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回眸：无法忘却的托洛茨基。

               剑云拨雾

第一次轰轰烈烈的全球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竟未出现一次像样的有效抵抗，就轻易地失败了，旧势力的强劲反弹使得社会历史倒退了何止八百年…………？

任何有良知者均对此痛心疾首，若还打着良知的旗号，就不该封杀对这个问题的基本讨论。猫左分子们既然大度如斯，能与蒋介石集团讲“相逢一笑泯恩仇”，咋么对历史上革命者内部的争论就仇恨如斯，“不准争论”呢？猫右分子们既然可以为李鸿章秦桧翻案，为历史上或可能被整错迫害的革命者“翻案”，又有何不可呢？何况仅仅是讨论一下而已，说几句公道话而已，没有权力也根本谈不上什么翻案，都不可以吗？

资本官僚不死，革命不止，在新一轮社会主义运动勃起之前，从血泊中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先烈的遗体，人民应该坚决抛弃一切对社会主义有害的固化陈腐极端左倾主义偏见，深刻总结第一次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德国诗人海涅说得好：“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要让春雷轰鸣，继之以甘霖普降，就必须先有思想的闪电刺破黑暗，照明方向。欲唤醒民众复兴主义，重燃理想主义之火，吸引无数仁人志士为主义舍生取义，前赴后继，首先要弄清真正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

托洛茨基是苏联人,他与列宁等人一起发动了十月革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十月革命之后,托洛茨基又与布尔什维克党一起领导红军击败了白军和帝国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捍卫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后在党内斗争中与斯大林同志之间出现分歧，被驱逐出境， 1940年8月,托洛茨基在墨西哥遇害，客死他乡，但这次场争论最终却没有结束………。

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同志都是坚定的社会主义革命者，但不能就此挥舞打棍子，中了猫左分子“肯定一切”或“打倒一切”的奸计，因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同志之间的分歧涉及很多方面，错误与正确，真理与谬误，很复杂，但涉及到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运动重大核心理论问题的争论：旧的中央集权等级官僚体系上层建筑与公有制经济基础相适应吗？中央集权等级官僚体系是社会主义的管理结构体系唯一选择吗？那么，马克思砸碎旧国家机器思想从何谈起？

1923年10月,在《四十六人声明》中,支持托洛茨基的46名领导干部明确指出:“广大党员群众都不能提名选举俄共的省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相反地,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的代表,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都是由党内的书记特权阶层来挑选的,而这些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正在空前未有的程度上变为这个特权阶层的高级官员协商会。官僚阶级是长在这个工人国家身上的致命毒瘤。”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段公案，如果不是心怀偏见只知大骂“托派”名词的政治投机分子，则就立即会发现毛主席的“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的思想，与托洛茨基同志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当然，若有人就此攻击说毛主席与托洛茨基同志完全一样，也是猫左分子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人民的居心叵测。

到了1936年,托洛茨基在《被背叛了的革命》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他对苏共党内的官僚化现象的观点。托洛茨基认为,苏共党内的干部官僚化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苏联的生产资料的国有化性质并没有改变;尽管官僚集团从政治上剥夺了无产阶级,但是,官僚集团没有股票,也没有公债,也不能把官位传给下一代。这与传统的阶级有着根本的不同。关于官僚集团统治产生的根源,托洛茨基认为十月革命发生在落后的俄国,广大无产阶级文化水平低，不能直接参加社会管理,而掌握了权力的革命者,越来越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好处,便不断地试图巩固和扩大手中的权力,成为了嗜权者,从而背叛了社会主义。

基于以上分析,托洛茨基断定,苏联的社会性质有三种可能:无产阶级推翻官僚的统治,建立起真正的无产阶级国家;苏维埃的统治阶层被资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在苏联复辟。

苏联现实历史真实地诠释了托洛茨基同志的预言，而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垄断政治和经济权力的、中央集权官僚集团在八十年代的「官倒」和「腐败」浪潮中开始，充当「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先锋，在九十年代后期的私有化大潮中加速，一个「官僚资本家阶级」正以令人吃惊的速度成形，他们以任何可能的手段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全民财产转化为官僚及他们的亲朋好友一小撮人的私产………

