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森：《从制度性隔都到失业隔都》

本文中我把ghetto翻译成“隔都”。这种翻译方式是我上张鸿雁老师的“现代社区研究”课程时，一个同学在做她的presentation时我第一次看到的。我觉得这种翻译方式既与这个单词的发音相近，又通过“隔”和“都”表达了该单词中包含的“隔离的城市街区”的含义，是一种很传神的翻译法，就像当年徐志摩把cigar翻译成“雪茄”一样的到位。我觉得“隔都”的翻译法远比简单的按照其含义翻译为“少数民族聚居区”更合适。

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威廉·尤利西斯·威尔森大部分职业生涯是在芝加哥大学度过的。他继承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传统，通过对芝加哥的细致的经验研究来创立重要的城市理论。作为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威尔森特别关注在美国衰退的中心城市中的贫困黑人的处境。在该书之前威尔森的另外两部有影响力的书是《种族的正在下降的重要性：黑人与变化中的美国制度》(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第2版）和《真正弱势的》(The Truly Disadvantaged)。

                    （美国城市隔都中被甩出社会结构的黑人的绝望生活状态）

 一位在芝加哥的南部的一个内城邻里单元(neighborhood)中居住了四十多年的老妇人反映：

我自从1953年3月21日就住在这里。当我搬进来时，邻里单元是完好的，它完好地包括家，美国的家，小型公寓楼，商店，自助洗衣店，洗衣工，中国人（洗衣工）。我们有药店。我们有旅馆。我们在第39街整条街都有医生。我们在邻里单元里有医生的门诊室。我们有中产阶级和上层中产阶级。它从富足的（邻里单元）变成了今天的样子，我想看它重新回来，这样我们就能拥有一些我们曾经拥有的东西。既然我是年轻的时候来的，而现在我是个老年人，我想看到有些东西重新回来，这样我就能像我们最初来到这里时那样享受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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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91岁的老妇人提起治安关注：“这里不再安全，因为街道是不安全的。”当所有的黑人商店和表演关闭时，经济走向衰退（went to the days）。商店、商业、表演，所有的地方都被付之一炬，商店和商业消失了。

消极的社会力量触发了一个忧心忡忡的母亲做出送她儿子离开的决定。

我有一个13岁的孩子。在他9岁的时候我送他离开。因为黑帮对他很粗暴，只因为他不愿意加入——他是一个篮球运动员。那是他所关注的全部。他们脱下他的运动鞋，它们脱下他的衣服，让他从学校走回家。每天都骚扰他，在零下几度的天气脱去他的夹克衫。你知道，我们住的地方离学校只隔两个街区……一个男孩拿一只枪指着他的头告诉他：“如果你不加入，下周你就不会在这里了。”我不得不把他送出这个镇，他的父亲住在镇外。他上周来这里住了一周。他说：“妈妈，我非常想回家”，我说不！

隔都(ghetto)邻里单元的社会堕落是这些居民的证言中表达的中心关注点。正如一位来自媒体的代表所称，隔都已经“由坏到更坏”。1960年代晚期，很少有城市景象观察家，预料到社会制度的广泛的解体和社会错位率的急剧的上升，这些已经横扫隔都并蔓延到曾经稳定的其他邻里单元。例如，在座落于芝加哥南部的Woodlawn邻里单元，在1950年有超过800个商店和工业设施。今天，估计只剩下大约一百个，它们中的很多以“小型伙食店、理发店和拥有不超过1个或2个雇员的小本经营店铺”为代表的。正如Loic Wacquant，城市贫困与家庭生活研究组的一位成员所称的：

