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人偿命”传统与“少杀慎杀”理念有差异

“同样是死刑，社会危害不同，就要区别对待。”赵建生说，最高法院要求，对因民间矛盾、婚姻家庭矛盾或邻里纠纷引发的案件，适用死刑要十分慎重。这是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贯彻，也是国家站在社会总体角度，制定的刑事司法政策。这与我国传统意识中的“杀人偿命”理念有着一定的差异。

2007年，国家将各省的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法院。今年的刑法大修中又废除了13种死刑。“国家对死刑严格控制后，口子越来越紧。”最高法院也下发过一些指导性案件，作为各地法院的参考。

“我在想，家属是不是非要用杀人来治疗创伤？网络上一片喊杀声是否是一种进步的意识？”赵建生说，“你杀了他，他的家人又来杀你，冤冤相报何时了？！”目前整个社会还是有根深蒂固的“杀人偿命”、“同态复仇”意识，而我们的司法理念要求少杀、慎杀。现在很多国家已经废除了死刑。因此，当法官要剥夺一个人的生命时，必然要慎之又慎，要考虑各种各样的东西。

自首不必然从轻，要综合各种因素考虑

关于网民热议的自首是否成了“免死牌”。赵建生说，自首是刑法的一顶重要内容，一个法定的从轻情节自首的来源就是“缴枪不杀”，战时优待俘虏，瓦解敌军，是战胜的法宝。而法律上规定了自首，目的是分化、瓦解犯罪，教育改造犯罪分子。

他也表示，法律规定，自首的“可以”从轻处罚，但不是必然从轻处罚，对一些犯罪情节特别恶劣、社会危害性极大的案件，可以不从轻处罚。但从立法的目的上来看，是鼓励犯罪分子投案自首的。李昌奎案中，他确实是有投案情节的，这就要看法官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来判断是否适用自首。“如果自首在具体量刑中必须体现，法律的作用就不能全面发挥出来。”

田成有说，一个人如果有悔罪之心，能自首、如实交代，就可以得到一些宽容。否则以后没人会选择自首了。“整个社会应该更理性、宽容一些。”

■ 答疑

为何不判死刑？

网民们最关注的就是，同是自首，李昌奎奸杀少女摔死男童，犯罪情节比药家鑫还“恶劣”，为什么药都判死刑了而李昌奎判了死缓？对此，赵建生说，老百姓将不同的案件作对比，是正常思维，不过法院要向老百姓解释清楚原因，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法官作为一个国家刑事司法政策的执行者，掌握着生杀大权，杀还是不杀？对一个人是否有判处极刑的必要？他要比一般老百姓考虑的多得多。法律不仅要惩罚一个人，也要挽救一个人。

田成有则说，李昌奎与受害者是邻居，之前有感情纠纷，两家有民间纠纷，其犯罪有一定的原因。法律不是苛刻到1+1=2那种情况，否则就成了概念法学了。”他说，一个法官，只要依法办案，合乎法律程序，在法律适用上是可以有探讨的空间的。“昭通中院的一审判决虽然和高院的判决不一样，但是都是本着审慎的态度依法作出的。”

判决中为何不写清不杀理由？

不少网民认为此案的判决抽象简单，不足以服众。昭通中院一审认为：李虽有自首情节，但依法不足以从轻处罚，所以判死刑；云南高院二审认为：虽然李罪恶极大，但有自首、积极赔偿情节，所以死缓。人命关天，可这两套“虽然……但是”都没有把道理讲到明处。

对此，赵建生说，这是由我国的司法制度决定的，判决书的书写是概括式的，法官不能自由发挥。因为我们是大陆法系国家。“英美法系有些法官的一个判决，跟一本书一样”。他说，在西方，对案件判决的依据除了法律外还有“法官的良知”，因此，法官要写清楚他的良知给公众看。反过来，他们选任的法官一般都很有威望，对法官的保护制度也很完善，所以，法官可以在判决上可以自由发挥。而“我们的司法还没有发展到那一步。”

不杀是否会放纵犯罪？

如果一味强调少杀、慎杀甚至废除死刑，会不会让犯罪分子有侥幸心理、放纵犯罪呢？对此，赵建生表示，任何事物有利有弊，只有权衡利弊后选择利大于弊的方案。法学家贝卡利亚曾说过：“刑罚的威慑力不在于其严酷性而在于其不可避免性。”刑罚即使再严厉，如果一个人犯罪后也不会得到处罚，那么严厉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刑罚不那么严厉，但一个人犯罪后，如果无论他逃到任何地方，都不可避免会受到处罚，那么他就认为犯罪受处罚是不可避免的，犯罪时就会“三思而后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