一个世纪过去了，这段公案，如果不是心怀偏见只知大骂“托派”名词的政治投机分子，则就立即会发现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学说”与托洛茨基同志的 “不断革命论”有着某种内在的逻辑关系。当然，若有人就此攻击说毛主席与托洛茨基同志完全一样，也是猫左分子挑拨离间分化瓦解人民的居心叵测。

托洛茨基的基本理论是“不断革命论”三部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社会主义革命的“不断性”、国际革命的“不断性”………十月革命的胜利开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后,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可以首先在一国爆发,但它的胜利不可能在一国范围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在一国胜利后,如果得不到国际上无产阶级的援助和支持,无产阶级专政便处于孤立的状态——在国外将面临国际资产阶级的颠覆和包围,在国内各种社会矛盾随着孤立状态的持续将逐渐增加,并最终失去政权。摆脱这种状态的唯一出路就是依靠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取得胜利后,应当立即扩展到西方发达国家,进而扩展到整个世界。托派的历史使命就是促成这一事件的到来。………他写道,“我们对此坚信,如果这场战争唤起无产阶级革命,那么就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苏联官僚的垮台、苏维埃民主在远远高于1918年的经济文化基础上复兴。官僚阶级这个工人国家身上的毒瘤的问题就会解决⋯⋯每个人都会明白,在国际革命的广阔进程上,苏联官僚阶级的出现仅仅是偶然的倒退。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家的所有权与管理权是合一的。一个人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就意味着他可以占有、享用并控制生产资料,从而形成不同的集团在生产和分配领域的不同地位,“给资产阶级的所有权下定义不外是把资产阶级生产的全部社会关系描述一番”。也就是说,法律上的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即所有权)是生产过程的主导的因素。因而,马克思把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作为划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标准。然而,通过法律上的所有权只是马克思划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的一个特例。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马克思将生产关系作为划分阶级的依据,把财产关系(所有权关系)当成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而不是一种简单的关系,更不是什么抽象概念或原理。他指出,把所有权单纯理解为法律关系是形而上学的、主观的,也是不切实际的,“要想把所有权作为一种独立的关系、一种特殊的范畴、一种抽象的和永恒的观念来下定义,这只能是形而上学或法学的幻想。”所以,后来的列宁就把阶级定义为:“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所有权只不过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列宁上述阶级特征的一个直接原因,而真正重要的它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如果法律上的所有权不能反映客观的生产关系,那么它也就不能成为划分阶级的标准了。

后来的学者,为了强调苏联国有的和集体的所有权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权不同,往往简单地把法律层面的所有权作为划分阶级的根据,而忽略所有权背后所反映的生产关系。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奥托·鲍威尔早就对此提出批评,“只有对社会主义持一种难以形容的肤浅观念的人才认为,实现财产的社会化即实现剥夺和没收的法律行动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任务。其实,财产社会化不过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形式;它的最重要的内容是生产社会化,即改组生产的经济任务、在生产部门中重新分配人员和劳动力、生产和分配的合理化。财产的社会化用暴力一下子就可以强行实现。生产社会化只能是数十年之久有计划进行的工作的结果。”在苏联,除了法律的所有权发生改变外,在实际的生产体系中,仍旧存在着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实际关系不同、在劳动组织中的所起的作用不同、对社会财富的取得方式和多少不同的集团。至于官僚阶级集团,应当从苏联的现实生产关系中考虑,也不应当根据是否拥有法律上的所有权。

托洛茨基和里齐等人在最终判定官僚集团是否是一个阶级时,最终都要回到所有权的概念,这是教条的，不正确的。

托派对苏共党内干部官僚化现象的评价方面存在的问题,除上述他们自身认识上的缺陷外,还与当时苏联的历史现实有关。在20世纪30年代,苏共党内官僚集团的统治才刚刚确立,更多的弊端还未充分显现。然而,站在今天的高度回过头看,托派争论触及到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严重弊端。

正是一个通过手中事实上掌握的权力、控制和享受着国有化和集体化的财产的官僚集团的存在,才导致了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发展曲折并最终失败。官僚集团不仅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生产资料“改制”公然化公为私，抢劫人民大众，而且通过所谓“股市”把公有制生产资料转化为它们家族子孙的股票, 不仅如此，它们还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抢劫人民的生活资料，“官二代” “ 富二代”的出现，证明权力财富世袭制逐渐确立，这意味着这个国家正在一点点固化，活力正在一点点丧失，贤才进入权力的通道已经完全阻塞堵死。这与传统的封建末代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