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扒皮”被冤枉了吗？

“周扒皮”被冤枉了吗？

钟关平　

    北京晚报上的一些时评文章，笔者是比较喜欢的，例如“北京论语”专栏里常见到的苏文洋同志的文章，写得有思想，有品位，有深度，是非常好的。然而，最近我在这家晚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却令人大跌眼镜，不敢苟同。这就是2009年8月18日《五色土副刊 》上刊登的《想起高玉宝……》(作者：廖祝南)。文字虽然不多，但思想倾向却非常鲜明，似乎高玉宝笔下的“周扒皮”被冤枉了，是个冤假错案，要给他“平反”、“正名”。这的确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大是大非问题。

                                      一

   《想起高玉宝……》（以下简称“廖文”）认为《半夜鸡叫》的人物是假的。
    廖文说：“主角‘周扒皮’是否假得离了谱？有人大胆‘断定’：这个人物是虛构的，捏造的，不道德的。”于是，作者列出了几条“根据”。
    其一，“质疑：公鸡打鸣，一般在曙色初露、天蒙蒙亮之际，催促农人早起洒扫庭除，下地劳作。怎么可能半夜啼叫？这个常识性问题，难道当长工的村民都不知晓？他们长年累月半夜出工，即使铁打的汉子，也受不了呀！地主不怕长工磨洋工吗？这对他增加收成有什么好处？”。公鸡半夜能不能“啼叫”？“啼叫”了是不是违反了“常识”？持这种观点的还不只廖文，笔者在网上搜索一下，很快就搜到十几篇，其中有一位号称“周扒皮”的曾外孙的文章《半夜鸡不叫》，据说这是他进行长达5年多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有一家国家级的出版社还给他出了书。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媒体上也并不是一声雷，一面倒，全都赞同《半夜鸡不叫》的说法，大有不跟“风”跑的“反潮流”者，例如署名“逢君恶”的作者在《半夜公鸡叫，声音很美妙》一文中就很有见地，也很有说服力。他写道：“要证明‘半夜鸡叫’，早就有现成的典故，记得‘鸡鸣狗盗’的故事吧？当年孟尝君逃离秦国时，到函谷关正是半夜，按当时秦国法规，函谷关每天鸡叫才开门，幸亏他有一个门客会学鸡叫，叫了两声，城关外的雄鸡都跟着叫了起来，守关的士兵不知底细，放他们出去了——我们不禁要问一问质疑《半夜鸡叫》的周扒皮的曾外孙们：你们凭什么否定鸡的天赋，两千年前的鸡已会跟着人叫，两千年后的倒不会了？难不成退化了？”笔者觉得，逢文的批驳是很有道理的，无需再做更多的考证，因为中国有一多半人口在农村，许多城里人也大多出身农村，他们知道，公鸡在被骚扰的特殊情况下，不规律的打鸣并不稀奇，而是常有的事。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发生在春秋战国时代孟尝君身上的“鸡鸣狗盗”的故事，至今没有人提出“质疑”，也没有人提出“是不道德的”，去给那个故事“平反”，而发生在现代的《半夜鸡叫》的故事，有人却要“质疑”，要“平反”，岂非咄咄怪事？！
    至于“长年累月半夜出工”怕长工们“受不了”，怕长工们“磨洋工”对地主“增加收成”没有好处的忧虑，是大可不必操心的，君不见，降低工资、延长工时，占有更多的剩余价值，是历朝历代剥削阶级惯用的剥削手段，何况周扒皮呼？如果说真有什么“不道德的”话，应该说，剥削别人的人才是最“不道德的”。 
