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后农业税时代的“非同质性”农民

摘要：减免农业税后，农民是什么？这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思考。一方面，，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农民越来越是一个“非同质性”的群体，另一方面，农业税的取消，并不意味着中国经历“农民的终结”，中国农民在未来两、三代人的时间内是无法终结的。从这个认识出发，有必要认真研究如何面对农民的“非同质性”，研究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问题。它意味着“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开始。

关键词：后农业税时代 非同质性 难以终结

一、问题的提出：

1967 年法国学者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曾使法国学术界感到震惊，原因是法国是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这样的农业大国却面临农民文明的终结，在人们心理上产生巨大的冲击。

2005 年中国农业税征收的基本结束，对一个几千年历史的农业大国来说，也在产生一个持续的巨大的心理冲击。这就是农民不再交皇粮了！笔者上课之余曾听到一些乡镇干部提问：农民不交税了，我们靠什么来管他们？而笔者由此想到的是：减免农业税后，农民是什么？

这是一个很中国化的思考。英国工业革命是用圈地运动消灭了小农，机器工业的发展与殖民地贸易掩盖了农民终结的惨烈。 １８３５年托克维尔参观曼彻斯特时说，“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 ①

法国曾是一个欧洲传统的农业大国，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之一是用平等观保护了大量小农的生存。法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经历农民的终结，但法国又是 18 世纪启蒙运动的故乡。它意味着法国农民曾经生活在近代民主的思想文化氛围中。这块土地上的学者，面对“农民”的终结时，写下了这样的带有后现代性人文主义色彩的话：“事实上存在着一种类似工人救世说的农民救世说，但它的涵义是非常不同的：工人阶级建造着未来的世界，而农民是保持着永恒价值的优秀阶层，未来世界将必然建立在这些永恒价值的基础上。” ②

中国近代以前是一个家族社会、臣民社会、小农社会。近代以来，中国或被动或主动的工业化、现代化过程都伴随并强化着中国式的城乡二元结构，以至于今天中国城市化过程面对这样一个结果：中国今天产业工人中已有 1.2 亿的农民工，但他们并没有觉得自已是城市人、是市民。当下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以务农为主业了，但他们在收入、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依然是感到自已是“农民”。 李培宁 教授把“农民工”、“失地农民”和“村落终结”叫作”新三农问题”。 ③ 新三农问题都发生在非农化过程中。

这是因为什么呢？这就是在中国，因为非农化不仅是一个职业转变，它还应该包括一种消解城乡二元结构的新的文化过程。达伦多夫认为 , 一个人、或一些人“属于某个阶级是因为他在一个社会组织中占有某种地位，也就是说，阶级的身份来自对社会功能所承担的责任”。 ① 在中国的非农化进程中，我们希望中国农民承担什么样的社会责任呢？我们是否只是永久地希望农民成为城市社会的廉价劳动力？还是希望农民成为与城市人一样的平等公民？回答当然是后者。问题的关键是：他们如何才能进入某种 ” 社会功能？”

十六大报告提出了 新时期农村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十六届五中全会的 十一五规划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要求“积极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的几个要求，强化了对当代农村建设。

然而，后农业税时代农民是什么呢？建设新农村的新阶段，农民仅仅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号召的响应者、管理者命令的接受者吗？如果不是，他们自觉的主体意识应该是什么？这里涉及到一系列的相关思考！

二、社会转型期“非同质性”的中国农民

尽管农业税已经基本取消了，我们还远远不能用“农民的终结”这个词，我们知道中国有近６０％的人口还生活在农村。但我们可以用“变动中的农村”、“变迁中的农民”这样的词。在今天的中国农村，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农民”。“农民”已开始变成一个模棱两可的词语。

今天的中国“农民”是什么呢 ?

