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赵紫阳（丑闻点滴——转发）

如此赵紫阳（丑闻点滴——转发）　　

相关文章：　　

列阵黄河：从中国限制出口原料在WTO败诉想到的 （2011-7-12）　　

老田：以五八年浮夸风中的赵紫阳为例—谈谈“高产卫星”的产生机制与死亡人口数字把戏 （2008-8-5）　　

巧立名目搞特殊　　

赵紫阳爬上省委第一书记“宝座”之后，千方百计巧立名目，尽量使自己的生活特殊化。为了显示他省委书记与一般干部职工不同，于是他精心想出十来种“书记”当头的名堂：

 “书记灶”：这里有高级菜，高级油，高级面，特种副食品等。据说还有亏本供应的东西，每户超支一百多元，由公家负责。连小孩也同样享受一份“食天禄”。

 “书记楼”：这是专供省委书记住的，自然是铁窗厚壁，滑砖粉墙，高高的，宽宽的，缘荫蔽道，花香乌语。室内设备，富丽堂皇，沙发躺椅，电风扇，收音机，件件齐全，全部“现代化”。

 “书记烟”：非“大中华”或“进口”、“出口”的高级名牌香烟不抽，要不就是有失身份。

 “书记车”：是流线型小汽车，最靓的，可以装老婆孩子一家大小的。

 “书记电影”：秘密的，反动的，黄色的，一般群众不能看的所谓“内部”电影。地点是省委大楼五搂。观众是书记高级干部及其家属，别人不得进。

 “书记游泳池”：专供书记水中逍遥用的，四围高墙护卫，室内冠冕堂皇，一般干部不得享用。

 “书记戏”：前三至五排最中央的，全家大小每人一票包位的。

 “书记电视机”：最新颖、最高级、最美观的（书记一人一台）。

 “书记后勤部”：一行政处充当。

如此等等。可见赵紫阳过着脱离群众的特殊阶层生活。这种生活是不足为训的。

怕死鬼“赵修生”　　

赵紫阳早年取名赵修生，他确实是修生了。赵自当“官”之后，俸高禄厚，养尊处优，唯恐早死，因此保命思想十分严重。前几年，广州曾一交流行肝炎病，赵为此终日忧心忡忡，好像身边有无数肝炎病菌在包围着他。为保命起见，他从六O年开始，就动用大量的外汇，或通过非法手段购买进口药品和药针，如打预防肝炎的丙种球蛋白；治疗肝炎的硫锌 酸，他还觉得不保险，为了不被老婆传染，于是连“书记夫人”也打顶防肝炎针（注：这种针每支二十元，开始时仅限于省委书记才能享用）。共花了国家几十万元。

六六年七月，广州市发动群众防止脑膜炎，大灭蚊子。因此，赵紫阳的“书记楼”也打了“敌敌畏”。这一来，赵紫阳怕得要死，马上把全家大小全部搬到小岛去住了一个星期，回来时还怕中毒，放心不下。

看！赵紫阳怕死怕到如此地步，其人可想而知。

为“金枝”不惜走后门　　

赵紫阳家里有一个“金枝玉女”，是他的掌上明珠，十分疼爱，百依百顺。大约是61年前后，这“书记小姐”撒娇要玩钢琴和单车了。这一要求正合“父心”，于是赵紫阳利用职权，通过广州钢琴厂和太平南出口公司的党委书记和经理，开后门买了一台出口钢琴和一部26寸的永久牌出口单车。钢琴原价1200元，单车约180元以上，而赵却分别付以600元、145元弄到手。1963年五反运动时，赵不得以才把钢琴退还原单位，但却分文不缺地取回原款。赵紫阳这个道貌岸然的省委书记，原来就是一个善于为私利走后门，好贪小便宜的人，

广州“大舞虫”　　

赵紫阳有个外号，叫“跳舞迷”，也叫“大舞虫”，这是名符其实的。1962年，正当我国经济生活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赵紫阳一班官老爷为了寻欢作乐，消磨时间，竟以“劳逸结合”、“活跃文娱生活”为名，在广东大刮跳交谊舞风。赵充当带头羊，在从化温泉专开一个“交际舞学习班”，请护士教他跳什么“慢三步”、“探戈”，在这方面，赵紫阳确实下过很大的苦功，练得一身“好舞艺”，因此，赵每次跳舞，就要招徕一些舞技高超的风流女士与他合跳，还从某单位挑选了两个妖艳的女人来当专门舞伴。又派一个处长专门负责抓舞会工作，由省委办公厅内的一些干部负责组织一个“乐队”。赵紫阳跳舞有个怪脾气，叫“三不跳”，即音乐不合口味不跳；舞场见不到合心意的舞伴不跳；参加舞会的人太多不跳。因 此，赵所到的舞场泛滥着《宫廷舞曲》和资产阶级情调的靡靡之音。赵紫阳每次参加舞会，就要打扮一番，但见他油头粉面，奇装异服，香水熏身，飘飘然，晃晃然，活像一个阿飞，花花公子，风流极了。他还用物质刺激来引诱舞伴，搞什么“专车接送”，“舞后夜餐”（乐队每人伍角，舞伴三角，连年过节，每人加费七角）。就在赵的带头下，省委机关每周必有一、二至三次舞会，宾馆等接待部门几乎天天不断。而赵紫阳还无耻地说：“跳舞可以治高血压，负责同志身体健康了，可以对党的事业贡献力量。”真是混蛋不要脸。

