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戎指胡宗南为“匪谍”说开去

从张戎指胡宗南为“匪谍”说开去
 
赵天楫
 
  张戎的「毛泽东传」中把胡宗南说成是匪谍（Red Sleeper），实在是胡说八道。若她的逻辑能成立，那蒋介石是最大的匪谍，因为他把大陆败给共党；蒋经国是最大台独，因为他搞本土化；陈水扁是最大统派，因为他的恶政让泛蓝可以再起，独派机遇断送。什么事都以成败来论狗熊，那就没有历史是非了。

  张戎以「鸿」（Wild Swan）成名，她那本书写得不错，但她写的「毛泽东传」如此荒腔走板，那「鸿」的可靠性不禁使人怀疑。是否她也在哗众取宠？现在看到这是一部毛泽东残恶史，把些已知道的数据再片断取择，史界对其的评价并不高。

  许多正常的史实在张戎口里完全歪倒了，她好像在写「毛泽东密码」，语不惊人死不休。她说毛泽东参加过国民党，故对共产党不忠诚，焉不知在早年联俄容共，国共党员身份重复的很多。她又说毛是「西安事变」幕后黑手，主动表示要支助张学良军饷、械弹，以鼓动张取代蒋。事实上，「西安事变」是张主动，毛周根本不知。是张想利用共产党，给其金钱物资。张是想得俄援抗日，但不是自微弱的中共。张戎更说蒋介石纵放红军长征，是要讨好苏联，放回他的儿子，这些说法都是匪夷所思。

  「鸿」是写张戎家三代的故事，说他父亲是四川高干，在文革中受整。但最近也有人出来揭发，说他父亲在「反右」中也大整别人，张家又出来辩。但若照张戎的逻辑，那他父亲是潜伏的国特？还是匪谍？走资派？还是民主人士？

  胡宗南是浙江孝丰人，原是教师，后入黄埔第一期，为蒋所重用。在蒋、冯、阎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亲临第一线督战，指挥所设在津浦路的临淮关与符离集之间的火车上，某夜冯玉祥军的郑大章骑兵突然袭至。胡宗南部第一师奉命赴援兖州、济南，仅余最后一团已登车而未发，闻警由胡亲率该团下车赴援，以寡击众，冯军溃退。蒋被俘的危险，间不容发。台湾「传记文学」早年曾办「每月人物专题座谈」，有次谈张自忠，席间有人说：「对方统帅（指蒋）弃车落荒而逃。」警总认为这一段话对蒋老总统大为不敬。「传记文学」因而受到很大的压力。当时蒋如果被俘，冯玉祥一定立杀之。所以，那一次比「西安事变」更为危险。

  后胡部首先攻入济南，取得关键性胜利。胡宗南成为蒋的心腹，后来长期经营西北，有「西北王」之称。

  1930年代红军长征时，胡宗南部在松潘差点擒住毛泽东。毛也是多次命在旦夕。

  张戎说胡宗南是匪谍的最大论据，就是一九四七年胡部进攻延安失败。此事众所周知是胡的机要参谋熊向晖泄的密，但胡最多可说是胡涂，绝不能说他是纵容。其实说「胡涂」都是事后诸葛亮，看问题要从大历史环境来看。（所以，「中国时报」驻美特派员傅建中说胡用熊「不可饶恕」、「无知人之明」、「被熊愚弄至死」，实是肤浅不公之词。若胡不对，那蒋身边有个张学良，通共叛君，岂不更不可饶恕？张戎把胡宗南说成在黄埔军校就是共产党员，还说张治中、卫立煌、邵力子都是匪谍，完全是不懂历史，纯把国共一刀切来看问题。张佛千是胡的西安办事处主任，他写的「我追随胡宗南」文中就如此说：「这里我要为胡先生解释，熊汇荃（是他的本名，在解放后改名熊向晖）投效时是西南联大二年级生，还不满十九岁，他的清新纯厚的气质，温和安静的形象，任何人都不会把他与中共间谍联想到一起。其敬事负责守分有礼的态度，令我十分欣赏。

