主导作用，同时又容许不同的学术观点的存在。有同有异，求同存异。《周易·系辞》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又《睽卦·象传》云：“君子以同而异。”同而且异，这是学术发展规律。

　　新中国文化的创建不是轻而易举的。时代的演变及其迅速，新的很快变成旧的。例如儒家“重义轻利”之说确实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但是时至今日，社会中“见利忘义”之风已经淹没了重义轻利的旧传统。如果专门批判重义轻利，就不是针对时弊了。儒家礼教压抑了个性自由，应加批判；但是一些人的自我膨胀、自我享乐之风，久已超过了克己胜私的说教。经过100多年反对外来侵略的艰苦斗争，近年又有个别人声称甘愿当殖民地的子民，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端正学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总而言之，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最重要的是开拓创新，与时俱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发扬爱国主义精神。（64）

　　冯友兰先生认为人类文明发展存在两种路径，一种是“仇必仇到底”，另一种是“仇必和而解”。北宋哲学家张载在《正蒙·太和篇》有四句话；

　　“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

　　这是一种辩证法思想，讲对立面的斗争与统一。张载认为，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宇宙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冯友兰最后得出结论说：

　　客观辩证法的两个对立面矛盾统一的局面，就是一个“和”。两个对立面矛盾斗争，当然不是“同”，而是“异”；但却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又是“和”。

　　“仇必和而解”是客观辩证法。不管人们的意愿如何，现代的社会，特别是国际社会，是照着这个客观辩证法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就出现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联盟失败，跟着就出现了联合国。······现代历史是向着“仇必和而解”这个方向发展的，但是历史发展的过程是曲折的，所需要的时间以世纪计算。联合国可能失败。如果它失败了，必将还有那样的国家组织跟着出来。人是最聪明的，最有理性的动物，不会永远走“仇必仇到底”那样的道路。这就是中国哲学的传统和世界哲学的未来。（65）

　　张岂之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具有人文化成的创造精神，刚柔相济的辩证精神，天人合一的和谐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道德精神，和而不同的会通精神，经世致用的责任精神。这些人文精神与西方推崇科学与民主的理性主义人文精神相结合，就能创造出适应时代的崭新的精神文化。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可以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可以提高民族整体素质。”

　　陈瑛先生认为：“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人们最重视伦理道德，它占据着特别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伦理道德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精神文化的中心。弘扬中国文化，首先就要推陈出新，根据时代要求，把在中国人道德生活中依然鲜活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

　　王磊先生认为：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就是要弘扬“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而不同的包容意识，推己及人的仁爱情怀，独立自主的健全人格！”（66）

　　刘学智先生认为：“儒家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道家教我们心旷神怡的生活，佛家教我们心平气和的生活”！ 中国哲学说到底是一种心灵哲学，教我们在这个尘世间如何安放这颗动荡不宁的心灵！

　　世界因心灵而生动，心灵是宇宙的中心，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万物一体，息息相通，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精诚所致，金石为开；心诚则灵，境由心生，神由心造。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在人类新文明形态的构建中应该提出文化心灵建设的任务。

　　五、顺应历史潮流，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用生态文化超越工业文明

　　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开创了建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做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巨大胜利。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绩斐然，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党领导人民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秦统一中国，用郡县制取代分封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汉袭秦制，西汉《盐铁论》确立盐铁等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宗商品必须国家经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军事、政治统一，到经济、文化统一，建立了大一统国家管理体制。隋唐实行科举制度，在民间与官府架起了一座桥梁，唐采用海纳百川的文化政策，儒道释三教合一。人治与法制结合，君臣共治，开辟了彪炳史册的汉唐盛世！可以说中央集权与国营经济是中国的历史传统，西方是“久合必分”，中国是“久分必合”！

　　按照马克思主义学说，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特征。1956年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实行国营经济与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了公有制经济占主导地位，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国家计划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参与的分配制度！同时中国经过15年的艰苦努力，加入了世贸组织，融入了全球化潮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借鉴人类文明成果，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做出的伟大变革与创造！极大的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使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我们的国体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基本形式，是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的结合，是全过程的民主制度。而这一切都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都要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中央集权制是我们的历史传统，也是巨大的政治优势。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维护中央的权威，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确立习近平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对党和人民的事业至关重要，也是新人类文明形态的重要标志。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一个是放弃共产党的领导，一个是放弃马列主义的指导，教训极其深刻！