黄色电影迷　　

赵紫阳不但是一条“大舞虫”，而且还是一个黄色电影迷。他说：“我爱看轻松的影片，不爱看紧张的影片”，“我不喜欢观看国产战斗片，我喜欢看香港凤凰、长城制片厂的片子”。他的所谓轻松影片，就是《新婿第一夜》、《忘恋》、《假少爷》、《拉郎配》、《抢新郎》、《大儿女经》、《花花世界》、《蜜月》、《江山美女》、《甜甜蜜蜜》之类的乱七八糟香港出品的肉麻影片。特别是夏梦、石慧、林黛（香港电影明星）主演的，则非看不可。而且还放映台湾的反动影片。省委大楼五楼，就是赵紫阳“欣尝”黄色电影的出没之处。其瘾之大，不亚于鸦片烟鬼，有时不仅周末放影，连中午也放。有一天晚上映香港片《xxxx》，当赵紫阳入场时，已是快十二点了，电影已经散场，赵隐隐不乐，硬要电影工作人员重放一次，工作人员要求明晚再放，赵不同意，说什么明晚我要下乡。于是电影只好重新开场，赵一个人包座，看个不亦乐乎！毒草戏的鼓吹者赵紫阳十分欣赏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毒草旧戏，如《齐王求将》、《桃花扇》、《楼台会》，《盘夫》等等。他在佛山时，与杜瑞芝特邀汉剧青衣梁xX吃火锅，赞赏梁在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戏《齐王求将》中扮演西宫娘娘十分“逼真”，说对西宫娘娘的作风很羡慕。在看了大毒草《桃花扇》之后说：“这个戏不错。”这些，正好是赵紫阳剥削阶级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赵紫阳这样积极鼓吹毒草旧戏，是有其恶毒用心的。

棺材、寿衣表孝心　　

赵紫阳是一个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虽自37年就参加革命工作，但他的立场根本没有转变，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他不但不背叛自己的地主阶级家庭，而且念念不忘其狗祖宗，对待他的地主母，更是孝敬非常。 1962年，正当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经济生活发生暂时困难的时候，赵紫阳这位省委书记“大人”，竟然趁火打劫，明抢暗偷国家运给滑县的救灾木材，为其狗母做棺材，还指定县木材公司派三、四名技术高明的木工去挑选杉木。棺材的规格是：底厚五市寸，两边板厚五市寸，盖厚六市寸。整个棺材头高约5.1市尺，尾高4市尺，上宽3.5市尺，底宽4市尺。做成后重约一吨半。棺材外部还用生漆漆了三次（据说漆三次可以三十年不沾土）。棺材完工后计算，连料、木工费合计将近1200元。赵紫阳心还不足，又大花国家钱财，给他的地主母亲做寿衣（死后带进棺材），计有：蓝绸裤、蓝绸袄、红花洋布袄、蓝布衫、天蓝裤、蓝裙、红衣裙、红被子等共计用去150.5市尺。

以上做棺材和寿衣两项共花去1340元，都是动用国家拨给滑县的救灾款。广大群众对于赵紫阳的这种罪恶行为十分愤恨，当地农民说：“赵紫阳的地主母年轻时享福，年老了也享福，死了还是享福，他的儿子当大官啰！”四清运动时，贫下中农准备到中央告赵紫阳和滑县走资派的状，在群众的压力下，赵紫阳不得不打发家里人把棺材寿衣退了。

吃喝玩乐、作风败坏　　

赵紫阳生活穷奢极侈，挥霍无度。他住在宾馆，每天房租最高二十元，最低十二元，但还不满足，还要到宫廷式建筑的小岛去住，每天吃一元五角到二元还说吃不好。他很懂吃广东各地的特产，经常借“检查”工作为名，走到那里，吃喝到那里。开会则要随季节不同而选择不同地区，广州雾天要到从化温泉开，冬春则到海南岛最南的鹿回头开，中午要坐车到海边游泳，回海口时沿途玩尝海岛风光，吃各种海味（鱼翅），椰子鸡，琼海加枳鸭等。1958年，他带领检查团到粤北和高要等地，借“节约粮食”为名，大摆“蕃薯宴”，点心菜式共二十多件，还有各种名酒，席间猜拳行令，大喊大叫，喝得酩酊大醉，狼狈不堪。一九六二年，赵到北戴河开会，打电话回来要他老婆、孩子也一起去玩，但他一毛不拔，倚仗权势，老婆、孩子的路费全要公家报销。几年来，赵多吃多占的难以计算，六四年，他迫于形势，假装赔退，大耍吃小亏占大便宜的手段。

他为了过清雅舒适的家庭生活，竟花了国家三千多元的财产，把住院里原来的石灰地挖掉，改建花园，所有花草，只要赵不合心意的，就要铲掉，重新改种。

赵紫阳在男女关系方面，也是极不严肃的，他除了在公开舞场上与舞伴嘻嘻哈哈之外，暗地里又不知干了多少见不得人的丑事。一九五九年，赵在卢山开会，就与现役军官的妻子乱搞男女关系（后来又将她调来广州，提升一级）。似这样的事，实是令人不齿。

赵紫阳的这种生活作风，纯粹是国民党官僚政客那一套，是共产党人所不能容许的。

投机倒把分子的保护人　　

赵紫阳有个姑丈，是个投机倒把分子。他经常从河南带烧鸭来广州卖，再从广州抢购染料之类的贵重东西到河南去进行高价炒卖，从中牟取暴利。他每次来广州，就去东湖干部招待所住，赵紫阳对此不但不反对，反而千方百计庇护支持。有一次，他买几部进口单车回河南，到郑州被火车站工作同志查获扣留，他的姑丈即证明是广东省委书记赵紫阳的，但车站的同志不理他，于是他急忙打电话给赵，赵即打电话到河南省委。结果，这几部单车就被偷税过关了。还有，一九六一年有几个人来广州找赵紫阳，说是赵的战友，赵得知后即把他们安排在省委组织部干部招待所住下来。到底他们是些什么人呢？原来他们是来广州抢购进口手表和单车的。这伙人在63年五反运动中都被揭发犯有投机倒把的罪行。（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从上面两件事，可以看出赵紫阳是投机倒把分子的保护人。

驱逐保姆心何狠　　

赵紫阳的官僚恶霸作风十分严重，他请了一个农民来当保姆，诸多为难，冷眼相待，把她当作牛马使唤。后来因为这个保姆“服侍”赵家官老爷、官太太不周，狼心狗肺的赵紫阳，竟与恶婆在一个风雨交加之夜，喊喊骂骂，连推带打地把保姆赶出家门，保姆多次恳求再住一晚，而赵紫阳冷酷无情，把门一关了事，弄得这个保姆当晚流落街头，无处栖。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赵紫阳对贫下中农是怀有刻骨仇恨，毫无感情的。

