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中国的全球战略：走向一个多极世界》

China's Global Strategy: Toward a Multipolar World

作　　者： （英）克莱格 著，葛雪蕾，洪漫，李莎 译

出 版 社： 新华出版社

出版时间： 2010-8-1

I S B N ： 9787501192809

定价：￥38.00

感谢本书编辑张敬提供相关信息和书摘。

   

中国的发展对全球霸权和全球不平等的整体结构发出了挑战。美国试图通过干涉行动来垄断国际事务，从而维护西方金融和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在努力摆脱贫困的同时，中国则致力于打造比较民主的国际秩序，以更加平等的发展作为自身乃至全球安全的基本条件。

因此，本书检视的是中国为形成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追求的循序渐进的议程。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表明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可以遏制美国的霸权行动，而且要检视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大国关系的现实；如何谋求利用广泛的双赢经济外交手段在公平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如何基于互利原则打造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为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极稳定的世界贡献力量。

 内容简介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正日益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新世界的轮廓正在形成。新保守派构想了一个单极世界，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构想已经开始黯然失色，因为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种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日渐形成，各国将以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际事务。

本书集中关注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发挥的作用，着重描绘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应对手法——中国采取一种多边战略，运用和平发展的构想来促进一个多极世界的形成。

珍妮·克莱格（Jenny Clegg）通过检视中国以往和当前的政策来捕捉中国在长远规划中的广阔视角。书中不仅借鉴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而且参考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中国学者和战略家的分析手法。作者通过这种方式向我们揭示出，在21世纪的国内外挑战面前，中国的政治视角和未来走向。

 作者简介

珍妮·克莱格，英国中兰开夏大学亚太问题研究所高级讲师、中国问题专家。

 目录

中文版序

前言

第一部分 “单极一多极”态势

　第一章 全球态势下的中美关系

　第二章 从历史视角看多极化

　第三章 巧妙走向多极化

　第四章 全球化、帝国主义和多极化

　第五章 推动多极化：亚洲的区域组织

第二部分 中国的发展轨迹

　第六章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坚持自力更生

　第七章 有中国特色的发展

第三部分 国际角力

　第八章 迈向国际政治新秩序

　第九章 迈向国际经济新秩序

第四部分 结论

　第十章 形成中的国际新民主国家

前言

一个混乱的世界

在当今的世界舞台上，中国正日益成为极具影响力的参与者，新世界的轮廓正在形成。新保守派构想了一个单极世界，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占据着支配地位。这种构想已经开始黯然失色，因为中国的崛起标志着一种多极化的国际新秩序日渐形成，各国将以一种比较民主的方式来决定国际事务。

中国像是横空出世。2003年，美国总统小布什（George W. Bush）发动了伊拉克战争，目的是为美国谋求至高无上的地位。按照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的说法，那是有史以来最野心勃勃的统治世界的计划。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中国的政府是个徒有其表的冒牌货。中国的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格格不入，国家由于不断把资金注入奄奄一息的国有企业而濒临破产。

然而，中国的实力不断增强，按部就班地实施着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到2020年增加3倍的计划，帮助大批人口摆脱了贫困。如今，美国无法赢得自己错误发动的战争，它的经济饱受坏债的困扰，把世界其他国家拖向衰退，许多人越来越指望中国的发展能维护全球经济的稳定。

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正迅速增加。所有人都知道，它即将成为重要的世界大国。但是，中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大国？它将在塑造世界的过程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如果回顾近年来的发展，我们可能会找到答案。

另一个世界

广泛地看，反战运动认为小布什的伊拉克战争是为了控制全球石油资源。这种看法是对的，但战争的目的远不止这个。对新保守派来说，伊拉克战争是其长期战略的第一步。有些评论人士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丹·普莱施（Dan Plesch）2002年就谈到过这种可能性：“伊拉克，伊朗，然后是中国。”

决定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重要意义在于，美国公然藐视联合国。小布什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原则比美国以往所有的干涉主义行动走得更远，因为它公然挑战了《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按照小布什的理解，首先，为了维护美国的支配地位，有必要捍卫并扩展美国模式的“自由、民主和自由企业”；其次，这相应地要求推翻联合国维护的关于不干涉主义的全球共识。美国的战略是防止任何潜在挑战者崛起，而该战略将确立为新的国际准则，目的是谋求 “一体适用”（one size fits all）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新保守派关心的是防止出现与美国“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这种忧虑无异于默认，他们认为主要威胁来自日益增强的多极世界的潮流。

由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在大西洋两岸引发了分歧，“单极—多极”世界的讨论成为了2003年全球争论的核心内容。由于欧盟、俄罗斯和中国拉近了关系，美国前国务卿赖斯（Condoleeza Rice）主动出击，警告说，多极化是“对抗的理论”。她宣称：“我们曾经尝试过，结果却导致了大战。”很显然，在她看来，多极化预示着以重新划分世界为目的的猛烈的帝国主义战争。此后不久，英国前首相布莱尔（Tony Blair）在谈到多极化时附和了她的观点，断言“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再也没有比这更危险的理论了”。

中国领导人早就意识到了多极化的重要性，因为它是打破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垄断的反霸权潮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分析人士的谈论焦点始终是，多极化的出现和主要发达大国间的分歧可能会为发展中世界内部的新举措开辟政治空间，以反映世界的多样性，使多层面的发展方式成为可能。

小布什首次就任总统时，把对华政策作为优先要务，但是，“9·11”事件改变了这一点。因为美国专注于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主要大国日益分化，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反战情绪高涨，所以第三世界展现了新的团结精神，为中国提供了在全世界加紧开展其战略外交的良机。

小布什把“反恐战争”作为美国在亚洲加强军事和外交接触的借口，使得中国为自身的安全感到担忧，于是中国开始大张旗鼓地推动“南南合作”。

中国谋求开展互利双赢的经济交流协议和安全对话，在深化与发展中世界的关系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2004年，中国高级领导人高调出访拉美，包括巴西、阿根廷、智利、古巴、秘鲁、委内瑞拉、特立尼达和牙买加。2005年，在万隆会议召开60周年之际，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了印度和几个非洲国家。“中非峰会”于2006年11月在北京召开，共有来自48个非洲国家的代表与会，其中包括不少国家元首。中国还启动了与东盟、海湾国家、巴基斯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贸易协议磋商。我们必须在第三世界主义（Third Worldism）兴起的背景下看待中国近年来全球地位的迅速巩固。

中国对自身未来的构想是在广泛的多极背景下，成为不断增加的大国中的一员，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及其地区组织共同发展。中国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国家无法孤立于世界其他国家之外获得发展，所以他们谋求融入现有的国际秩序，但不是作为一个单向的调整过程，而是作为从内部对其施加影响的手段。其他国家看到的是不确定性和发生混乱的倾向，中国却认为多极化潮流可能会为创立一个比较民主的国际事务组织创造条件——这个组织的成员是平等的伙伴，在力量上相互制衡，为发展“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开辟空间，进而实现公平的全球化。

由于中国自身的发展推动着世界发展，中国以国际主义立场支持多极化世界，所以中国的崛起显然不可避免地会与美国的霸权计划发生冲突。如同相兰欣（Lanxin Xiang）指出的那样，就在中国考虑加入现有国际体系的时候，美国却决定强行改变国际规则。2006年，小布什政府首次公开把中国称作美国最担心的未来潜在竞争对手。

中国威胁还是美国威胁

由于西方未曾围绕中国的发展进行讨论，所以形成了知识真空，导致对“中国威胁”的畏惧感大肆滋生。近年来，西方把就业机会的减少（尤其是在发达世界）归咎于中国的崛起和该国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如今又毫不犹豫地把中国视作实行强权统治、完全无视人民需求的超级大国。然而，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源于19世纪“黄祸”的印象，而不是中国的现实情况。我们应该意识到，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的概念既涉及“西方”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也涉及“西方”与“儒学”的冲突。

“中国威胁”的理论源于新麦卡锡主义、新保守派的构想。该构想把中国的崛起与德国和日本在20世纪上半叶的崛起相提并论。因此，美国应该“竭尽所能放慢中国崛起的速度”。

随着“人道主义干预”演变成为美国在冷战后时期的外交政策的核心主题，中国接连侵犯人权的形象便成为了不变的背景。如今，由于西方谋求把“民主”议程作为最新手段，以求维护对世界其他国家不断减弱的控制，中国被视作它们取得进展的主要障碍。

惧华论（Sinophobic View）认为，中国处在意识形态已经破产的共产党的独裁统治之下。这个独裁政权通过排外和好斗的民族主义来维护权力，奉行严重蔑视人权和相关国际法的内外政策。中国新外交的特征是自私地谋求本国利益，以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作为支持，对资源的渴求促使该国在国外寻找石油和矿产供自己使用。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崛起是以全球利益受损为代价的。为了推进自己的商务和政治目的，中国与全世界一些最恶劣的侵犯人权的政府来往，却显然丝毫没有感到不安。他们指责中国阻碍了联合国在人权和政府合法性领域的工作取得进展，而人权和政府合法性对国际稳定至关重要。

这种说法颠倒了是非：世界动荡的主要原因不是中国崛起，而是美国及其单极目标。无论如何，战争是对人权的最严重的侵犯。与此同时，美国动辄向联合国的不干涉体制施加压力；将其垃圾通货倾销到国际市场，执意实施民主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不考虑别国的实际情况，把自身的模式强加于人，从而加剧了全球不平等。美国（其实还有全世界其他大多数国家）从腐败的非洲国家和践踏人权的中东国家购买石油。中国之所以长期愿意和被西方视作“贱民”的国家打交道，原因之一是中国不愿对别国的国内政策说三道四，同时也是由于担心施加压力和干涉行为的背后存在强权政治。

美国业已形成的“军事机器具有独一无二和史无前例的杀伤力”；中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几乎因为遭到军事干涉而毁灭，所以中国谋求避免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直接对抗。

我们不应该夸大中国的实力。30年来，中国确实是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目前位列世界第二。然而，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而且在今后数十年里仍将是如此。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该国2007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360美元，在全世界居第132位，消除贫困仍是其主要任务。中国的经济规模不足美国经济规模的1/4，尽管中国正在成为巨大的制造业基地，但由于缺乏技术力量，中国在这方面仍然严重依赖外界的知识投入。

尽管中国希望多极化能够开启全世界的进步潮流，但其手法与苏联不同。中国不愿直接向美国的超级实力发出挑战，而是采取了比较巧妙的外交手法，目的是缓解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以期创造一种对自身和世界发展有利的稳定和易于预料的国际环境。

左派的新观点

西方的左派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反驳新保守派的惧华论，从某些角度讲，它们甚至赞同这种论调。有些派别认为，中国是新的“原材料殖民主义者”，是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大国，其崛起催生了一个帝国主义势力相互争斗的日益混乱的时期。另一方面，左派的其他派别认为中国再度遭到殖民化和收买，受美国和跨国企业的左右，推动在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开发中“竞次”（race to the bottom），令全世界工人的处境恶化。例如，瓦奈克（A. Vanaik）认为中国过于软弱，根本不足以有力地遏制美国的全球野心，罗登（Mark Roden）则认为中国与美国的政策目标一致，将提升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结构实力，扭转这个超级大国的衰落势头。

然而，在比较主流的争论当中，信奉新凯恩斯主义的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和世界社会学家阿里吉等分析人士批驳了所谓中国的发展遵循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普遍观点。拉莫（Joshua Cooper Ramo）也认为，“北京共识”（也就是遵循比较公平和高质量的发展途径，借助经济和政府来改善社会）与声名狼藉的“华盛顿共识”形成了鲜明对比。

本书遵循的观点是，中国的战略家根本没有“听任帝国主义集团支配他们的意志”。不过，本书与上述理论家的区别是回答了战略问题，尤其是汲取了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研究成果。本书把战略视角作为基本视角，评估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秩序中，中国崛起的意义和潜力。

一个混乱的世界

本书集中关注中国在不断变化的国际秩序中发挥的作用，尤其是在过去10年间的作用，着重描绘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应对手法，探究中国的和平发展构想如何开始让世界政局发生了变化。

批评中国的人士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他们未能认真联系实际——历史背景、发展水平和让这样一个大国实现发展所面临的难题，还有中国运筹帷幄的国际空间。批评中国的人士指出的许多弊端确实不容回避。不过，很少有人意识到，中国的决策者不仅意识到了这些弊端的存在，而且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解决。相反，他们把中国政府的政策斥责为“空洞的言辞”。

另一方面，本书恰恰试图通过检视中国以往和当前的政策来捕捉中国在长远规划中的广阔视角。本书不仅借鉴了西方的学术著作和新闻报道，而且参考了中国领导人的讲话以及该国学者和战略家的分析手法。本书的讨论希望能通过这种方式揭示，面对21世纪新出现的国内和国际挑战，中国自身的政治视角和未来走向。

本书的论点是，在“单极—多极”态势塑造的国际秩序中，美国和中国发挥着截然相反的作用。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则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国际秩序中的这一地位差别决定了它们的战略冲突是围绕世界发展问题产生的冲突。

如同本书试图展现的那样，中国的发展对全球霸权和全球不平等的整体结构发出了挑战。美国试图通过干涉行动来垄断国际事务，从而维护西方金融和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在努力摆脱贫困的同时，中国则致力于打造比较民主的国际秩序，以更加平等的发展作为自身乃至全球安全的基本条件。

因此，本书检视的是中国为形成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而追求的循序渐进的议程。本书的目的不仅是表明中国日益扩大的影响力可以遏制美国的霸权行动，而且要检视中国如何应对世界大国关系的现实；如何谋求利用广泛的双赢经济外交手段在公平的全球化进程中发挥关键作用；如何基于互利原则打造平等的伙伴关系，从而为形成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极稳定的世界贡献力量。在这些方面，通过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合作体系以推动世界发展，中国的战略成为了美国新保守派以美国军力为基础的新美国世纪构想的具体的替代性选择。

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在“单极—多极”态势的广阔背景下分析中国的崛起，把中美关系作为核心。第一章着重关注美国的“反恐战争”在围堵中国方面发挥的作用，认为美国新的穷兵黩武主义和干涉主义是对20世纪90年代伴随中国崛起而出现的多极化趋势作出的战略回应。为了揭示中美关系是世界结构模式的核心，第一章回顾了1949年以来的中美关系史，还检视了新保守派的“新美国世纪计划”近年来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接下来，第二章运用多极手法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全球发展模式，进而把中国的发展置于日渐形成的多极（第三世界的崛起，反越战的群众运动，核军备竞赛）背景之下。随后探讨了在谋求摆脱冷战禁运和孤立的过程中，中国的战略观在这种广泛历史背景下的演变。

第三章探究了中国对冷战后时期的世界局势的战略分析，审视了中国为应对美国的支配地位、谋求调整单极与多极趋势之间的失衡状态而与其他世界主要大国展开的接触。这一章集中探讨了中国的新安全观确定的合作安全手段。外界认为，新安全观构成了国际关系的替代性基础，与小布什主义形成了对比。

第四章从比较理论化的层面讨论了多极化。与西方构想的相互敌对的势力集团不同，在中国看来，多极化远不止是各个大国在崛起和衰落过程中的相对实力的调整，更标志着帝国主义的终结。在不否认“二级大国”（Second—Order Power，包括欧洲大国）的潜在作用的同时，中国认为发展中国家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在反对美国谋求霸权主义以加强西方对世界市场和世界事务的垄断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与此同时，在中国看来，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是威胁，但也是机遇，是多极化趋势的核心。通过探讨相关论战，本章认为，冷战后时期不断增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和地区主义使得帝国主义出现了新态势，中国的战略根据这些新态势作出调整，体现了21世纪的列宁主义（Leninism）。

亚洲地区是中国外交工作的重点。第五章展开了3项个案研究——上海合作组织、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以及中国与东南亚的经济关系，以期比较具体地分析中国如何逐个地区地主动出击，建立一种基于互利原则的新型国际合作关系，把安全与发展挂钩，从而突破美国的围困。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当今世界上发挥着积极作用，是多极化世界中独立的一极。如果不检视该国自身发展的总体经济、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述观点就无法维系。这构成了本书第二部分的主旨，因为第二部分探讨的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进程和机制。

中国既要与俄罗斯这样的转轨经济体发展关系，又要与孟加拉这样的发展中经济体打交道。面对如此艰巨的挑战，中国的发展劲头十足，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使其他改革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现动荡的债务危机、赤字和金融崩溃等问题。中国的国有企业并未因为时代变化而过时，如今正日益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利润来源，而世界其他国家都指望中国的经济发展能维系全球的经济增长。

中国基本遵循着自力更生的道路，不受外来资本支配，扎根于公有制的基本体系，其改革路线谋求维护并强化政府，让日渐形成的市场具有长期的社会主义定位。中国正在经历规模空前的工业革命。本书的第二部分认为，尽管有着包括腐败在内的诸多问题，但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通过一些具有革新性和创造力的手法应对他们面临的挑战，不断提高政治能力以维护和平稳定的秩序，并以此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