首先是指他们在户籍制下的农业劳动者、居住者的的社会身份。他们生活在农村，以土地作为生存的依托，他们被中国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实行的户籍制定位为“农民”。他与他的家庭从不享受城市居民在医疗、就业、住房、工资等方面的所有待遇。这样一种社会地位使其几代人为自已的身份而自卑，他们没有“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尊严，他们是乡下人，他们想成为城里人。

其次，中国“农民”是城乡二元结构下不断延伸的文化身份。也就是说，“农民”不是指职业，而是文化模式层面上的定格。如今，中国产业工人中有 30% 是农民工。由于他是“农民工”，便不享受城市职工同等的工资待遇与保障。如果按照社会学的职业分层来定位的话，相当数量的人已不是农民。但中国的“农民”身份，是个被 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延伸的“文化身份的农民”。

在城乡二元结构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出现了工农业产品的价格的剪刀差；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至今，又出现了城市与乡村劳动力的工资剪刀差、土地征用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是如何构成“合理性”？它是由城乡二元结构的文化惯性与城市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驱动“合谋”而成的。

再次，中国“农民”也是中国社会转型期一个具有异质性特征的特殊群体。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村不再是传统农村，越来越多的农民不再是传统农民。一方面大量乡村也出现某种“原子化”：村民，包括男性、女性各自的、不连贯的、象走马灯似的外出打工，家里只剩下老人与孩子的留守家庭。另一方面，在遍及大城市、、小城镇的开发区里，在与跨国公司相连的独资厂、合资厂、股份有限公司里，有来自全国各地农村的打工仔、打工妹们。他们是城市中最不稳定的，同时又是最大量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群体。他们的生活已与具有风险的市场化社会联系在一起。

今天的中国农民已不是一个个同质性群体。“农村的阶层结构完全同城市的阶层结构一样复杂——尽管由于社会学家过分关注城市而经常忽略了这一点。” ①

“在今天的中国行政版图上，几乎每天都有约 70 个村落消失。原有的传统村落社会网络的被打碎。” ② “村落的终结”有不同的形式与过程。有昆山、武进式的，整个村落变成工厂区，昔日的农民进了村子里的厂；也有象安徽繁昌镇操村式的，整个村子里没有一座工厂，但青壮年的男性都外出打短工、进煤矿了，而年轻的女性则去了上海开发区的工厂，村里人多为老人与孩子。还有象南京江宁淳化地区这样的，村落变成了科学园、大学园，新兴城市公寓房，原来土地上的农民整村地被迁进了城市型的公寓。如同天上掉下了馅饼，又是“过去的生活方式连根拔起”，住在价值几十万的公寓房里。有人变成了百万富翁，有人因失去土地而失去经济与精神世界的依托。

其四，中国农民又是全球化时空下的低成本的劳动力群体。

这里强调了一个特殊的纬度，就是时空，中国正在经历全球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在这个时空中，农民的非农化、城市化过程，遇到了这个时代“结构性转换”中新的关键因素，即信息技术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知识、技术的新形态与劳动要素发生着新的连结。海明威笔下的“老人与海”式的奋斗，可能只代表工业时代早期的寓言。

“与知识、技术的关系成了行动与权力的资源”， ③ 对新的文化资本的拥有，影响人们的行为选择。正像米尔斯所说的，“现代的劳动分工包含着一种迄今对人们还很陌生的技能专门化趋向：从整理一些抽象符号每小时即可收入 1000 美元，到用铁锹干活一年才能收入 1000 美元。作为劳动力的一部分，处理各种事情的个人越来越少，而管理人和符号的越来越多。” ④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才能找到 21 世纪淘汰与选择 。 因此，“全球化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并不是所有的人和事都包括在内。全球化，实际是在各个层面上发生的一系列核心活动” ⑤ 。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一方面经历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在经历大规模的边缘化，包括人口、地区的边缘化。其中突出的过程也是农民、农村地区的边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突飞猛进，国内生产总值由 1978 年的 1400 多亿美元，迅速提高到 2004 年的 1.65 万亿美元，经济规模居世界第 6 位。经济年均增长 9.4% ，比世界均速快了 6 个百分点。外贸规模已由世界第 32 位攀升到目前的第 3 位。 ⑥ 廉价的生产要素价格，使得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始终保持在全球较低的水平。中国出口产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中国劳动力保护与环境保护的缺位，包括极低的资金成本。中国劳动力工资水平是日本的 1/24 、美国 1/20 。 其中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国“农民”是全球化背景下低廉的劳动力市场无限供给者。中国农民低廉的社会地位，常使他们处在十分悲惨的生活境地。如河南省因卖血而患艾滋病的数万农民；全国上千起不断发生的矿难，包括一些未被媒体披露的血汗工厂， 都是下层农民生存状态的写照。由于全球化时代 “与知识、技术的关系成了行动与权力的资源”，欲转向城市社会的农民绝对数庞大，因而， 大量农民因资源匮乏不断被抛向边缘状态。它也是中国走向市场化、全球化的原始积累过程的另一面。