　　政治是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这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崇尚妥协的政治；有规则与秩序的政治，摆脱了野蛮和血腥的政治。互联网的兴起，为金字塔精英政治向网络型共享政治转变提供了可能。中国的希望在于政治改革，中国五千年文明史正是一部变革史。只有政治改革，才能突破渐进性改革积累的问题和瓶颈。建构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人民民主与协商民主相融合的新型政治文明正在兴起。（67）

　　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理论创新，坚持独立自主，坚持中国道路，坚持胸怀天下，坚持开拓创新，坚持敢于斗争，坚持统一战线，坚持自我革命。（68）这十个方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经验总结，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有益探索，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新文明形态的伟大贡献！

　　从正义论到幸福论是政治哲学发展的必然逻辑，人的解放与幸福是政治追求的终极目标，幸福指数是衡量政府治理水平的主要标准，法治秩序与自由是幸福政治的基本保障，公平正义是幸福政治的核心理念，建立完善的利益表达和调节机制是幸福政治的实现途径，发展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是幸福政治的重要支撑；和谐发展、生态文明是幸福政治的时代特征，和平发展、创造良好国际环境是幸福政治的必备条件。幸福政治学是根据后工业社会和全球化时代人类的生存困境：“财富愈来愈多，幸福愈来愈少”而提出的治理思路，是真正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政治理念，是政治学的返本归真。我们党的初心与使命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幸福政治学宣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与新文明形态的显著特征。幸福政治学的提出，是政治学研究范式的重要转换，将引起政治思维、政治理论和政治价值观的深刻变革；将展示维护文化多样性、包容性、共享性发展理念；超越西方价值观的唯一性，为各民族国家政治发展和政府治理开辟广阔的前景。（69）

　　我们处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两次世界大战表明，依靠相互征服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历史的终结，必须用正义与和平重铸人类文明！西方是一种文明形态，东方也是一种文明形态！发达国家有他的发展优势，发展中国家有他的道路探索！习近平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得到越来越多的人们的拥护。

　　习近平《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讲话》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目标远未完成，我们仍需努力。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存、休戚与共。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此，我们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要谋求开发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系统。（70）

　　人类的生存困境归结起来无非两个问题，一个是生态问题，一个是心态问题，心态决定生态！是人类贪婪的欲望，引发了战争和纷争，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走出来禁欲主义的黑夜，却陷入了纵欲主义的泥潭！人类的悲哀在于本身大自然之子，却刻意追求超自然的存在！征服和主宰自然，表明人类的狂妄与无知；顺应和回归自然，才是人类唯一的选择和出路！（71）

　　人类新文明形态的建构，不仅包括人类内部祖群关系的协调，更要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恶化已经到了威胁地球生态系统、威胁人类文明生死存亡的地步！中国古代思想家两千多年前就提出“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思想。西方思想家蒙田要人们放下“傲慢与偏见”。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些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每一次胜利，在第一线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线和第三线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意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重新消除。（72）海德格尔说：人类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建设者！“寂静的春天”“增长的极限”，人类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中国也提出了“科学发展观”。

　　习近平指出：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保护生态环境是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和共同责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天不言而四时行，地不语而万物生。”（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荀子·天论》）生态文明建设已经列入我国“五位一体”国家发展战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生态是统一的自然系体，是相互依存、紧密联系的有机链条。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有权必有责、有责必担当、失职必追究！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共同努力，任何一国都无法置身事外、独善其身。我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主张加快构筑崇尚自然、绿色发展的生命体系，共建清洁美丽的世界。（73）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的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明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74）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坚定文化自信，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75）

　　要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把握大势、区分对象、精准实策，主动宣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要完善国际传播工作格局，创新宣传理念、创新运行机制，汇聚更多资源力量。（76）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国共产党奋斗的历史经验”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是对我党理论和文化建设做出的新论断，意义十分重大。

　　我在2011年京师珠海哲学大众化论坛发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历史文化渊源》指出：马克思是平民思想家，是正义之神，是无产阶级的精神领袖。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积贫积弱的中国实现了独立与解放，古老的中国焕发了青春。正像西方的现代化是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作为先驱一样，中国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也是以新文化运动作为先声！西学东渐，民主与科学思潮，给中国古老文化的改造和创新开辟了道路；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人道主义思潮以及近年来的国学热，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创造了思想条件。实践唯物主义与经世致用的无神论传统、无产阶级意识与民本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与大同社会、阶级斗争学说与农民战争以及人道主义与仁爱思想的契合，可以解开为何在二十世纪中国人为什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个历史之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含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化；离开中国本土文化，何谈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文化渊源，对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的文化复兴，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77）