第六章追溯了中国发展道路演变的不同阶段，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不同手法，以及现阶段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该章讨论了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地位这个有争议的话题，揭示了中国“接纳”全球化是勇敢的一步，就此加入了世界技术革命，成为了全球知识经济的组成部分，开启了影响广泛的经济外交。

该章突出了中国与外来资本的接触以及私人资本的发展，认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把接触国际竞争的风险降到了最低限度，同时利用全球化来完成廉价劳动力经济的升级，培养本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全国优胜者”，从总体上巩固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位置。

第七章着手探讨了中国“增长优先”战略的不足之处。发展和扶贫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同时，财富差距也在不断扩大，尤其是城乡差距日益严重；恶劣乃至骇人听闻的劳动环境；农村医疗保健匮乏；环境恶化；腐败和收买问题……所有这一切都增加了社会发生动荡的忧虑。

认定中国是进步力量，并不意味着否认上述问题：本书的目的不是鼓吹中国的发展模式并让别国加以仿效。中国实现增长的社会成本确实令人对政府提出了质疑。不过，我们要在中国国情的背景下看待这些困难，因为中国不得不在艰难的处境下调整发展模式。

第七章进而阐述了随着现任领导人转向比较平等、较具生态可持续性的“以人为本”的手法，以及上述问题如何获得了解决。该章还试图探讨政治改革的问题。苏联想要同时实施公开化和改革，经济自由化和政治开放。与苏联的灾难性做法不同，中国领导人暂缓了政治改革，集中精力开展经济重组。由于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中国只能开创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并且小心翼翼地走下去。但是如今，政治现代化提升了其在议程中的位置，如同本章认为的那样，基层的觉醒为一种更具活力的人民民主构筑了希望。

第三部分回到了国际舞台上。在这个舞台上，美国和中国围绕全球秩序规则的多条战线展开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第三部分更加清楚地勾勒出中国构想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的范围，详细探讨中国着手在多边秩序中发挥比较积极主动的作用时，如何开始塑造全球秩序的规则，从而为稳定、发展和对话的循序渐进的全球议程作出了贡献。

第八章讨论了值得关注的政治和军事问题，审视了随着美国继续从内部攻击联合国的不干涉原则和国际法，联合国目前开展的力量斗争。该章讨论了几个有争议的话题，包括达尔富尔局势、伊朗与核不扩散、中国的军费开支，同时阐明了中国在联合国改革和核裁军问题上的立场。

第九章讨论了全球经济动荡和公平的全球化的问题。有人声称，中国是个不公平的贸易伙伴和货币操纵国，窃取了西方的制造业岗位。小布什政府利用这些说法向中国施加经济压力。本章讨论了中国对美国的全球经济独裁行动作出的回应，审视了西方独裁和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如何在形成的过程中遭遇了挑战。本章还探讨了“南南交流”的问题，尤其是中国在非洲的作用。通过分析中国在贸易和投资等问题上的立场，本章表明这一切如何开启了分担风险和分享资源的新手段，在金融稳定、市场协调和技术共享（而不是输出危机和垄断资源的帝国主义行径）的基础上实现公平的全球化。

第十章着眼未来，围绕全球形成进步同盟、对抗美国的穷兵黩武主义和以美元为基础的霸权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最后的思考。

无休止的战争？

马丁·雅克（Martin Jacque）在2008年年初写道：“我们正面临着自工业时代开始以来最大规模的地缘政治调整。”如同本书主张的那样，这次调整的核心就是中美关系。华盛顿目前或许并未将中国视作“明确而现实的危险”，但如果新保守派一意孤行，那么美国与中国的冲突似乎不可避免。

西方各个政治派别的普遍看法是，随着美国走向衰落，由于大国争相瓜分全世界的稀缺资源，未来将充满无休止的乱局和战争。另一方面，为了维护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必须展开合作。本书意在表明，随着中国的崛起，真正的关键不是未来无休止的能源争夺战，而是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模式作出认真的选择：究竟是美国维持并扩展现有发展模式的单极世界的战略目标，还是加强全世界平等、公正与和平的多极和民主战略目标。

中国在遏制美国霸权主义和战争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值得西方进步人士广泛讨论。本书的写作初衷是，在这个错综复杂和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如果西方的和平与进步运动想要扩大影响力，它就必须认识到中国崛起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对进步的国际议程作出的积极贡献。

中国的人权记录远远称不上完美，但西方媒体往往故意错误或断章取义地报道该国存在的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5年的人类发展指数显示，中国在108个发展中国家当中排名第29位，远高于其他许多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相当的国家。西方基于自由主义模式展开人权和民主的说教，但中国的排名提醒我们，国家有权发展，有权选择适合自身需求和国情的发展道路，这也是获得社会和经济权利的基本条件。与此同时，对中国来说，开放政策的关键就是“向外部世界学习”。就这个问题而言，中国可以与最广泛的进步力量展开建设性的对话、交流与实际合作，无论这些力量来自“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

术语注释

霸权主义

阿里吉指出，霸权国家与优势国家之间的差别在于，它是否能够并且愿意领导一个国家体系，而且“能够提升该体系中的优势集团的总体实力”。按照葛兰西主义（Gramscian）的学说，霸权主义是通过知情同意和强制胁迫来行使的，为了发挥领导作用，优势集团必须“表明它们的统治不仅必定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且也符合下级集团的利益”。相应的，这不仅涉及经济和技术领域的优势地位（从而有机会提供物质激励），还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影响力。

因此，美国在国际秩序中的无上地位不仅是威胁或者动用武力的问题。美国的霸权计划谋求塑造国际关系的总体模式，确立各国行为的普遍规则，以求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方案，从而不仅实现了维护自身首要地位的独特利益，而且加深了与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及发展中世界的被收买精英的一致关系。

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霸权主义通过一个由企业、银行和国际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构成的无形体系，或者通过“美国梦”的文化“软实力”在全球实现扩张。不过，我们不应该把美国的影响力高估为一个无所不在的帝国。美国的霸权计划其实只是个强烈愿望，美国面临着竞争，它与盟国的关系既有共识也有矛盾。阿明指出，为了保住全球地位，美国不得不与其他国家达成妥协，其中甚至包括受它支配的国家，尤其是拒绝接受其地位的国家。本书遵循阿明的手法，重点探讨了霸权领导方式的政治和战略特点。在第四章关于西方围绕全球化和帝国主义展开论战的章节中，我们将进一步探讨美国的霸权主义角色引发的争论。

单极

在单极世界中，国家间关系的模式以能够把权力集于一身的单一优势霸权为中心。为了打造单极世界，美国谋求形成影响力并制定规则，为的是不会有其他任何大国或力量联盟挑战它的优势地位。如同布罗姆利（Simon Bromley）所说的那样，这是“终身领导人实行终身统治的处方”。

美国只能通过与其他大国合作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这个事实本身并不表明世界正走向多极化。我们不应该把单极和单边主义混为一谈。如同第八章指出的那样，小布什的第二届政府之所以加强了对多边主义的重视，只不过是为了争取盟友的支持。尽管如此，它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打造单极世界，通过部署美国的军事帝国来保障西方跨国企业的支配地位，而这些盟友的参与只发挥次要作用。

多极

相比之下，多极世界是一种多个权力中心并存的模式，所有这些权力中心都具备影响全球事务的特定能力，从而塑造了一种协商模式。多极化不仅要求主要大国与作用不断增强的欧洲和日本调整关系，也要求主要大国与崛起的发展中国家、它们的地区组织（如东南亚国家联盟、非洲联盟、南美共同体乃至上海合作组织）、它们的国际组织（如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调整关系。事实上，第三世界的新兴力量在多极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全世界的其他进步力量和国家的支持下，为通过联合国展开协调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奠定了基础。

按照阿明的说法，美国及其盟国当前的霸权主义战略是社会进步、民主与和平的主要敌人，不能容忍其他任何计划。有鉴于此，多极世界是加强全球公正的替代性计划的必要框架。与此同时，通过缩小美国的侵略范围，多极化增加了和平解冲突局势的可能性。

第三世界

本书认为，在以美国霸权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里，第三世界国家展开了持续的历史斗争，目的是巩固自身的政治独立，以求发展本国经济以及社会和文化生活，而这种斗争体现了当今世界由于 “单极—多极”态势而产生的政治矛盾的本质。如果要建立一个更加和平、发展更加均衡的世界，这既是先决条件，也是必要条件。

第三世界集体主义在1955年的万隆会议期间提出构想，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围绕重建南北关系的发展议程形成。同样如阿明强调的那样，这项议程是“反抗资本主义扩张逻辑的强大社会运动”的产物，是在新独立国家展开重大社会改革的背景下确立的，其中包括了国有化、福利计划和土地改革。

然而，近年来，随着发展中国家越来越趋于多样化（不仅就经济实力和规模以及发展水平而言，而且还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发展战略和迥然不同的政治体制），第三世界集体性的概念正日益受到质疑。不过，帕金斯（Colin Parkins）指出，尽管我们需要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第三世界这个概念，但它仍然是适用的，因为它准确体现了全球体系内部根本而持久的分裂状态。

此外，马尔尚（Marianne Marchand）指出，借助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等机构，发展中国家仍然围绕发展议程保持着共同特性。与此同时，尽管发展中世界在发展和国家建设方面取得了不同的成就，但 “南南交流”的范围一直在逐步扩大，因此可以调整并重新确立第三世界的集体特性。这恰恰是本书的观点：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中国在这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它越来越多地利用自己在全球经济中的影响力来推动双赢交流。

双赢

发展主义者长期认为，“南南交流”不仅对发展中国家互利，发达工业化国家也会在援助全世界较贫困地区的过程中获得好处，因为这些地区的发展会增加对发达国家商品和服务的需求。

同样，“中国机遇论”认为，中国的发展非但不会构成威胁，反而会营造一种双赢局面，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关键推动力的同时，也会为自身乃至世界其他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创造新的机遇。

当前，日渐加深的全球相互依存性不仅增大了冲突以双输局面告终的可能性，而且越发提升了为全球问题找到双赢解决办法的迫切性。然而，公平、可持续以及和平发展等全球问题的双赢解决办法尚未形成，所以缺少一项消灭帝国主义的全面进步的政治计划。

重要的是在实践中创造双赢解决办法时所需采取的原则和方法：平等相待的原则，注重寻找利益共同点和经济结构互补性的手法，目的是对抗零和、非胜则败的帝国主义手法，以及谋求优势地位的霸权主义行为。

为了说明这些原则和手法，并且阐明中国在这个日益发展的进步议程中发挥的作用，本书通篇探讨了各种双赢解决办法的范例。第六章讨论了中国缔结协议时采取的“以市场换技术”的手法，这种手法使西方跨国企业得以在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中分一杯羹，同时确保实现技术转让。因此，从绝对意义上讲，西方企业因为市场增长而在绝对意义上获胜，但它们面临的前景是，由于中国企业形成自己的能力并打破西方的垄断控制，西方企业未来的市场相对份额不断减少。

第九章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中国的竞争力威胁使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人和行业“失败”。在该章中，中欧纺织品贸易谈判就充分说明了应该如何创造双赢局面。双赢对中国的“合作安全”概念也至关重要。在第五章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的章节中，我们将具体讨论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法。

国际民主

从根本上讲，多极就是国际事务和全球体系的民主化，要强化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要改变发达世界在国际机构中独揽决策权的局面，让多国的观点来决定世界议程，对全球问题提出不同的解决办法。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是奉行不干涉和主权平等的原则。

在当前阶段，这种强调国际民主化的观点与“小布什—布莱尔”的模式截然相反，后者把推广西方政治体制作为加强世界民主的基本条件，从而把国家政府的内部模式变成了“国际社会”关切的问题。

批评本书写作手法的人士无疑会说（他们在批评中国的外交政策时确实是这样说的），本书未能涉及腐败和专制政府缺乏代表性的问题。然而，无论是在发达世界还是发展中世界，当面对大企业以及美国外交政策的要求时，西方式的民主政府往往都难以体现本国民众的利益。这是官方民主机构与确保“（所有人）真正且日益平等地享有现代世界中的物质财富”的民主化进程的重大区别。从这种意义上讲，国际民主化是实现真正民主化、打破企业资本对世界经济的控制、让各国在决定适合自身需求的发展道路方面具有更大空间的必要条件。

本书没有质疑民主化和全世界尽享人权的目标。我们探讨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取得进展？什么样的国际举措是可能和可行的？正是在这个问题上，自由主义观点暴露出了最严重的弱点，因为这种观点要求采取惩罚、干预乃至干涉主义的手法，而这些手法往往会导致问题恶化，同时丧失以和平的政治手段解决问题的机会。

世界各地的许多失败国家或者即将失败的国家的棘手问题无法迅速得到解决，但通常需要耐心谈判，逐步找到化解冲突的办法。如同第五章中具体谈到的那样，与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体系内部的权力斗争相比，中国比较务实的态度其实更有助于通过在地区范围内构建稳定和发展的合作框架来建立信任。

第一部分

 “单极—多极”态势

第一章 全球态势下的中美关系

本章将探讨美国的新穷兵黩武主义的战略特点。自2001年以来，小布什基于全然不同的立足点确立了美国的军事原则，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先发制人的原则标志着自卫和维持现状的立场转变为进攻性的挑衅态度，同时从互相威慑的核武器政策转为准备主动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器的政策。

小布什政府的政策起初意在遏制中国，但后来调整为接触和遏制的双重手法，而且两手都同时有所加强。一方面，中美对话逐步深化；但另一方面，美国借“反恐战争”的机会，以军事基地包围中国。美国在太平洋地区扩充军力的力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任何时期，为美国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发生潜在碰撞创造了条件。

本章着手解释美国霸权主义战略的发展过程。这种战略是在新保守派的影响下形成的，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为标志，其背景是中国的外交日益取得成功（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从而开创了亚洲的多极化潮流。

通过检视中美关系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历史演变，我们可以发现美国战略的长期本质以及中美关系在打造全球秩序方面的潜在重要性。近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对美国构想的单极世界而言，控制欧亚地区非常重要，但历史背景也表明，台湾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而且对美国控制太平洋地区乃至行使全球霸权也具有战略重要性。

美国为打造单极世界而采取的全球军事战略

冷战结束开启了帝国主义的新时代，美国成为全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苏联覆灭被视作给美国打开了“机遇之窗”，让美国得以基于自身利益来塑造世界，不再受到敌对的超级大国的掣肘。但是，冷战终结产生了相互矛盾的影响。美国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初陷入衰退，欧洲和日本作为强大的经济实体却在继续发展。尤其是欧洲，它越来越积极地要求在国际事务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亚太地区明显在崛起成为一个强大的经济区域，中国成为全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

沃尔福威茨（Wolfowitz）为五角大楼撰写的臭名昭著的《国防规划导引》（1994—1999年）表明，美国在冷战后的目标是重塑全球秩序，避免地区竞争对手崛起，以维护美国在全球事务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为了确保没有其他外国势力能够决定地区或全球安全的条件，美国意图维持一支“无以匹敌”的军队，以期“阻止潜在对手谋求建立一支超过或等同于美国力量的军队”。如果任何军事竞争对手成功形成了“行使地区霸权的破坏力或其他能力”，美国公开声明的意图就是“使敌对势力无法实现其战略和行动目标”。

美国追求绝对军事优势的行为包括如下方面：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强冷战军事同盟，主要是与北约和日本，利用它们来形成中国战略专家所说的“蟒蛇战略”（Python Strategy），目的是控制并联合欧洲和日本，阻挠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

·扩张对全世界的军事控制，谋求“全方位的控制权”，让美国的军队在2020年之前能够击败任何领域（陆地、海上、空中、太空和信息）的任何对手。在空中，这包括“控制并支配”太空、“阻止”任何国家进入太空的意图。美国太空司令部1997年发表的《2020年展望》清楚地阐明了这一点，其实是把太空变成了新战区。在地面，这包括“军事事务的革命”，建立一支高技术、灵活、提前部署、快速反应的军队，在非洲、中东和亚洲等全球各地的小型“浮萍”（Lily Pad）基地网络中展开行动。这种全球力量调整旨在“主动出击，打击敌人”。

·发展导弹防御计划。此举不仅像名称显示的那样是为了威慑，而且是作为强化美国率先发动核打击的能力的一面盾牌，使导弹防御系统成为在战争中动用核武器的实际预备步骤之一。此举其实使五角大楼得以发动核打击而不会受到惩罚，其目标是确立美国毫无争议的最高军事地位。

