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随想
盛世之盛,不仅是说兴盛的现状,还应当含有更加兴盛潜力的意思。仅有兴盛现状,没有更加兴盛的潜力,甚至有衰退的迹象,那么便不能称之为盛世,或者就应当称为“剩世”。这里说的都是实话,若是站在宣传的角度,可以违背良心的话,那么任何时代都可以称之为“盛世”,而绝非“剩世”的。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政权、一个朝代,都经历这样的过程,首先是初期的兴盛,然后走到高点,其次就走下坡路,最后是被另一个政权、朝代代替,重复下一个兴盛循环。是谓之“兴也勃亡也忽”。历史学家往往把这样的规律归结为开国之君的“明主之治”。对此,本人有些腹诽。“明主之治”虽然是必须的条件,但并非关键条件。一个政权、一个朝代之所以会有初期至中期的盛世,原因在于在之前推翻旧的统治政权的斗争中,胜利的各阶级、阶层联盟有一个共同的努力、奋斗方向,他们更容易心往一处用,劲往一处使。兄弟同心,其利断金,创造一个盛世,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一旦共同的敌人被消灭,就该瓜分胜利成果了,这个时候,矛盾就会显现并突出。所以每一个政权、朝代开国的初期,总是有一番有着血肉之情的战友之间的争斗,但由于前面的斗争刚刚结束,分裂总有个过程,社会性的矛盾还不至于刹那间被激化。当各阶级之间的分裂、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程度,该政权、朝代也往往走到了盛世的顶点,再往后,就该是没落了。
凭心而论,在任何时代,统治者的日子总是好过一些。无论物质丰富与否,统治者中的个人以及与他们有密切联系的富人,其所占有的物质财富总是远远大于其他人。但是人往往有一个怪毛病,越是处于优越地位,他便越想更优越一些。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会发现,苛捐、杂税越来越重是规律,忽然减轻了是例外。再换一种说法,在任何时代,最容易感觉不满足的是最有权、最富有的人,最容易感到满足的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不惜耗尽血本跑官的人往往本身的官位已足以让世人艳羡,而处于最底层的乞儿,往往有一餐饱饭就满足了。一个富豪不惜工人十几连跳还要拼命压榨,而一个普通工人月收入仅有几百元还整天担心下岗。有一份这样的工作,他们就满足了。
贪欲几乎是人人共有的。但能够限制贪欲的因素也很多,法律、伦理道德、社会制度、文学文化、历史传统、个人亲情等等,都是。在这些因素中,社会制度是最关键的。如果社会制度提供充分实现贪欲的条件,而伦理道德、文学文化又尽力鼓吹人的贪欲,那么剥削、压榨、奢侈挥霍就会成为常态,整个社会就会迅速堕落,下一个循环就会尽快到来。
朱门的人希望他能够有更多的肉让细菌来解决,这样他们会感觉更有面子,就像今天请客,如果客人把酒饭都用完了,主人就感觉没面子,而非得客人狼吞虎咽,然后还浪费了许多,这样才场面。路上冻死的人,也往往不会造反。但这有一个限度。当饿殍遍野,人们普遍感觉反亦死,不反亦死的时候,就该闹乱子了。这个浅显的道理,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明白,都在想办法控制这个限度,但他们有的控制不了自己,有的控制不了属下,所以乱子还是经常闹,朝代也经常改。改朝换代,换言之就是你自己没办法解决,那么我们就帮你解决。下一个轮回,依然遵循这一规律。有人把这表述为“你不给我说法,我就要给你说法”,意思差不多。
中国历史上的乱子破坏性都很大,原因无非在于那路上将要冻死的人,都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爆发的。压抑越久,爆发的力量自然越大。毛泽东称“造反有理”。对于这一点,本人没有任何异议。没有人负有为了一个不可靠的许诺去等待几辈子的义务,造反当然有理。也有没有人负有辛劳终年而期待年终在电视上去为几个同仁的被慰问而感恩戴德的义务。本人认为还可以换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的话,就是不要等到非反不可的时候再反,把造反常态化。常态化的造反,可以促进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及时调整,不让矛盾压抑太久,也可以避免大规模、高深度的破坏。让人充分的表达权利,让人随时可以造反,就可以避免狂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了。
其实,如今我们也正在做。言论比以前更自由,表达心声的渠道也越来越多,但也有不同表现。前进的过程中,总不乏拖后腿的。比如那么转什么之类,比如那照某某之类,比如那灯女刺人之类,比如那什么市什么经之类,比如等等之类,对这些问题的报道、讨论,既不属于少儿不宜,又非国家秘密,还不反党反国反社会主义反民族反人类,却经常被封被删被蒸发,这既不是盛世表现,也不是兴盛的方向,着实令人纳罕。本人几乎可以肯定,这并非高层意思,至少不是高层集体的意思,或许只与高层身边的人有些许联系,或许根本没有联系,而只是地方上某些领导的意愿。这些领导的存在,使得当今之世难“盛”。他们处于权力机构的中间,本应上传下达,下传上达,然而却既不对上负责,也不对下负责,仅对自己负责,国家利益可以侵犯,社会利益可以侵犯,集体利益可以侵犯,唯有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万万不可侵犯。这些人不是王金标,就是朱温,往往最容易坏事儿,但他们都很会玩儿,用老百姓的话说,是个能人儿。
盛世多傻子,能人多了,就很难盛,本人这么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