曾经有生命力的街道——居民在一段时间内所记得的，并非很久以前，那时在上下班高峰期人群是如此密集，以至于一个人需要用肘挤出一条路赶往火车站——现在却消失于一个空荡荡的、像是被炸弹炸过的战争区域。商业街已经变成一条由打杂商店、碎玻璃和垃圾一片狼籍的空缺的停车位，以及在被高架的铁路线下的阴影中任由其衰退的荒废建筑。在第63大街和Cottage Grove大道的交叉口，少数保存下来挣扎着存活的设施，在锻造的铁栏杆后面挤成一团。看起来兴旺的唯一的企业是酒店和货币兑换，在这些“穷人的银行”里，人们将支票兑成现金，支付账单和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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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0年，Woodlawn大约三分之二的人口是白人；到了1960年白人人口已经下降到仅为10%.。尽管有白人的突然退出，邻里单元的居民数在这段时间略微增长了。然而，1960年之后，随之而来的是黑人居民的相当数量的退出，包括相当数量的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的退出。邻里单元的人口从1960年的超过80000人下降到1970年的5381人；它进一步下滑到1980年的36323人并最终到1990年的24473人。与居民的流失相伴随的，是保持一个社区健康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资源的实质性减少。Woodlawn仅仅是芝加哥数量正在增长的贫困黑人邻里单元中的一个，它们都被人口减少和社会、经济劣化所困扰。

当在我们的大型调查中的被访者，被要求给他们的邻里单元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进行评定时，在隔都贫困调查地带（census tract）中的那些人，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的地区是一个好的或非常好的居住的地方，只有18%的人感觉他们的邻里单元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居住地。（调查局把一个调查地带界定为“在人口特征、经济状况和生活条件方面是一个相对均质的地区，平均人口为4000人”。贫困地带是那些至少20%的居民是贫困的地区，隔都贫困地带是那些至少40%的人是贫困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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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被访者描述了他们的邻里单元对他们个人前景的负面效应，一个未婚的、被雇用的来自西城的一个隔都贫困调查地带的一个秘书陈述到：

如果你来自一个向上流动的邻里单元，那将会比你来自这里有一个更积极的前景。在这种类型的邻里单元中，你所听到的都是消极的（事情），当你试着去做这些事时，这种事会使你降低身份。所以你的邻里单元的确与它有关。

这一观点也得到一个来自城西穷困的邻里单元的一个17岁的大学生兼职工人的共鸣。

我必须说我的邻里单元中大约40%……我必须说40%是酒鬼……酒鬼中只有5%有家。然后你在街道中发现其他的35%……它们或许住在某个地方，但是他们每天都在街道中，在角落里，做同样的事情，因为他们在生活中没有机会。他们生活以今天为基础。（他们说）“哦，我们今天很快活。”“噢，嗬！”“男人，你明天做什么？”“我不知道，男人，我不知道。”你可以问他们中的任何人：“明天你做什么？”“我不知道，男人，我只知道眼前的事。”你知道，我可以真正理解处于那种状态。如果你周围完全是消极的人，不做任何事的人，那会是你熟视无睹的方式。

内城公立学校的状况是我们的被访者表达的另一个主要关注点。抱怨从过度拥挤的条件一直到不合格的和漠不关心的教师，在这些主题上尖锐的表达了她的观点：“我的女儿现在不再去这里的学校了，她将去一个由我付过钱的一个护士学校上学。当然他们会花费时间陪她。但是公立学校，不！它们过度拥挤并且老师漠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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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访者也被问及，在这些年中他们的邻里单元作为一个居住的地方是否有所改变。71%的非洲裔美国人被访者感到，他们的邻里单元或者是维持老样子或者变得更糟了。

一个来自城西的一项住宅计划的失业黑人男性感到，在他的邻里单元中唯一变化的事是它正在“堕落而不是回升”。他进一步陈述说：“它不像它过去的样子，他们解雇了大量的人。曾经有一段时光，那时当你发现窗玻璃坏了，你打电话给住宅公司，他们派个人来修好它，但是它现在不再像是那样了。”