　　我在1999年发表的《略论21世纪人类文化基本走向》指出：

　　中国要走向世界，世界也要走向中国。尽管东西文化存在差异，在交流中发生碰撞、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在以和平、发展为主题的时代，东西方文化融合是21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我们的时代是一个文化大融合的时代，西方文化向东方文化学习，东方文化也要向西方文化学习。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取的；盲目排外主义，自我封闭主义更是不可取的。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当然也要抓文化的开放。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精髓就是进一步解放思想，大胆吸收世界上一切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为中国的现代化服务。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既要弘扬祖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份，又要大胆借鉴和学习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一切文化的优秀成份，来建设我们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艰巨而迫切的历史任务。

　　21世纪是文化时代来临的新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趋势，就是在保持各民族文化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实现东西方文化的大交流和大融合。这就是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统一；民本文化与民主文化的统一；物质追求与精神追求的统一；征服论与和谐论的统一；真善美的统一。文化时代将引发信仰复兴、艺术复兴、哲学复兴、教育和科学的高度繁荣，古老的中国文化将展示无穷的魅力。人的潜能和价值将得到更大的发挥，人与自然的关系将更加和谐，人类社会将更加美好。（78）

　　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中国社会转型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减员增效，四千万下岗职工由领导阶级沦落为弱势群体，劳资矛盾突出，富士康工人十三跳；三聚氰胺毒奶粉事件、转基因产品，假冒伪劣，食品安全令人担忧；《中国农民调查》，三农问题突出，农业附加税，农民工讨工资，留守老人儿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固化，贫富两极分化，环境污染严重；孔雀东南飞，向西方发达国家移民，人才外流；官场腐败，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这些问题我们党已经和正在加以解决。

　　习近平执政以来适应历史潮流，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引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外展雄风，内惩腐恶；顶层设计，深化改革；稳中求进，依法为纲；大刀阔斧，不畏艰险；文治武略，长袖善舞！“八项规定”，“四个全面”，“五位一体”，“五个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了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如鸟之双翼，车子两轮”，“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建设良好政治生态”“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关系”“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使政治发展和政治现代化的思路更加清晰。（79）习近平指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打击。人民群众最痛恨腐败现象，我们就必须坚定不移反对腐败。（80）

　　总而言之，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灿烂辉煌的文明，到了近代落伍了！积贫积弱的中国曾经遭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经过一百年的浴血奋斗，古老的祖国，焕发了青春！可爱的中国欣欣向荣、繁荣昌盛！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消灭了几千年的绝对贫困，这是彪炳史册的伟大功绩。

　　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与时俱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总结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坚持独立自主，中央集权制，民主集中制，维护中央权威，发挥政治优势。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发展全过程民主，积极维护人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觉融入经济全球化潮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政府调节作用；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维稳与维权的关系，以及公平与效益的关系。坚持以人民为中的发展思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奋斗目标”，这是习近平幸福政治学宣言。积极维护公平正义，让人民群众的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坚持自我革命，坚决惩治腐败，建设廉洁政府。积极推动军队现代化和军事变革，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维护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利益。坚持一国两制，维护港澳繁荣稳定，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可持续发展，维护生物多样性，用生态文明超越工业文明。自主探索中国革命、建设、改革道路；追寻、回归和引领人类文明大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人类和平和进步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疫情还是全球蔓延。资本主义是一种文明形态，社会主义也是一种文明形态。 “9·11”之后美国发动了对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的侵略战争，金融危机，占领华尔街，制裁和遏制中国，退群，逆全球化，民族歧视，以及在疫情防治上的无所作为，表明帝国主义内在矛盾并没有消除，而是愈演愈烈。而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锐意改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机勃勃。两种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斗争依然激烈，贸易保守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及国际恐怖主义不可忽视。殊途同归，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坚持斗争，廉政建设、共同富裕、阶层固化、生态文明，以及道德心灵建设，是我们必须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推动人类文明朝着健康方向发展是中国共产党人、也是全人类的共同使命！

　　参考文献

　　①（68）《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共产党员网：2021-11-16.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5页。