    其二，作者说，他“从《杂文报》上，看到高玉宝的校友丁弘介绍《半夜鸡叫》的‘出笼’过程和‘周扒皮’原型周春富的真实面貌”的文章。丁弘说：“酝酿《半夜鸡叫》时，识字不多、但有良知的高玉宝，与辅导老师（作家）荒草，是有争论的。高玉宝不同意歪曲事实，把不是‘周扒皮’的事‘移植’到周身上。高玉宝当时的心情，是不解和不安。‘这样写，我怎么做人呀！’可荒草辅导高玉宝，是组织委派的任务，不能不执行。荒草也有自己的看法，认为文艺创作进行‘塑造’是许可的，必要的。高玉宝在他的反复教育开导下，‘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地‘服从’了。”
    这个“介绍”是想告诉人们，《半夜鸡叫》不是高玉宝的本意，而是老作家荒草帮助和“组织”上的安排造的“假”，显然，这是有意把矛头指向党的文艺政策，指向党的领导。事实果真是这样的吗？我们不妨听听当事人高玉宝自己是怎么说的。
    笔者搜索了高玉宝的许多讲话和资料，没有一处谈到丁弘所谈的“我怎么做人”的情节。而高玉宝的多次谈话都是这样说的：“在总政文化部首长和解放军文艺社领导、编辑的关怀、帮助下，在老作家荒草同志的具体指导下，我每天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反复修改书稿。《解放军文艺》把我改出的书稿全部连载了”。
    笔者还搜到一位叫顾玉如的作者所写的文章：《我所知道的高玉宝和“半夜鸡叫”》（独角兽资讯发表于2008-3-14 21:34:00）该文写道：记得文革后期，我所在的新闻单位经常请一些所谓的“工农兵”代表给记者们讲传统，其中就请过高玉宝来给我们做了一场报告。讲他如何写《高玉宝》的经历。当时就有人提条子现场问了几个问题，请高玉宝解答。我记得几个问题是这样的：一是书中写的周扒皮是否确有其人?二是如果真有其人，周扒皮是否真的那么坏？当时高玉宝的答覆是：《高玉宝》出版的时候，写明了是小说，而小说是允许虚构的。作品中的周扒皮是按他家乡的一位周姓地主来刻画的。有他家乡那个地主的原型，但很多事是经过加工，创作出来的。至于哪一些是创作出来的，他没有讲。另外，他也很坦白地讲：“其实我的荣誉都是党和部队给我的。《高玉宝》这篇小说，讲起来是集体创作的结果，因为需要，只署了我个人的名子，在这一点上，我要非常感谢作家荒草同志。” 这篇文章也没有讲丁弘所说的：“高玉宝不同意歪曲事实”，“‘唉声叹气’、无可奈何地‘服从’了”的这个情节。
    笔者还看到一篇《也说周扒皮》（作者：莫树吉）的文章，写的比较客观。该文说：“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有不少贬低高玉宝和颂扬周扒皮的文章。对待前者，有些人凭空捏造材料，言论几近诋毁的程度。而对待后者，有表示要为其平反的，也为要为其正名的，甚至还有人大声疾呼要向其学习、继承其精神。高老（指高玉宝-笔者）的回答简单而中肯。在讲到他与书中主人公的关系时，他复述了我们许多读者早已知道的这16个字：‘似我非我，他中有我；所见所闻，集中概括。’”
    以上所列，似乎可以说明，廖文所认为的《半夜鸡叫》的人物都是“虛构的，捏造的，不道德的”，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和动机，都是站不住脚的。
 