一篇秘密黑报告　　

（供批判用）

《按》赵紫阳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忠实执行刘少奇和王光美形“左”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让同志仍更好地把赵紫阳批臭斗倒，特把他一九六四年八月在“四清”、“五反”工作团集训期间的一个秘密黑报告印出来，供批判参考。

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通知）《秘密》

粤发(64) 213号

印发赵紫阳同志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

（记录稿）

各“四清”、“五反”工作团并广州市委、区党委、各地委、自治区、各市、各县：

赵紫阳同志在省“四清”、“五反”工作团集训期间，向工作团全体同志作了一次讲话，这个讲话很重要，省委同意这个讲话。现特印发给各地集训的工作团，组织全体工作队进行阅读和讨论。面上各县、市也应组织有关的党员负责同志阅读。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1964年8月29日。赵紫阳同志在省“四清”“一五反”工作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省“四清”工作团就要下去了，“五反”工作团还要训练一个短时期才下去，这一段时间，同志们听了很多报告，有一部分同志听了中央工作会议的传达，和少奇同志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大家都听了王光美同志的报告和省委区梦觉同志、刘田夫同志、张根生同志所作的报告，对搞好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极为重要。我本来没有什么可讲的了，今天只是把听了少奇同志的指示，光美同志的报告所感觉到的几个问题，同大家讲一下。我想嘻五个问题。

第一，正确认识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提高阶级警惕性。

当前我们队伍中，各级党组织中，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失去了阶级警惕性。许多情况明明是阶级斗争，但是我们却粗心大意，漫不经心，为假象所迷惑，因而上了当，上了圈套。几年来，我们也搞了阶级斗争，但是很多时候是打了败仗。

当前形势是怎样的斗争形势呢？党中央、毛主席、少奇同志根据社会主义这个历史时期阶级斗争的规律，根据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的经验，以及国内社会主义教育的实践，总结了、估计了这个斗争的新形势。这个新形势的特点是什么呢？这就是刘少奇同志所概括的：“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这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在和平时期，阶级敌人同我们斗争的主要形式和特点。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搞阶级斗争是同拿枪的、明摆着的敌人作斗争，解放后搞土改，地主、富农也是明摆着的。你就是你，我就是我，敌我阵营分明。现在呢？不是这样子。当然，现在明摆着的，拿枪的敌人也有，如武装特务的破坏，台湾蒋匪到沿海骚乱，农村阶级敌人的放火、暗害、下毒等都是，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双十条》里所说的，钻进来，拉出去，软硬兼施，通过对革命队伍内部的腐蚀办法，使我们的干部逐渐变质。最后成为他们的代理人，达到他们篡夺领导权，实现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复辟的目的。“和平演变”是逐渐变的，不知不觉地变，由量变到质变，潜移默化。因此我们对事情的发生感到不突然，并且他们钻进来或者演变之后，不是公开进行抵抗，而是采取合法斗争的形式，隐蔽的斗争以人民内部矛盾出观，以党员，团员、革命干部的面貌出现，来跟我们作合法的斗争。他们利用我们的一切弱点、漏洞，利用我们的口号、政策，文件伪装起来，保护自己。他们为了保护自己，往往还要一些表面的东西来应付我们，甚至伪装积极，以取得我们的信任。例如按计划完成国家的任务，生产也应付得过去，等等，不然他们就暴露了。因此，现在的阶级斗争是“和平演变”和防“和平演变”或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敌人要搞反革命“两面政权”，同我们要揭露、打击反革命“两面政权”的斗争。这种阶级斗争，从形式上看来，是来自革命队伍内部，来自基层组织，来自干部和党员中间。

这种阶级斗争，主要是在我们革命组织内部去进行。人民内部矛盾交织着敌我矛盾，情况非常复杂。

这是一场非常严重非常尖锐的斗争。这少数钻进来的敌人或已经蜕化变质的分子，他们是在“革命组织”、“革命干部”的名义掩盖下，带着革命组织，革命名义的帽子，我们不容易把他辨别出来。还有相当一部分犯了严重“四不清”，有严重“三反”问题或者一般“两反”问题的错误的人，这些人，虽然还没有完全演变过去，但是已经开始演变。还有更多的人，则不同程度也沾了一点边。由于这样的情况，在群众还未发动起来，盖子还未完全揭开，干部自我革命的决心未下之前，有严重错误的人，往往要和那些变了质的或者钻进来的结成联合战线，坚决抵抗运动，抵抗革命，成为敌人的同盟者。犯了一些错误的人，他们在开始之时，也往往受了欺骗，成为敌人的俘虏，对这次运动采取消极的态度。虽然真正变了质的和真正钻进来的是少数，但是，因为开始的时候，钻进来的和变了质的，同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往往结合在一起，同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所以这场斗争的阻力是很大的，这一点，我们要有足够的估计。这场斗争对于钻进来的敌人和变质分子是一场生死斗争，对于严重“四不清”和犯有严重错误的分子，是一场严重的斗争。因而必然会遇到他们的拚命抵抗。过去地主阶级对待我们那一套，他们要学，我们对待地主那一套，他们也要研究对付。那就是少奇同志所总结的七字：喂、顶、拖、混、饿、赶、躺。总而言之，他们想尽办法来对付我们，而主要的是搞合法斗争，制造各种假象，布置圈套，迷惑我们。当然，我们也要提防他们搞武装的，暴力的非法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暗害、武装暴动等都会有的，我们必须提高警惕。此外，他们还会用孤立和封锁消息等各种办法，来割裂工作队和群众的联系。总之，他们是处心积虑，小心翼翼，认真对待的。而我们却还是老一套，看不到这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盲目地信任他们，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人，老部下发现了问题不作阶级分析，不认真对待，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缺乏阶级警惕性，应当怀疑的不怀疑，甚至还袒护他们，为他们讲话，为他们的错误打掩护，反而成为他们的代理人，保护人，结果自然上了当，上了圈套，打败仗。

