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殖民经济丧钟已经敲响

殖民经济丧钟已经敲响　　

2010.6.11

富士康N＋1跳之后，中国血汗工厂的问题再次进入公众的视野。5月份以来，广东、北京、上海、重庆、山东、山西、甘肃、河南、湖北、陕西等地，相继爆发大规模罢工潮，工人们要求提高待遇。除了轰动全国的富士康事件以外，本田在广东佛山的零部件工厂持续罢工，　6月11日　发生了马鞍山群众自发围堵肇事局长的行动。这些问题不断凸现正在起到消灭人民对党和政府信心的作用，事件最终以压制的形式结束了，但是更深的矛盾和怨愤却聚集起来，容易发酵成一个大的燃烧炉。那些支撑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源型产业——煤矿以及各种矿井中工作的工人以及多次被揭露曝光的“黑窑奴工”却仍然被忽视，从山西黑奴工事件以来，工人的权益只是在局部斗争的地区才相对改善，而那些没有反抗的地区仍然维持着低工资：这似乎在告诫工人：只有斗争，才能维护自己的权益。　　

一、斗争表明：中间调和路线必然失败　　

斗争正在白热化，汉奸集团卖国行为和亵渎人民的行为，已经昭然若揭了。但是国家似乎仍然处于超然的态度，似乎在观看两个蟋蟀在争斗。国家越是表现出与利害关系无关的态度，就越表明它坐收渔利的真实用心。阶级斗争已经达到了严厉的程度，各个阶级已经展开了经济、思想、政治上的决战，各种利益关系和斗争关系杂错交糅。　　

1、国家的中立是纵容资本的标志　　

包括国家对劳资冲突进程中态度，国家的观望和中间立场成了纵容和绥靖的标志，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成了资本的打手和家丁。阶级之间的冲突纷纷在向国家表明立场时，国家的不作为反而给予了金钱和强大的买办势力和外资势力以其力量控制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良机。帝国主义和买办需要的就是这种不作为。这种不作为和任由人民被奴役实际上是同一含义。　　

国家除了阶级镇压以外还有调节社会生活的功能，但是如果国家在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将阶级镇压的内容擅自更改为调节社会生活，那么无论其本身的主观意志如何，都会在客观上成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助手。而刻意夸大国家的社会功能，是目前西方政治学界和中国国内的鹦鹉取得的在国家问题上修正主义化的唯一“进步”。　　

2、党纳入对立冲突的两大阶级使党倾向于资本　　

党纳入自身互相冲突的两大阶级本身就是调和的象征，但是最终会转化为大资产阶级政党，这是符合历史必然性的。即使不纳入冲突的对立阶级，本身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这一点毛泽东是早有认知的。党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它时刻受到社会变动的影响。　　

孔寒冰、项佐涛认为吉拉斯早于毛泽东发现苏联模式存在“权力异化”问题（原题：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种“异端”现象，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杂志2006年第4期）。　　

这个说法明显是违背常识。第一个发现权力异化的，应该是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1917年革命胜利后不久就发现苏联官僚化的严重问题，这个问题被列宁所承认，但是列宁认为通过工人农民的监督也可以克服的。而托洛茨基开始是指望通过无产阶级的上层革命来达到，后来则认为苏联官僚彻底背叛了革命。　　

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修正主义进行斗争时，已经谈到了工人贵族的官僚化的问题。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也谈到了一些革命党人是如何使权力异化的。　　

再看意大利共产党的葛兰西，他在《狱中札记》中鲜明地提出了斯大林模式的权力异化问题。对毛主席来说，重要的不是谁发现权力的异化，而是如何做的问题。正是发现了苏联模式的权力异化问题,毛主席才果断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力图解决那些深层次的权力不断异化问题，从而彻底建立起多数人对少数人的监督乃至统治。　　

毛主席、列宁、托洛茨基、吉拉斯结局工人官僚权力异化问题的不同方法：　　

毛主席是通过文化大革命，解决人的思想领域的问题，并在权力格局上创造有利于工人、农民的制约方案。这是革命性、彻底性的方法。　　

列宁是想通过工农检查院，但是实质上后来这一机构在转变为国家检察机关的过程中，被重新异化了。说明单纯的一个机构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托洛茨基拒绝承认苏联官僚化的不可逆转,仍寄希望于在苏联无产阶级推动下的上层政治改良,并且要求各国左翼反对派留在共产党内为革命路线而斗争。1933年后认为只有一场自下而上的政治革命能够挽救堕落了的苏联工人国家（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因为始终要保卫苏联的公有财产制度）。　　