                                      二

    廖文作者进一步引证丁弘的文章，认为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不是恶霸地主，而是个朴素、宽厚的农民。廖文说：“从丁弘文中，我还了解到，在周扒皮的原型地主周春富的家乡，不少农民为他被披上‘狼皮’澄清、叫屈。在实际生活中，周春富是一个朴素的农民。‘勤劳致富，买了些地之后，仍然省吃俭用，一根腰带也舍不得买。’‘从早到晚不闲着，且待人宽厚。’高玉宝未曾料到，一个被艺术化了的周春富，竟然在土改中，被活活摧残致死；他的儿孙辈，在‘文革’中亦受株连。一位乡亲见到高玉宝，问他：有半夜鸡叫这样的事吗？他只好支吾道：‘这儿没有，不等于全国没有。’这是大环境下无可奈何的自嘲！”
    真实的周扒皮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果真如廖文说的那样吗？笔者从网上搜到凤凰网2008年8月7日一篇文章：《真实的周扒皮是个厚道人，土改时被打死》。这篇文章的主题思想虽然是给周扒皮翻案的，但也谈到一些真实情况，对于我们认识周扒皮的原型周春富，有所帮助。
    该文说：周春富所在的黄店屯村位于辽东半岛中西部的复县（今瓦房店市）。东北光复不久，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1945年10月，黄店屯村也随之“解放了”。可没想到，一年之后，国民党军队又打进来。到了1947年，黄店屯村发生了三件大事：第一是这年6月，共产党打回来，村子“二次解放”了；第二是工作队进村，发动大伙搞土改，“平分了土地”；第三则是，村里的大户——老周家的户主周春富被当作“阶级敌人”的典型，打死了。
    该文谈到周春富的家业情况：土改那一年，周春富的家业包括约240亩的土地，还有“四大坊”——油坊、磨房、染坊、粉坊以及一个杂货铺。土改被划为地主成分。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土地改革会议，之后发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东北局发出《东北解放区实行中国土地法大纲补充办法》，辽宁各地党政领导决定，“贯彻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打击地主，消灭地主阶级的阶级路线”，“彻底解决平分土地问题”。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这一年12月，中共复县县委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工作队进村了。1947年12月的某天，黄店屯的男女老少都被通知去村小学。“周春富被拎过来，贫下中农代表们控诉完毕之后，上去围攻，打啊踢啊。”“周春富就被活活打死了。”
    我们再听听给周春富家放过猪的高玉宝同志是怎样评价周春富的。署名莫树吉的作者在《也说周扒皮》一文里，谈到他和高玉宝有过这样一段对话：“我问：周扒皮是否实有其人？高老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说：‘周扒皮是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他的确是在被批斗时，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的。他干的坏事、丑事比我在书中写的要多得多。我是给他留足了面子的。’”
    在如何辩证地看待和认识《高玉宝》这部自传体小说的真实性与艺术性的关系，以及高玉宝为什么能够写出这部作品的问题上，我国著名军旅作家陆柱国同志曾在《高玉宝续集》序言中这样说过：“我认为50年前的《高玉宝》，自传成分要多于小说；而现在的《高玉宝续集》，小说的成分要多于自传，或者说本书的艺术含量超越了50年前的《高玉宝》。”该文说：“周扒皮的真实名字叫周春富，在小说中是个恶霸地主。这里，要给他‘树碑立传’，实在是事出有因。那个时候就是这个样子。日本鬼子的掠夺，地主老财的剥削，弄得穷人没法活下去。周扒皮和日本鬼子对穷人干的种种坏事，很早就在玉宝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不管过了多少年，也不管社会怎么变化，一提到地主，一说起周扒皮，高玉宝就记忆犹新。可见，他决不是那种好了伤疤忘了痛的人！现在，玉宝家乡的许多老人都还记得，日本投降后，八路军接收了伪满政权，成立了复县民主政府，和平村随之解放。但是，刚过上一年舒心日子的穷苦群众，一下子又落到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的手里。而且，周长安还摇身一变成了还乡团的营长。周扒皮跟还乡团勾结在一起，更加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对待乡村干部和广大的贫困群众。”
     2008年9月13日，沈阳网讯（记者刘爽）在一篇《高玉宝13日做客沈阳网》的消息中说，9月13日高玉宝告诉记者：“当初写书，作报告，只是为了教育自己和后人，不忘旧社会的苦难，不忘国内外反动派对中国人民的残害。根本没想到会在国内外引起这样大的反响，会引起这么多人的共鸣，这使我深受鼓舞。我能战胜不识字等种种困难写出这部书，全是党给我的精神力量。今天，时代在前进，人们的观念也在悄悄地发生变化。有人在议论我讲的那‘老一套’是不是过时了，我觉得，……代沟在我和年轻人的交流中的确存在，但我用自己的‘革命家史’一直在呼吁要加强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要孩子们能不忘过去。”
    周春富到底是个“善良”、“厚道”、“朴素”的农民，还是一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笔者相信高玉宝所说是真实的，而丁弘和周春富的嫡外孙们的说法是带有偏见的，因而是不可靠的。既然周春富是一个有血案的恶霸地主，土改中被愤怒的群众打死，那就不能称为“摧残致死”，而是罪有应得。此外，周春富被群众打死，也绝非廖文所说，是因为高玉宝把周春富“艺术化”后的结果，而是在高玉宝把周春富“艺术化”之前他就被群众打死。
    以上两种不同思想、不同观点、不同立场的交锋，应该说这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斗争。由于阶级的存在，这种斗争是必然要发生的，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历史总是沿着自己的客观规律发展进步的，它不会被任何人的主观意志而随意改变。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这是历史老人对人们的忠告。