桃园大队“四清”运动报告中吴臣那一套，地主是用过的。我们对地主的阴谋容易识别，对基层干部当中发生的问题却不能识别，为什么呢？根本的原因是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够，是对当前这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无产阶级，贫下中农同革命组织内部（首先是基层组织）的“和平演变”的斗争认识不够，没有阶级警惕性，口头说有阶级斗争，实际是没有把它当作是严重的阶级斗争，过去“四清”单纯是为了解决干部和群众关系，而没有把“四清”看成是严重的阶级斗争，对待斗争仅仅是斗地主、富农，所以对这场阶级斗争没有认真看待。

当前，首要的问题，是要以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的思想，观点把我们武装起来，我们才能提高识别能力，才能提高嗅觉，才能从各式各样的现象当中看到问题的本质，才能识破各种假象的迷惑，才能冲破基层干部的包围，一场大革命，才真正能够进行到底。

第二，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彻底弄清阶级斗争的其实情况；进村、进厂之后，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是对真实情况不了解。土改时，进村不知说是地主，但是那比较容易搞得清楚。现在“和平演变”、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层层伪装起来，究竟哪是好人，哪是坏人，不易搞得清楚。因此，观在情况比超土改时复杂，情况不易摸清楚，因为敌人是被伪装起来的，这是最大的困难。现在有了中央的方针政策，有《双十条》，只要把情况搞清楚，把假象区别出来，就有办法。问题就在于情况不明，真假难分，许多现象不知那个才是真实，许多现象不容易看到它的本质。过去工作失败，走过场的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放手发动群众，弄清真相，阶级斗争盖子未有揭开，根本没有从那个地方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出发，形式地、肤浅地按步走，真正的严重问题滑过去了，因此，很多汇报材料都是千篇一律的公式，不是具体主动的阶级斗争。

开始发动群众，群众有着很大的顾虑，怕报复。凡是坏事，凡是吃亏的事就派到你头上，给小鞋你穿，严重的甚至还给你戴帽子，进行斗争，他是你顶头上司，吃了苦也无处诉。所谓“官府在远，拳头在近。”搞过“四清”的地方群众也还是写匿名信。工厂、机关也不是没有这个问题的。另方面过去一些运动虎头蛇尾，雷声大，雨点小，不彻底解决问题，一些人反映了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还受到打击报复。还有，现在同过去土改时不同，土改对一进村就把地、富作为敌人处理，可以放手为群众撑腰。现在许多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开始未搞清楚前也是先按内部矛盾处理，就是结果不是打倒而是团结，也增加群众起来的顾虑。因此，一开始群众对我们派去搞运动的工作团持观望态度，不敢轻易信任，我们依靠他们，他们还不敢让我们依靠。所以，要发动群众，进村必须首先消除群众的愿虑，一定要以工作团的实际行动，表明决心，取得群众的信任。我们一举一动，言行是否一致，群众都注意观察。吃饭、住房等日常生活都有阶级斗争。进村和基层干部不要搞得太亲热，群众以为我们和基层干部是一伙，就不敢讲话。对基层干部阻碍发动群众，分离工作团同群众的关系的行为，必须有高度的警惕。总之，进村以后，一切言行，做法，从有利于发动群众，为群众撑腰，有利于工作团在贫下中农中取得信任为原则。使贫下中农敢于起来反映情况，这是运动的第一关。工作团可分两套人马：少数人去做干部工作，找他们开会进行教育，交底，打通思想，主要力量是去发动群众，做发动贫下中农的工作。发动群众的工作，一方面搞公开的宣传教育，读《双十条》；一方面搞秘密工作，扎根串连。公开与秘密相结合，但是要以秘密工作为主。这牵涉到读《双十条》的问题。中央已着手修改《双十条》，但是还未正式发出来，还是宣读原来的，但要加以解释说明，总的精神，重点是放手发动群众要讲清楚，还有依靠基层干部，要说明，要具体分析，好的可以依靠，坏的不能依靠。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运动的结果。只有依靠和发动贫下中农，彻底革命，团结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才有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的可靠基础。这些准备要修改的地方，都可以向群众讲清楚。对基层干部要交底，表明我们搞好运动和坚决发动群众的决心，要他们经受得起运动的考验，自觉革命，并且明确宣布，不得阻碍发动群众的工作，如有破坏活动，以反革命论处。当然, 还要对基层干部表示好的愿望，热情帮助，说明只要下决心提高阶级觉悟，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都要团结的，但是有错误一定要改，一定要彻底革命，一定跟共产党走，采取坚决支持发动群众的态度。

第三，整个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挖掉三个根子，解决“和平演变”问题，作为它的中心内容。

现在阶级斗争的锋芒是什么？主要抓什么？既然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形势、新特点是“和平演变”和反革命的“两面政权”。因此，我们社教运动的中心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彻底

弄清各个公社，各个大队，各个企业“和平演变”的具体情况。用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把已经钻进来的，已经腐化变质的分子彻底挖出来；把那些犯有严重错误、正在演变的人挽救过来，再演变过去；对全体干部和群众进行一次深刻、生动的新形势下的阶级斗争教育。并且组成新的阶级队伍和革命化的领导核心（包括改正错误的人），树立一种新的领导作风，新的工作方法，形成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这样一个内容，应该从始到终，贯穿整个运动的过程，直到问题的彻底解决。

运动原来分为六个步骤，少奇同志说，公私关系不要作一步，不要和“四清”平摆。因此现在分为五步，把公私关系放在“四清”后期来搞。几个内容决不要孤立，分割起来，它是相互街接、互相交错，反复进行的。而且要反对脱离中心内容（解决“和平演变”的中心），脱离具体阶级斗争的实际情况，而机械地、形式地按步走，解决“和平演变”的问题，解决阶级队伍和领导核心问题，要贯穿在运动的每一段。现在已看得很清楚，无论“四不清”问题，两条道路斗争问题，敌人复辟活动问题，根本上都是从干部的蜕化变质、“和平演变”而来的。现在我们说要分几步几段，也就是要解决“和平演变”这个最中心内容，由浅到深，由揭露矛盾到解决矛盾，由破到立的发展过程。因此，我们搞社会主义教育，分多少步也好，多少内容也好，但是必须紧紧把握住最中心的“和平演变”问题，抓住不放，从始至终，反反复复地搞。把情况彻底弄清，把阶级斗争的盖子揭开，在充分发动贫下中农的基础上，在组织贫下中农阶级队伍的基础上，搞一个革命化的领导核心，树立新的作风，使城乡都出现一个新的局面，这不仅是解决过去蜕化变质的问题，而且防止今后蜕化变质的问题。过去的毛病，就是没有抓住这一条，一步步分割开来，如解决领导问题，只是在“四清”那一步去搞，而“四不清”也主要搞经济“四不清”，这是不行的。事实上政治“四不清”往往要到对敌斗争才能解决，而搞经济“四不清”仅“四清”公私关系也首先是解决干部的问题。总之，通过各个不同内容，不同步骤，把领导集团的“和平演变”彻底搞清。最后，搞组织建设，也是解决阶级队伍和领导核心问题。树立新的作风，搞生产规划，经营管理，则是建立新的制度问题，一定要把握主要内容，不要一段割开，离开中心内容。

