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宝强：没有公正公义、何来自由经济？——重读亚当·斯密

没有公正公义 何来自由经济？

      ──告别Milton Friedman 重读Adam Smith 2006年12月18日

　　作者为岭南大学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经济学家佛利民逝世，本地传媒纪念他的文字中，除了把佛氏与自由经济连在一起外，也有不少提及阿当史密斯，或指史密斯是佛利民的「偶像」，或指佛利民是史密斯的信徒，更有论者断言当代的经济学家，没有人比佛利民更能继承史密斯的衣钵。而据《华尔街日报》(06年7月22日)在佛氏逝世前发表的访问，佛氏最想邀请共进晚宴的已故或在世经济学家当中，史密斯排名第一。

　　然而，佛氏究竟承继了史密斯的什么「衣钵」？除了「无形之手」和「自由放任」等口号之外，本地论者似乎并没有为我们提供太多的线索。

　　公义与公正 贯穿史密斯著作

　　专研史密斯思想的美国维珍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商学院教授Patricia H. Werhane指出【注1】，作为18世纪的思想家，阿当史密斯认为：

　　「社会只有在宪法、秩序和公正的制度框架内才可以运作，而这种框架则具有坚强的社会道德和宗教基础。」

　　Werhane进一步指出，公义／公正的论题贯穿史密斯的所有著作中。对Werhane来说，「平等对待」(equality of treatment)和公义／公正是构成史密斯理想中的自由经济的基本条件，因为「离开公正的框架，任何一种市场都不可能运作」，而「只有当竞争在地位相等的各方面(parties)之(间)进行，市场才最有效率，最为公平」。

　　Werhane认为，史密斯被广泛引用的「无形之手」(只在《国富论》中出现了一次) 之说，是在公平对待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前提之下才起作用，如果市场竞争不公平，或法律偏帮某些群体(例如「出现了不诚实的契约、不公平的银行操作、操控价格的阴谋」)，造成垄断，那么「无形之手」是无法起有效率和公平地分配经济资源的作用的。

　　非自由放任 有选择地干预

　　另一方面，正如英国剑桥大学历史与经济中心主任Emma Rothschild指出，尽管经常被有意或无意地误解为自由放任的鼓吹者，但史密斯真正针对的，并非是所有的政府干预，而是会造成特权和不公平的干预；而他所指的「政府」，也不仅仅是国家行政机关，还包括教会、地方议会、行会和企业对个体的管规。因此，史密斯除了反对国家限制货品入口，造就本土企业的垄断以外，还反对当时英国教区会和教会执事所定下的规条(例如限制穷人自由流动)、反对地方自治团体和行会(guild)对学徒的不合理管制，以及反对东印度公司的垄断行为等。此外，他又支持对富人的马车采取累进税，使「富人的懒散和虚荣，能以非常容易的方式转化为扶贫的贡献」【注2】。

　　史密斯反对的是各种垄断和伴随而来的权力滥用。对史密斯来说，垄断是对自然秩序的邪恶破坏，因此他极力鼓吹要让成千上万的小教派、小生产者、工人能够自由地从事各种宗教和经济活动，这也是他理想中的自由经济的真义。

　　史密斯赞成提高工资减少工时

　　换句话说，史密斯「质疑的是不公平的法律，并非管制本身」。对史密斯来说，普通工人是最受压迫的一群，受行会、地区议会和移民法压迫。因此，《国富论》第5篇表述得很清楚，「社会有责任为穷人提供能够据以『改善他们状』或进行竞争的手段」。

　　史密斯明确指出，他认可某些对工资的规管。《国富论》第5篇这样写道﹕

　　「当规管……对工人有利，就是公义和平等；但当规管有利于老板时，那就或许并非公义和平等了。」

　　此外，基于公平原则，史密斯赞成高工资。除了公正，高工资还有其它好处：

　　「充足的劳动报酬……丰富的生活资料，使劳动者体力增进，而生活改善和晚景优裕的愉快希望，使他们益加努力。所以，高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总是比低工资地方的劳动者活泼、勤勉和敏捷。」

　　「对充足的劳动报酬发出怨言，就是对最大公共繁荣的必然结果与原因发出悲叹。」【注3，上卷页74-75】

　　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史密斯不仅赞成高工资，还倡议低工时：

　　「如果雇主听从理性及人道主义的主宰，就不应常常鼓励劳动者勤勉，应当要他们适度地工作。我相信，在各个行业，一个能工作适度的人，能够继续不断工作，不仅长期保持健康，而且在一年中做出比其它人更多的工作。」【注3，上卷页76】

　　与当代的一些所谓自由经济学家相反，史密斯对高利润不满，远甚于高工资。在《国富论》第2版以后，他加了一段「现实中，高利润远比高工资更趋向提高工作的代价」，因为他认为高利润比高工资更容易阻碍竞争。史密斯批评当时的英国国会「并没有法例阻止(企业／行会)合谋降低工作的价格，但却有很多(法例)阻止(企业)合谋提升工资」，而「所有地方的老板有默契地以恒常和统一的合谋，把工资压至其真实比率之下」，并指出老板只懂投诉高工资的负面后果，而对高利润带来的各种恶果却不发一言【注2, p.93】。Werhane也指出，史密斯批评商人和制造业雇主经常勾结压低工人工资，而地主则尽量把租金抬高。

　　结语

　　不幸的是，强调公平和关注受压迫工人的福祉的阿当史密斯，死后却渐渐被后转化成只讲私利、不谈道德、鼓吹放任自流和不干预政策的教条主义者。他对于宗教的垄断及偏见以及企业与行会对工人的不公义压迫的批判，对政府干预以减少贫困的接纳，均受到当代号称自由经济信徒的有意歪曲或无意误读。

　　看见长期容忍(甚至托市支持)地产金融业的高利润和垄断践行(例如地产商的内部认购、分批推出、开售时间互不重迭的售楼策略和银行公会长期的利率协议)、推出制造特权的优才移民法、容许低收入阶层工资不断被压低、不断打压以至消灭成千上万小贩，以至长期封杀公平竞争法的香港，竟然被佛利民奉为自由经济模范，我们这个终其一生反对高利润和各种特权垄断、支持工人自由流动和提高工资、鼓励成千上万小生产者自由竞争、说出「各个人的自由……全赖有公平的司法行政」【注3，下卷页284】的阿当史密斯，是否还愿意接受邀请，出席「继承其衣钵」的「信徒」为他设下的晚宴？

　　参考数据：

　　1. Werhane, Patricia H., Adam Smith and His Legacy for Modern Capitalism

　　2. Rothschild, Emma, Economic Sentiments -- Adam Smith, Condorcet, and the Enlightenment

　　3. Smith, Adam (1976): 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Ed.R.H. Campbell and A.S. Skinner, Oxford: Clarendon Press(中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