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为何没能培养出大师级人才？

据说，钱学森晚年感慨于大师级科学人才的缺乏，发出了当代中国为何没能造就出大师级人才之问。这一问题随后引发了广泛的讨论。不少人认为，根源在于教育，据说当代中国的应试教育束缚了科技人才的创新性思维，因此，中国的学生很难做出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甚至为此还在变着花样推进所谓高考改革、人才选拔机制的改革。

这种说法当然有它的道理，但更深层的原因未必如此。设想一下，如果新中国建国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开国一代领袖，未能下决心独立自主发展中国的“两弹一星”，那么，诸如钱三强、钱学森、李四光那一代科学家，归国之后是否能够完成具有世界水平的科技成果？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虽然像钱三强、钱学森和李四光那一代科学家，在海外留学和工作期间已做出了很出色的科研成果，不容抹煞和贬低；但即使如此，如果没有回到祖国后在研制“两弹一星”中的辉煌业绩，他们的科学成就恐怕也要打些折扣。

人们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下创造自身的历史，对一个社会来说，科技进步不可能超越社会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曾经深刻地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因此，虽然教育的质量影响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水平、前人在科技发展中业已达到的成就也影响科技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但具有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对科技发展的需求，它最大程度地决定科技发展的方向和潜力。

西方文艺复兴，被称为需要巨人而且诞生了巨人的时代，正好证明了巨人的诞生取决于社会需求的道理。建国初期，百废待兴，国家在1956年制定了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并付诸实施。国家为巩固国防，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全力开展科技攻关，相继取得了研制“两弹一星”的重大成就。在这些大科学项目的组织实施中，一大批优秀科技人才脱颖而出，使我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了一席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钱三强还是钱学森，生前对别人称之为“中国原子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都十分不安、坚辞不受。在那一代杰出的科学家心目中，这不是一个谦虚与否的问题，而是他们完全认识到，类似“两弹一星”一样的大科学项目，早已不可能像瓦特时代一样由个别人完成发明蒸汽机的工作，而只能靠一大批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集体努力。可惜，至今仍有人不愿意学习钱三强、钱学森的实事求是精神，依旧拿着“之父”的标签给他们乱贴一气。

有一个时期，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中国工程院院长朱光亚、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都是核物理领域的科学家。出现这种现象确是历史的巧合，但也不能不说，正是中国政府在一段时间大力发展核能工业、国防工业，帮助他们在实践中取得了相当的科技成就，从而使他们为国家所重，赋予了领导中国最重要的科研单位的职责。

良好的教育体制，可以培养出优秀的人才；但能否取得科学技术研究的创造性成就，更多地依赖于实践中的创新。从学有所长到成为科学大师，科研实践无疑是最重要、决定性的环节。一个时代，社会需要什么样的科技人才、科技成果，往往决定了科技发展的方向、领域甚至成就。在历史上，之所以有很多科学家才华横溢却壮志未酬，就在于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没有提供让他施展才华的现实条件。

可见，与其说大师级的人才取决于教室，不如说更多的取决于社会。当一个国家独立自主走科学技术创新之路时，杰出的科研人才就会在实践中脱颖而出。时代的现实要求将催生承担完成历史重任的伟人登上舞台，在科技领域也不例外。反之，当一个社会始终寄希望于从先进国家购买技术、设备，而无意自主创新时，很可能诞生的是出色的商人、律师而不是大师级的科学家。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播下做买卖的种子，却希望收获科学大师，无异于缘木求鱼。

中国工程院前院长徐匡迪在接受采访时认为，新中国在工程技术领域有三项事业达到了世界顶级水平，一是航天工程，二是研制原子弹氢弹，三是建设三峡工程。如果徐匡迪的这一观点成立，即三峡工程是世界级的伟大科技成就，那么，何以未能像“两弹一星”项目一样、产生世界级的大师呢？难道是二流人才三流人才完成了这项世界一流水电工程吗？显然，事实不大可能如此。人们有理由推断，在完成三峡工程的队伍里，必然有能够完成世界级水电工程的杰出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想必也出自中国的大学，只是因为某种原因不大为人所知罢了。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例子，是华为技术公司的发展历程。众所周知，创办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华为公司，在当时名不见经传，不要说在世界市场不为人所知，在中国市场也是不值一提的小企业。然而，经过近30年的发愤图强，华为公司2010年已成长为销售额居世界第二的电信设备制造商，同时，其专利年申请量也开始跃居世界先进行列。这样的发展速度和业绩，在中国企业中一枝独秀，在世界著名企业中也是佼佼者。那么，华为公司是依靠外国专家创造了这些业绩吗？不是；是依靠“海龟们”创造了这些业绩吗？也不是。