第四、关于这次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巩固成果问题。

运动不搞则已，要搞就要搞彻底，不然“夹生饭”、“半粒子”，成果不能巩固，而且还会产生打击报复，反攻倒算，反革命反扑。群众得不到运动的果实，相反还要受害。最近中央要批转一个文件，说是湖南省益阳县迎风公社的事情。那里运动还是比较好的，但是由于坏分子没有得到处埋，结果发生公社书记组织全公社犯有“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公开的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反扑，向贫农进行反攻倒算、打击、威胁。所谓彻底胜利，就是要贫下中农，工人、群众真正起来，把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挖出来，而且加以处理。如果坏分子没有挖出来，没有彻底处理，留下祸根，他们就会反攻，后患无穷。犯有严重错误的要使他改正错误，真正悔改了，不然也会打击报复的。最重要的是新的领导核心要组织起来，上下左右的根子要追查出来，并且加以处理。根子不拔不行，不拔他们会反攻，观在已经有严重的教训。一切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都打算在运动中混过去，保存实力，保留一部分阵地，等到运动一过，组织反攻，运动不取得胜利就是这种前途，也就不能巩固成果。

彻底胜利，巩固成果，光是搞一个基层单位搞好还不行，还必须解决上下左右牵连问题。例如搞了一个大队、公社，还有墟镇、商店，以及机关等上层建筑的桩子不拔掉，运动就不能彻底，成果也巩固不了。根子问题，中央和刘少奇同志讲有两种，一是糊涂，缺乏阶级警惕、无意的、不知觉的支持和保护了“四不清”的干部。譬如强调依靠基层干部，这不成了代理人、保护人吗？这就是一个根子。当然这是认识问题。还有一种是有意包庇。这些都是指具体的。有意或无意的，什么人支持了什么人。根子也还可以从广义上来讲。譬如我们现在的上层建筑不革命。这就是总根子。所谓舆论，冷空气问题，传统势力问题，官僚主义作风，这些不解决，就是把一个大队，一个公社搞好了，也巩固不了，项不住的。归根结底，只有彻底改造上层建筑，运动才能巩固。少奇同志讲，在新的阶级斗争形势下，敌人搞“和平演变”和“两面政权”，所以能够得逞，就是因为我们不深入，不蹲点，只听汇报，靠报告来做领导工作，结果不是我们领导基层干部，而是基层干部领导我们。不是我们改造“四不清”，而是“四不清”改造我们。我们只听基层干部的呼声，听不到贫下中农的呼声，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只考虑干部意见，不考虑群众意见。因此，只能代表少数人的利益，不是代表多数人的利益。毛主席讲，坚决站在百分之九十五一边，还是站到百分之五一边，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则问题。当然，如果基层干部是反映了贫下中农意见的，听基层干部的问题不大。但是观在矛盾转化了，基层干部一个方面，贫下中农一个方面。基层干部在很多问题上，不能代表贫下中农意见。这与土改、合作化时不同，现在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队伍是不是变质的问题，基层干部的呼声和贫下中农的呼声背道而驰。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运动必须上下左右，在农村和城镇都要搞。看来，农村是基础、重点，先把农村搞清楚，城市才能搞清楚，农村搞不清，城市也不能搞清，现在在城镇、机关、学校篡夺领导权的，很多是农村跑出来的地、富、反、坏。他们改名换姓，伪装积极，混进来，爬上去，混入党内，成了“接班人”。现在讲革命接班人，搞不好很可能成了反革命接班人，阶级“四不清”非常严重，农村是汪洋大海，农村不清，城镇、工厂、企业、机关清不了。农村盖子一揭，各方面问题暴露了，上层建筑，城市问题都暴露了。农村同上边机关的关系也是这样，农村存在的问题，和上层建筑有联系，少奇同志讲，钻进来的也好，蜕化变质的也好，都要找代理人，保护人，大队找公社，公社找县，公社一搞涉及到县，县又涉及到省，最后城乡大会师，革命就彻底了。当然，机关、基层、城市和农村的革命是一个反复深入的过程。譬如，现在机关“五反”搞了一下，地、县“五反”搞了一下，先搞一下很有必要，不先搞一下，农村革命很难革下去。先搞一下机关，再搞基层，而基层一搞，必然暴露很多问题，势必要反过来再搞机关。由下而上，由上而下，由城市到农村，由农村到城市，反复一下就彻底了。根据少奇同志指示，现在决定，集中力量搞一个县，全县农村、墟镇、机关、学校、托儿所、党政军民都摘。从省到县，大家都来改造一个县，一下子把上下左右的根子都挖掉。如果农村大队、公社都搞了，县机关还是老样子，农村搞得再好，不出一年也会变的。因为这样的上层建筑还会产生“四不清”，产生“和平演变”。只要上下左右问题解决了，就有利于把革命搞彻底，有利于巩固。

解决了旧的蜕化变质的问题，“和平演变”问题，还要防止新的蜕化变质的问题。还必须建立一系列的制度，培养新的作风，造成一个新的局面。一个县、一个公社，一个行业的领导机关，今后怎样工作，怎样彻底改变不蹲点，靠报表，不听贫下中农的呼声，只听干部的呼声的作风，这些问题要解决。同时，还有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在哪个县搞运动，就在那个县建立，在哪个县的企业搞完“五反”，就在那个企业建立。这是巩固胜利问题，是百年大计。还有民主集中制问题，干部参加劳动问题，经常的政治工作问题；这些都要解决，不解决，运动的成果还是巩固不了。因此，这次运动不仅要按照彻底革命精神，把运动搞好，而且还要按照彻底革命精神，去考虑一系列的建设问题。具体说来，全省九个县，在运动彻底胜利的基础上，真正搞好革命化了，再运用革命的原则把九个县彻底改造好，这样，对全省贡献就很大了。