                                       三

    廖文在800多字的短文里，竟然引用丁弘的文章达600多字，包括主要情节和观点。
    丁弘以他和高玉宝在同一所大学里读书的经历，使人们很容易相信他的说辞。但丁弘自己说，他与高玉宝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时，不在一个班级，一个是本科班，一个是预科班，并且他们大学一别的50多年来，从未有过联系。由此可见，丁弘与高玉宝之间的关系并不密切，仅仅是一般同学关系。那么，丁弘听到的高玉宝那些非密切朋友则不可能说的“知心话”，他怎么可能听到呢？所以，我们不能不怀疑，丁弘所讲述的那些活灵活现的“证据”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
    常言道，文为心声，文如其人。丁弘为什么那么卖力的为周扒皮翻案？他的骨子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可以从他发表过的文章中略知一二。
    丁弘在《苏联红旗因何落地？》一文中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从斯大林统治开始，几十年的暴政，以及长期的严重腐败，像火山喷发积压的溶岩，圧在戈尔巴乔夫他们身上，已无力扶大厦的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了。但总的情况是，俄国在经历了‘休克疗法’暂时的阵痛之后，经济情况迅速改善了，社会安定，更加民主，社会保障有完整的体系。” （2007-06-14《新世纪》）这就是说，他认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把苏联引到亡党亡国的地步是正确的。
    丁弘在《文章千古事》的文章里说：“卢玉同志（谢韬夫人）寄来《大论战——民主社会主义与中国出路》一书，香港出版。编者汇集了谢韬文章引发的一场论战的双方文稿。编者称‘这是一场大戏！’意义超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涉及的问题之大，自发性之强，敏感度之高，堪称中共开国以来前所未有。非常荣幸，这个小册子上的拙文《京华拾零》忝居其中。”（《动向》杂志2009年8月号）这就是说，他和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的谢韬们是一伙的。
    丁弘在《晨读 随笔》一文里，吹捧“普世价值”，攻击共产党是“全面垄断”，是“一党专政”。他说：“社科院院长陈奎元批判普世价值的文章是针对xxx的”，“《人民日报》居然也刊出”，“我情不自禁地写了个小文章回应。题目是《否定普世价值意欲何为？》”他引用一位叫邓伟志的话说：“中国争论这个问题，国际影响太坏。”“批判普世价值的人所反对的不是普世价值理念。他们所反对的是根据这个理念设计和建立的制度，他们反对用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观，来取代一党专政、全面垄断的现实制度。”这就是说，他是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吹鼓手。
    他在文章中，攻击我国的《宪法》是“党主立宪”。他说：“1954年我们有了自己的《宪法》，叫‘五四立宪’。但并没有‘立’起来。……工作中遵循的是‘党的政策’。”“百年前康梁他们争取的是‘君主立宪’，百年后，争取的是‘党主立宪’。……陈平是司法局的负责同志，他和美国宪法、俄罗斯宪法等文件具体比较，……认为《宪法》不宜规定一个国家的指导思想和社会制度。……他描绘一个漫画很有趣：在路口上，克林顿奔‘资本主义方向’。叶利钦张望一下，也走了这条路。邓xx把‘社会主义’的路标拔出来插到另一边，也跟上去了。本来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补资本主义这一课是必要的’。认为《宪法》规定社会主义就丧失了话语权。”这就是说，他主张中国跟着美国走，实行资本主义宪法和制度。
    他恶毒攻击、污蔑列宁、斯大林和毛主席，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读到了在美国Princeton这个地方出版的刊物《当代中国研究》，其中几篇是应克复先生写的文章。我认为“克复文章甲天下”。因为应克复的文章中说：“锁定经济建设这‘一个中心’，没能把中国引入现代化的主航道。他认为……毛泽东极权统治的基本教训。都是同样说明中国的落后不仅是经济的贫困呀！更重要是专制主义统治的循环往复。‘特别是引进了列宁、斯大林主义之后，毛式的现代专制集权统治，对社会的破坏力和对人性的杀伤力，是中国历史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难以企及的。长期生活在严酷的极权统治下，中国人最渴望的是什么呢？’解决贫困问题是重要的，政治改革同样重要。”这就是说，他是一个反共，反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顽固分子。
    他竭力吹捧、推举修正主义的鼻祖伯恩斯坦。他说：“修正主义本是褒意词，思想有错或是过时，进行修正不是很好吗？可是列宁的这条路线，却把它作为贬意词，认为修正主义是敌对思想。毛泽东把‘斗私批修’作为战略任务。国际共运中，列宁认为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伯恩斯坦。不是一般的批评他，而是认为十恶不赦，语言的情绪是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王若水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剥离了马列，这是捍卫了马克思。谢韬谈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分清了第三国际、第二国际的界限和其中的是非功过。在这种情况下，应该说清伯恩斯坦了。因为近百年间，我们在他身上泼了大多的污泥浊水。”“是否可以说伯恩斯坦这个所谓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真的传承了马恩的衣钵呢！”“历史证明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是正确的。而列宁把马恩早年不妥之处，提供给东方，与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成为革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以上摘自2009-06-25 23:42 网易博客 ）
    原来丁弘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主张资本主义、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追随修正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倡导西方民主宪政的骨干人物。这样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人，怎么可能去正确评价与反映一部反映贫苦农民同地主阶级进行斗争的优秀文艺作品呢？！
    廖文里所引用他的话：《半夜鸡叫》是“是虚构的，捏造的，不道德的”，就不不足为奇了。在丁弘们的骨子里，地主阶级对贫苦农民的剥削和压迫是天经地义的，并非不道德，而被压迫被剥削的贫苦农民进行的反抗和斗争，才是“不道德的”，因此《半夜鸡叫》所反映的斗争，就必然被他划到“不道德的”范围里去了。