其五，中国农民也是当代中国现代化中完成社会身份置换的最大群体。

然而，中国也在发生世界现代化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非农化进程。它必然成为一种新的阶级、阶层形成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既有主观条件，又有客观条件。阶级形成“并不象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它自身的形成中。” ①

在中国，有１亿农民在流动，并且，每年会有几千万来自农民家庭的不同代的人加入新的流动行列。这是最大的中国现象。中国的城市化率现在是约４１％，到２０２０年将超过５０％，并达到６０％。在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中，中国农民及农民家庭的成员在大量地走向城市、走向城市的职业生活，完成自身的代际流动与代内流动。这会是一场深远持续的社会文化的变革！

“阶级是一种关系，而不是一种东西。阶级是人们在亲身经历自已历史时确定其含义的，因而归根结底是它惟一的定义。” ②

当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民，或农民的后代，离开土地外出打工时，不仅仅是为了温饱生计，他们其实已经在自觉地寻找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许多 70 年代后期、 80 年代出生的农民的后代，几乎没有任何务农的经验，他们走进城市的服务业、制造业、餐饮宾馆业，尽管，他们被当成“农民工”，但他们其实在寻找自已的生活未来。

孟德拉斯说，“ 20 亿人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 ③ 。

今天的中国几亿农民也站在或已走进了工业文明的入口处。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中国农民与城市社会的关系。不交农业税以后，“农民”是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免交农业税减轻的农民的负担，并不能替代今后的农民应该是什么，已经异质化的中国“农民”，他们的阶层认同应是什么？从社会学意义上，这是一个再社会化的问题。

三、中国农民群体“非同质性”特征的社会性结果

“非同质性”不仅是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特征，而且它也产生社会性后果、它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社会过程。

这种社会结果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它是一个人口统计学上的事实。户籍制下的“农民身份”的异质性是整个社会结构异质性的一个部分，它突出体现为统计学上的职业与收入的异质性。而在过去户籍制下的农民是一个僵硬的同质性的板块。

其次，它意味着当代中国社会关系方面的流动的多维空间分布。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文化效应的影响，强化社会交往包括社会参与、就业选择、择偶中的等级参数，如教育、收入、地位、财富、声望、权力、社会背景、年龄等因素。大量来自农村的青年进入城市，使城乡原有的阶层关系发生新的垂直分化。据笔者调查，像南京这样的大城市中，许多有一定档次的新兴的大众消费产业（特点是有中产阶层光顾的），如美容院、美发店、宾馆、新型超市的员工，有相当数量的劳动力来源，有些甚至是基本依赖来自农村的、受过一般基础教育的男女青年。如果城市青年与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其收入是一样的。他们的存在，（也包括那些在城市的大学读书后，在城市找了工作的）促进城市大众消费产业、及一些相关产业中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尽管，今天的大城市中的大众消费产业的劳动力素质还是处在人力资本的低端部分，但就业者的年龄因素或文化因素带来的适应新技能的优势，使其竞争力高于原国企的下岗工人。

所以，在今天的城市，你是城里人与乡下人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你是哪一种等级圈子中的人。“等级参数可以确定社会成员社会地位的等级关系”。 ① 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关系方面的流动的多维空间”，不是人为的主观动机，其基础是市场经济机制带来的社会需求。大中城市及小城镇对多元劳动力需求，从经济上把城乡联结在一起。如昆山市本地人与外来工的比例，已达到１：１。上海市外来人口的比例，已占到城市人口２３％，广州市达到２８％，基本上是青壮年外来工。