一位知情人曾经介绍，华为公司最初在招聘员工时，曾经一度两眼盯住类似北大、清华等所谓一流大学毕业生，但实践一段时间下来，效果并不好。于是，华为调整政策，既面向国内中上水平的大学招聘员工、也开始在海外设立研发中心。一路下来，正是众多额头上并未刻着“大师候选人”的毕业生，创造了令人佩服的业绩。

据说，华为公司的领导人曾讲过，想拿诺贝尔奖的，不要到华为来；因为华为是一家直接面向市场的企业，不可能把大量的资金用于基础科学研究。但华为取得今天的成就，即使说没有造就大师级的科技人才，但必定也需要一批卓越人才支撑这个企业向世界高峰迈进。但时至今日，有谁知道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不正是中国大学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吗？

三峡工程的成功建设、华为公司的进步之路，已经证明了中国人在自主创新的道路上能够走多远，也证明了中国现行教育体制培养的学生同样有能力做出世界水平的工作。这恰恰表明，不是教育决定能否诞生“大师级人才”（当然教育也很重要），而是真实的社会需求决定了科技进步的力量。一个能够完成世界级工程和技术创新事业的国家，如果说依靠的只是二流三流人才，那似乎也没有什么要紧。毕竟，能够完成世界一流事业的二流三流人才，要远远胜过不能完成一流事业的“大师级人才”。

可见，大师成长的土壤，一定深深扎根于中华民族坚持自主创新的这片土地。这是钱三强、钱学森、李四光走过的道路，也是三峡工程建设、华为公司走向世界无数无名英雄的道路。很明显，如果未来中国能够完成更多类似“两弹一星”、三峡工程一样的科技事业、能够诞生类似华为一样的世界级企业，那么，大师级人才势必在这一攀登过程中陆续涌现。

清谈当代中国教育为何不能造就大师级科技人才，其实意义有限。在一个全球化时代，振兴民族产业、坚持自主创新看似陈腐、卑之无甚高论；然而，环顾今日的世界，每一寸土地都属于不同的国家；第一个美元都有它明确的主人；每一件商品都有它的所有者；每一项专利都各有其主。所有这些都表明，一个国家如果不立足于独立自主壮大民族产业、加强自主创新，其发展的风险和困境就近在眼前。

“做秀式”的自主创新，可以一再发出“为何没能造就大师级人才”的感慨，可以满世界找“海龟”来挂名领军发展重点科技项目，可以投巨资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但不可能真的造就科技大师。原因就在于这样的环境下，不会产生对大师级人才的真实社会需求！

最近三十多年间，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它的必要性和有效性；但倘把科技进步的希望一心寄托在所谓开放和引进上，把制造商用大飞机这类战略工程寄希望与跨国公司的合作，而轻视中国独立自主发展自己的产业和科技事业，则必定会使中国的大师级人才 “出师未捷身先死”。纵观资本主义数百年来的发展史，将潜在的对手扼杀、限制在摇篮之中，其实是屡见不鲜的招数，而迅速进步中的中国，大约正是发达国家眼中的新候选人。

当我们慨叹当代中国教育未能造就出大师级科技人才的时候，当我们满世界找“海龟”以便挂名发展自己的重点科技工程的时候，当我们朝思暮想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而不是埋头自主开发的时候，其实恰恰已经用行动公开宣布：我们的社会并不需要真正的科技创新人才，甚至不需要实事求是、扎实进取的学校教育，我们要的是好商人、好律师，另搭一个好会计，或者还加上几个好演员。在这种大背景下，哪怕是钱三强、钱学森、李四光，大概也英雄无用武之地。

而尚未成为“大师”的科学家，哪怕浑身都是本事，在我们的社会中,大约也只好歇一边去吧！

大民工，2011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