至于吉拉斯，则纯粹是资产阶级民主的呼吁者，从思想的建树上来说，他没有任何实践上的进步性。　　

在党的问题上试图学习赫鲁晓夫建立“全民党”是个人实权党员想借助资本实现个人经济利益的标志，而这种利益关系只能使党员走向理想和信念的破灭，纳入对立冲突的两大阶级使党倾向于资本权益，倾向于资产阶级政党，甚至连修正主义政党也做不成。　　

二、斗争表明：被资本控制的经济路线必然失败　　

1、被资本控制的国内经济路线必然走向压迫和剥削　　

目前买办经济体制可以说是拉历史倒车的一种经济奴隶制度，这种制度本身是一种驱使工人、农民等低端产业链劳动者不停劳动，然后把这些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忽略不计。以理论上的管理创造价值，资本家剥削合理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为铺垫，以按资分配为主要的分配形式，以绝对垄断的生存资源高价位购买性剥削、通货膨胀和低工资配对的掠夺、股票基金彩票等投机为主要资本游戏的金融掠夺为主要的手段，从而在事实上掠夺了绝大多数群众的劳动成果，攫取了他们的剩余价值，还将他们的生活压低在仅能维持温饱的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买办集团还号称开创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这个时代确实是资产阶级权利和奴工制繁荣的时代。如果不是两极分化教育了工农群众，他们还自以为是这场奴隶制大倒退的受益者呢。　　

2、被资本控制的国外经济路线必然走向掠夺第三世界国家、和帝国主义搞妥协的政策　　

今天我们不谈论这种可怕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特种变异形式，这种政治集权、经济高度为买办集团垄断的体制。这种体制的对外形象是掠夺者的角色。这种角色是非常可悲的，将葬送中国民族在世界上由毛泽东开创以来的政治信誉。　　

非洲等不发达国家拥有令殖民者垂涎三尺的资源，同时中国由于毛泽东时代开创的无偿援助和崇高的政治信誉，反而被中国资本所利用，成了更多更好地剥削其他不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文化武器。但是这恰恰不是中国人民所愿意的，而是帝国主义企业的必然要求。　　

也许这样的说法近似于奇谈怪论。但这是事实。在2000年左右世界刚谈起信息经济的时候，笔者还是一名刚进入大学不久的学生。从直观的角度，信息经济的鼓惑让我们感到一种新思维的过瘾和快感。但是在当时笔者已经从直接经验和只具有最白痴经济知识者的角度感觉到了这种理论的不切中国实际性。对于中国而言，中国连基本的制造业都没有发展，如何谈得上在这个基础上的虚拟经济？因此在制造业不发达，农业在全国还居于最主要地位的时期谈论虚拟经济或信息经济，无疑是水中之木和悬浮状态的空想经济乌托邦。这种国际资本垄断寡头所编造的乌托邦，转移了中国经济努力的方向，将经济转向通过投机，如股票、彩票、基金、物价控制、包装经济等方式，从大众手中转移财富，从而支撑了财富的两极分化。在学术和宣传上，鼓吹通过知识创造财富，通过掩盖了他们通过财富转移和掠夺工农手中的剩余价值实质。　　

现在看来，这种笔者所说的“悬浮状态”正是郎咸平所深刻揭示的中国二元经济模式。正如他所说，国际产业链通过高端的垄断将中国国内的高污染、高消耗、低劳动成本的产业作为进一步“信息经济”的资源。将在中国几分钱成本的低端产品，用他们的“信息技术”和“知识就是财富”一加工，就成了返回卖给中国的几十几百元的高档货。而这些技术，几乎没有一个象xxx设想的那样“转让”给中国的，事实证明，脱离独立自主，搞“分工和技术转让”，不过是甘当低级产业链“打工崽”和维持奴才般地位思想的经济乌托邦。　　

问题并不仅在此。这种低级产业给中国似乎带来了虚假的繁荣，但是却带了劳动者的寿命剧减、劳动工伤事故几何数增长、劳动者生命得不到任何保护、劳动者的经济权益被任意践踏和侵犯的恶果。即使是这种表面的繁荣，也是以消灭子孙后代赖以生存资源、生存环境为根本代价的。　　