第五、归根结底要有一个革命化的工作团。

…（本段略）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室1964.3.30．发出。

四川“奇迹”，揪出赵紫阳　　

大帝王论坛  2008年06月19日 星期四 01:23

目前在世界上，地震工作公认有三个奇迹，都是我们中国创造的，而且正是“十年浩劫”创造的。一个海城奇迹，直接地是辽宁省委创造的，一个开滦奇迹肖寒书记为首的矿务局党委创造的。这两个都是文革派、批邓派，后来都遭了殃。另一个青龙奇迹，首先是县委书记冉广歧同志创造的。冉广歧同志或许不是文革派，但绝对是毛主席的好学生，指导他思想和行动的正是毛泽东思想，说话中时不时地引用了“老人家”的话。他还绝对是一个学大寨的先进典型，一个百万黄金过手不贪一克的廉洁干部。他虽然没有遭殃，但也受到排斥以“安全着陆”告终。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共产党员，并且有广大干部协助。在他们上面是周总理，到处都可以看到周总理为我国地震工作付出的心血。而在周总理之上则是毛主席制订的地震工作路线。周总理和这三大奇迹的创造者都是毛主席地震工作路线的坚决执行者。　　

但凡事都有正反两个方面。在世界上还没有地震工作，人们还完全不了解地下的恶魔时，地震发生了就发生了，那是没有办法的。而在人们开始能够预报地震后，就可能出现应该预报却没能预报的现象。唐山大地震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是人祸，或者说人为的天灾。自然人们对于地下恶魔的活动规律还认识不够，确实没能预报的事情还是不可避免。至今为止，气象预报已有一百多年历史了，还常常预报不准或不能预报。在人类历史上，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就是在地震得到预报后，也存在接下去怎样干，干得好不好的问题。好事也会变成坏事，也可能因人祸而走向反面。1976年的四川地震就是典型。

同样的事情，因为人们思想、组织和随后的工作会有不同的结果。突然其来的灾难下由于人的因素可能使社会大混乱，也会由于人的因素有开滦奇迹。当人们事先认识到灾难必然来临时，同样由于人的因素也会有从容应付几乎免除了损失和出现大混乱这样截然不同的两种情况。在人类历史上由于事先得知灾难即将来临，可人们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争相逃命，甚至自相践踏。结果灾害还没有到，已经损失惨重，这类记载并不少见。西方国家的大混乱片里，就描写了不少这样的人为灾难。抗战时期在南京保卫战中发生了大批中国士兵自相践踏的惨剧，长沙在日本鬼子的影子还没看到时，已经自己放火把长沙烧了——这都是国民党反动政府腐败的结果。

1976年除了上面所说的三大奇迹以外，四川省就创造了另一种“奇迹”。地震还没来，社会就大乱，后来地震来到时也没能把损失减少到应该达到的最低限度。——这样的“奇迹”也只有我们中国才能发生，因为至今只有我们中国才成功地预报了地震。凡事都是一分为二的，如果人类创造的奇迹都是好事的话，那这个世界也太不协调了。

四川的“奇迹”得归“功”于四川省委。1975年辽宁海城发布了地震预报，在辽宁省委领导下，人们有条不紊地抗震防震，做好了预报和疏散。青龙47万人在县委领导下有条不紊地从房内撤出，无一人伤亡。开滦在突然其来的大地震下，由于党委事先有周密计划，事发后干部迅速到岗，认真组织指挥，把生的希望首先留给群众，绝大多数人员安全撤出。如果说辽宁省委、开滦党委和青龙县委创造了正面的奇迹的话，那么四川省委就创造了地震预报后发生大混乱的“奇迹”。

应该说地震工作者是有重大功绩的，国家地震局早就把眼光放向了西边，东派认为华北仍会发生大地震，也没说西边就平安无事，四川的专业地震队也于五月份发出了地震即将来临的预报。由于这些预报，四川地震发生时伤亡还是很小的，但如果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四川的松潘、平武地震人员损失率比辽宁海城和河北青龙县还是高得多。

1976年8月16日四川松潘、平武地震7.2级，比辽宁海城、营口7.3级略低，比唐山7.8级低得多。按理伤亡也应该低。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青龙县47万人民群众没有一个死伤，这或许是特例。辽南地震受灾人口八、九百万，仅仅死亡1328人，占人口总数的0.016%，重伤4292人，占人口总数的0.051%。现在另有一种说法，那时包括轻伤，辽南总计伤亡人数29579人，占人口总数的0.32%，其中死亡2041人，占总人口的 0.02%。伤亡人员多为老、弱、病、残、儿童和不听指挥的人。　　

可是四川呢？

四川的松潘、平武地域辽阔，人口稀少，松潘8608平方公里，经过二十四年增殖，截止2000年末，全县总人口约6.75万人，1990年，64641人，那么1976年当更少。平武县是四川绵阳地区所辖的一个县。总面积5974平方公里，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总人口187799人。在这次地震中平武受灾11478户， 45509人。震中在两县中间，加上南面较远的茂汶、北面较远的南坪两县波及区，受灾人口不到十万人。可是死亡41人，重伤156人，轻伤600余人，总计伤亡八百多人。比例显然比辽南高得多。

仅仅平武县，45509受灾人口中，死亡军民23人，重伤90人，轻伤477人，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万元人民币。可以算得死亡率为0.05%以上，是辽南的三倍多，重伤率是0.198%，是辽南的近四倍，总伤亡590人，伤亡率1.3%，是辽南的四倍。　　