·追求核优势地位，增强远程核打击能力，手段是用更加精确和威力更大的核弹头来改进洲际弹道导弹和潜艇，同时降低核门槛。《2001年美国核态势评估》罗列了“在出现意外军事事态时”动用战术核武器的若干可能性。这一点加上研发低威力核弹的计划，体现了把核武器从“万不得已时使用的武器”提升为美国军火库中一种潜在可用的武器的目标。

小布什先发制人（或者说是预防性）的军事干涉原则在2002年成为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核心原则，是美国为实现支配整个世界的野心而开展的政策转变的最后一步。该原则无异于宣称整个世界都属于美国的国家利益范围，旨在调动所有这些军事措施，让美国军队可以随心所欲地采取干涉行动。

即便在小布什政府2006年开始的第二个任期中，在比较倾向于多边主义的情况下，美国仍然在追求占据全球军事优势地位的目标，在《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仍然支持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原则。美国恢复采取多边主义，主要是为了把所有主要和新兴大国作为“利益攸关方”，这其实是为了确保美国优势地位的国际体系。

包围中国的美国战略

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显然越来越对中国崛起为潜在的竞争对手感到不安。1992年，沃尔福威茨的文件内容泄露给媒体后，美国总统老布什（George H.W. Bush）执意向台湾出售150架F—126战斗机。此举违反了1982年签署的《中美联合公报》，因为美国在公报中承诺将减少对台军售。这标志着美国在冷战后时期对中国采取了一种比较敌对的新态度。

然而，真正的转折点是1995—1996年发生的台海危机。这是中美关系1979年实现正常化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危机，由于克林顿1995年允许台湾领导人对美国展开非正式访问而升级。自1995年1月以来，中国大陆一直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谋求与台湾实现和解。在1996年的头几个月里，中国却转而采取了比较强硬的立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湾首次展开领导人选举的同时举行了军事演习。如果中国发射导弹（尽管没有弹头，击中了距离台湾港口25海里的地方）的行动表明它意图成为一个更加坚定自信的国家，那么美国向台湾海峡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每个战斗群包括将近20艘战舰，远远超出中国海军的实力）的行为则让外界确信，美国对未来的对手——中国——抱有强烈的敌意。

由于两国都作出了准备动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的姿态，危机令双方认真考虑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爆发武装冲突的实际可能性。美国几乎马上着手加强与澳大利亚和日本的同盟关系。尤其是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自1952年以来时一直是美国的东亚战略的关键，1997年确立新的防务准则，不仅更新了长期以来的安全关系，而且使日本重新走向军事化，其军队不再单纯自卫，而是在美国涉入“日本周边任何地区”时发挥更加积极的支持作用。当时尚不明确的是，这是否包括台湾在内，以及与台湾领导层的主要人物保持密切关系的日本是否会与美国联手推动台湾独立。

但是，克林顿在即将发生对抗的时候退让了一步，于1997年10月与中国签订了一项致力于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协议。对克林顿来说，欧洲仍然是外交政策的重点。但是，随着中国日渐强大，美国的战略专家始终对亚太地区的形势发展保持着警觉的态度。美军驻该地区的最高指挥官1999年明确表示：“我们不会大肆张扬，但我们打算在（中国南海）展现比以往更大规模的存在。”

目前尚不清楚，1999年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究竟是意外事件，还是惩罚中国对美国发动的南斯拉夫战争的反对态度。不过，北约“门户开放”的新政策体现的明确意图是把大西洋军事和核联盟的范围向东扩展到亚洲。这一政策与日本自身的“门户开放”的新准则相配合，把中国夹在了中间。

另一方面，克林顿在导弹防御的问题上仍然软弱，转而与朝鲜改善关系。在2000年的领导人选举前，新保守派采取行动，谴责他的政策“对中国过于温和”。

小布什上台时的明确战略目标是获得永久性的军事支配地位，让沃尔福威茨先发制人的原则成为美国官方的全球军事政策。当选总统后，小布什迅速宣布中国不是“战略伙伴”，而是“潜在的势均力敌的竞争对手”。2001年4月发生在海南省海域的美国间谍飞机事件导致了进一步的军事行动，三艘驱逐舰被派往海南省海域，去维护美国侵入别国领空和领海的“权利”。事件发生时，正值决定是否将美国的反导和防空系统推进到台湾的前夕。小布什旋即声明，他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帮助台湾自卫。随后出台的40亿美元协议是1992年以来最大的一笔军火交易。作为支持，美国还承诺向台湾出售宙斯盾系统（Aegis，该系统对导弹防御计划至关重要），尽管这其实并不是协议的内容。

这场危机为小布什几周后的讲话提供了背景。他在讲话中宣布《反弹道导弹条约》是“冷战的残余”，从而清楚地表明他下定决心要发展导弹防御计划。小布什断然放弃了克林顿的改善东北亚关系的做法，朝鲜是公开的目标，但人们普遍认为该系统针对的是中国。

中美关系的紧张加剧的种种迹象都表明，美国打算把军事战略的重点逐步转向亚太地区。的确，2001年，美国的核定位在很大程度上开始从俄罗斯转向中国。

然而，“9·11”事件发生后，由于美国谋求加强对中东和中亚的控制，小布什在2001年10月改变了立场，不再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而是接受其为“反恐战争”中的伙伴。全球恐怖主义是否将取代中国，成为美国的头号潜在威胁？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假装“走一条路线，其实在偷偷走另一条路线”。也就是说，只是发动一场名义上的反恐战争，其实是加紧在亚太地区展开军事部署，展开一种霸权战略。

美国2001年10月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要求在从巴格达到东京的亚洲各地区大规模扩充军力，以应对“改变世界的地缘政治新趋势”。美国认为，亚洲“正逐步成为一个有可能参与大规模军事竞争的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个拥有可观物资基础的军事竞争对手”。从孟加拉湾到日本海的东亚沿海地区覆盖了从中东到东北亚的主要石油通路，以及从太平洋到美国西海岸的地区，尤其具有挑战性。

2001年12月的《核态势评估》确认中国是核“打击名单”中的一员。该名单包括伊拉克、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利比亚，可能还有俄罗斯。评估报告着重强调中国的“核力量和非核力量的不断现代化”值得关注。除了“伊拉克打击以色列”和“朝鲜打击韩国”的可能性之外，围绕台湾发生的对抗是可能需要动用核武器的3种紧急事态之一。

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并且投资研发导弹防御系统，随即又迅速在2002年发表了《国家安全战略》。该文件认为先发制人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同时指出，更新“强国竞争的旧模式”是危险的，尤其严正警告中国停止谋求“尖端军事实力，危及亚太地区邻国”的“不合时宜的做法”。

“反恐战争”确实成了一个好借口，它让美国楔入中亚和中东，同时加强了对亚洲各地的战略控制。美国在中亚各地（尤其是吉尔吉斯斯坦）建立了一连串军事基地，把军队推进到了距离新疆边界仅200英里的地方，而新疆正是中国的机密核武器设施的所在地。与此同时，美国谋求与巴基斯坦、印度、斯里兰卡、蒙古以及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加强军事关系。

由于日本和澳大利亚已经成为美国东亚安全战略的“北部和南部支柱”，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这些新动向表明，初步的反华遏制战略其实已经完成。尽管美国霸权主义计划的新进展集中在中东和中亚，但这并不表明美国的战略重心偏离了欧洲和东亚，而是表明从基于北约和美日同盟、从东边和西边逼近俄罗斯和中国的“蟒蛇战略”变为从南边和西边遏制俄罗斯和中国的欧亚重点。

中国的多极外交开始展现

对中国来说，美国与苏联的冷战的终结既是威胁，也是机遇。一方面，中国变得更加脆弱。1989年6月的天安门事件发生后，老布什竭力通过严厉制裁来策划一场孤立中国的运动，而中国只能独自面对这唯一尚存的超级大国。另一方面，尽管东亚地区仍然受到冷战分裂的历史影响，但总体形势趋于缓和，为中国提供了与韩国、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中亚各国改善关系的机会。面对美国的禁运，中国的外交政策转向亚洲，在本地区政府的关注重点从军事转向经济和发展之际，抓住了这些新机遇。

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后，中国把谋求睦邻友好关系的目标延展为它的全球外交战略。如同我们将在第三章具体探讨的那样，在美国维护自身强大实力的时候，中国的反应是加紧致力于多边主义，采取与世界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系的新手法，同时谋求恢复与美国的关系。

随着中国逐渐渡过困难时期，上述的种种努力开始取得成果：1996年，中俄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997年开始与美国展开签订伙伴关系协议的磋商；1998年开始与欧盟和日本商讨签订伙伴关系协议的事宜。这一切不仅有助于稳定中国的发展环境，为通过对话消除分歧确立了框架，而且为亚洲各地区力量均势的调整铺平了道路。

中国战略在亚洲的成功令美国感到措手不及。1997年的中俄伙伴关系协议宣布了反对分裂的冷战军事思维，它支持建立多极世界，确立了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为“上海五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建立互信的组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该组织的宗旨是在中亚建立一个稳定区域，实际上是为了填补苏联解体和俄罗斯无力阻止北约东扩而出现的权力真空。

作为这个进程的一部分，中国开始成为中亚地区新开辟的能源市场的重要参与者。当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1997年7月击败包括阿莫科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优尼科公司在内的美国顶级石油企业，获得哈萨克斯坦第二大油田——乌津油田——的开采权时，美国大吃一惊。协议包括铺设1900英里管道的计划。这条管道穿过新疆到达中国各地，为快速实现工业化的沿海地带提供能源。

与此同时，在东南亚，中国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拒绝让人民币贬值，从而大大提高了自身的声望。中国的立场与美国形成了鲜明对比，因为后者坚持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强加于人，使得危机雪上加霜。同样令人始料未及的是朝鲜和韩国领导人2000年举行会晤，这表明东北亚的关系均势发生了变化。朝鲜半岛改善关系的前景（中国的外交起了重要作用）可能会令人对美国在韩国的3.7万驻军、在日本的6万驻军乃至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整个安全架构提出质疑。

2001年7月出现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态：“上海五国”升级为更加正式的上海合作组织，目标是打击本地区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合作组织在成立宣言中宣布反对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支持《反弹道导弹条约》，呼吁遵守联合国的原则。上海合作组织之所以能建立，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对本地区日益加剧的动荡和恐怖主义感到不安，同意加入“上海五国”。当然，鉴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人权记录极差，我们也许很难把这视作积极的全球趋势。然而，我们想要强调的是，中亚发生的这一力量关系变化偏离了北约，对美国的霸权战略构成了沉重打击，因为乌兹别克斯坦是北约的和平伙伴之一。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指出，控制乌兹别克斯坦是控制中亚各共和国的关键，而控制中亚各共和国是控制欧亚大陆的关键。

布热津斯基曾在1997年警告说，不要形成从德国到俄罗斯乃至中国的“敌对联盟”，因为这个联盟最终会谋求挑战美国的优势地位。他认为，美国“最大的忧虑应该是欧亚地区的边缘化，这个地区包括了全世界三个最先进和经济效益最高的地区当中的两个”。如今，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加上朝鲜半岛关系缓和，这块大陆出现了加强关系的切实可能性。美国正在丧失在这两个要害地区的主动权。中国外交的成功使新“能源丝绸之路”的计划成为可行的建议。所谓的新“能源丝绸之路”，就是用石油和天然气管道把中亚和中东与欧洲和日本连接起来，把中国置于中心。这样的连接不仅使中国，而且使欧洲、日本和韩国减轻了对美国军力的依赖，不再一味靠美军保护全世界的海上航线，从而保障中东的石油供应。

美国近年来发动的两场战争的批评者认为，控制石油是美国的主要动机。里斯（John Rees）指出，从巴尔干半岛到阿富汗的欧亚大陆中南部占到了世界能源资源的3/4左右。不过，他的说法把能源作为重点，所以他把中东和海湾地区视作国际行动的核心，把中国放在了无关紧要的位置上，只把中国作为帝国主义对手间的“能源大博弈”中的新手。

控制石油确实是美国战略中的关键因素。小布什在2001年5月表明了这一点。在谈到中国和印度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时，他表示担心美国的石油消耗殆尽，决定要“确保”找到更多的石油供应。

中国于1993年首度成为石油进口国。人们作出了种种猜测，但易小熊（Xiaoxiong Yi）估计，进口石油占到了中国石油消耗量的1/3，有58％的供应来自中东。通过利用“反恐战争”来加强对全世界主要产油地区的战略控制，同时扩展在保护全球海上航线方面的作用，美国赢得了作用于中国的新压力点。鉴于全世界每年有一半以上的石油要通过马六甲海峡（包括中东对美国供应的大量石油和中国多达80％的进口石油），所以该海峡的控制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

然而，石油并非问题的全部。美国之所以极力要在海湾地区以东确立军事存在，是出于更广泛的战略考虑。该计划把中亚的阿富汗战争、中东的伊拉克战争与东南亚的“反恐战争”和破坏朝鲜稳定的压力联系在一起，目的是把整个亚洲地区置于华盛顿引领的、围绕中国形成的世界安全架构中，以确保美国优势地位下的全球一体化。

要回答美国近年来为何转而加强穷兵黩武主义的问题，就有必要了解亚洲力量均势发生调整的重要性。这些调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于1996—2001年间开展多极外交引发的，体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弱点，因为该战略使欧亚大陆失去了掩蔽，使美国自身的整个单霸权极计划陷入了潜在的危险之中。

要想进一步了解其中的战略影响，就有必要把眼光超越中国日益增加的能源需求，在历史背景下审视中美关系在国际秩序中的性质和中心地位。

中国与美国：历史背景

美国“失去”中国

正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获胜、即将接过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领导权时，它却在东方遇到了其霸权主义影响力的终极极限。恰恰在美国迈入日本战败和欧洲殖民帝国摇摇欲坠所造成的真空、把亚洲纳入新的“自由世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场意义深远的反帝的人民战争运动，并于1949年在中国掌握政权。这场胜利使美国在实现长期以来的全球野心方面遭遇了挫折。

按照美国自身的观点，美国领导地位的魅力在于它能够按照自己的自由形象重塑世界，从而建立一种远比以往更加美好的国际秩序，用普世财富与和平代替殖民主义、战争和极权主义。但是，对于自由，中国人民显然有自己的想法。

尽管美国的经济影响力偏重于大西洋沿岸，但其领导人长期以来认为，如果他们的国家想取代英国成为全世界的领导者，首先必须控制亚洲。美国参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并因此确保在全世界发挥主要作用，但它必须与其他大国协同行动。布热津斯基认为，欧亚大陆是全球地缘政治当中最关键的区域，美国必须在那里保持优势，而事实上，是美国20世纪中期在太平洋地区的支配地位使之具备了欧洲伙伴所没有的优势，这成了它谋求全球霸权的跳板。的确，对美国来说，作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海外冲突，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目的就是对抗日本，维护太平洋作为“美国的湖泊”的所有权。

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把太平洋视作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而中国就在太平洋对面。英国通过两次鸦片战争成功迫使中国打开贸易之门后，美国商人首次出现在太平洋地区。的确，美国的许多名门望族（包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祖父）都参与了鸦片买卖，通过与亚洲开展贸易发家致富。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给美国带来了巨额利润。由于美国在战后谋求保持并增加利润，所以在不断西进的帝国主义扩张中推动了一个新阶段，因为它注意到东南亚——尤其是中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开辟新市场的前景，可以支持美国经济继续增长。当务之急是保护这个至关重要的资本主义边缘地带免遭共产主义的侵蚀。美国打算借助美元、工业和技术实现这个目标。这将有助于确保各国政府服从美国经济的意愿，愿意让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建立一系列基地，为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奠定基础。

在中国，日本1945年战败后，美国表面上在中国内战的国共双方之间调停斡旋，其实是在暗中玩弄花招，目的是扶持一个由蒋介石的国民党领导的亲西方政府。尽管中国共产党其实曾与美军密切合作抗日，但很显然，坚决反共的蒋介石愿意以美元换取中国的安全。因此，美国利用在中国的10万军队帮助蒋介石军队转移到中国北部和东北部，防止共产党军队攻占要害地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蒋介石于1946年与美国签署了一项自由贸易条约。美国企业开始在中国扩展原本已经非常可观的利益。但是，中国人之所以如此坚决、以如此高昂的代价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并不是为了建立这样一个听命于美帝国主义的极度腐败的政府。

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遭遇的首次失败。194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两年前，借助英国匆匆批准的改革措施，印度通过谈判实现独立，为其他亚洲民族主义者树立了榜样。在东南亚，英国、法国和荷兰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谋求重新建立控制权，至少要争取足够的时间安插一个同样支持自由贸易需求的亲西方政权。然而，中国的革命道路此时提供了另一种激进的选择，提升了整个亚洲地区完全铲除帝国主义秩序、实现经济和政治独立的希望。美国打算为发展资本主义而攫取资源丰富的东南亚地区。如今，这个计划也面临着危险。

