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主席诞辰】毛泽东第一次当主席

毛泽东第一次当主席

——纪念伟大领袖毛主席诞辰113周年

[ 生的伟大活的憋屈 ] 于2006-12-23 21:21:51 

来源：强国论坛 /《环球视野》

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1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所创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诞生。这，便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然而，年轻的共产党人75年前留在赣南红土地上的创举，却无疑是18年后金色十月诞生的新中国的伟大预演。

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来到瑞金，寻访留在这座红色之都的红色往事。

“毛主席”这一称呼最先在瑞金叫响

从1930年11月至1931年秋，国民党军队接连对赣南中央根据地发起了三次“围剿”。尽管这些“围剿”全部被红军粉碎，但苏维埃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央苏区周围仍驻扎着几十万国民党正规军。为防空袭，苏区中央局驻地的古樟树下挖了防空洞，还在福建长汀城郊设了假会场……

谁来当新生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元首？

早在1931年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就在上海开会讨论过这一问题。大家认为：不论谁担任这一职务，都必须具备两项基本条件，一是有全国威望，二是在苏区工作。大家公认，只有亲自创建并领导了中央苏区的毛泽东才具备这两项基本条件。

11月20日，“一苏大会”结束。7天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的一片小树林里举行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和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为副主席。从那时起，“毛主席”这一称呼就叫响了。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

“北京南京比不上‘瑞京’，美国英国比不上兴国。”百岁高龄的陈发姑老人至今还刻当年的歌谣。今天，来到瑞金记者发现：当年以瑞金为首都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就是今天以北京为首都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有意思的是，瑞金在成为红色之都后也曾更名为“瑞京”。

瑞金郊外的叶坪就是当年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以及作为新华社前身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红军阅兵台——天安门，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毛泽东当时曾形象地说：尽管我们这个新生的国家还很幼稚，像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鸟，但是麻雀虽小，肝胆俱全，各个部委设置该有都有。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

小小的瑞金筹集了共产党人的第一代精英。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任命的内阁成员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外交人民委员——王稼祥；军事人民委员——朱德；劳动人民委员——项英；土地人民委员——张鼎丞；财政人民委员——邓子恢……

记者发现，6位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中，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14年后他们被一同选为党的“七大’”五大书记。18年后的10月l日，他们又一同登上天安门城楼；被任命的军委委员有朱德、彭德怀、贺龙、徐向前、叶剑英等，24年后，他们一起成了共和国的元帅。

世上最精干的中央政府

古树遮蔽下的谢氏宗祠至今仍是叶坪最显赫的建筑。走进祠堂，我们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这就是当年共和国各部的办公室。

毛泽东曾对各部的领导人说过这样的话：我们的办公室是小了点，其实，我们的中央政府，恐怕也是世界上最精干的。我们的办公室，主要应该在田间地头，在军队战场，在实际工作中，那才是我们真正的办公室。

中央政府总务厅专门发出通知，要求注意节约。比如点油灯，国家领导一级的工作人员办公规定点三根灯芯。部一级的只能点两根，一般的单位只能点一根，不能违规。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尤其注意节约，每当他看到油灯里有三根灯芯，总是要弄灭一根。这则故事在新中国成立后曾出现在小学课本里。

1933年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还发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明确规定：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职位贪污公款以图私利，款额在500元以上者，即处死刑；500元以下者，依款额多少分别处以5年以下的监禁和半年以下的强迫劳动，同时没收其本人全部或部分家产，并追回赃款。

记者从一些档案材料中发现，苏维埃共和国创建之初，便开始了监督国家机关官僚腐化、贪污浪费、消极怠工等现象的群众运动。年轻的人民政权也因此得到了人民的拥护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一个月，“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二十六路军1.7万人就在宁都起义，使中央苏区的武装力量猛增到6.7万人。

30万人共同保守一个天大的秘密

8万多红军主力在一个县城内外集结、休整了长达10天时间，之后安全顺利地跨过“长征第一渡”，国民党谍报部门却对此一无所知。72年前，30万于都人民共同保守着一个天大的秘密，被今天的党史研究者赞为奇迹。

1934年10月7日，中央红军主力各部陆续从战场上撤退，奉命到于都河流域北岸大集结，为突围转移做出征前最后的补充、休整。当时于都县的辖区面积比现在还小，人口有30万，是中央苏区建立最早、最巩固的“全红县”之一。为了确保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安全集结、顺利转移，全县的男女老幼全都动员起来了。家家户户送儿送郎当红军，为部队征集粮食、筹集军费和各类军需物资。

有党史研究者做过测算，十万人马的部队，一日三餐就要上千担稻谷。此外，每个红军战士的粮袋里最少还要带上3至5斤米。在那个艰苦岁月，一个小小于都县城的难度可想而知。即便是把上千担稻谷碾成米、烧成饭，其加工、搬运、燃料都是一项非常惊人的工作。没有于都人民全力以赴的支持，简直无法想象。

在全力以赴支援红军的同时，30万于都人民实行赤色戒严，严密封锁消息，并制造假象迷惑敌人。使国民党的探子成了一无所获的“聋子”、“瞎子”。

为了确保红军安全渡过于都河，于都百姓协助工兵，每天下午4点钟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红军通宵达旦夜渡于都河，第二天早上7点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不留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