当讨论他们的邻里单元是如何变化时，被访者频繁的陈述关于毒品交易和毒品的增加。“好，OK，当我正在成长的时候我意识到有毒品，但是他们不像现在那样公开。”一个来自最近才由非贫困地区变成贫困地区的邻里单元的一个离婚的电话调度员同时也是5个孩子的母亲说，“看到一个10岁的孩子出售毒品，这不算什么。我的意思是，过去当我们做这些事时，他们偷偷摸摸的做，现在它已经像一个公开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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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的研究中很多被访者的感受，由一个来自城西非常贫困的邻里单元的有3个孩子的33岁的已婚母亲总结为：

如果你居住在你的邻里单元中的这样一个地区，那里有人不工作，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你知道，没有工作，他们正打算闯进你的房子偷你的东西，去把他们卖掉以得到一些钱，那么你就不能居住在这样一个邻里单元中并集中精力试图前进，当你去工作时你不得不担心是否有人正打算闯进你的房子。所以，你知道，最好试着搬进一个体面的地区，住在一个人们都工作的社区里。

在1959年，美国少于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住在大都市区的中心城市。到1991年，中心城市容纳了国家接近一半的穷人。集中的贫困的最快速的增长中的很多发生在非洲裔美国人邻里单元。例如，在代表芝加哥黑人带的历史核心的十个社区地区，八个在1990年其贫困率超过45%。包括三个其贫困率高于50%及另外三个其贫困率超过60%。二十五年前，在1970年，这些邻里单元中仅有两个其贫困率高于40%。

近些年来，社会科学家已经对城市邻里单元贫困的增长给予特别关注。“为了分析目标而界定一个城市邻里单元不是容易的事。”在图表1中提及的芝加哥的社区地区包括许多临近的调查地带。芝加哥市中的77个社区，代表由芝加哥大学的城市社会学家为他们试图分析城市中变化的条件而做的1930年的调查中所得出的分析单元。这些描绘最初被画出，是基于地区的殖民地和历史，本地身份和交易模式、本地制度和自然及人工的障碍物。从那以后在人口和土地利用上已经有主要的转移，但是这些单元在追溯跨时间的变化上仍然有用，并且它们继续抓住了芝加哥邻里单元的当前现实中的很多。

然而，其他城市没有这种邻里单元的方便的划分，这意味着城市之间进行比较不能使用社区地区。被认为是最适合代表城市邻里单元的可测量的单元是调查地带。在全国范围以经验研究的方式检验隔都贫困问题的尝试中，社会科学家已经倾向于把隔都邻里单元界定为那些位于隔都贫困调查地带的邻里单元，正如Jargowsky和Mary Jo Bane陈述到：“对不同城市的寻访确认，40%这一标准选择的地区，接近于符合城市官员的当地调查局官员当作是隔都的邻里单元。”因此在Jargowsky和Mary Jo Bane的研究中的隔都穷人，被指定为是在那些居住在这些隔都贫困地区的穷人中间。在大都市区中四分之三的隔都穷人居住在国家的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然而，重要的是记得，在这些中心城市的隔都地区中也包括很多并不贫困的家庭和个人。

在国家的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接近七分之一的调查地带至少有40%是贫困的。这种地带的数量自从1970年已经翻了一番多——确实，令人担忧的是在这些城市中579个地带在1970至1980年降到了隔都贫困水平，另有624个地带在随后的几十年中加入了这些行列。

Paul Jargowsky的研究揭示，1990年居住在大都市区隔都的绝大多数人（几乎八分之一）是少数族裔成员。在这些隔都中非洲裔美国人的数量，从1980年到1990年，增长率超过三分之一，达到接近6000000。居住在隔都地区的大都市区的黑人的比例，从超过三分之一（37%）攀升到几乎一半（45%）。确实，大都市区的贫困黑人正变得越来越被隔离。居住在隔都的大都市区黑人的贫困率增加了，而居住在非隔都的其贫困率减少了。