中国反帝运动的成功对春风得意的美国势力构成了沉重打击。美国西进是使命感引导的，征服太平洋彼岸中国的新边疆充斥着道德圣战的所有特征。在“美国例外论”的沙文主义信念中，根深蒂固地交织着一套荒唐想法，也就是要从傅满洲等暴君手中拯救“信仰异教的中国人”的灵魂。当时，“失去中国”是一次伤及美国灵魂核心的痛苦经历，打击了美国以“独特的品格”和“显然的命运”为世界其他国家照亮自由之路的观念。

孤立与包围

从表面上看，杜鲁门政府在决定如何处理蒋介石撤退到台湾（当时叫福摩萨）后的局势时支吾搪塞。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罗斯福曾在1943年的开罗首脑会议期间与英国和中国签署联合声明，承诺把台湾归还中国。国民党执政时，此事从未引起过质疑。与此同时，尽管毛泽东在1949年6月宣布了“一边倒”的政策，依赖与苏联的友谊，但是，在准备与中国自己的商业部门联手建立新民主政府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同时也谋求争取美国提供一定程度的合作。直到1949年底，毛泽东才前往莫斯科，与苏联商讨结盟事宜。

然而，尽管杜鲁门1950年1月保证美国不会向福摩萨的国民党军队提供军事援助或建议，媒体却报道说，美国仍然在以最低廉的价格向国民党提供坦克。美国看似中立，其实在充当蒋介石的非正式顾问。美国要求本国商人离开中国，同时禁止本国船只进入中国港口。饱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物资严重匮乏。这些贸易限制显然充满了敌意。

最终，是乔·麦卡锡（Joe MacCarthy）参议员的灾难性构想（也就是身为超级大国的苏联准备夺取全球支配地位）为推翻《开罗宣言》提供了借口。在1950年2 月9日发表的煽动性演说中，麦卡锡抨击杜鲁门政府“把中国置于无神论者的奴役之下”。许多美国人无法接受中国“走向共产主义”的事实，他们更愿意相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胜利是苏联阴谋的产物，目的是颠覆美国在亚洲的外交政策，而非体现了国民对一个极度腐败的政权的抗拒和反对态度。

让毛泽东在莫斯科等待了数周后，斯大林决定签署中苏条约。自此，一股反共狂潮吞噬了美国政坛。对美国而言，冷战变成了一场全面的意识形态圣战。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杜鲁门立即派第七舰队穿过台湾海峡，发出了支持国民党反抗“侵略”的明确信号。在美国看来，中国大陆与台湾实现统一的热切愿望并非内战的合理结局，而是“信仰无神论的共产党的全球阴谋”的一部分。美国正在开展一场扭转“共产主义侵略”浪潮的圣战，决意要阻止朝鲜半岛统一在一个左翼政府的领导之下，美国打算逆转中国的革命，所以台湾骤然成为了至关重要的地缘政治基地和挑战中国的据点。

在麦克阿瑟准备让他的军队击退朝鲜军队之时，美国也在提供大规模援助，帮助蒋介石夺回中国大陆。在朝鲜战争的头两年里，美国继续通过援助的方式全力支持台湾的国民党，达到了平均每天100万美元的水平。

麦克阿瑟击退了朝鲜军队，把美军推进到了中朝边界，并公开宣称鸭绿江既不是朝鲜与中国的分界线，也不是美军前进的终点。此后，一批批中国志愿军开始跨过中朝边界制止美国的威胁。事实上，杜鲁门满怀敌意地动用第七舰队才是导致中国涉入冲突的第一步，但西方却把中国描绘为侵略者。

此时，中国成为了西方眼中的国际贱民，中国面临着世界范围的贸易禁运。美国媒体对“红祸”展开了一连串狂热的意识形态攻击；中国大陆在美国的资产遭到冻结；蒋介石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占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位置。

1951年，美国着手帮助国民党从中国沿海的台湾岛屿和缅甸组织对大陆发动袭击。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和朝鲜的城市发动核攻击。与此同时，在日本，美国改变了分解军工设施并重建大型企业的占领计划，转而制造军火，以满足以美国为首的军队在亚洲的战争需求。

美国开始在东北亚确立自己指挥下的安全架构。这个架构至今仍在对该地区发挥重大影响。按照1952年与美国签订的安全条约，日本改头换面，成为美国在整个亚太地区发挥影响力的支柱；台湾将被用作“不沉的航空母舰”；到了今日仍有大约3.7万名美军驻扎在韩国。1953年达成停火协定后，中国军队很快就撤退了。

朝鲜战争考验了新成立的中国政府。中国经济破败，尽管志愿军在与朝鲜军队并肩作战时充分感受到了美国军队的残暴，但他们并未屈服。朝鲜战争在1953年以僵局告终，美国未能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这使得朝鲜战争成为了美国军队有史以来第一场参战但没有获胜的战争。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打算对台湾的近海岛屿发动火力攻击，从而谋求实现统一。美国此时正值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美国再度派遣由具有核能力的航空母舰和驱逐舰组成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艾森豪威尔反复敦促蒋介石夺回大陆，美国在1954年签订的军事条约中承诺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保护台湾及其近海岛屿，其中包括动用核武器。中国在此后几个月里处于核攻击的持续威胁之下。

然而，中国在1958年再度面临美国的核讹诈。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由于越来越急于解决统一问题而发动火力攻击台湾岛屿，艾森豪威尔再度作出反应，派遣太平洋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这一次，杜勒斯威胁要采取“大规模反击”，美国在韩国和台湾部署了地对地导弹，准备率先发动核攻击。

艾森豪威尔继续扩充蒋介石政府的力量，准备在时机成熟时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他的遏制战略是以韩国、日本、冲绳、台湾、南越、缅甸和泰国的一系列美军基地包围中国。作为补充措施，美国还与韩国、泰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结成双边联盟，美国以美日安全协议为关键要素、以台湾防务协议为核心，扩展了美国引领的安全架构。

20世纪60年代初，肯尼迪开始加强美国在中国南部边界的军事部署，警告实施扩张政策的中国不要对越南施加影响。到了1965年，事态升级为战争。如同朝鲜战争一样，越南战争在本质上是一场针对中国的战争。美国认为，此时的中国远比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更危险。然而，到了1969年的年底，形势清楚地表明，美国在国内蒙受着日益沉重的反战压力，将在强有力的群众抵抗下输掉这场战争。美国为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稳定而采取的包围、禁运和孤立战略即将失败。尽管这给中国的发展带来了严重困难，但中国非但没有崩溃，反而成功地巩固了国家的实力。由于越来越多刚获得独立的非洲和亚洲国家加入了联合国，支持联合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呼声不断高涨，美国继续采取反对态度已经显得日渐尴尬。中苏关系在20世纪60年代破裂后，关于共产主义惊天阴谋的谬论被戳穿，这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创造了条件。因此，在长达20年的冷冻期之后，美国开始意识到自己将不得不承认中国。

基辛格于1971年7月访华，正式表示尼克松希望与毛泽东会面。两位领导人于1972年在北京签署了《上海联合公报》，两国于1978年建立正常外交关系。然而，尽管公报包含了尊重主权和互不侵犯的原则，但围绕是否明确承认台湾为中国领土一部分的问题，美国在公报中的措辞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模糊的。

人们往往把中美恢复友好关系归结为双方积极想要对抗苏联日益增大的影响力。对于中苏关系恶化，以及苏联军队在漫长的中苏边境地区集结重兵和核武器，中国确实怀有忧虑。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当然使中国就此找到平衡。然而，如果像某些评论员声称的那样，认为中国事实上成为了北约的“第16个盟国”，就等于是把中美协议说成是尼克松的胜利，而不是惨败（其实这才是事实）。美国一直在设法摆脱越南的泥沼，毁灭中国革命的策略以失败告终。另一方面，中国获得了丰硕的外交成果：美国的承认结束了具有破坏性的多年孤立，使中国得以在很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条件从西方获取资金和技术。

接触与遏制

自从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由于历届美国政府都谋求将中国纳入美国支配下的多边机构框架，“接触”成为了美国对华战略的特点。不过，尽管展开了对话，但遏制仍在继续。

与冷战时期的彻底冰冻状态相比，美国国内围绕中国展开的争论当然更加开诚布公。不过，由于美国奉行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倡导贸易和政治的自由主义原则，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使美国自命不凡，所以反共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立场。无论哪个党派执政，改变中国的使命感依然存在，“鸽派”则谋求通过文化和教育交流以及外来投资帮助中国“变得与我们更加相似”，以“和平演变”的方式最终实现政权更迭。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毫无理由地挑起了一系列针对中国的双边争端：多次试图在联合国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均以失败告终）；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中国在1993年以两票之差落败）；指责中国搞武器扩散；还经常围绕与贸易相关的问题加紧施压，要求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施加苛刻条件。这些都体现了接触政策中的遏制手法，以经济威胁、压力和制裁代替战争边缘政策，目的是削弱中国政府，即便不能彻底破坏中国政府的稳定，也要迫使中国国内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发生变化。

台湾——要么成功，要么毁灭

冷战结束后，美国重新开始操弄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大体保持休眠状态的台湾问题。对中国的战略和美国的全球霸权计划而言，台湾的重要性都不可低估。中国一心要实现统一，美国则坚决要向台湾提供军事支持，双方有可能发生碰撞。

从中国的角度看，台湾问题是国家解放过程中尚未完成的工作，是半殖民地屈辱的残余，因为日本曾于1895年占据该岛，美国又在内战中插手支持蒋介石。蒋介石的“中华民国”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也是冷战的遗留问题。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之前和之后从未有一个国家的成员国地位由于政权更迭而受到影响。联合国所谓的“中华民国”本身其实就是美国保护的产物。如果不是美国提供支持，蒋介石的军政权就不可能长期存在，中国则早已实现统一。与此同时，正是由于台湾问题，中国才不断遭到美国的核威胁。

在战略上，台湾对美国也至关重要。美国从未能像在大西洋地区那样支配太平洋地区的安全事务，所以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凭借的是强权政治。在冷战后时期，美国采取了双重威慑的政策——既防止台湾独立又阻挠两岸统一，目的是确保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保持“动态平衡”，从而“维持现状”。台湾的分裂主义政客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得势，但美国从未彻底给他们开过绿灯。然而，通过不断向台湾出售武器和修补与台湾的外交关系，美国在继续对他们发出鼓励的信号，同时仍然在对中国施加影响，以维护自身的支配地位。一旦中国实现统一，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将失去正当性，无法在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维持霸权。

新美国世纪的计划与中国

沃尔福威茨的文件1992年泄露给媒体后，“中国威胁”的问题首次出现，这为老布什收回减少对台军售的承诺提供了借口。然而，对于中国确定并加快实施的合作伙伴战略，以及美国实施的霸权战略而言，影响最深远的是1995—1996年的那场危机。当时，美国和中国濒临爆发军事冲突的边缘。

此时的美国媒体充斥着反华言论，新保守派的智囊机构“新美国世纪计划”正式成立，主要成员阿米蒂奇、沃尔福威茨、切尼和博尔顿都与亲台湾的游说集团有关联。正是在新美国世纪计划1997年发表的原则声明中，首次出现了美国面对着确立优势地位的“机遇之窗”的说法。

这些人士连同拉姆斯菲尔德，代表了遏制中国的右翼观点，希望在亚洲重新挑起冷战。借助这些成员，新美国世纪计划在美国的国防机构发挥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克林顿在1997年同意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支配所有派别的想法清楚地体现了这个新保守派智囊机构日益增强的影响力。新美国世纪计划把矛头对准中国的军事现代化，认为这是在直接挑战美国利益，决议要以军事基地包围中国，所以敦促克林顿恢复美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合作，促使日本修改“和平宪法”，以便进一步巩固双边同盟。到了2000年，美国国会开始要求五角大楼撰写有关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正如20世纪80年代美国国会要求五角大楼撰写苏联军力报告一样。

准备与中国开战？

尽管自从2001年同意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之后，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美国首次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但遏制中国仍是美国全球战略的潜在目标。

为了“影响”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抉择”，美国一直在中国周边地区巩固地缘政治优势，在亚洲各地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浮萍”军事基地网络，在中亚确立了军事关系，在亚太地区增加了远程轰炸机、巡航导弹和核攻击潜艇的军事部署，帮助日本在美日军事同盟中重新实现武装，在阿富汗扶持亲美政府，与印度发展战略合作，同时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据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2003年在一次党内高级领导人的会议上说：“他们（美国）扩展了前哨，从东边、南边和西边向我们施压。这使我们的地缘政治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

当美国把注意力集中在亚洲西部时，中国的崛起始终在平静的表面下悄无声息地展开，2005年再度引起关注。五角大楼高声谴责中国扩充军力，声称这可能会对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但就在此时，美国和日本于2005年5月达成了一项新的军事协议，内容涉及导弹防御系统的采购和合作生产。令人不安的是，协议首次确认台湾海峡的安全是两国的共同战略目标。

接着，在2006年2月，五角大楼向美国国会提交关于中国军力的年度报告后，美国国防部的《四年防务研究》首次提到了中国。《四年防务研究》认为中国的军力扩充已经威胁到地区均势，提出了增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远程打击能力的具体战略。报告当时单独指出中国在所有主要新兴强国当中最有可能与美国展开军事竞争。相比之下，报告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构成像苏联在冷战期间那种规模和强度的军事威胁”。印度则正日益成为“伟大强国”和美国的“关键战略伙伴”，因为两国“作为多民族的民主国家，有着相同的价值观”。美国应该鼓励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但是，鉴于中国不断兴起的民族主义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有必要“防范其他可能性”。

如同《四年防务研究》明确指出的那样，面对今后20年间可能出现的“未来的战略不确定性”，美国的意图是保持打赢核战争的能力。

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公开支持台湾独立，他曾是台湾政府的带薪顾问。他被任命为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发出了强有力的反华信号。接着，在2006年10月，《美国国家航天政策》出台，要求美国阻止任何“对其利益怀有敌意”的国家进入太空。

此时，美国加紧调整军事部署，以期在谋求“影响日益崛起的中国的抉择”的同时提升在亚太地区的能力。美国打算在太平洋地区部署更多的发射弹道导弹的潜艇，以便能在靠近中国沿海的地区巡逻。在美国的11艘核动力航空母舰当中，有6艘要在2010年之前归入在中国南海的第七舰队（中国没有航空母舰）；美国的B-52轰炸机处于“警戒”状态，并配备了核巡航导弹。莱贝尔（Keir A. Leiber）和普雷斯（Daryl G. Press）说，俄罗斯和中国的防空雷达很可能侦察不到这些导弹。

西太平洋上的关岛正逐渐发展成为这次军事集结行动的“能量投射中心”，充当“三叉戟”潜艇的基地。美国还在新加坡建设海军基地。这两处基地都靠近至关重要的马六甲海峡。与此同时，2007年11月，美国宣布与台湾签订9.4亿美元的导弹协议。

美国先下手为强的核能力是“矛”，发挥掩护作用的“盾”则是“宙斯盾”作战系统。美国打算把该系统设立在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台湾，基本是围绕着中国的海岸。美国已经在阿拉斯加州和加利福尼亚州的地下发射井中安放了远程拦截导弹，但尚未做好使用准备。美国还将在阿留申群岛部署导弹跟踪雷达。长期以来，该群岛一直被视作美国通向亚洲和中国的北部桥梁。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下属的官兵约为30万人。美国太平洋舰队负责指挥大约190艘舰只、1400架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飞机。这些部队在2005年和2006年参加了大约1700次演习。

通过开展高技术联合军事演习和构建导弹防御系统，美国把双边军事同盟和该地区的“浮萍”基地联系在了一起，谋求加强针对中国的一体化“包围同盟”。目标是在“民主”亚洲形成北约式的军事机制，使该机制处于美国的指挥之下，准备干涉台湾海峡的冲突。该计划的基本条件是日本持续重新实现武装。这不仅是扩大军事预算的问题，还涉及加入导弹防御系统和修改宪法以使向海外派兵合法化的承诺。在伊拉克战争中，日本战舰部署在远远超出本国领海的水域，尽管只发挥支持美军的后勤作用，但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举动。

该计划打算把美国引领的亚太安全网络进一步延伸到印度洋和海湾地区，与向南和向东扩张的北约连接起来，从而确立美国的全球霸权控制。在亚洲，日本、韩国、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新加坡和台湾都享有非北约盟友的地位。目标是让印度也取得这一地位。

印度和整个南亚都具有关键战略意义。它处在美国的欧亚、北约和太平洋战略的中心位置，可以把所有这些战略联系成为以美国为首的单一全球同盟，以遏制俄罗斯和中国。长期以来，新保守派都认识到以美印同盟保障美国作为全球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重要性，鼓吹支持日益崛起的印度制衡中国。这正是美印核协议的真正意义所在。该协议表明美国在事实上承认印度是核武器国家。