　　③④⑾《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54-257页、第362-373页、第256页。

　　⑤《卡尔·马克思，第一版序言》《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8-12页。

　　⑥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3页。

　　⑦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74-175页。

　　⑧⑨⒁王邦佐等：《新政治学概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第44-45页，第253-255页。

　　⑩《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报告》《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54页。

　　⑿⒀“俄国农奴制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参见360百度。

　　⒂⒃⒄⒅约翰·罗尔斯：《正义论》，谢廷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1章第1节、第68页、第330页、第47节、

　　⒆张桂林：《西方政治哲学——从古希腊到当代》，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05-315页。

　　⒇《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页。

　　（21）王世荣：《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对民本文化的超越》《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三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7-241页。

　　（22）李大钊：《青春》《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76页。

　　（23）《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47页。

　　（24）《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646-647页。

　　（25）《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930-960页。

　　（26）《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60-1369页。

　　（27）《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69年版，第1328-1329页。

　　(28)《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3-388页。

　　(29)《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人民日报》1954年9月16日。

　　(30)《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0-133页。

　　（31）《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50-151页。

　　（32）《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一九七五——一九八二年，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7-295页。

　　（33）《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页。

　　（34）《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35）《政治上发展民主，经济上实行改革》《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6-117页。

　　（36）《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4-106页。

　　（37）《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页。

　　（38）《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7-208页。

　　（39）《怎样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页。

　　（40）《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276页。

　　（41）《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280页。

　　（42）《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准则 建立国际新秩序》《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1-283页。

　　（43）《中央要有权威》《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7-278页。

　　（44）《压倒一切的是稳定》《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4-295页。

　　（45）《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02-306页。

　　（46）《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2-383页。

　　（47）（4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77-578页，第337页。

　　（49）胡锦涛：《科学发展观重要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9年版，第2页。

　　（5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我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8-30页。

　　（51）陈晓明：《现代性与文学研究的新视野》《文学评论》，2002年第6期。

　　（52）黄平：《从现代性到“第三条道路”——现代性扎记之一》《社会学研究》，2000年第3期。

　　（53）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下册，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63页。

　　（54）（55）（56）（57）（59）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刘北成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3-395页、第373页、第419页、第425页、第438页。

　　（58）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3-154页。（60）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页。

　　（61）赵敦华：《现代西方哲学新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2页。

　　（62）参见王世荣：《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63）费孝通：《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64）张岱年：《文化与价值》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67-287页。

　　（65）秦英君：《中国当代哲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3-144页。

　　（66）王世荣：《重建民族文化的自信——文化复兴丛书总序》《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改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页。

　　（67）王世荣《政治是一种文明的生存方式》《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150页。

　　(69)王世荣:《幸福政治学论纲》《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70）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2-525页。

　　（71）王世荣：《文明大走向·引言》《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页。

　　（72）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于光远等译，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4-305页。

　　（73）习近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 必须坚持的原则》《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9-365页。

　　（74）习近平：《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75）习近平：《要有高度的文化自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49页。

　　（76）习近平：《自觉承担起新形势下宣传思想工作的使命任务》《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14页。

　　（77）王世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土历史文化渊源》《经管之家》（原人大经济论坛）·学术哲学：2012-10-12。

　　（78）王世荣：《略论21世纪人类文化的基本走向》《宝鸡文理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文化研究》2000年第3期转载。

　　（79）王世荣：《开辟“复兴”与“变革”的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学解读》《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中国社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51-163页。

　　（80）《“四个全面”学习读本》，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74页。

　　作者简介：王世荣，笔名柳望河，陕西眉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宝鸡师范学院政教系、西北大学哲学系。宝鸡文理学院政治学教授，政治学教研室主任，学院学科带头人，陕西政治学会理事，文化复兴丛书主编。著有《文明大走向——文化时代与思想政治变革》、《政治科学新论》《周秦政治文化与政治伦理》，《凡人与伟人之间》，参编《中国古代道德生活史》《周秦伦理文化概论》等，其中《文明大走向》被长安街读书会第20181104期“干部学习新书书单”隆重推荐10本书之一，列入中国社科学文库，中国文明网、百度百科、文轩网、读书网等推介。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其中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6篇，中国社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网转载多篇，文汇报、哲学研究等均有介绍。发表诗歌散文1000余首，中国诗歌网会员，百度百科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