其三，“非同质性”也带来是价值观、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的新变化。“非同质性特征”体现了开放中的城市文化对农村、小城镇的辐射、诱惑、连接。今天的城市是一个反复被强化的影像世界。发达的媒体工业可供给城乡贫穷者“视觉的富足”，包括流行的音乐、服饰、富人的姿态。流动的农村青年、非农化转移中的农民在进入城市后有了关于城市文化、日常生活的直接体验；电视、 VCD 播放机、互联网的普及形成城乡的间接连接。

笔者的观点是，“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城市社会的过渡伴随着向消费社会的过渡。中国农民、农村青年在进入城市社会的时候，城市同时也是一个消费社会。这就意味着阶层关系不仅仅是在生产领域展开，同时，也在消费领域展开。” ②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中国的今天，异质性的因子事实上已延伸进消费领域、生活方式领域、深入各阶层的生活。在这个消费时代，人们购买服装、食品、家具、化妆品或者娱乐，不是直接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表达一种身份感、认同感、归属感。鲍德里亚作了这样的概括：“消费成了我们存在的一个理由。一种完全的理想主义的实践。” ③ 也就是说，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非同质性特征的背后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多元化及异质性。由此影响当代进城农村青年，或想进城市打工农民的社会期待。

其四、农民阶层的非同质性特征，也显示出这个群体自身在社会转型期的多元差异性、个人化趋向下兼容。他们是建筑工地的工人、自雇者、美容师、跨国公司车间里流水线上的计件工、家庭保姆、农忙时的农民······。吉登斯所说的，“阶级主要不再体现为阶级，而是体现为多种多样原因导致的限制（和机会）。阶级变得具有个人特性”，并且通过个人的‘传记'表现出来 ③ ，在中国转型期也出现了。他们和计划体制下一直生活在城市市民表现出的异质性相比，是他们没有城市人那种“单位人“的文化背景。他们需要社会提供给予陌生人、体制外人、外地人，非单位人的平等的社会资源。而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及单位制的文化惯性的延伸，进城的民工，或农村青年在初次分配，及二次分配中得到的资源依然是稀少的。

如何帮助农民及来自农民家庭的后代，完成他们自身的身份置换，使之成为现代国家中的农业劳动者，成为融入工业文明的有尊严的公民、市民、职业者。这是国家管理者、社会文化制度促进、引导社会转型必须要思考的责任。我们是否准备好这样的文化上、制度上的“准入门坎”呢？

四、农民的“非同质性”特征与难以“终结”的中国农民问题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中国的乡村，我们都看到了当下农民的“非同质性特征”，但是，中国农村与农民经历的社会转型，并不意味着中国正要经历“农民的终结”。

虽然，总体上说，发达国家的历史显示了通过农民的终结，来结束一个阶级的过程（如英美的农业劳动者比例只占职业人口２％——３％），但对于中国来说，在未来 50 年内，通过快速“消灭农民”来“终结”中国的三农问题，是一个过于理想化的思路。这是由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

到 2020 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 50% ，甚至 60% ，将是一个可能的目标，至少在江浙地区是如此。但到 2020 年中国的农村人口即使下降到总人口的 40% ，至少仍然将有 6 亿农民，而这是最低数量，即是按人口 15 亿来考虑。

其前提是，城市有能力承受 9 亿人口，并为其中大约 5 亿多人提供工作岗位。已有学者预言，由于技术和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城市的就业弹性将降低，劳动力低成本的时代将走向终结，最多还可以维持 10 多年。 ③ 它意味着城市对二、三产业劳动力需求的限度。

由些，可以得出的一个结论是，中国的农民在未来两代人的时间内是无法终结的，在未来三代甚至四代人能否终结，也仍然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从这个认识出发，才有必要提出并认真研究建设中国新农村的问题。