结论

在冷战后时期，无论美国由谁执政，包围和遏制中国的战略要素都未曾改变。西方评论员往往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主要特点就是相互矛盾、含混不清、前后不一致，因为该政策必须同时满足自由贸易企业游说集团和新保守派的要求。但是，外交不是战略。“遏制—接触”的双重手段的灵活性不仅允许政府根据国内政治环境的变化作出调整，而且很能反映根据国际形势变化和“单极—多极”态势波动采取长期战略的必要性。如此一来，美国可以紧密协调使用军事和经济（包括贸易）这两种手段，减缓中国的经济增长，限制其政治影响力，防止台湾与大陆统一，从而阻止中国崛起为世界大国。

中国在1997年之后的主要目标就是防止“遏制”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内容。尽管接触本身就是遏制的要素，但在中国看来，强调接触显然好于对抗，留下了操作和磋商的空间。中国政府的长期目标是把中美关系从附属和潜在对手的关系变成合作和竞争的关系，不断尝试通过建设性方式打造与美国的关系。中国竭力淡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难题，主张建立良好关系，强调两国在贸易、环境保护、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打击恐怖主义，甚至开启人权对话等领域的广泛共同利益。

对中国来说，无论出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还是出于中国发展本国经济的需要，建立紧密的中美合作关系都至关重要。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但美国在科学、技术、教育和生产力方面仍然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如果采取对抗态度，中国会损失惨重。如果展开接触，就能开启技术转让和美国市场的大门，从而获益良多。

克林顿对与中国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支持态度充其量只能算是不冷不热，但对中国来说，这种关系带来了许多好处：美国1999年同意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国会2000年批准了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这些举动结束了将近30年的暧昧态度，把中美贸易关系摆放在了更加稳固的基础之上。

然而，迈向伙伴关系的积极进展不应掩盖美国与中国之间的严重分歧。王缉思（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指出，这些分歧比当今世界上任何大国关系中的分歧都更为严重。

在美国和中国围绕贸易和人权问题时常爆发的争端、定期激化的军事紧张局势的表象之下，潜藏着比争夺石油或经济利益更为根本的分歧，超出了争夺地缘政治利益的范畴。肯尼思·利伯索尔（Kenneth Lieberthal）认为，美国和中国代表了不同的全球发展模式——打造开放经济体和金融体系的华盛顿共识把民主政治的优越性作为前提，中国的模式则要求政府对经济施加更多的干预，同时也更注重政治稳定和引导发展进程的强有力政府。

但是，这还不算，对于冷战后秩序的政治和经济架构，美国和中国有着截然不同的国际视角，涉及的内容包括联合国的作用、主权延续性、合法动用武力、人道主义干预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还有诸如技术转让、汇率管理和金融部门作用等全球经济问题。

中美矛盾是结构上的矛盾，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历史，范围遍及全球。美国极力保持霸权支配地位，中国则在全球多极化潮流的中心不断崛起。问题的核心是未来的国际秩序究竟是多极世界还是单极世界。

第二章 从历史视角看多极化

人们通常以两个超级大国间的霸权争夺来界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冷战时期。其实，我们首先应该把这个时期视作从直接殖民、西方大国为瓜分世界而爆发冲突的帝国主义旧秩序向独立（即便高度不平等）国家的新世界转化的时期。民族解放的革命斗争是这股潮流的关键驱动力，而中国是第一个取得胜利的国家。尽管在这个时期，世界局势仍然受两个超级大国支配，新殖民主义甚嚣尘上，限制了摆脱直接殖民统治的新国家获得独立，但此次转化其实是世界历史走向质变的新阶段——也就是多极世界——的第一步。

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一极”代表了“有能力对国际事务施加影响，并且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其他世界力量”的一方的利益。按照这种定义，国家和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包括革命、反帝、反战、和平与社会公益运动——都可以被视作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并对世界政治发挥战略性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在走向国际民主的潮流中，它们反对霸权控制世界事务。

借助“极”的概念，我们就可以通过一种新的方式解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发展，凸显两极世界（尤其是美国的霸权秩序）如何受到一系列新兴多极转折点的挑战，出现转折点的原因是第三世界的崛起、更具独立意识的“二级大国”（尤其是在欧洲）的出现、以及世界各地的大规模反越战运动与国际和平运动。

本章首先谋求确定并分析这些新兴多极转折点。这些转折点是冷战时期围绕和平与发展的议程开始形成的。随后，我们会追溯在此期间，中国如何从1949年之后的孤立状态逐步崛起为国际参与者，并且与这种新兴的多极趋势融合在了一起。

多极化的根源

人们往往把第二次世界大战视作一场帝国主义对手间的战争：德国和日本的崛起挑战了英国、法国和美国。但是，如果以这种观点看待第二次世界大战，那就会产生误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远不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达到顶点的大国对抗的重现，它首先是一场结束轴心国侵略的持久进程的战争，爆发之后就成为了一场反法西斯战争。它是一场由多极力量参与的战争：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共同建立了反法西斯的联合阵线——这是群众抵抗运动和人民战争的力量自下而上推动的合作。

作为对日作战的主要战区，中国在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在抵抗入侵的过程中，中国军队牵制了60％的日军。这防止了日本从东边开辟对抗苏联的第二条前线，挫败了德日控制欧亚大陆的企图。正因为如此，苏联才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打击希特勒。

美国和英国被迫承认这一抵抗运动的重要性，最终同意取消19世纪40年代以来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接着，在1945年，日本结束对台湾的50年统治，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中国的抗日战争在一场持久的人民战争中使用游击战的巧妙战术，战胜了远比自己强大的帝国主义势力，成为第一场取得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也是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国家首次取得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反抗化身为法西斯的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目标是打造一个各国平等相处、不受别国干涉的和平世界。胜利的原因是多极力量团结一致。联合国的不侵略、不干涉、尊重主权和平等、主权国家互利等原则体现了它们永不再战的愿望。

现代历史上的第一个多极转折点的成果就是为打造和平世界秩序而组建联合国。中国已经作为平等的力量获得世界承认，是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在出席1945年创建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当中，包括一位来自中国解放区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远不只是让世界主要大国达到了新的平衡。作为最具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形式，法西斯主义被击败，从而在世界各地开辟了进步运动，对帝国主义总体构成了更广泛的挑战。尤其是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势头延续为反抗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斗争旨在防止中国落入另一个优势大国——美国——的控制之中。

从“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到“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些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为建立一个不受干涉的和平世界而展开的持久斗争的一部分。如同胡锦涛在庆祝中国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讲话中指出的那样：

这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壮大了世界进步力量，有力地冲击了旧时代列强争霸的国际体系，动摇了世界殖民主义的基础，推动了殖民地、附属国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斗争，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方兴未艾的民族解放运动开辟了广阔道路。

两极与多极：失去和获得的机会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帝国主义对手间的关系显然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布雷顿森林协议》（1944年）催生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后来又创立了世贸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1947年）。这一切体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展开合作的新方向。西方围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这些新动向展开了争论，焦点是这种战后帝国主义秩序的性质究竟是“受到抑制的对抗”，也就是欧洲老牌帝国主义大国谋求凭借美国这个日益崛起的超级大国的军事优势来抗击苏联阵营的挑战，还是代表了考茨基式（Kautskian）的极端帝国主义的经济协作，也就是占据优势地位的资本主义大国超越对抗，通过合作来创造资本积累的先决条件。

这些争论集中关注帝国主义大国间的关系，通常未能真正意识到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崛起作为世界政治当中的一股不断增强的战略影响力的重要意义。

殖民体系崩溃的原因是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成功和第三世界逐步形成。这个群体中的国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的共同弱势地位，并开始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国际秩序及其政治和经济态势。

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旧秩序不再可行，独立（尽管不平等）国家的国际新秩序日渐形成。人们应该注意到，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的激进潮流要求帝国主义大国放弃对抗，团结在美国的单一霸权计划之下。由于独立运动兴起和对抗这种运动的能力下降，丧失帝国地位的英国、法国、荷兰、日本、德国和意大利指望力量超凡的美国能凭借其优势地位构建并打造新秩序。美国将控制战略领土和资源，塑造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新殖民主义“全球帝国”，必要时将采取军事干涉手段。

新殖民主义使得前殖民地“沦为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技术力量的间接和微妙支配下的牺牲品”。如此一来，尽管殖民大国交出了政治控制权，但新国家获得的政治独立只是部分独立。对劳动力的殖民主义国际划分为继续控制全球经济奠定了机构基础。按照恩克鲁玛（Nkrumah）的观点，国际资本对国际市场的控制是新殖民主义的关键。大国通过贸易条款、援助、利润回流和技术依赖来施加影响，此外还通过外交手段和军事干涉来影响这些新国家的内政，破坏它们的独立，妨碍它们行使国家主权，继续剥削这些国家人民的资源。

相应的，反帝斗争的重点由此开始从结束直接殖民统治转向改变新殖民主义的支配和剥削关系。第三世界的新国家采取携手合作的方式，谋求利用它们掌握的狭小空间来施加影响。由此，国际政治经济协作成为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新战场。在竞争的同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收买新独立国家的精英，从而谋求维护并扩展不平等和西方占据支配地位的殖民遗产。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则极力加以抗拒，目标是终结大国的支配地位，重塑和平与全球平等的南北关系。

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发展议程

如果承认第三世界的崛起是改变战后世界的驱动力，那么这就挑战了冷战分裂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秩序的普遍观点。

美国和苏联两大阵营分庭抗礼无疑是战后数十年的主要国际局面。不过，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认为，与苏联发生军事对抗的威胁和两个超级大国间日益狂热的核军备竞赛是冷战最显而易见的表面特征，而并非它的主要影响。尽管发表了种种冷战言论，但美国和苏联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还“认为，它们有可能保持长期的和平共处状态”。这两个超级大国通常同意平分势力。这当然是指在欧洲。它们在那里的关系处于兼有对抗和对话的僵持状态。事实上，超级大国发生摩擦的主要地区是亚洲。

贝洛（Walden Bello）认为，冷战在1947年爆发之初，人们认为遏制苏联的凯南主义（Kennan Doctrine）是在美国利益的某些关键点上抵制苏联影响的灵活战略。直到1949年和“中国陷落”之后，冷战才激化成为全面的意识形态圣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从国际角度看，联合国安理会的第五个具有国际事务否决权的席位将不会交给西方，却落入了共产主义阵营手中。由于冷战加剧，这未能成为现实。

因此，霍布斯鲍姆认为，冷战的主要影响就是政治对立。这尤其意味着联合国遭到边缘化，多极前景破裂，中国遭到孤立更加强了这种趋势。

马尔尚认为冷战的主要意义在于，只要有可能，美国就利用冷战把南北关系界定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斗争，以期扩大自身影响力，尤其是在新兴的第三世界的影响力。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都在冷战期间多次采取干涉行动，支持在地区冲突中相互敌对的两方，从而扩大自身的全球影响力，拓展自己的军事同盟网络，但美国的势力范围比较大。

由于冷战和新殖民主义经济秩序的缘故，第三世界新近获得的独立地位大打折扣。在这种背景下，1955年召开的万隆会议应该被视作一个重要转折点，彻底消灭殖民主义的目标和对新型帝国主义压力的反对态度都体现了第三世界的团结精神。会议把冷战前沿的东方和西方国家团结在了一起，非洲和亚洲前殖民地的领导人得以分担冷战干涉主义威胁到它们新获得主权的共同忧虑，讨论对巩固政治独立地位至关重要的经济发展问题。

万隆会议跨越了冷战的分裂局面，是新兴独立的第三世界成为全球重要政治力量的第一个迹象，表明世界多极化迈出了新的一步。改变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的新殖民主义关系的共同努力为6年后形成不结盟运动铺平了道路。作为冷战敌对集团的制衡力量，不结盟运动谋求进一步限制超级大国的支配和争夺。

万隆会议后，非殖民化和第三世界革命加快了速度，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尤其是如此。随着新独立的国家不断增加，实现第三世界大团结的运动获得了动力。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联合国开始复兴。这些国家加入联合国后，开始提出自己的国际经济协作议程。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以及七十七国集团于1964年成立，成为了争取更大范围平等的渠道，进一步帮助削弱了两极的冷战架构，促进了世界多极化的趋势。

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陷入了严重的困境，面临着越战的败局。越南人民展开了激烈的抵抗，参加越战的美军伤亡人数不断增大，反战抗议活动升级，美国政府面临着国内发生严重动荡的危险。

越南战争耗资巨大，导致美元崩溃，打破了以美元为基础展开经济协作的整个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System）。由于美国无法再保障世界经济的稳定，欧洲和日本原本就只是勉强支持越战，如它们开始对发挥领军作用的美国盟友失去了信心。殖民主义溃败后，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开始以“二级大国”的面貌重新在国际上露面。它们指望美国维持并推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但是，这些国家成功地完成了战后重建，它们的经济增长速度也超过了美国，所以它们越来越不愿意无条件地接受美国的领导。西欧共同市场的确立、法国部分地退出北约、戴高乐的独立立场、不愿支持美国入侵印度支那、以美元为基础的货币体系崩溃、欧洲和日本与美国的贸易和货币冲突加剧——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所有这些现象都标志着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遭到了严重削弱。

以色列与埃及之间的中东战争也在削弱美国。欧洲盟友拒绝允许美国飞机利用美国在它们的领土上的空军基地向以色列提供补给。面对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威胁，日本也拒绝支持美国的亲以色列立场，采取了亲阿拉伯的态度。

美国霸权主义此次遭遇的挫折显然是各种力量的多极化趋势不断加强的结果：越南的抵抗运动，其他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美国和世界各地的反战运动，欧洲和日本要求增加对国际事务的发言权。

20世纪70年代初的新兴多极转折点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推进自身事业的机会。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领导了“发动攻势”行动，在1973年提高了石油价格。在接下来的1974年，发展中国家采取了所谓的“第三世界起义”的举动，从而获得联合国的批准来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并重组全球政治经济以满足自身的需求。

然而，尽管获得联合国的正式认可，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未能得到推进。马尔尚认为问题在于“欧佩克没有抓住机会，利用美国与其他工业化国家之间不断加深的裂痕”。欧佩克原本可以利用自身的资源达成双赢协议，向“二级大国”提供刺激因素，比如在石油价格和供应的问题上作出特殊让步，从而鼓励它们带头化解南北之间的一些主要冲突。但是，她认为，欧佩克领导层缺乏“完整的反霸权战略，无法建立同盟并整合世界经济中的各种力量”。

建立反霸权集团的战略和战术失败并非仅见于欧佩克领导层。在美国霸权主义疲于应付的同时，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获得了动力，日本和西欧都以自身的发展议程——福田主义（Fukuda Doctrine，1977年）和《勃兰特报告》（Brandt Report，1980年）——作为回应。然而，人们没有抓住美国走向衰弱的多极转折点，开展广泛的反霸权运动。相反，苏联选择发动全球战略攻势，利用它支持掀起的新的革命浪潮，在非洲、亚洲和美洲建立了一连串军事基地。苏联一方面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另一方面又自己出兵侵略了阿富汗。

苏联采取了上述扩张主义的新行动，美国抓住这个机会加剧了冷战的分裂，其他西方大国再度寻求美国的领导。与此同时，遭到削弱的美国被迫同意欧洲大国和日本借助七国集团，在协调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这些大国间的关系调整并未阻止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一方面开展全球经济和金融自由化活动，另一方面以针对苏联的核军备竞赛的形式开展新的霸权活动。美国的高利率确保欧洲、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涌入美国，支持了美国巨额的防务开支，第三世界的发展出现了逆转。

20世纪80年代的多极化：和平议程

1980年发生了世界范围内的经济衰退，世界对欧佩克石油的需求减少，第三世界爆发了债务危机。所有这一切都削弱了发展中世界的谈判能力，因为该群体本身正变得更加多样化，最不发达国家与东亚新兴发展中国家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通过重新发动冷战攻势，并且再度把“东西方冲突”的重要性置于“南北冲突”之上，美国总统里根意在逼退苏联在第三世界（比如在埃塞俄比亚和尼加拉瓜）取得的进展，同时在与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中重新强调美国的领导权，扭转其同盟网络的颓势。

西欧于1979年同意重新武装北约，英国和德国同意美国从1983年开始在其领土上部署巡航导弹。西欧的军力比较弱，为了与苏联形成军事均势，西欧在防务上仍然要与美国结为一体。不过，到了此时，美国和西欧的意见分歧进一步加大。不仅西欧被迫背负军备竞赛的沉重经济负担，而且美国和西欧存在战略上的分歧。美国和苏联势均力敌，事实上美苏通过确保相互摧毁而彼此牵制，西欧则面临着欧洲的土地上爆发“有限核战争”的可能性。尽管依赖与美国的同盟，但西欧开始要求改善关系。美国把苏联争夺其霸权视作优先战略要务，西欧却开始扩大与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交流，以期把双方的关系从冷战的冰冻状态转向对话。

