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革共识”形成的猜想

                                                 关于“改革共识”形成的猜想
 

    近几年在关于改革开放的第三次争论中,时不时听到“主流精英”们留恋起八十年代初形成的“改革共识”。他们说那时经过“真理标准大讨论”,举国上下“拨乱反正”,很快将被“四人帮”颠倒的历史又颠倒了过来,于是中华民族就万众一心地走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我国当代历史上真有“改革共识”那么一段美好时光么?
   
    我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经典故事是小岗村十八户农民冒死签约搞大包干,且一包就灵。不过,这个故事据说是编造的，并且还有续篇——江总书记二十年后视察富裕样板“中国改革第一村”。江总书记看到的其实只是临时打造的骗局。小岗村这个扶不起的“阿斗”,近年来多次拜访南街村,准备重走集体化的道路。其实，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散人民公社,当时并没有形成共识,只是由于自上而下的高压，强行推广，只到81年12月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时，全国90%以上的生产队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决策者在政策设计上玩弄字眼，说是“统分结合”，实际上是只分不统，逐步瓦解了农村的集体经济，使广大的中国农村重新回到了小农经济的状态。随后产生的三农问题及其不断恶化,实际上宣告了农村改革的失败。而抵制单干，坚持走集体化道路的“南街村”们，则昭示了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  
   
    “包产到户”的短期效应，激起了决策者们的无限憧憬。在农村改革取得历史性伟大胜利的鼓吹声中,“包”字被请进了城,城市开始了以企业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
   
    城市的改革是否形成了共识呢?
   
    笔者已有三十八年的工龄,在本人的记忆里，根本没有什么“改革共识”的往事。倒是改革初期的一次会议经历,至今让我记忆犹新。
   
    记得二十年前,笔者参加了所在省会城市的一次中小性企业座谈会。会议的主题是汇报企业改革状况,统一改革认识。会议上,与会企业代表海阔天空,古今中外,引经据典,作了一个个大同小异,耳熟能详的赞美诗般的讲演。发言机会轮到我时,离散会时间只有几分钟。我对主持人说时间不多就算了。主持人坚持让我汇报。我说你是想听真话还是想听套话，想听套话、假话,我就不用说了。主持人让我说真话。我也不再推让。我说，人类社会几千年,其发展模式不外乎两种——革命,改革或改良。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因此,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特殊形式,并不常见。而改革,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形式,它是长期的,永衡的。所谓量变或形式的变化，其实都是改革。这就说明了，社会发展不可能离开改革。生活中也不乏经常的改革,例如,连吃了几天大鱼大肉,你就会感到腻了,你就会换些清淡的吃,这也是改革,诸如此类。因此，说改革不好,不要改革,这个人要么是白痴,要么是有病,这应该是基本常识。我接着谈到了社会上、企业中有关改革的争论。我说，上面来的各类关于改革开放的问卷调查,基本上是你认为改革好不好,你赞不赞成改革之类的。填表人怎么办。说不好,不赞成,这不是有毛病有问题吗！说好,说赞成，又觉得感觉不好，象被人糊弄。我以为,问题应该这样提出,你认为这样的改革好不好,你赞成不赞成这样的改革。改革是无须质疑的,关键是怎样改。上述问题明显是偷换概念,提问者不是糊涂,就是别有用心。……我讲完后，与会者多有同感，主持人有点尴尬。
   
    今天看来,那些问卷的设计者真可能是别有用心。因为后来二十来年的改革进程中，偷换概念的手法确是“主流精英”的惯用伎俩，如高尚全在“巴山轮”上偷梁换柱，把“市场经济”译成“市场协作”，忽悠赵紫阳。
   
    其实,“改革共识”是一个伪命题。没有共同目标,哪有共同认识。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是改革“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到十四大提出的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十四年间的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何谈“改革共识”。改革伊始，工人阶级就被剥夺了话语权，它能和谁达成共识。当然,改革的设计者们很可能有共识,但不好挑明,如同“主流精英”所说：“中国的改革目标和目的地,是一步一步提出来的,在高层领导人的头脑中是清楚的,比如向‘东’走,以‘天津’为目的地，但一开始并不提‘天津’,而提‘通县’,当到了‘通县’再找廊坊,最后才可能提‘天津’。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争论。”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当然,假冒伪劣的“改革共识”还是有的,它的形成大概通过以下三种手段。
   
    一是扼杀民主，舆论一律。当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经过短短几个月的选择性交锋,主流媒体就不约而同的停止刊发不同言论,随后宣布“大辩论”圆满结束,改革派大获全胜。更有甚者说,谁反对改革,谁就是“四人帮”的残渣余孽,就要用象对付日本鬼子、黄世仁那样的刻苦仇恨诛讨之。于是,异议不见,赞歌四起,在主流媒体上,终于形成了千人一口、千人一面、千篇一律的“改革共识”。
   
    二是指鹿为马,强奸民意。代民立言，从来就是各级权贵们的专利。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既得利益者，大都是企业领导层,他们也代表工人阶级在报纸上写文章,在广播中发通信,在电视上拍专题,导演了一幕幕投身改革开放的活报剧，制造了空前的太平盛世。笔者上述的抽样调查也是伪造历史的常用手法。
   
    三是编造历史,忽悠人民。临终数月前的毛泽东曾清醒的说过,拥护文化大革命的人不多。这里主要是指官僚领导阶级。当然,广大人民群众当时也未能理解毛主席的苦心。文革后期,人民群众确实有些政治疲劳。粉碎“四人帮”后,人民群众似乎也想换个活法。广大人民虽然不明白怎么就“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但在“社会主义搞糟了”的喧嚣声中,一幅“共同富裕”的愿景便浮现在迷惑的国人面前。人们想象着再过二十年后的美景,懵懵懂懂地搭上了通往小康社会的改革之车。途中无法下车，只能下岗。
   
    实事求是地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改革共识”。“主流精英”们怀念它,只能是日落西山的感叹,或是人之将死的幻觉,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