隔都黑人的数量的增加与隔都的地理扩散相关。Jargowsky和Bane发现在他们研究的城市（费城、克里夫兰、密尔沃基和孟菲斯），在1980年之前已经变为隔都的地区在1970年时是混合收入地带——但是临近被认为是隔都的地区。非贫困者从混合收入地区的退出，是1970年代在这些城市中隔都的扩散的一个主要因素。自从1980年以来，隔都人口普查地带在国家的绝大多数大都市区中都增加了，包括那些较少人口居住其中的大都市区。费城增加了9个新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尽管费城经历了居住在隔都地带的人口比例的最大的下降之一，在其他很多城市中，包括巴尔的摩、波士顿和华盛顿，有较小百分比的贫困黑人住在大量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芝加哥从1980年到1990年隔都人口普查地带的数量增加了61.5%，尽管居住在那些地区的穷人的数量仅有微小的增加。

Jargowsky反映了隔都地区的稳定的扩散的重要性：

一个城市的隔都的地理规模，对于与隔都贫困相关的问题的严重性，你认为一个城市地区多大算是超越界限？为了不穿过一个危险的地区，你会驾车绕行多远？确实，低密度加剧了这一问题，更多被废弃的建筑意味着有更多的地方作为一流的藏身地和犯罪企业。试图去保护一批给定数量的市民的警方，不得不在更广阔的数平方英里范围上伸展，使抓住犯罪变得更不可能了。低密度也使得发展一种社区感更加困难，使人们感受到他们可以在群体中找到安全更加困难。从当地政府官员的观点看，隔都的规模的增长是一个灾难。很多那些离开隔都的人，在超出中心城市的政治管辖权的非隔都地区定居。因此，隔都的地理规模在扩大，穿越我们的大都市区的心脏划了宽宽的一道。

总之，1970年代和1980年代目睹了被归类为隔都贫困地区的人口普查地带的数量的急剧增长，穷人在这些地区的进一步集中，以及在少数族裔和白人之间不同的贫困集聚模式。在美国种族和阶级的历史性征服的遗产之一，是少数族裔在国家的大都市中的最穷困的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和增长的集聚。

有人曾辩称贫困的这种集中并不新奇，而是反映了1930年的流行的状况。根据Douglas Massey和Nancy Denton，在大萧条中贫困正是集中在1930年代的隔都中，正如1970年代的情况一样。1930年的黑人社区和1970年代的黑人社区拥有一个共同的经历：与主体社会高度的种族隔离。Massey和Denton认为，“集聚的贫困是由一个群体的总体贫困率和它在社会中的隔离程度的一种有害的互动造成的，当一个高度隔离的群体经历一个高的或正在提升的贫困率时，地理上集中的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无论那种论断的逻辑多么令人信服，它也没有解释下列：在构成芝加哥的黑带(black belt)的十个邻里单元中，在1970年至1980年贫困率增加了几乎20%（从32.5%到50.4%），然而芝加哥市的总体黑人贫困率在这一相同的时期仅仅增加了7.5%（从25.1%到32.6%）。

当一个高度隔离的群体经历了它的总体贫困率的增加时，集中的贫困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是隔离不能解释为何这一隔离群体的特定邻里单元中的贫困的集中，可以增加到接近该群体的总体贫困增长率的三倍。毫无疑问，非洲裔美国人中的贫困的相称的集中，是历史性的种族隔离的遗产之一。同样正确的是，隔离经常结合了黑人面对社会中的其他变化，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经济变化时的脆弱性。不过，为了解释集中贫困的增长而主要聚焦于隔离，这会忽略一些在像芝加哥一样的城市中发生的社会和人口变化中的动力性方面。有隔离的存在，我们必须考虑社会中其他变化与隔离互动，以制造内城邻里单元，特别是1970年以来显著的社会转型的方式。