社会学对社会问题的研究，除了注意研究那些可能出现的情况外，也要注意研究哪些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对于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研究，这一点也许就更有意义了。

按照一般的认识，到 2020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将达到总人口的 50 —— 60% ，这个数据显然对许多问题没有给予考虑。如中国的资源对城市人口的承载力问题。目前中国 670 个建制市中，已有 400 座城市缺水， 108 座城市严重缺水。如果要求这些城市进一步大规模接受新增加的人口，仅水资源将使这些城市陷入生存危机。尽管可以通过节约等方法来解决资源制约问题，但对于已经陷入资源困境的中国来说，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其困境将越来越突出，其对农村人口的接纳也将越来越困难。

即便没有资源制约问题，比如中国通过大规模进口资源来解决问题，即城市如何为新增加的 3 亿人提供就业机会。如果按照最理想的方案，到 2020 年，城市人口将达到 60% ，即 9 亿人。按就业年龄计算，至少将有 5 亿多劳动力。目前我国在二三产业就业的人口为 3 亿，其中还包括 1 亿左右的农民工。如果要使 2020 的城市人口达到总人口的 60% ，首先要将这 1 亿农民工转变为城市人口，同时在未来 15 年新增加 2 亿个二三产业的就业岗位，平均每年增加 1300 万。在 20 世纪 90 年代后，中国的高就业高增长变成了高增长低就业， “ 八五 ” 期间，经济增长每一个百分点，能够创造９０多万个就业机会。　 “ 九五 ” 期间，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只能创造七、八十万个就业岗位。它意味着中国的大城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及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就业负荷越来越重。

从 1978 年到现在，每年新增加的工作岗位平均都没有超过 1000 万个，而且在过去 20 多年由于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原来许多没有被注意的工作领域被发掘出来，导致了工作岗位的迅速增加。现在这样的机会已经基本被发掘完了，新的工作岗位的增加将越来越困难，而不是越来越容易，就业已是一场新的战争。

当然，如果中国最近提出的自主创新能够在未来 10 年取得决定性突破，将可能产生新的产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这需要具有一定智能和技术的劳动者，许多农民仍然可能与这些新的产业职位擦肩而过。

所以，在考虑通过城市化来解决农村和农民问题时，不能不注意就业同样是制约农民终结的因素。不考虑这个因素，就可能制定不切实际的计划。由于资源和就业的双重制约，笔者认为，如果到 2020 年，中国的城市人口能够达到总人口的 50% ，就已经是重大成就，实现这个目标意味着每年将转移将近 1000 万左右的人口为城市人口，这已经是世界奇迹了。但实现了这个目标，到 2020 年，中国农村将仍然有 7-8 亿人口，与今天的农村人口比，没有实质性的减少。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就能够真正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意义。

四、期待：“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的开始

１９１６年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文中说，“我们首先注意到，由于民主社会实现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使各种利益互相渗透”，“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 , 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人们“大量地在空间上扩大开去 , 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 , 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 ①

我认为杜威的这段话是很深刻的。他让我们反思这个“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或者叫，“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在今天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中国农民逐步成为“非同质性的社会群体”是一个事实。它是中国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整个中国社会非同质性、多元性、异质性深化的一个侧面。越来越多的户籍意义上的农民的身份异质性，其实质是社会结构在走向市民化、大众化、职业，“一种联合的生活方式的开始”。它是我们在“后农业税时代”面临的问题。

汤普森说，“阶级觉悟是把阶级经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它体现在传统习惯、价值体系、思想观念和组织形式中。” ② 汤普森用了“用文化的方式加以处理”一词，我理解这个文化的作用，就是解释、定位的作用。阶层意识的背后是文化的价值导向。