美国和西欧的这些战略手段分歧表明两极冷战分裂局面向多极方向发展，因为欧洲共同体和日本此时在经济发展方面都已超过美国，它们开始寻求在范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采取更加独立的立场。

西方政府还蒙受着不断高涨的和平运动的压力：民众组织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反对核武器的示威活动，这也是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紧张局势加剧，美国于1983年在欧洲的土地上部署导弹后，里根公布了“星球大战”计划，此后是1984年的军备谈判失败，所有这一切都增大了军备竞赛升级的危险。然而，国际和平运动是迫使里根最终参加军控谈判的关键因素。1985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举行会晤后，美国和苏联都宣布打算通过合作来制止核战争，并开始了削减军备的进程。

这个历史变化也是由多极力量的共同作用促成的：美国和苏联的相互制衡能力原本可以多次置彼此于死地，西欧政府尤其希望和苏联改善关系并开展对话。公众反对核武器的情绪高涨，形成了反抗霸权主义的新的一极。事实上，两个超级大国丧失了战争与和平的根本决定权。美国和苏联影响世界局势的能力开始减弱。

不过，20世纪80年代的新兴多极转折点缺乏最基本的构成要素——发展中国家施加的改变国际经济秩序的压力。

20世纪80年代是和平运动的成长期，由于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个时期对许多人来说是“失去的10年”。尤其对于小型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停滞不前、债务危机和贫困加剧的10年。在美国为平衡预算而强制推行的全球经济调整中，这些国家背负了沉重的负担。美国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推到一边，把自己的经济要求强加于人，加剧了全球经济的不平等。1985年，美国说服欧洲和日本让货币贬值，以减轻美国经济承受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发展中世界让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从而为发达世界提供更加廉价的商品，以弥补发达世界的损失。由于以出口为导向，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了竞争，破坏了“南南合作”，加剧了发展中世界的分裂。

通过这些方式，美国得以转嫁军备竞赛的沉重负担，在20世纪80年代末恢复实力。与此同时，苏联陷入破产的境地，这使得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然而，核军备竞赛的结束为更加全面地摆脱穷兵黩武主义创造了条件。苏联撤出阿富汗和旨在解决南非问题的举措都表明，世界发生了普遍变化，转向以政治而不是以军事手段来化解冲突。

冷战紧张局势的缓解为国家间的政治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小国提供了外交政策领域的操作空间。标志之一是小国（巴西、埃及、爱尔兰、墨西哥、新西兰、南非和瑞典）建立了新议程联盟。这些国家把反对核武器的势头推进到2000年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会议，解除核军备的“13个实用步骤”获得了国际认可。然而，如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七国集团不会履行该协议。

改变世界秩序：多极化的根源

从一个层面上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历史似乎是一条帝国主义支配和压迫的实线，复制了19世纪的模式。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殖民主义只是帝国主义战术的变化，以交出独立权力为掩护，继续谋划“数不胜数的手段，以期达到以往凭借赤裸裸的殖民主义实现的目标”。

不过，战后世界在1945年之后的若干变化——战胜法西斯主义，建立联合国，世界革命力量增强，殖民体系随着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而消亡——共同改变了旧有的国际殖民秩序。在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占据上风的同时，全球不平等的遗毒使得发展中国家远远无法脱离困境，国际新秩序包含着走向质变阶段的种子。所谓新阶段，也就是比较独立的多极阶段，具有以更加民主的方式应对和平与发展的全球新议程的潜力。

完成非殖民化之后，受压迫民族的直接斗争不再是抵抗帝国主义的主要斗争形式。相反，第三世界国家此时把精力转向改革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协作体系，以期通过自身的发展来巩固新近获得的独立地位。

尽管许多发展中国家经历了军事干涉、动荡、政变和强加（尤其是美国强加）的专制政权，但新兴的“南南合作”仍在不断推动不结盟运动和“南北对话”。我们可以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视作历史的分水岭，它开辟了反帝和反霸权斗争的新阶段，因为第三世界的崛起及其改革议程谋求结束通过帝国主义力量获取额外经济利益和超额利润的做法。这开始对国际垄断资本的支配地位发出了挑战。

当时，战后时期并非以冷战的强权政治为单一特征。新生力量日渐形成的多样性，也就是第三世界的崛起和更具独立意志的西欧的出现，受到20世纪80年代基层和平运动的进一步推动，开始对国际模式产生影响，世界从超级大国的垄断走向多极。

不过，霸权主义仍然保持着支配地位，多极化则以曲折的进程实现不均衡发展，各种各样的力量仍然缺乏协调，在政治上处于盲目状态。作为发展中世界的“南方”在20世纪70年代未能利用帝国主义间的分裂，通过双赢战略实现团结统一，以致美国霸权主义夺回了政治主动权。发展议程遭受的这一挫折使得经济均势重新转向对美国有利，尽管欧洲的和平运动对遏制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但美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不过，这一挫折并未彻底逆转多极化进程。欧洲和日本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回应无疑是空洞的，它们远未接受第三世界的独立，但它们确实体现了一种妥协，并开启了与第三世界的对话进程。新协议（尤其是无限期延长《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实施一系列有期限、可测算，旨在减轻世界贫困的千年发展目标）确立了重要原则。尽管这些协议的背后隐藏着围绕解读《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和以自由贸易减轻贫困而产生的深层分歧，但它们至少确立了新议程，而在这些议程当中，和平与发展的问题都能得到推进。与此同时，“南南合作”机构——七十七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以及和平框架在很大程度上安然无恙。

中国战略观的演变

摆脱孤立

自1949年以来，中国始终把自身的利益与第三世界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世界上的主要冲突是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的冲突，而不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中国的立场在该国一贯遵循的外交政策当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实现经济发展；建立政治团结的民族国家，与台湾实现统一；保持独立，作为世界强国得到承认。

中国的视角源于该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相当一段时间里的历史经历。1840年的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了孱弱的半殖民地。由于帝国主义势力在中国的土地上争夺势力范围，中国日益衰弱，以致遭到日本的蹂躏。日本的占领尤其残酷：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显示共有3500万人伤亡，多于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伤亡人数。

从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这个“屈辱的世纪”深深扎根在中国人的民族个性中。

1949年，在经受数十年的侵略、占领和内战后，中国经济举步维艰。新政府面临着振兴经济和消除贫困的艰巨任务，同时还面对着一个满怀敌意和挑衅态度的美国。后者对中国实施了长期的封锁和禁运，还开展了颠覆活动。

中国革命是国际革命的大规模延伸。就此而言，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重点。历史表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都是美国发动的针对中国的战争，目的是阻挡亚洲的革命潮流。在美日军事同盟的包围之下，加上整个20世纪50年代多次面临美国发动核打击的威胁，中国政府一心想建立抵御大规模突袭的能力，并巩固自身在全世界的位置，以期确保别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如果要评估中国这种高度的危机感和对战争的明显厌恶态度，我们应该考虑到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遭遇过如此惨重的损失。

突破美国包围的关键一步是印度和中国在1954年搁置意识形态分歧，达成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议。这些原则由周恩来总理提出，进而成为1955年万隆会议的核心内容。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是互不干涉，在国家关系当中互相尊重，为不同社会和政治体制及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创造了条件。在万隆会议上，它们帮助维护了由于冷战分裂而遭到严重削弱的联合国精神。这些原则有时被批评为过于含糊其辞，但它们其实具有重要价值，体现了非洲和亚洲国家谋求共同立场和达成共识的意向和决心。作为多种多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原则，这些理念在进一步开辟不结盟道路和“南南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原则表明中国不希望在意识形态信仰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关系或确定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就这一点而言，它们表明中国对和平共处的理解就是积极推动相互交流和经济合作，通过第三世界的团结来改变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

1971年，非洲、亚洲和拉美国家成功恢复了中国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周恩来在万隆播下的种子终于开花结果。这一事件有助于为中美关系正常化铺平道路。中国政府没有忘记这些国家提供的支持。

作为联合国安理会的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政府开始力挺进步要求。邓小平于1974年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支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呼吁建立反抗霸权主义和超级大国侵略的国际联合阵线。这篇讲话将在1977年具体演变成为“三个世界的理论”的反霸权战略。

“三个世界的理论”分析了世界局势：主要大国密谋将发展中国家置于从属地位，为确保全球经济规则能反映它们的利益而携手合作，同时又为瓜分不平等发展的成果而你争我夺。考虑到西方同盟日益明显的分歧，以及让西欧发展成为反霸权力量的可能性，中国共产党对多极转折点的分析为争论增添了分量。

斯大林凭借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和影响力来避免战争，但在邓小平看来，世界局势不再是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直接对抗。相反，它是由“超级大国”“二级大国”和“第三世界”这三个世界之间的实力关系决定的。这些关系构成了一张各种层面和力量相互交织的复杂网络，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敌对阵营的派别之争只会使紧张局势加剧。从“三个世界的理论”的角度来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消除矛盾的最有效的手段。

这个战略旨在建立尽可能广泛的阵线，反抗超级大国的支配地位和冷战分裂。中国谋求团结第三世界国家（无论它们持有怎样的革命或进步立场），将之作为反抗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争取资本主义的西欧，利用两个冷战超级大国对手的实力让它们相互制衡和约束。

中国呼吁抓住多极转折点，这个要求却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而遭遇了困难。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一直顶住压力，没有加入苏联集团。到了20世纪60年代，由于赫鲁晓夫谋求与美国改善关系，苏联在美帝国主义进入侵略东南亚的新阶段之际，让中国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中苏两国开始陷入激烈的争吵。

人们往往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背景下看待中国对苏联的批评意见。尽管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将这些批评意见扭曲成了自以为是的鼓噪，但中国对苏联战略的批评意见的核心是正确的，也就是：苏联只想在自己的核保护伞下保护和扩大社会主义集团，而不是制定针对美国扩张主义的反霸权对策。在中国看来，中苏关系破裂、万隆会议和法国部分退出北约都是冷战两极格局衰落的预兆。接着，“三个世界的理论”严厉批评了苏联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动的全球战略攻势：苏联抛弃了列宁主义，未能有效利用主要资本主义大国之间日益扩大的分歧，反而巩固了西方同盟，阻塞了多极转折点。由于苏联更看重自身领导权而不是多极性，同时谋求扩大社会主义集团，所以苏联本身就展现了霸权主义行为。中国共产党此时的国际影响力太弱，所以无法使局面产生重大改观。苏联错误地一味重视社会主义集团和维护该集团的必要性，而不是采取反霸权的政治策略，结果苏联被拖入了20世纪80年代的核军备竞赛，以致最终土崩瓦解。

从“战争与革命”到“和平与发展”

1982年，中国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战略方向上的根本调整。随着中国采取和平与发展的独立外交政策，“要么革命会避免战争，要么战争会引发革命”的观点产生了变化。

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世界形势和中国自身的形势发生了质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充斥着以遏制和控制反殖民地运动为目的的帝国主义战争，革命斗争是实现和平的唯一选择。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本身也经常处于防范战争的警戒状态。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中国成功地利用冷战两极格局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谨慎行事，“一边倒”，让它们相互争斗并从中获利，目的是巩固中国自身的地位。

然而，1982年对中国来说是意义非凡的一年，因为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都出现了缓和的迹象。美国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承诺减少对台军售。旨在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磋商也已启动。中国不再面临迫在眉睫的军事压力，可以采取不结盟倾向更为明确的立场。

紧张局势的缓解为中国提供了全新的政策选择。中美关系在1979年实现正常化，这为中国在国际经济交流中扩大接触以支持其自身的发展敞开了大门。随着中国的战略重点开始转向保证和平的国际环境以实现长远的发展目标，人们围绕多极化展开了一场新的争论。他们认为，中国与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出现改善，这表明国际形势发生了更加广泛的根本变化。由于两个超级大国更加势均力敌，能够相互制衡，尽管战争的危险并未消失，但危险正在缩小。两个超级大国保持冷战的分裂局面从而支配世界的能力正在减弱，它们的敌对状态陷入了僵局，这为世界舞台上出现更多的角色创造了机会。西欧的战略思维越来越反对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西方的和平运动的声势也越来越大。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这些已经成为防止两个超级大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基本力量。

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举行军控磋商后，邓小平在1986年宣布“战争是可以避免的”。由于战略考量从“战争与革命”转向“和平与发展”，中国开始融入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谋求加入国际组织，参与多边条约体系。

但是，尽管中国看似放弃了列宁的训诫，也就是在帝国主义控制之下不可能避免战争的观点，而且中国前所未有地表示愿意在“富国和强国俱乐部”中发挥作用，但这完全不是“背叛世界革命”的行为。在变化了的国际形势下，中国在国际事务中转而采取一种比较合作的态度，但中国在根本上保持了惯常做法，也就是不根据意识形态来决定本国与别国的关系或确定自身在国际事务中的立场。随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力减弱，在坚守独立、自主、互利的核心价值观的同时，中国开始实施源自“三个世界的理论”的更具活力的战略，对抗霸权主义，走向多极化。

中国支持控制和削减军备、壮大联合国力量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并因此作为一个不同寻常的国际大国获得了承认。中国支持不结盟运动，1982年提议由所有核国家签署一项条约，承诺“不率先使用”核武器，而且不用这些武器对抗无核国家。不过，随着中国开始实施新的外交计划，邓小平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都告诫说，中国仍然要“不出头”“韬光养晦”。

发展议程被迫搁置，西欧其实只有“半独立”的发言权。不过，超级大国占据支配地位的局面已经全然改观，这表明国际形势发生了里程碑式的变化，进步力量采取主动的新时机已经出现，预示着即将出现一个国家间关系更加平等的世界。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外交部长钱其琛说，中小规模国家进一步独立的趋势使得“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碰了壁”，因为这些国家越来越不肯屈服于压力。从总体来看，人们逐渐意识到，靠军事手段消除国际争端已经越来越行不通了。军费开支的沉重负担导致美国和苏联的增长陷入停顿。在同一时期，由于不需要负担巨额的军费开支，德国和日本得以进行更多的工业投资，利用科技革命来加快自身的发展速度，追赶美国。钱其琛指出：

在当今世界上，我们一方面看到西欧、日本和发展中国家，亚洲、非洲和拉美的区域政治与经济合作组织，以及不结盟运动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看到美国和苏联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遭到削弱。尽管它们仍然具有超强的军事实力，但它们面临着严峻的经济挑战，政治影响力也在减弱。这就是所谓的多极趋势的发展。

摆脱冷战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美国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以令人瞠目结舌的方式再度证明了它的军事实力，表明了它建立“新帝国”的意图。

另一方面，全球的紧张局势缓解，创造了有利于进一步实现多极化的条件。如今，各国独立处理事务的空间有所扩大。由于美国与欧盟和日本的经济实力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初进一步缩小，美国开始感到，在没有“苏联威胁”的世界里，自己与盟国的关系更加难以处理。

一方面，苏联和东欧共产党的垮台，增大了中国受到美国霸权主义威胁的风险。西方试图孤立中国，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实施了制裁。然而，总共只有大约20个国家对中国作出了不利反应。中国加紧采取多极化的措施，于1991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同年还被接受为不结盟运动的观察员。1992年，中国首度发表了《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

中国采取了更加重视亚洲的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在与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韩国和泰国恢复关系和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1991年，中国首次出席东盟峰会。同年，中国协助在柬埔寨达成和平协议，从而在东南亚赢得了极高的声望。中国还迅速与俄罗斯建立了关系，从而得以与苏联加盟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国在1991年之后与越南改善了关系，这标志着长达10年的中越敌对状态宣告结束。印度也开始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

从诸多方面看，中国是冷战结束的受益者。到了1993年，当克林顿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呼吁取消贸易限制时，中国终于设法在相当程度上摆脱了1989年6月之后陷入的外交孤立状态。不过，美国执意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条件的援助，乃至制裁措施把自己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强加于发展中世界，同时试图扩大自己的军事影响。

如同人们看到的那样，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减轻了美国和中国爆发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中国而言，因为无论以何种尺度衡量，中国的实力都远逊于美国，所以采取对抗态度将会适得其反。此举只会激起军事实力更为强大的对手的更大敌意，同时阻碍中国与国际经济融为一体。这样正中美国下怀，让其肆无忌惮地加强与台湾的联系，在中国周边构建一个包围圈。

相反，危机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关于国际形势及自身位置的深入讨论。这成为了发展更加积极的新多边外交的基础。

结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和冷战时期，多极化是一个曲折、缺乏协调和无意识的进程，在超级大国的相对优势和弱点，以及全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进步力量的影响下逐步推进。

中国的革命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核心构成部分。1971年，发展中世界的信心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在新一波抗议美国侵略越南的反帝浪潮中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席位。