三、“自愿殖民”的经济丧钟已经敲响　　

三十年以来，制造业并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发展，那些关键性的技术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中国只是一种打工崽性质的“世界工厂”。通过这种自我麻醉，政权获得了貌似更大合法性的理由。可惜的是，这种奴隶般的世界工厂模式要求必须满足在华跨国集团对石油、矿产、天然气、粮食的需求。　　

于是，中国的国有垄断企业开始在不发达国家开采石油、矿藏，开办银行。这些资源被具有庞大能力的国有垄断运输业运回中国，以国有垄断通讯业和运输业作为交换、销售、流通的助手，制造成低端的产品，以近乎无偿的价格销售给西方跨国企业或在华企业，这些帝国主义企业又通过“知识和技术”，加工送回中国，利用中国人对洋货的崇拜（不可否认，外国的产品确实在技术和服务上占有优势），再高价卖给中国消费者。　　

资本没有祖国，但是利润的归属是有祖国的。正是在这种生产分产业链、分配按照帝国主义资本有利、交换各种买办中间商垄断、以超过本身价值多倍的消费品形式回到劳动者自身，从而完成了一次资本利润剥削的过程。　　

中国的国有企业，完全成了帝国主义产业链中剥夺中国人民劳动血汗的辅助工具。他们在中国发达地区开办银行，但是在那些单纯有储蓄需求的地区却消失了银行的踪迹。他们在资源地区和资本地区一条又一条地靠占据农田，修建高速公路，但是在那些缺乏资本、劳动力、资源流动的地区却见不到公路。他们在不发达国家开采石油和矿藏，但是这些石油却主要被提供给帝国主义企业和中国国内的低级产业。他们对帝国主义抛媚眼，但是对本国的普通消费者却恶狠狠地使用霸王条款。不一而足。　　

有人说，这些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恰恰相反，看他们服务对象的比例与方向，已早纳入帝国主义的产业链重要一环了。这不过是一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角色，从更高意义上说，这些企业服务于帝国主义，却又被帝国主义打击、指责为“新殖民者”，正是他们自身可悲地位的说明。　　

在这个经济过程中，中国的消费者充当了经济不合作运动的角色。消费者将货币在银行存储起来，是经济上没有保障、社会保障体系失败的表现。但是在更深层次上，是类似于甘地式的非暴力不合作经济运动。　　

只有资本通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连贯的过程才能够完成利润的创造，完成剩余价值的剥削。但是中国的消费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不肯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在中国以农村居民为主体的消费者日常的生活中，以低级、劣质甚至假冒伪劣产品为主要的消费领域。因此，中国多数居民是“盗版”的实际行动支持者，正是劳动者的消费能力由于工资被资本压得极低而不能不采取的可行方式。但是这种经济不合作运动受到了买办集团的叛卖，他们公然采取投机经济的形式加以掠夺。一切公共产品都采用了消费的形式，为了压榨出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他们无耻地采取了将基本生存资料，如粮油果菜、住宅、医疗等以市场浮动形式而作为消费来源的工资固定定位的方式。基本生存资料是劳动者不能不消费的，而居住权又是劳动者基本的保证，医疗又是维持生命的保障。正是在基本生存资料方面的掠夺政策，暴露了政权的官僚买办性质。同时，在以教育为代表的发展权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软胁迫政策。在初等的义务免费教育政策，只是满足了资本关于劳动者最低知识的要求，从而给予劳动者最低教育培训而已。　　

郎咸平关于二元经济的解决方案，不过是保障中下资本的发展。但是对于掠夺性的官僚买办资本主义模式却没有任何的触动。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只有认清了买办集团的真实面目，才能够真正地采取革命的措施。　　

低端工业的不发达和高端产业在帝国主义手中，说明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作为基本生产力标准的工业没有取得长足的进展。而那些掠夺性的、畸形的魔鬼般经济，却取得了胜利。这种模式注定无法生存下去，其破坏力和对生产力实质性的损害，将在未来十年内得到魔鬼从潘多拉盒子中蹦跳出来肆虐，整个中国都将痛楚于这种延续了三十年的“伟大”改革，工人、农民曾经沾沾自喜地满足于“承包”等变相的私有化，当小利益最终被大利益吃尽，玩弄后抛弃以后，中国人民“受二茬罪”就成为历史进程中的必然了。我的眼睛被迷雾蒙蔽，我还不知道这种罪孽何时能够结束，但是我知道而那些无耻的政客和无做作为的庸才将永久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