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阶级生态·功能经济

中国社会的阶级生态·功能经济

（长篇连载《中国社会的阶级生态》之第二）

为了分析中国的社会形态，我们暂时撇开政治的浮华和偶然性，来考察中国经济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的经济是在公有化过程中开始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建立了农村的集体所有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建立了全民所有制，这就是中国公有制的两种形式。总设计师有一个著名的判断，认为中国的经济被耽误了二十年，这二十年后来被注解为是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可见，他对前三十年的经济是基本否定的，惟独没有否定的就是这个公有化，因为到了一九五八年，这一过程就基本完成了。


公有化的完成，是人民“当家做主”有了实质的内容：人民是一切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或一切生产资料为人民所共有，这与共产党的“共产”二字是同义的，这样的结果也是当初中国革命的目标，因此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用时下的话说，人民是老板，官员只是管家，一切官员都是受人民的委托来行使某种权利的，他们向人民负责而且只向人民负责，这一点决定了国家的最高原则只能是“为人民服务”，也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方向是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而不是追逐利润。中国的传统道德，资本主义的契约经济，都要求管家对老板的忠诚，在中国的历史上，虽然也有卢员外的管家李固式的人物，占妻夺产害主，但不是主流。


习惯于市场经济思维方式的人很难理解，公有制的建立决不是简单的所有权的转移，它不仅影响到了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更是要求国家建立与之相一致的政治经济秩序，建设与之相一致的国家机器和文化道德系统，从而使每一个社会单元都具有与之相一致的社会功能，这些要求的每一项都包含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且没有现成的成功先例提供借鉴。除了后来失败的苏联模式，在当时，共产党人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就只有一些“按劳分配”“计划经济”等理论教条，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对社会主义做过许多预言和推论，这些预言和推论富含闪光的思想和真识灼见，但毕竟他们没有身临其境，更不知道中国的状况，历史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有创造性的建树。


新中国在继承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同时，也继承了一百多年的贫穷和被奴役的创伤，生产力的落后加上列强的反复洗劫，中国已经到了赤贫的地步，一穷二白，就是当时的写照。理论的缺乏和经济的贫穷，构成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背景，也与人民因翻身做主而爆发的热情形成了鲜明对照，这预言了后来创业的艰辛和道路的曲折。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它的成熟，许多器官及其功能，必须要在以后的岁月里不断发育完善，才能具有生存的能力，那时的共产党人面对困难并没有任何的抱怨，而是怀着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义无返顾地带领人民踏上了征程。


一个新的生命是从卵子着床那一刻开始的，它要经过在母体内或母体外的复杂的分化和发育过程才能成熟，这个过程，就是把没有的器官发育出来，把已有的器官功能完善，因此，它不仅是一个量的过程，主要是一个质的过程。新中国这个新的社会生命，其实也在发生着这个过程，对于现成的社会单元或器官进行功能性改造，根据社会的需要，创造出新的功能器官，公有化过程其实就是这种功能改造过程。同样是一个工厂，比如说一个糖厂，原先可能只是资本家赚取利润的工具，现在必须改造成为了满足人们吃糖的需求而设立的功能机关，不仅是工商业，所有的社会单元，无一例外，全部得到了这种改造，法院成了人民法院，银行成了人民银行，就是和尚庙，也是一种满足人们宗教信仰而经过改造的，能让信徒参加宗教活动且自食其力的场所，全社会的所有单元，只有社会分工或行业的不同，没有目的的不同，它们都是社会智能。仿佛和改革开放中社会智能的企业化相反，那个过程，是企业的社会智能化。


各社会单元在功能上的这种同一性，导致了它们在结构上的同一性，于是，我们的企业和行政机关，有了相同的等级管理，什么县团级的经理，地师级的董事长，甚至处级的和尚科级的道士，成了一种普遍的现象，反过来，这种现象也旁证了当时社会单元在结构上的同一性，而结构上的同一性，根源在功能上的一致性，这才是社会主义改造的实质。细心的读者一定留心到这样一种有趣现象，在改革开放前后都大量存在一个单位两块牌子的现象，但它们本质上是不同的，改革前，名称叫公司实际是政府的智能部门，如轻纺公司就是轻纺局，改革后则相反，名称上叫局实际上是公司，如盐化局实际是一个盐化公司。


与这种对社会单元的功能化改造相一致，根据需求把以前不存在的功能单元创造出来，在四川的某个山坡上，建立起现代化的钢城，在戈壁滩的某块荒地里，架起卫星的发射架，一个个大型工矿企业被镶嵌在深山和荒原，一条条铁路公路穿越在腹地和边区，这些手段，后来被经济学家称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一直沿用至今，象三峡水库这样的世纪工程，中国的一系列重点工程，它们支撑着中国的现代化，如果仅靠市场经济的手段，要达到这样的建设规模，仅在资本的积累上，就需要向后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很难说从什么时候起，社会主义的经济被称之为“计划经济”，也很难说这个名称是资本主义学者或政客起的，甚或起名的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自己。用计划经济称谓社会主义经济理由，大概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这个经济原则有关联，如果真和这个原则有关联，那就实在不应该，“按比例”是量化的东西，而功能的改造和建立主要是一个质的过程。“计划经济”根本无法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实质，何况“计划”并不是社会主义独有的，从人类学会使用和制造工具起，就有了计划，从人类建立第一个国家起，经济就包含了计划的成分，因此，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能和市场经济相对应，能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从建国初期的公有化过程中，从改革前三十年的建设成就中，从公有制经济的方法和手段中，我们得到启迪，社会主义经济的准确表述，应该是“功能经济”。


我们在分析中国的社会形态前，对功能经济进行分析，主要是为了揭示我们在抛弃这个经济形式时，社会形态必然出现的剧烈变化，这也是六十年中国经济的逻辑。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功能经济的本质即它的内在矛盾。


作者：费尔多思
原发：费尔多思论坛--中国最大的思想集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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