由此，通过开展谨慎的外交，并在两个敌对超级大国之间保持平衡，中国摆脱了美国强加的孤立状态，在冷战末期逐步崛起为独立的一极。

自1982年以来，多极战略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中国积极推动“南北对话”和扩大“南南合作”，并将“南南合作”视为第三世界集体自力更生的一种形式。随着超级大国的竞争减弱，中国开始改变战略计划，但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基本还保持低调。

冷战两极的终结为多极世界的发展带来了一些希望。中国开始发挥更加积极主动的作用。然而，美国一心要实施单极战略，以防止地区大国的崛起对它的霸权主义发出挑战。

台海危机考验了中国。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明显占优，而且采取敌对态度。在这样一个美国占据支配地位的世界里，中国该如何掌控自身的崛起并推动多极化？中国关于冷战后时期形成新的多极世界架构的构想是否预见了美国影响力的衰退呢？

第三章 巧妙走向多极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标志着中国外交的转折点，因为在1995—1996年的台海危机之后，中国的战略家们试图重新评估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位置，以期确定应该在美国的优势地位面前采取何种策略。

中国的新外交更注重多边主义，以及与主要大国（包括美国）建立合作的伙伴关系。美国方面普遍认为这种外交“默认了现状”。美国认为，中国没有谋求通过革命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的目标是成为“现状下”的参与者，接受现有的全球规则。在外界看来，中国充其量只是追求“务实多于原则”。

然而，中国其实是考虑到了主要大国的综合国力，对现有单极和多极世界趋势进行了认真评估，然后才据此采取了新手法。

冷战后时期，中国根据美国实力占据优势的形势作出了调整，事实上延续了反霸权战略，推动多极化，并且在不乐观的环境中创造最有利的条件，以推动和平与发展的议程。

本章首先着手探讨中国基于“单极—多极”态势对冷战后世界形势的战略评估，然后讨论在美国实施防止地区挑战者崛起的霸权战略后，中国怎样作出回应，与所有主要大国培养伙伴关系，以期把国际关系放在符合新安全观的合作安全、平等和共同发展的全新立足点上。

本章批驳了中国默认美国优势地位的说法，旨在凸显新安全观在哪些方面与“小布什主义”形成了对比并构成了替代选择。

评估冷战后秩序：“单极—多极”平衡

尽管美国在冷战后显然成为了唯一的超级大国，但中国的分析人士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讨论本国的选择时认为，由此形成的世界秩序并非单纯的单极秩序，而是一种“单极—多极”态势。这种态势的特征是一种“五星模式”：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四个主要大国——欧洲（视作一个大国）、日本、俄罗斯和中国。在他们看来，其他发展中国家和中国最终将是多极化的决定因素，但当时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还处于软弱和不团结的状态。也就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多极化主要将通过主要大国间的相互制衡和平衡得到促进。

他们认为，“单极—多极”平衡取决于五个主要大国间的竞争，由相对综合国力来决定。综合国力这个标准本身是中国的分析人士争论的话题，但人们通常认为重点是科学技术、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的发展状况。

他们还认为，“五星模式”不是一种战术安排，而是美国支配的单极状态与其他四个主要大国相互制衡的多极状态的不断调整。之所以发生调整，是因为所有大国一方面合作保持世界稳定，另一方面又相互制约，在国际秩序的边缘争夺战略优势。

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单极—多极”态势的曲折发展显而易见。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显著地展现了自身巨大的军事优势，但其经济却饱受赤字困扰。在中国的战略家看来，单极世界的梦想是美国无法消受的梦想。美国与主要盟友——欧洲和日本——的关系也更加难以处理。他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初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这也表明欧洲和日本都不太愿意继续充当美国的低等伙伴，而是希望更加平等。与此同时，俄罗斯拥有战略核力量和一定的科技和经济潜力，它仍然被视作主要的军事强国。

1995年，在世人眼中，全世界正以“令人目眩的步伐”走向多极化。与此同时，人们意识到美国把中国视作潜在对手，正逐渐采取一种先发制人的遏制战略与中国打交道。从中国的战略视角来看，美国谋求全球“民主化”，其实是在谋求单极化。冷战结束之后，这种意识形态的驱动力没有消褪，反而加强了，美国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和“人权与民主”等问题上，正走向与中国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面。美国把自己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对这些国家的主权构成了侵害，随着第三世界意识的觉醒，这必定会激发进一步的冲突。

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开始恢复实力，“单极—多极”态势加剧。美国、日本与欧洲的经济竞争激化，引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这不仅是对冲基金引发的一场货币战争，更是美国、欧洲和日本垄断资本争夺金融影响力的较量。中国顶住了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为稳定局势发挥了重大作用，不仅在东亚地区，也在其他主要大国当中赢得了赞誉。在中国看来，这推动了多极化的趋势。

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从总体上看多极化的趋势明显是在消褪。邓勇指出，无论欧洲还是日本都并没有真心想要成为独立的一极。它们的经济都不景气，俄罗斯的经济陷入停滞状态，中国忙于本国的经济重组。另一方面，美国的经济则开始复苏。利用技术革新（尤其是高技术武器）的优势和文化影响力，美国在重新确立自己的实力优势。通过振兴北约和与日本的军事同盟，美国得以再度接纳欧洲和日本成为低等伙伴，并控制它们不断增强的信心，同时遏制俄罗斯和中国，从而削弱多极趋势。

由于单极趋势与多极趋势处于这种严重失衡的状态，在着手对南斯拉夫发动攻击时，美国几乎可以不受挑战地执行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分析人士来说，这场战争标志着美国的干涉主义和扩张主义进入了新阶段，美国试图创造一个“新帝国”，而这个帝国预示着一轮又一轮的新的侵略行动，这将使许多国家的主权和发展权益遭受严重损害。美国正在加紧实施全球战略部署，准备“对所有敢于反抗（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国家采取遏制和围困手段，甚至发动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

不过，中国“一个超级大国，四个主要大国”的全球模式抓住了美国全球战略的固有矛盾。尽管美国是唯一真正的全球大国，有能力在世界任何地区展开干涉行动，但是“即便像美国当前这样强大的实力，也不可能在无人帮助的情况下占据上风”。美国根本无法控制全球议程。它不得不依靠北约来对南斯拉夫发动集体打击，它未能围绕对古巴和伊朗实施经济制裁、《伊朗—利比亚制裁法案》的治外法权、在联合国谴责中国的人权记录等问题求得共识。这些证据都表明，尽管美国能在全世界保持领先地位，但它把自身意愿强加于其他国家的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为了实现单极霸权的战略目标，美国不得不遏制潜在对手，但同时又必须与其他主要大国保持一致行动，以维护自己的支配地位。也就是说，美国必须在许多国际问题上与其他参与者联手合作，而不是与它们对抗，因此，美国推动了一种有利于提高其潜在对手的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合作。

尽管美国得以巩固军事同盟并破坏多极趋势，但单一民族国家采取自主行动的空间并未像冷战期间那样彻底萎缩。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许多国家都不愿意接受美国的霸权。

随着南北差距不断扩大，由于发展中国家谋求抗拒西方政治制约性和经济自由化的压力，“南南合作”开始复苏。拉美国家在1994年联手组建了自己的地区组织——“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从诸多方面看，东盟是冷战的产物，但该组织也开始向新的方向扩展，接纳了印度支那地区的国家。与此同时，非洲人国民大会与1994年在南非取得胜利，这也标志着发展中世界复兴的转折点。

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地区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化。东亚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大获成功，它们把美国视作保持全球金融稳定的世界经济领导者。然而，在开放金融市场的压力下，它们过于仓促的金融改革导致对冲基金肆无忌惮地对它们的货币发动了攻击，致使政府倒台。它们的信任感不复存在。在这些国家艰难地谋求重建本国经济时，它们开始通过亚洲合作来探寻减轻依赖性和脆弱性的新方式。

不过，尽管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幻想已经破灭，但它们仍然希望与美国保持良好而稳定的外交关系。因此，虽然存在越来越广泛的对抗美国霸权主义的潜力，但中国的战略家意识到，大多数国家尚不愿意挺身而出，组织一场团结持久的反霸权运动。

中国在这些情况下的战略是继续“韬光养晦”。与此同时，主要大国间经常性的关系调整为中国提供了外交运作的空间，在避免占据领头位置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迂回前进，力挺别国的倡议，从而产生深远的影响。

合作安全手段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尤其是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之后，中国开始遵循新的外交路线，把自己在亚洲的睦邻关系发展成为地区行动，通过打造伙伴关系的方式与主要大国确立平等关系，在国际机构中日趋活跃。

这种外交的不同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为了新安全观。这个概念最早是江泽民主席在1997年与俄罗斯杜马和东盟会晤时阐述的，后来又在1999年的联合国裁军大会上提出过。每个场合都凸显了这种手法的一个不同关键内容——作为在传统安全议题上的合作，但又不“针对第三方”的模式（俄罗斯）；作为经济合作模式（东盟）；作为军控和裁军模式。新安全观在2000年纳入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在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成立时正式启动。

我们可以把新安全观归纳为“四不”：不搞霸权主义，不搞强权政治，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军事同盟。积极地说，它着手确立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原则。这些原则体现了合作的安全观，也就是各国通力合作，形成共同的安全意识。就这一点而言，这些原则确立了和平共处与世界发展的议程，可以解释为以下方针：

·充分发挥联合国的领导作用

·通过对话和磋商的方式和平解决争端

·改革现有的国际经济和金融组织，以促进共同繁荣和共同发展

·应对非传统（恐怖主义和跨国犯罪）和传统（防止别国入侵）安全议题

·有效裁军，防止军备竞赛

中国领导人显然对美国在亚洲邻国巩固同盟的行动和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感到不安。中国更加坚决地主张对中国南海上的岛屿和暗礁拥有主权，加上中国人民解放军炮轰台湾海峡，批评者认为这都是扩张主义势头加剧的迹象。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可以把新安全观视作在奉行睦邻友好的政策，展现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和平、合作的大国的形象，中国意在消减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的不安情绪。因此，作为紧急措施，新安全观显然是中国付出的一项努力，为的是防止相邻的小国受到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过度影响，通过劝阻它们参与美国的遏制行动来为自身创造“防止战争”的环境。

虽然新安全观必定是为了使美国难以实施包围战略，但罗伊（Denny Roy）认为它还是一项内容远为更加广泛的声明，阐明了中国感到放心并且可以集中精力脱贫和实现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类型。

不过，新安全观的意义还不止于此：除了指引中国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发展双边关系并展开多边参与之外，它还在最广泛的背景下应对了美国的干涉主义和先发制人的原则。作为对美国的“中国威胁论”的“冷战思维”的回应，它体现了中国打造一种迥然不同的国际秩序的建议。（见表4.1）

新安全观把中国自冷战结束以来形成的各种外交理论融合起来，以一种比较连贯的手法阐述了中国在推动多极进程中的作用，致力于把美国的单边主义减弱到最低限度，意在通过强化国际机构（尤其是联合国）来促进国际民主，从而稳定世界局势，同时发展“南北对话”和“南南合作”。

新安全观为处理社会制度、价值观和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体系。美国捍卫的是一种意识形态驱动的，靠军事实力和军事同盟来打造形成的国际安全环境，新安全观则谋求打造以对话和双赢经济合作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目的是建立信任和制度化的多边主义，让不同国家的观点都具有同等的分量。因此，这个概念为积极打造多极化奠定了长期基础。

迄今为止，单极化仍是世界局势中的支配力量。新安全观的目标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推动多极化的。事实上，它勾画了全世界遏制美国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反霸权蓝图，为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以及改变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提供了具体议程。

表4.1 中国的合作安全模式与美国的霸权秩序

中国的合作安全模式	美国的霸权秩序
多边主义 促进多极化 以发展为基础的安全	单边主义/同盟内的多边主义 保持并扩展美国的支配地位 以军事实力为基础的安全
通过合作实现共同安全；谋求与潜在对手合作，而不是与它们开战	美国的绝对安全
通过外交和以规则为基础的集体行动来化解冲突 平等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 国家主权是国际秩序的基础 干涉主义	先发制人的战争和政权更迭 共同价值观（意识形态模式）为基础的军事同盟和强权政治 “自由和民主”价值观是国际秩序的基础 人道主义干涉
通过磋商获得双赢结果	零和战略竞赛
建立国际机构来强化联合国的领导作用 协作的世界发展来减少全球不平等 认发展的道路多种多样 和谐而不同	厌恶国际法和国际条约 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政策让最强大的跨国企业获益 寻求“一体适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模式 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适性/不同文明的冲突

范内斯（Peter Van Ness）认为，中国替代性的方案的精髓在于以合作安全回应了小布什的“单边主义、先发制人”的战争策略。如同1998年中国的《国防白皮书》阐明的那样：

安全不能依靠增加军备，也不能依靠军事同盟。安全应当依靠相互之间的信任和共同利益的联系。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谋求安全，相互尊重主权，和平解决争端，谋求共同发展。

叶如安（Ye Ru’an）认为，新安全观意味着：

……所有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该享有平等的安全权利。没有哪个国家应该通过执意加强自身进攻和防卫的军事能力、牺牲别国安全的方式来单方面地谋求绝对安全。

美国的目标是通过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先发制人的打击和威胁发动核打击来实现绝对安全。这是在谋求不受挑战的安全，只能通过牺牲别国利益的方式来加以实现，这往往会破坏总体的国际安全。与之形成直接对比的是，合作安全提倡，为了谋求自身的安全利益，国家还应该保障别国的安全环境，尊重它们的主权，从而为所有相关各方创造安全的环境。

合作安全的手法不同于小布什把特定国家视作“无赖国家”或“潜在对手”的手法，合作安全不排斥任何国家。美国与别国发展关系的基础是“自由和民主的共同价值观”，也就是意识形态模式，而且无一例外地以军事同盟和关系加以巩固。新安全观表明，中国谋求围绕共同议题展开友好合作，把共同利益（无论多么有限）作为基础。

各国可以通过磋商来谋求共同安全，可以通过经济、贸易、科技的交流和互动来实现共同安全。那么，共同繁荣就是合作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以双赢交流（而不是非赢即输的冷战式的零和手法）为基础。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1997年在东亚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时阐明：

……我们要坚持“相互尊重、平等参与、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原则，要加强经济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领域的合作，建立合理的地区经济结构，形成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利益平衡、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的经济合作模式；要通过友好对话与协商，增强信任、扩大共识、求同存异，妥善解决分歧，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在与大国打交道时，较小和较弱的国家难免会感觉受到威胁和心存疑虑。但是，实力不对等并不意味着大国和小国不能平等相待。按照新安全观的构想，所有国家无论大小，都享有平等的安全权利，应该承认和消除它们的安全顾虑。这个意义上的平等就是尊重主权，承认对方的“红线”，通过磋商达成双赢的协议。

新安全观不仅应对了诸如国家间领土争端等传统威胁，而且处理了诸如疾病扩散（非典和禽流感）、自然灾害（亚洲海啸）、跨国犯罪、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恐怖主义、金融动荡、环境恶化和南北经济发展严重失衡等非传统威胁。合作化解这些广泛威胁显然符合不同国家的共同利益。

因此，合作安全就是实现整个世界的共同安全，而不是具有相似或相同发展观和发展模式的国家的安全：

各国之间，各民族之间，无论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发展道路还是历史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都存在着差异……不同的历史、文化、经济及社会制度不应成为相互疏远、仇视、冲突的理由。

有鉴于世界的多样性，中国提倡“求同存异”。这种灵活多样的磋商手法谋求避免冲突，实现和解。在亚洲内部，中国谋求“坚持求同存异、协商一致、循序渐进、照顾各方舒适度等基本原则”。

中国认为，应该围绕特别棘手的问题展开频繁（如果不是必要的）和长期的对话，从而解决有分歧的问题。通过有助于缓解紧张关系和增强彼此谅解的“相互了解”的交流，通过有助于建立信任和信心的双赢协议，可以消除冷战的猜忌情绪，然后再探讨有争议的话题和争端。

推动“文明间的和谐共存”被视作实现世界共同安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和而不同”的精神是中国和平发展观的核心，它超越了宽容的中立立场，提供了“不同的文明之间可以取长补短、彼此了解”的机会。因此，差异没有被视为合作的障碍，反倒为相互学习和共同进步提供了重要基础。文明和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对人类总体文明的发展和实现共同发展有益，应该加以维护。

这种观点与美国“一体适用”的发展模式以及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的冲突”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亨廷顿的观点把多样化世界中的差异视作最重要的方面。

与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系

从1996年开始，中国加紧展开国际合作。中国在1996年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表示将进一步致力于多极化和磋商形成的世界秩序。这一举措有助于支持与所有主要大国（包括美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借以稳定世界秩序的新努力。

这种伙伴关系的手法标志着中国的国际关系进入了新阶段，中国更加注重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主要大国建立稳固关系。