例如，构成芝加哥黑带的社区在过去四十年中曾压倒性的是黑人社区，然而在1970年至1980年间它们流失了几乎一半的人口。这一快速的人口减少对被隔离的黑带邻里单元的社会和经济恶化有深刻的后果，包括集中贫困和失业的增加。如果严格的对1930年代大萧条年份与1980年的相比较，这些邻里单元中隔都贫困率和失业率确实是相似的。但是这种比较遮盖了在那两个时间点之间跨越五十年的跨距中发生在这些邻里单元中的重要变化。

……在大萧条之后内城邻里单元中的很多的收获在1970年之后都被抹去了。维持于1970年代或1980年的集中的黑人贫困在严重性和普遍性上与大萧条期间所发生的相同，这并不能解释它自从1970年代以来的显著上升，它也没有强调一个原为根本性的问题，它处于在集中的贫困之中及其扩散中的不同寻常的增长的中心——即，失业的快速增长，它在这二十年中加速。芝加哥贫困邻里单元中的居民所报道的问题，并不仅仅是由贫困单独造成的结果。远为具有破坏性的事情已经发生，它仅能被归因于集中的和持久的失业及其对邻里单元、家庭和个人的危害效应的出现。芝加哥市成为了这些变化的摘要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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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内城邻里单元和那些Drake和Cayton（在1940年代）研究的之间，最根本的差异是高出很多的失业水平。确实，在我们国家的大都市中有一种新的贫困，它对一系列的关系到城市地区中的生活质量的问题，包括种族关系都有影响。

使用“新城市贫困”，我是指贫困的、隔离的邻里单元，在其中成年个体的绝大部分或者未被雇用或者完全从劳动力中掉队。例如，在1990年在十二个处于隔都贫困率的芝加哥社区中，仅有三分之一的16岁及以上的成年人在该年中的典型星期中拥有工作。这些社区地区中的每一个，座落于这座城市的南部和西部，压倒性优势的是黑人社区。我们可以给这十二个高失业地区加上三个附加的以黑人主导的社区地区，其贫困率接近隔都贫困，在其中仅有42%的成年人口在199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typical week)中正处于工作中。因此，在这十五个黑人社区地区——包括425125的总人口——所有成年人中仅有37%在198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中工作。这接近全市所有成年人57%的就业数字。最后，出了一个亚裔社区地区就业率为46%，和一个拉丁裔社区地区就业率为49%之外，芝加哥的剩余的四十五个社区中的大都市成年人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拥有工作。

但是芝加哥绝不是唯一以新贫困邻里单元为特征的城市。在全国一百个最大的中心城市中的隔都人口普查地带中，对应于每一百个在1990年的一个典型星期中没有工作的成年人，仅有65.5%个被雇佣者。与此相对照，对应于每一百个不工作的人，非贫困地区包含了182.3个被雇佣者。换句话说，被雇佣者和失业者的比率，在未被标记为贫困的人口普查地带要大三倍。

看着Drake和Cayton所研究的Bronzaville，我可以阐明近年很多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发生的变化的重大性。在1950年在三个Bronzeville地区中的大多数成年人有工作，但是到1990年在一个典型星期中在Douglas仅有十分之四的人工作，三分之一在华盛顿公园，四分之一在Grand Boulevard。在1950年，所有14岁及以上的居住在Bronzeville邻里单元中的男性中的69%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是工作的，在1960年，这一群体中的64%是这样被雇用的。然而，到1990年在这三个邻里单元中所有16岁及以上的男性中，仅有37%在一个典型星期中有工作。

由《黑人大都市》(Black Metropolis)一书第一版于1945年出版而来，在黑人社区中有了大得多的阶级整合。正如Drake和Cayton指出的，Bronzeville的居民已经把成功限定在“把他们排序以进入被指明为‘低层阶级’和‘中间阶级’的广阔社区地区……代替中产阶级地区，Bronzeville倾向于在所有地区都有中产阶级建筑，或者在这里那里有一些中产阶级街区。”尽管他们可能住在同一地区，在同一商店购物。他们的孩子去同样的学校上学，在同样的公园里玩耍。尽管有一些阶级对抗，他们的邻里单元比今天的内城邻里单元更稳定；总之，简短的说，他们以社会科学家所称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的更高水平为特征。