已经“异质性”的前户籍制下的农民是什么？我以为，在哲学的、文化的层面上，是“现代性”的问题，在社会学层面上，是使之成为利益时代的利益主体的问题。因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是自由、平等、普遍主义、个体主义、承认公平与个人选择。因而，在现代社会秩序安排上，是用自致性的社会选择代替先赋性的社会角色。齐美尔认为，“现代性本身的实质就是心理主义的”。 ① 为什么呢？现代性问题，与主体的价值取舍、行为选择、主体的自我实现有关。把农民当作公民、当作国家的农业劳动者，就意味着赋予他们独特的利益主体的地位。不管他们是走向城市，还是留在农村。

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农民”意识向现代阶层意识的转变，正好是一个民族从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从传统阶层关系向现代阶层关系转化的一个视点。

今天，我们面对的中国“农民”，不是建设新农村命令的接受者，不是不断补充城市“蓝领工人”岗位的廉价劳工，他们是社会转型期的新的“利益主体”。这是个可通用的社会身份。从这一点上说，仅把农民当成弱势群体来看待，既低估了这个群体的智慧，也低估了当这个群体的积极性被正确调动起来以后可能产生的巨大力量，当然还低估了这个群体的能量如果被错误的引导可能导致的严重后果。托克维尔曾经说，“没有一个伟大民族没有权利观念”。 ② 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社会政策研究要考虑到这一点。

同时，既然中国农民在至少两代人的时间内无法终结，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就需要多重视角：对于那些已经或者将成为市民的农民，我们要研究的是如何帮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融入城市；对于那些到 2020 年甚至 2030 年仍然不能不生活在农村的农民，他们的生存和个人发展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该研究和解决的恰恰主要是第二部分农民。

因为他们的生活与期待已经被过去 20 多年中国的变化完全改变了。他们在有生之年可能仍然只能是农民。但他们还是与传统时代农民很不一样。他们中大多数人看过 21 世纪的电视节目、穿着 21 世纪的衣服，说着这个时代的语言，已经不再安于现状，却仍然不能完全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时，常常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护自己的利益。

现有的村级经济的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农村教育、医疗、养老等问题都涉及到帮助农民维护自已的利益，并形成表达利益要求的文化自觉与合理性通道。重要的是农村要像 21 世纪的家园。

温铁军先生在 2005 年（杭州）三农会议上说，“所有人口超过 1 亿的发展中国家都有“三农问题”。无论他们如何模仿西方的私有化、自由化制度来推进市场化。”

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农民大国，是很难模仿西方。不仅仅在提高农村物质生活水平方面，在做城乡统筹的“文化”方面更是如此。为了适应新的社会结构的到来，我们要做新“规则”、做“社会资本”、做“新的文化”，做 “一种新的民主的生活方式”。“做”就是构造、就是建设，使中国从农民大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大国，变成公民大国，变成具有公民文化的大国，形成城乡、城市各阶层间的“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它所引导的应是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

① 参见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 1789~1848 》，第３３页，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② （法）Ｈ·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２２３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③ 同上，中文版序言

① （英）Ｅ。Ｐ汤普森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３页，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① （英）罗宾·科恩等：《全球社会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４页，２００１年版

② （法）Ｈ·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中文版序言，社会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③ ⑤ 卡斯特斯等：《流动的空间与全球转型》“读书” 2005 年第 10 期

④ （美） C ·赖特·米尔斯著 《白领 ——美国的中产阶级》第 85 、 1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⑥ 引自《中国经营报》，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９日，《 美国是全球化最大受益者 中国成世界加工车间》

① （英）Ｅ。Ｐ汤普森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１页，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② （英）Ｅ。Ｐ汤普森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第３－４页，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③ 参见（法）Ｈ·孟德拉斯　《农民的终结》，社会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

① 参见（美）彼得·布劳《不不平等与异质性》，王春光、谢圣赞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4 页

② 参见扈海鹂：《关于农民问题与阶层文化的思考》，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4 年第 5 期

③ 参见扈海鹂：《解读大众文化——在社会学视野中》，第 61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版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第 148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李培林：《东方经验与中国现代化》， 2005 年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

① 参见张文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１６７、１６８页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② 参见（英）Ｅ。Ｐ汤普森著《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

① （英）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第２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第４３２页。第２００３年版

②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上卷，第 271 页，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