  熊不仅是胡的侍从副官，也是侍从参谋，又是侍从秘书。包揽一切侍从业务。每日拂晓胡未起他先起，深夜胡睡后他才睡。其获得胡的重任与深信亦非偶然。

  我也要为熊向晖说几句公道话，有人责备熊忘恩负义，但他做共产党在前，做胡的侍从在后，如果他对胡尽忠，必会对共党不忠，以现代理念言，团体当然大于个人、信仰当然重于情感，所以平心而论，不能以此责熊。在大陆出版对此事的记述中，指熊之为间谍，是周恩来之预先选定，实与事实不符。熊以学生从军抗日，并未想到要做间谍，胡要他做侍从，这是间谍所求之不得的职务，但他不肯做，胡一定要他做，并且请熊的父母吃饭，要熊的父亲劝他。他更坦陈他在清华大学是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队」)的领导人，是共党的前卫组织，胡仍然说没有关系。熊做情报工作，并不是他设法去找，而是自然来到，真是天上掉下来的情报，不要也不行。再者，他的情报工作对胡先生伤害最大的莫过于延安之役，胡在抗战胜利后，保送熊赴美留学，熊本已买得船票，即将登船赴美，胡却要毛人凤以最快、最秘密的方法把熊找到，要他参加进攻延安，「打完了这一仗再走。」于是进攻延安整个部署，作战的军师长要到临时才被告知，而延安的毛泽东、周恩来早已一清二楚，知道胡部兵分几路，那一个部队走那一条路。所以毛泽东敢于大着胆子不过黄河，留下来跟胡部捉迷藏。胡部走到他的村子外，他也不怕不走。更乘虚蹈隙，吃掉胡的精兵五个旅。我看了熊的回忆录之后，不能不寄慨于胡的运气太坏，而熊的运气太好，一切归之于国家的气数。而个人的命运当然也在整个气数之中。」

  张佛千的「我追随胡宗南」写得很好，他说胡为蒋鞠躬尽瘁而死。「胡先生的「衣」更为简单，经常是粗布军装。西北严寒，冬天气温在摄氏零下一二十度，他不穿棉军装，也不穿大衣。戴笠送他一件毛衣，穿了二十年，又破又烂，死时尚穿在身上。

  冬天室从不生火，客室有火盆，非来客不生火。双手、双耳、面部都是冻疮。夏天从不用风扇，在野外烈日照射，汗流浃背，从未脱过或解开军装上衣。在野外，士兵在雨中，他不张伞；行军时士兵帐棚未立，指挥部帐棚虽已架好，他不进入。野外埋锅造饭，他与士兵同坐地上，吃同样的菜饭，不要人为他装饭，一切自己来。他实践自已的话：「生活士兵化」。可以说：「虽古名将，无以加之。」他一天到晚都在工作、工作，无休息，无享受，无娱乐，如一苦行僧。」 「 胡先生修持强忍的工夫，怀抱战斗的人生观，他过的是战斗的生活，他要对一切敌人战斗，病魔也是他的敌人，虽然他也请医诊治，在生理上被病魔打倒，但在心理上他绝不向病魔屈服。所以当他的家人僚属忧惶焦急之时，而他无视病痛，不愿呻吟，不愿倒下。汉代名将马援说过：「男儿当马革裹尸，安能死于儿女子之手。」马援所向往的死的方式，就是死于无棺可殓、亦无亲人在侧的战场之上，当然此语亦可谓为不近人情，然此正是马援之所以为马援，英雄之所以为英雄。我信胡先生临死时心中，必认为死不足惧，而死于病榻才是他最大的遗憾。然而他在精神上始终没有表现被病魔打败了的样子，他在病魔环攻之中，他在最后弥留之际，依然是一个英雄。」

  张也批评胡之败是虚骄，又好用术不诚。但最后大陆之败不能归责胡一人，因为他的兵早已被抽调，国府民心尽失，难挽败局。可是对胡的儿子胡为真来说，基于对父亲的英雄崇拜，他对张佛千的微词还不太谅解。

  胡宗南喜欢的年轻人还有孔令晟，（后做蒋介石的侍卫长，陆战队司令，警政署长。）孔是北大学生，熊是清华。熊向晖出国读书，胡要孔来接待从。孔辞谢说：「主任（胡）不是训勉我们要下部队吗？」胡允之。孔令晟就与熊向晖善，到大陆后仍去看熊。孔说：「胡先生气魄大，认为熊为正直青年，他可以用之。何况当时国共合作，爱国青年投入抗战行列，胡用熊并没错。」

  熊不只是通报攻打延安的军情，他还化解了上一次的延安危机。1943共产国际结束后，苏联自顾不暇，6月蒋介石密令胡部闪击延安，消灭共党。熊经手电报，密告中共中央，迫使此事曝光。胡在内部会议说「“委座原定闪击、偷袭，不料共党采取非正规手段，利用朱德电报大肆张扬。此时进军陕北，将给共党口实，损委座声誉，美国可能转而支持共党。我们只能停止行动，恢复原态势。」