这个比较还不算公平。由于没有经过大震，对地震波动现象辩别不清，辽南发生了一些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伤亡。如六度区房屋基本没有倒塌，但震时应急避难不当，高门脸、女儿墙等塌落，砸死砸伤431人，其中死亡76人。震后三个月内，仅抗震棚火灾就达3142起，烧伤1000余人，死多人。以上占地震直接伤亡的30%左右。而四川是在有了辽南经验的基础上发生的。另外海城是东震，室外滴水成冰，就有一些人不相信、不远出屋造成伤亡，而松潘是夏震，夏天许多人不是地震也睡在户外。

还有，辽南不少房屋是预制板结构，最容易造成严重伤亡。而松潘、平武，县内山脉高耸,森林覆盖面积大。震中区在小河、叶塘、双河、虎牙、草原、黄羊、水晶、白马、土城一带。地震烈度八度，三次地震叠加为九度。极震区规模小，长半轴仅5公里，短半轴仅1.5公里，面积仅29平方公里。民用建筑物抗震性能良好，松潘县从1970年以来，就开始考虑建筑抗震问题。新建的房屋，大都按抗震规范设计，场址、地基较为坚实，再加上震区及其附近地区森林茂盛，木材丰富，绝大多数房屋为质量较好的穿枓木架结构，这类房屋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经济以农业或农牧业为主，工业经济欠发达。因此，相对于工业、交通、经济发达地区以及人口密度大的辽南地区来说，此次地震造成的损失本应该小得多。但绝对值是如此，相对的比例大大超出辽南。

还不仅如此。地震预报发出后，四川省人心浮动，农村不少地方群众大量杀猪杀鸡宰鸭，许多人大吃大喝，抢购商品，提取存款。简直就是一幅世界末日的景象。许多人逃离本地，到他们认为安全的地方躲避地震。还有不少职工也擅离工作岗位外出避震，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而实际上地震还没有来，许多地方根本就不是灾区。　　

从六月开始，四川就出现了许多荒唐的自惊自扰现象。一有风吹草动，就草木皆兵地疑为地震的来临。在地震预报期间，地震谣言广为传播，什么“成都要发生7到8级地震，成都要变成大海”等等。一些谣言还伴随着荒诞无稽的说法和迷信活动,直接影响了社会治安。最典型的是，6月24日某厂生活区一锅炉放气，人们误认为是地震前的地声，一人喊叫，众人惊起，一片混乱，因楼梯狭窄及从窗口往下抛贵重物品，挤伤、砸伤数十人，另有三人跳楼，其中一人重伤，二人轻伤。也是这个月的下旬一天晚上，因风雨使火车站旅馆背后的警报器碰线鸣响，其他单位误以为是发布地震警报，也拉响自己的警报器，转瞬间惊扰了数万人，纷纷逃出户外。这些都发生在四川政治、经济中心，人口集中的川西平原，受影响地区还达到了川东。又如由于有人擅自泄露了地震会商会上有关“灌县是危险区的危险点”的估计，就有谣言说“灌县要下沉”，导致该县大批人员外逃躲震，使个人经济和工农业生产都遭到损失。成都要变成大海的谣言也使得不少成都人外逃。　　

当局说，出现这些现象是因为地震预报期较长，前后约9个月，按公布短期预报算起，前后约3个月。　　

地震预报时间长应该是好事而不是坏事。辽南地震早在1974年6月国务院69号文件发布后就大大加强了群测群防工作，群众都知道辽南要发生大地震，为什么就没有发生这类大混乱？按照钱钢的说法也是一连串的“怎么不‘奇’呢？”辽宁省委责令渤海北部要立足有震、大震、早震、夜震，还要求广泛发动群众，“瞪大眼睛抓地老虎”。在省委布置下，从从容容地建立群测群防队伍，派人到邢台“学习取经”，演兵布阵，挽弓以待，早就准备决战一番。那么多人熟知并能运用从邢台传来的口诀：“小震闹，大震到，小震一多一少要报告。”海城地震前三天，当有感小震频频发生时。大震的紧急报告便纷至沓来！人民群众发现的其他地震前兆，也大量地送到了辽宁地震队和国家地震局。其中有动物异常近900起。地下水异常600处。群测群防站各种观测记录都有异常显示。一直到大震发生的当天上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才向全省特别是鞍山、营口两市发出做好防震工作的电话通报。下午，海城、营口召开研究对策的防震会议。于是工厂停产，成千上万人撤到滴水成冰的屋外。广场上停满了装着药品和食物的救援车辆。医疗队整装待发。连拖拉机也开出了可能会倒塌的车棚。人们裹着大衣，大寒风里坐等地震的到来。有的地方正在放映电影，在地震前半个小时撤出。一切都是从从容容，好像已经知道地震将发生在几点几分那样。　　

梅世蓉等以海城发生大量小震，来断言唐山地震不能预报。可是如果换了四川，频频发生的小震想必又是一次次地引起一片大混乱，不伤人的有感小震在大混乱中造成了不少死伤。早在 1974年12月22日，辽南海城北面七十多公里就发生了一次四点八级地震，那已经是破坏性的了，如果换了四川只怕早就跳楼的跳楼，拥挤的拥挤，外逃的外逃，后来每来一次小震就是一次大混乱，二月四日大地震还没到已经死伤累累。可是辽宁不但没出现大混乱，还敢于告诉大家，这次四点八级地震仅仅是前奏，更大的地震还在后面。

辽宁省并没有发生大混乱，而是充分利用了预警时间，为什么四川省地震前三个月发出警报就发生大混乱了。为什么四川省没有充分利用大自然特别优惠的时间，稳定人心，搞好群测群防。在领导、群众和专业地震工作者中，党的一元化领导是关键，四川省委罪责难逃！

现在当局又说是由于“唐山地震的影响，致使震前预报的社会效应较为突出，部分群众对地震恐慌，由此导致了一些社会混乱现象的发生。”

——这又是说谎，四川的大混乱早在六月份就发生了，那时唐山会发生大地震，全国大多数人民还蒙在鼓里，在国家地震局只有汪成民等为代表的在野派坚持华北的大地震威胁还没有过，不少地方地震队和群测群防队认为有地震，可是被国家地震局占统治地位的西派堵塞了言路，唐山人民都一无所知，哪可能会“影响”四川，造成了六月开始的大混乱？梅世蓉不是还用四川的大混乱，作为压制东派的借口？现在却用唐山大地震，来为四川的大混乱辩解，为四川省委开脱。