                                      四

    廖文最后，说出了一句似乎是深思熟虑的话：“历史已翻过去一页，此一时，彼一时。丁弘先生的文章，澄清了事实，众望所归。”
    丁弘的文章都“澄清了”什么样的“事实”？又“众望所归”归到哪里去呢？请看丁弘在《晨读-随笔》里的自白吧。他说：“毛泽东说得好‘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既然是暴力革命，‘兵不厌诈’，诈就是骗，就是谎言”。“既然是暴力革命，对谎言也就不要奇怪。”“把《半夜鸡叫》作为中学教材是谎言。”“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作为干部教材也是谎言。”“为了革命的需要，《党史》有多少真话，多少假话，这也要重新研究。”
    丁弘们的言行说明，他们的心显然不仅仅放在否定和攻击高玉宝和他的文学作品《半夜鸡叫》上，也不仅仅放在否定和攻击土地改革上，他们的心是广而大之的，他们要否定和攻击的是整个中国的革命斗争历史、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用资产阶级专政和资本主义制度取而代之！
    毛主席说：“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来改造世界，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是你死我活的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围绕《半夜鸡叫》的这场争论，所反映的正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制度激烈斗争的一个缩影。
    廖文说：“《半夜鸡叫》，曾被选入中学课本，被主流媒体‘炒作’了近半个世纪，影响了两三代人。”他是把高玉宝的这部作品当作反面教材和付面影响看待的。
    我们说，《半夜鸡叫》作为一个优秀作品，不是被主流媒体“炒作”了半个世纪，而是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服务了半个世纪！它的影响和作用是促进历史的进步，而非是历史的退步；它是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是正面的而不是负面的，是革命的而不是反革命的。总之，半个世纪以来，它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爱党、爱社会主义、爱祖国、爱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觉悟。
    行文至此，笔者要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被周总理称赞为“战士作家”的高玉宝同志，感谢他给人民提供了一份非常好的精神食粮。（完稿于2009-8-27）
    （《环球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