当我谈到社会组织时，我是在涉及一个邻里单元中的居民能够保持有效的社会控制和实现他们的共同目标的程度。邻里单元的社会组织有三个主要的维度：（1）流行性、力量和社会网络的相互依赖性，（2）居民行使的集体监督的程度和他们在强调邻里单元的问题时所设想的个人责任，（3）居民参与志愿组织和正式组织的参与率。正式机构（例如，教堂和政党组织），志愿协会（例如街区俱乐部和父母教育组织），和非正式网络（例如，邻里单元朋友和熟人、合作工作者、姻缘和直接亲属联系）都体现出社会组织。

邻里单元社会组织取决于当地友谊联系的程度，社会凝聚的程度，居民参与正式和非正式志愿协会的水平，正式组织的密度和稳定性，以及非正式化社会控制的本质。成年人能够根据义务、期望和关系来互动，这样的社区在监督和控制孩子的活动和行为方面处于更良好的处境。在拥有高水平社会组织的邻里单元中，成年人被赋权(empower)以采取行动改善邻里单元生活的质量——例如，通过解散年轻人在街角的聚众和监督年轻人的休闲活动。

被高水平的失业所困扰的邻里单元，更有可能经历低水平的社会组织：两者是同生共存的。高失业率激起了其他削弱了社会组织的邻里单元问题，从犯罪、团伙暴力和毒品走私到家庭破裂和家庭生活组织中的问题。

例如，考虑一下毒品走私和暴力犯罪的问题。正如很多研究已经揭示的，在内城居民中合法就业机会的下降，对销售毒品有增加的刺激作用。一个邻里单元中的纯可卡因(crack)的分布，吸引个人加入暴力和无法无天中，在1985年和1992年间，在24岁以下男性中谋杀率有急剧的增长；对于18岁及以下的男性，谋杀率是其两倍。黑人男性特别的参与到这种暴力的高涨中。例如，14至17岁之间的白人男性的杀人率从1984年的每十万人8个到1981年的14个，而在那段时间内黑人男性的杀人率变为原来的三倍（从每十万人32个到112个）。在年轻男性中暴力犯罪的急剧增加，伴随着对纯可卡因的吸食上瘾的广泛的爆发。在被失业和薄弱的社会组织所困扰的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这种联系尤其强烈。

在纯可卡因的市场地点的暴力分子，对于一个邻里单元的社会组织有一种强有力的影响。被高水平的失业、不足的经济机会和高居民流动性所困扰的邻里单元，不能控制游走的毒品市场和与之相关的暴力犯罪。随着非正式控制减弱，规范行为的社会控制过程改变了。

由此，在毒品市场中的行为和规范更有可能影响邻里单元中其他人的行为，甚至是那些不参与毒品活动的人。毒品交易者造成了邻里单元中枪支的使用和扩散逐步升级，这又依次提高了其他人，特别是青年把拥有武器作为对于自我保护、解决纠纷和从同龄人及其它个体中赢得尊重是必需的和令人向外的这种观点的可能性。

此外，正如Alfred Blurnstein指出的，毒品产业积极的招募邻里单元中的十几岁的青少年，“部分是因为他们会比成年人以更少的报酬工作，部分是因为他们对于由成年人刑事处罚体系所施加的惩罚来说更不易被惩治，部分是因为他们倾向于大胆和坚定的承担那些更为成熟的成年人将会避开的风险。”内城黑人青年得到稳定或有吸引力的就业的前景有限，他们容易被引诱到毒品交易中，因此越来越发现他们自己卷入与之相伴的暴力行为中。