1996年签署的中俄协议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伙伴关系。这是一种战略合作的伙伴关系，标志着在长达数个世纪的多舛关系之后，中国和俄罗斯开启了性质迥然不同的交流起点。此后，中国1997年与美国达成协议，双方都承诺将致力于发展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此后，中国相继与法国、英国和德国（1997年和1998年）建立伙伴关系。1997年12月，中国和印度领导人围绕建立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的问题达成共识。1998年，中国和日本同意努力形成“致力于亚洲地区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

梅迭罗斯（E. Medeiros）和泰勒·弗拉维尔(M. Taylor Fravel)认为，这种伙伴关系的手法标志着中国的优先重点发生了根本变化，由于“中国的战略家认为中国的自身利益与主要大国的利益越来越相似，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联越来越少，所以中国降低了后者的重要性”，把与主要大国的关系作为优先重点。为了获得承认并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中国背弃了“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的诺言吗？

外界尤其认为，中国努力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是默认了美国的优势地位。但是，中国为何不选择与美国建立良好或正常关系，而要与华盛顿对抗呢？戈尔茨坦（Avery Goldstein）认为，由于美国的实力仍然强于其他主要大国，所以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是唯一的可行做法。

中国显然缺乏与美国较量的实力。如同前面指出的那样，对抗的代价可能是灾难：如果中国直接挑战美国，其地区安全环境恐怕必定会发生动荡。对抗的结果恰恰是中国想要避免的局面，也就是为美国制造机会，扩展包围中国的同盟，加强保卫台湾的承诺。

另一方面，通过建立伙伴关系，中国得以获取美国的市场、贷款、投资和先进技术。虽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相互依存性不对等，但是像王缉思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中国在现代化方面遭遇美国的严重威胁，蒙受损失的将不光是中国。许多在华的美国企业的投资将失去回报，美国人将不能再以现有价格购买中国生产的物美价廉的产品。尽管美国与中国发展经济和贸易关系的动机无疑是自私的，但这些关系也帮助中国促进了经济繁荣和技术进步。

按照戈尔茨坦的说法，与美国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一定程度（尽管有限）的影响力，也许“对试图在美国支配的单极世界中挣扎求生的相对弱小的中国来说，这是一堆坏选择中的最佳选择”。

从批判的观点看，伙伴关系似乎承诺得很多，但缺乏实质内容。中国最初与美国达成的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协议建立在非常不稳定的基础上，签署后不久就开始瓦解，2001年遭到小布什的抛弃。尽管小布什随后改变了立场，从把中国视作“战略竞争对手”变成在2002年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关系”，但这只是“同床异梦”。证据之一就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2006年访问美国时的模糊定位，因为此次访问没有达到美国对官方国事访问的接待规格。

就印度的情况而言，在同意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第二年，印度外长在本国开展核试验时宣称中国是个威胁。

中日伙伴关系的进展也极为艰难。中国未能促使日本保证不卷入台湾海峡的冲突：相反，美日在2005年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台湾海峡的安全是它们的“共同战略目标”。

美国还暂时成功地破坏了欧盟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说服欧盟不要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

中俄关系被视作伙伴关系的典范。中俄伙伴关系的军事层面发展颇多，比如俄罗斯向中国出售战机，还有最近的中俄联合军事演习。但是，两国间持续存在的问题显然削弱了伙伴关系的有效性。2002年，事实证明这种伙伴关系无法确保俄罗斯不与美国和解，在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之后，俄罗斯与美国的和解使中国处于孤立的境地。2005年，连中国媒体都认为中俄关系“外热内冷”。当莫斯科悄悄盘算东西伯利亚油田的石油管道究竟通往中国还是日本附近的港口时，中国从俄罗斯获取能源的重大目标似乎难以实现。此时，俄罗斯方面想向中国出口后者根本用不上的机械。这种伙伴关系过于薄弱，根本无法制衡美国，西方评论员认为中俄伙伴关系是失败的。

显然，政治领导人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很容易，但真正形成这种关系却很难。然而，尽管中国的努力无疑遭遇了无数挫折，但中国的领导人仍然坚持谋求发展合作关系，每一次都取得了一定程度（尽管大小各异）的进展。在断言这种手法已经失败之前，我们有必要思考中国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

中国的伙伴关系并不是为了组建针对美国的制衡同盟，不应该从“反美主义”的角度对中国的努力加以界定。不对抗的概念其实正是这种伙伴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些协议声明它们“不针对第三方”。

中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初衷是解决边界争端，后来发展成为以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协议。俄罗斯和中国显然具有共同的安全顾虑，尤其是考虑到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扩展军事同盟，建立导弹防御系统，牵头发动战争。中俄双方在1997年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表达了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反对态度，但不是作为反美同盟，而是作为彼此间谋求以对话和磋商推动相互谅解和建立信任的协议。它们声明的目标是合作推动裁军，加强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力量，促进多极化，谋求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秩序。双方还承认发展中国家和不结盟运动是促进世界多极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的重要力量。

可以说，通过这种方式，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创造了不结盟和不对抗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范例。这种关系的基础不是强权政治，而是平等与信任。

时任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于1997年在俄罗斯杜马讲话时阐明了这一点。这是启用中国外交新手法的主旨讲话：

这种国际新秩序，主张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世界是多样化的，也是多姿多彩的。各国的历史条件、社会制度、发展水平、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都不尽相同。这些差异不应是发展正常国家关系的障碍，而应成为加强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的动力。在国际交往中绝不允许把自己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别的国家。强加于人是行不通的。

桑德斯（Philip Saunders）指出，中国的分析人士认为，建设性的伙伴关系不是业已达到的目标，而是“可能实现的前景”，它既是过程也是目标。中国的领导人认识到，中国作为新的国际大国的崛起必定会激化它与其他大国的紧张关系和压力。伙伴关系的模式旨在让两个潜在对手或非对手共同致力于长期目标，即：确立消除分歧和处理棘手关系的可行框架，从而在困难的形势下通过对话应对和解决争端和潜在冲突。

通过搁置意识形态因素、限制分歧、集中关注共同利益和顾虑，中国的目标是加强与其他主要大国的贸易和经济合作，实现频繁对话并建立信任，以期形成更有效的合作机制，消除双边关系发展的障碍。

伙伴关系集中关注共同点，让中国有机会消除别国对“中国威胁”的忧虑，向别国展示其发展带来的好处，以及一旦关系恶化将使共同利益遭受的损失。与此同时，伙伴关系构成了一种机制。中国可以在这种机制内提出自己的安全顾虑，同时又不会过分增加别国的安全顾虑。

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中国的伙伴关系无法避免美国压力的影响。不过，关键在于这些关系的灵活性：与同盟不同，这种伙伴关系不要求相互保护。它也不禁止与其他伙伴建立军事同盟。中俄关系不断发展的军事层面并未阻止中国谋求与美国军方改善关系。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Rumsfeld）2005年年底访问中国就证明了这一点。

由于中俄伙伴关系是灵活的，所以至少在短时期内，与美国发展密切关系对双方的经济发展而言都比彼此的伙伴关系更重要，因为它们的双边贸易仍然有限，远逊于它们各自与美国的贸易。这种灵活性意味着尽管普京在美国的威逼利诱之下默认其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但中俄的伙伴关系并未受到影响。从那以后，俄罗斯与中国围绕若干议题在联合国安理会展开的持续协调都表明两国仍在密切协作。重要议题之一就是极力限制对伊朗实施严厉的制裁，这显然妨碍了美国确立全球议程的努力。

伙伴关系的手法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在美国的实力不足以单独行动的同时，也无法长期维持单边立场；鉴于它不可能控制其他大国发展彼此关系的手段，也就留下了运作的空间

因此，尽管其他大国与美国保持着军事同盟和军事关系，但通过采取灵活手法，中国得以与它们建立良好关系，从而削弱了美国的包围战略。

以澳大利亚为例。它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仅次于日本的关键盟友。罗伊注意到，中国从澳大利亚购买了大量自然资源，它可以利用自身的经济影响力要求澳大利亚减少与美国的安全合作。鉴于澳大利亚的“松峡”（Pine Gap）空间跟踪系统是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一部分，这一点可能至关重要。罗伊认为，澳大利亚人可能会得出结论认为，与美国展开密切合作的收益（主要是获取先进的军事技术）无法弥补惹恼中国所造成的损失。

与此同时，在中国发展广泛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与美国保持比较和睦或者至少比较稳定的关系极为重要。如果中国能减少自身与美国的冲突，其他大国（欧盟和东盟成员国，还有澳大利亚和日本）就不会感觉被迫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作出选择。同样，与其他主要大国和相邻大国保持稳定的关系将有助于降低中美关系破裂的可能性，使美国更加难以把中国视为敌人。

乌亚纳耶夫（S. Uyanayev）研究了印度、俄罗斯、中国与美国在“9·11”事件后围绕反恐展开合作的问题。他引申上述论点，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拉近与美国的关系不但没有限制“俄中印合作”，反而可能营造了“一种更有利于三方合作的氛围”。尽管这三个国家都面临着美国霸权主义的共同挑战，但由于它们各自与美国的贸易非常重要，所以它们不愿建立反美集团。另一方面，不对抗的合作立场增加了它们消除美国的冷战猜忌态度的可能性，让美国不再怀疑它们的联盟将是一个反美集团。与美国展开反恐合作进一步明确了“俄中印关系”缔造和平的潜力，增加了促使美国承认它们有必要获得尖端技术和投资以实现国内发展的可能性。不过，乌亚纳耶夫同时强调，这三个国家对反恐问题的看法也与美国不同，它们把反恐视作“全球化、南北对抗和多极公平世界结构的解决方案的重要组成部分”。

尽管看似矛盾，但改善与资本主义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关系对中国保持总体和平的国际趋势至关重要，因为这使得中国能够集中致力于经济发展，同时占据更具优势的地位。

尽管在许多情况下，中国势必不得不向美国作出让步，但通过促进与其他主要大国的伙伴关系，中国也谋求避免过分依赖美国。比较长期的目标是实现贸易伙伴和外来投资及技术来源的多样化，从而巩固自身地位。通过建立广泛的良性经济关系网络，中国将得以在与其他所有伙伴的关系当中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的影响力。

走向新的对立？

谋求与其他主要大国建立伙伴关系是中国实施新安全手法的重要一步，对地区和国际多边举措构成了补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呈现的国际实力态势下，这些活动并未屈服于美国的优势地位，是对美国维护自身单一超级大国地位的行为作出协同回应的关键内容。

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所说的“不战而胜”，限制而不是公开挑战美国，以免被迫放弃促进自身经济利益的机会。一方面，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到这个10年结束时，如同一位中国的分析人士所说的那样，中国“极力避免沦为又一个苏联”。另一方面，多极化的趋势仍然具有加强的潜力。中国的战略家面临的挑战是根据合作与冲突的国际态势打造一种手法，在单极化迄今仍占据支配地位的形势下促进多极化，同时又不挑起新的冷战争端，不让世界秩序分裂为敌对的意识形态集团。

中国一方面谋求与西方主要大国建立稳定（尽管脆弱）的关系，同时又更加广泛地巩固了与亚洲邻国的关系，与俄罗斯形成了性质迥然不同的新关系。这些变化为中国在亚洲采取一系列的地区性举措创造了条件。中俄伙伴关系为建立更加广泛的中亚地区网络奠定了基础，进而在2001年形成了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与俄罗斯和韩国改善关系，从而得以在2002年发起关于朝鲜半岛无核化的六方会谈。与此同时，与美国的稳定关系也为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提供了大量帮助，进而为中国与东南亚快速发展经济关系铺平了道路。

换句话说，通过适应美国的优势地位，中国为实施反霸权战略开拓了一定的空间，其手段不是缔结反美同盟，而是利用自己的新式外交来“挣脱”美国“蟒蛇战略的缠绕”，加速多极化进程，巩固自身在这一进程中的位置，同时避免美国的遏制。

小布什采取绝对安全的手法，对伊拉克实施了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的打击，目的是扭转多极趋势的前进势头，而这种势头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外交的成果。一位中国的战略家认为：

……美国挥舞着反恐大旗，把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突破口，企图控制中东，进而控制欧亚大陆，建立21世纪的全球帝国。

不过，按照中国的考量，通过发动全球范围内的新一轮强力扩张，美国（尤其是在新保守派的影响下）很容易高估自己的实力并积重难返。的确，美国牵头入侵伊拉克，恰恰导致了与其意图截然相反的结果，甚至进一步刺激了世界多极化的发展。当时中国的《人民日报》的一篇重要文章指出：

世界多极化是世界多样性的反映。世界是多姿多彩的，发展模式是多种多样的，不应该也不可能是“我花开时百花杀”。而单极主张的最终目的在于，在全世界软硬兼施，普及美国式的民主自由价值观。要将一国的价值观和发展模式强加于他国，且以武力推行，就必然会与其他文明发生冲突，这只能是取乱之道。……而现实是，世界多极化的轮廓已经初现：一个统一的欧洲正在崛起；跌倒的俄罗斯正在恢复元气；东盟各国在携手奋进；印度和中国都在快速发展；非洲也开始起步走向团结自强，这才是有利于和平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均衡，是全人类期待的历史发展趋势。

尽管法国、德国、俄罗斯和印度非常重视与美国的关系，但它们还是都加入了反对伊拉克战争的行列。对中国来说，这个事实标志着多极化的重大进展。尽管这些大国无法阻止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但它们可以对美国的单边主义行动发挥一定的遏制作用。只要美国无法单独长期开展全球霸权活动，而必须依靠其他主要大国的国际支持与合作才能实现目标，其干涉主义倾向就有可能受到限制。

此外，国际舞台上还出现了其他力量：

从海湾战争到伊拉克战争，国际政治舞台衍生出许多新的角色，它们逐渐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不容忽视的作用。反经济全球化、恐怖主义、反战运动组织与宗教团体等力量在今后的国际格局中将与传统大国力量共同发挥作用。今后的国际格局，远不止是大国角逐的场所，而是各种角色共同表演的舞台。

随着大规模的全球反战抗议活动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中国的战略家认为这一切都表明“寻求和平已经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从中国的战略角度来看极为重要的一点是，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地位也在加强。“9·11”事件后，这些国家开始推进自身的发展议程，由于七十七国集团也反对伊拉克战争，所以发展中国家再度在和平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07年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认为，尽管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有新的发展”，南北差距继续扩大，但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的重要力量”。

结论

尽管美国单边的挑衅性扩张主义进入了新阶段，但中国领导人仍然坚持原有立场，认为“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要趋势，并坚持主张通过多边手段强化多极趋势。

冷战后的多极化继续曲折发展。由于“单极—多极”态势加剧，主要大国在“五星模式”中反复调整自己的位置。为了将美国的霸权主义控制在最低限度，中国的外交政策在战术方面必须做到灵活机动，以适应国际关系的不断调整，因为这些调整或是制造，或是断绝了采取行动的机会。

美国新开展的帝国主义活动不是为了争夺领土，而是为了散播美国的文化、政治、经济和军事影响力，美国还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手法。不过，沈骥如认为，由于其他国家往往谋求奉行更加独立的政策，“当今的霸权主义想要让别国同意其一手控制世界秩序并打造国际规则。因此，当今的霸权主义经常把意识形态（民主、人权和其他价值观）用作武器”。

美国的霸权主义活动尤其威胁到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因为美国将“一体适用”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和全球化的经济模式强加于人，以强权政治和小布什先发制人的战争原则为后盾。批评者把中国的新外交解读为空洞辞令、包装形象和自卫反应。然而，中国的举措固然是为了自身利益，但创造有规则可循的和平环境，从而实现自身发展的要求也有利于第三世界的安全与发展。

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多极运动缺乏形成比较公正平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所需的政治指导方针。如今，新安全观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框架，为迈向多极秩序的总体和平发展进程提供了基本要素。

在通过新外交推动合作安全的同时，中国逐渐打造了作为多极世界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网络，中国旨在通过协调建立新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秩序来推动相互依存的关系。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和主要的新兴大国，中国具有在塑造多极世界的五强态势中发挥独特作用的潜力。中国采取伙伴关系的手法与主要大国建立平等关系，其目的是以串联的方式实施和平与发展的多边议程，对地区和国际组织的运作发挥积极影响。签订双边协议是分阶段手法的内容之一，使中国得以让关键的国际关系实现稳定，在主要大国的调整中处于有利位置。通过提高自身打造网络的能力，中国的目的是强化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多极制约，为达成地区协议和实现“南南合作”创造空间，让发展中国家的总体地位也能有所提高。

通过这种定位，当美国牵头发动的伊拉克战争激化为“单极—多极”紧张局势，为“南南合作”开辟了新前景时，中国已经准备好扩展在亚洲的关系并采取向非洲和拉美伸出双手的新举措，从而把自身的战略提升到新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