不是说唐山地震没有“影响”到四川，但那是以后的事，这在下面就会说到。这方面四川省委同样罪责难逃。

他们的另一理由是：“当时正值上有干扰，下有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影响的社会背景”——一看就知道，又是把自己的罪责加罪于文革派，加罪于批邓。辽宁省委和开滦煤矿正是在文革派、批邓派领导下，为什么就没有大混乱？青龙县也没有大混乱，反而秩序井然。他们把责任归罪于下面的“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可是我们要问？四川省委不是政府又是什么？他们说下面“无政府主义思潮严重”，无非是说群众不听他们。可是作为领导，为人民的、正确的观点大多数群众怎么会不听呢？辽宁群众没有不听省委的正确指挥，开滦工人听从矿务局党委的指挥。贾邦友同志指挥群众以次序先上，自己留在最后，这样的领导群众怎么不爱戴，他们的指挥怎么会不听呢？青龙县几百名干部不辞劳苦通知到每家每户，群众又怎么会不听呢？正是他们的模范行为鼓舞了广大群众，在群众中有了极大的威望。冉广岐同志不是说最欣慰的是，老百姓奔走相告：听共产党的话，相信科学，没错！

关键是四川省委要群众听的究竟是他们什么样的指挥？自己行为不端，在群众中自然不会有威信。无政府主义是对机会主义的惩罚，如果说四川确实存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话，根子正在四川省委的机会主义上。

1976年8月16日晚上9点多，四川松潘、平武发生了大地震。这次地震可以说是成功预报的，因为它毕竟发生了；但也可以说预报并不很成功，由于没有认真利用大自然给的充分时间搞好群测群防，它的发生仍然带有突然性，以至损失比辽南高得多。地震发生前后四川省委没有组织好防震抗震抢险工作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更重要的是，四川是一个大省，包括今重庆面积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松潘、平武的地震受灾区只占极小的一部分，可在整个四川，近亿人口都发生了严重的地震恐慌症，从而出现了惊慌、外逃、外迁、跳楼等，给社会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同时地震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加剧了社会不安定状况，造成学校停课，商店停业，厂矿停产。许多地方一夕数惊，一旦有人喊：“地震了”，顿时逃跑的逃跑，拥挤的拥挤，跳楼的跳楼，不少地方没有地震，或者仅仅有一些震感，却造成了不少不应有的伤亡，这一方面的数字当时没有来得及统计，不久以后就长期被捂着没有公布。

问题的关键正在领导。

不少地方，8月16日晚上九点，群众感到发生了地震后，惊慌地逃了出来。大家都把希望寄托在当地的地方党委上，指望他们会很快在有线广播中通告群众，跟大家讲一下当地的震情，究竟当地是有感而无险还是有险。大家认为当地党委是一定会跟大家说的。可是广播一等不来、二等不来。终这次地震大恐慌，二十几天里广播一直不提。许多群众等不及了，就到当地地方党委机关去询问，得到的却是一番训斥，说：“我们这儿不过有感，又没有什么风险，你们惊扰什么？”可是这些群众进入机关时，亲眼看到机关大院里睡满了人，都是机关干部和他们的家属。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说，你们官吏要命，我们小百姓就不要命了吗？就这样四川近亿人口，在8月16日以后的二十多天里天天这样。这种情况终这次地震大恐慌而存在。消息飞快地流传着，有震感的地方是这样，没有震感的地方也是这样。上述这些社会混乱现象，给经济造成了巨大损失。以成都某机械厂为例，共损失734万元，其中停产损失产值650万元，工资60多万元，搭防震棚费用24万元。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后来就把停产等损失归罪于“帮派”，其实不少“帮派”在地震问题上对他们是提出严厉指责的。　　

这些干部只会对群众滥发威风，却不做出一点带头和模范行为来。或者说，他们在各保自己的生命上，起了带头和模范作用。

四川的地震大恐慌正是四川省委和各地党委造成的，首先是四川省委。如果四川省委认真组织，并督促下属就不至于到了这个样子。他们历来最讲纪律，要广大群众守他们的纪律，包括他们瞒上欺下的纪律，但在这种问题上，纪律就都荡然无存了。我们可以相信，辽宁、开滦、青龙的干部虽然有不少人不辞辛劳和个人安危，认真地为人民服务，但绝不会每个干部都如此。有的人本来会带头自己逃命，但在坚强的领导、严格的纪律和监督下，也不能不为群众做有益的工作。本来8月16 日地震发生后，四川各非灾区领导应该立即通过有线广播通告群众，当地只是有感区，或者连松潘地震的震感也不会有。希望广大群众不要慌张，各自回到家里安心睡觉。并且通知各级干部和机关办事员带头，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要带头，睡到家里去。书记和自己的家属首先得睡在家里，不得睡在露天。同时严令如果有干部睡在露天的一律严加惩办。群众看到干部带头睡到家里，人心自然安定，那就什么都不会发生。更不会出现跳楼之类的悲剧。就是有群众不安心到当地党委来询问，也得好言相告，不能滥施淫威，动不动就加以训斥。

更进一步地说，四川有地震原来也只有预计的破坏区有预报，其他有感区没人对广大群众说过，除了有人逃来避震外，一般群众根本不知道。所以到了地震发生时，就像突然其来，就特别恐慌。其实早就该跟群众说了。在六月就应该对群众说，四川要发生地震，我们这儿是有感区，没有危险，如地震发生大家不要惊慌。就是有不同风险的地方也得对大家做好抗震防震的宣传工作，告诉大家地震来临时该如何应付，见了异常要报告。可是四川没有认真做，尤其对于有感无险区更是一直瞒着。

刘小汉教授非常正确地说：　　

社会不安定的恐慌心理是怎么来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不是由于泄露震情造成的，而是由于政府对老百姓封闭、老百姓缺乏地震科学常识造成的。政府越封闭，老百姓就越恐慌。在这种情况下，流言蜚语就产生了。这些流言蜚语往往不是科学家的预测意见，而是在一些很奇怪的渠道里滋生出来的。　　

这好像专门对四川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