失业与暴力犯罪的更直接的关系，在科罗拉多大学的Delbert Elliot的一项近期的研究中被揭示出来，该研究是基于从1976年至1989年收集的覆盖11岁至30岁人群的国家纵向青年调查数据。正如Elliot指出的，由青少年向成年的转换，通常导致大多数犯罪的急剧下降，因为个体承担了新的成年角色和责任。“参与严重暴力犯罪行为（恶性攻击、强奸和抢劫）（对所有男性）从11和12岁到15和16岁都增加了，然后在随后的年龄中显著的下降了。”尽管黑人和白人显示了相似的年龄曲线，“20岁以上的黑人年龄曲线的消极的倾斜根本性的少于白人的。”

黑人和白人在男性参与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的比例的种差，尽管在11岁时几乎是平均的，但青少年期的剩余年龄中却增加到3∶2，在近30岁时达到了接近4∶1的种差。然而，当Elliot仅仅比较被雇用的黑人和白人时，他发现在21岁之前两个群体在暴力行为模式上没有显著的差异。被雇用的黑人男性，像白人男性一样，在他们的青少年期之后在严重暴力犯罪方面经历了一个陡峭的下降。相应的，在青少年期之后在暴力行为方面的种族鸿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失业；失业黑人男性的很大一部分不采取成年人的角色和责任，因此他们的严重暴力行为更可能延长至成年期。新贫困邻里单元以失业男性的高度集中为特征，由此，遭受到超过其他城市邻里单元的暴力犯罪行为率。

……在1980年，Woodlawn的27473个成年人中37%的人被雇用，Oakland的4935个成年人中仅有23%的人工作。当被问及在他们的邻里单元中失业作为一种问题的严重性时，Woodlawn73%的居民和Oakland76%的居民认定它是一个主要问题。对调查的反应也揭示了居民对一系列相关问题，诸如犯罪和滥用毒品的关注，这些问题都作为严重的社会组织问题的症候。确实，在每个邻里单元中犯罪被66%的居民认定为一个主要问题。滥用毒品被Oakland的86%的成年居民和Woodlawn的79%的成年居民引以为一个主要问题。

新贫困邻里的兴起，代表了历史学家Allan Spear所称的制度性隔都——其结构和活动与更大的社会相平行，正如Drake和Cayton对Bronzeville的描述中描绘的——向一种失业隔都，其以基本机会和资源的严重缺乏和不充分的社会控制为特征，这种由前者向后者的运动。

什么可以揭示在像Bronzeville这样的内城社区中，失业成年人的增长的比例和相应的社会组织问题的增加？一个简单的回答是种族隔离。然而，一个特定于种族的理由，对于揭示像Bronzeville这样的邻里单元中近期的变化是不充分的。毕竟，1950年Bronzeville就根据肤色而被隔离，正如今天一样，然而就业水平那时却高得多。

不过，种族隔离也有关系。如果非洲裔美国人口的大部分，在历史上没有被隔离在内城隔都中，我们现在就不会来讨论新城市贫困了。被隔离的隔都不是居住在那里的居民由自身的志愿的或积极的选择而产生的结果。正如Massay和Denton已经认真记录下的，被隔离的隔都，是系统的种族实践诸如由银行和保险公司划定红线的限制性盟约，房地产机构的恐慌和小量销售以及低收入地区中大众公共房屋计划的创造的产品。

被隔离的隔都相比于城市中的其他地区，对于就业和就业准备较少有助益。隔都中的隔离加剧了就业问题，因为它导致薄弱的非正式就业网络并加重了个人和家庭的社会孤立，从而减少了他们获取人力资本技术的机会，包括充足的教育性训练。它们便利一个社会中的流动性。既然在社会中没有其他群体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经历那种程度的隔离、孤立和贫困集中，当他们必须与社会中的其他群体，包括其他被轻视的群体，为了资源和特权而竞争的时候，他们远更可能处于弱势。

为了理解新城市贫困，必须解释隔离与社会中的其他变化的相互作用，以制造近期在内城隔都邻里单元中逐渐升级的失业率和社会组织问题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