  后延安之战失败，熊留在胡身边没用，胡又派熊出国。熊走时去看胡，胡心情落寞，没说什么，从此师徒诀别，各奔天涯。

  张佛千说：「在熊去美读书后不久，一九四七年秋，军统破获了北平的中共地下电台，连带的也破获西安中共地下电台，破获了熊案。但到1949年共军渡江以前，熊除了公费中断以外，他在南京的妻子及其父兄竟安然无事，熊深为不解。周恩来分析，胡宗南一定要毛人凤把案子压下来，还不敢声张。军统大将沈醉所著「军统内幕」有关此事的记载：「胡在西北执掌军政大权，连对日抗战都不发一兵，而是全力对付共产党，现在发现在他身边居然有共产党暗中活动，这使胡最为丢脸，是非给蒋介石痛骂一顿不可的。叶翔之说，这件事关系胡宗南的声誉很大，问我应如何处理？我建议他立即向毛人凤请示（戴笠已遇难）。第二天，毛人凤覆电指示，说涉及胡部下的问题，应先向胡详细报告，有关案卷都可送他去看。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已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这是所有间谍中影响最巨大的一案，而蒋委员长可能到死都不知道。熊案之破获，戴已遇难，而继任人毛人凤仍然尊重胡而将如此大案，匿不上报。以蒋对军统信赖之专，实乃不可想象，而胡与戴结纳之深，亦由此充分显示。」

  2001年我在北京见了熊向晖，由张佛千介绍。熊先生给了我些数据，叫我看后再与他深谈，其中就是胡宗南「陆军官校七分校」旧部办的一份同仁刊物，里面虽然仍在谈当年勇，但这些人的代表仍与熊有书信往来。熊示我，即是说他的故旧也没有为当年他的各为其主而怨鄙之。他又出示周恩来1936年给胡宗南的信，说胡过去十年来「“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为憾”」。周相信胡「“绝非勇于内战怯于对外之人”」说他「“在黄埔为先进，亦为蒋先生所最信赖之人，果能力排浮议，立停内战，则颂之者将遍于国人”。」熊向晖说：「抗战期间，胡先生一直把周恩来的这封亲笔信珍藏在身边，因为周恩来了解胡先生，抓住了他的心理，他确实崇尚民族英雄，主张抗战，反对投降。」

  我认为熊是告诉我周恩来对胡一直有份期待，胡也对周仍有敬意。此所以胡之压下熊案，一是怕蒋知道责怪，一也可能是爱才。胡在大局将倾之时，一些旧部来劝降，他也没为难他们。胡虽坚决跟随蒋，但他终非如汤恩伯之类凶蛮之人。即令汤恩伯，也曾在叛蒋与否中动摇过，陈仪还因此与汤推心置腹，劝其主和远蒋，结果为汤出卖。同理，邵力子、卫立煌、张治中，皆为蒋的亲信干部。卫立煌在五次围剿中着有功勋，有个县还以他为名。卫在滇缅远征军任内下来，被指贪污，证据确凿，报请蒋办。蒋说：「北伐时的老干部都凋零了。」东北局危时仍起用他。张治中一直到最后仍是溪口派出的说客，想在败局已定中，为和平做点努力而已。邵、张最后和谈未回，也是不得已的选择，更不能说是「匪谍」。连国府退到台湾后都只说张、邵及陈仪是投敌叛节，没有说他们是匪谍的，除了最下级的官兵教育在那拢统的污蔑以外。

  其实乱扣「匪谍」，就像中共在文革中乱扣「国特」、「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一样。张戎可能深受文革之害，竟也不知不觉染上了文革的习性。研究历史者就知，国共本来是一家，你泥中有我，我泥中有你，都说要行社会主义，都是赤党，孙中山还以俄为师呢。蒋介石是红色将军，蒋经国也是苏共候补党员，黄埔军校是靠俄援500支枪起的家。蒋是校长，周恩来是政治部主任。北伐口号是「联俄联共，扶助工农」，黄埔师生当然都受到这种思想的洗礼。因此毕业后虽然分道扬镳，但思想上共通之处仍在所多有。此即是胡宗南的出身和思想基础。他们对周恩来仍有师生之情，周恩来对国府的军政人事也了解得极透彻。胡宗南对张学良仍很好，常有函候。所以当蒋介石败像初露，周恩来的统战就杠上加翻了。张佛千说：「统战为中共造成极大的声势，由弱变强，由无变有，领导人是周恩来，他是中共最伟大的统战家，中共之得天下，周厥功最伟。中共统战对国民党的影响，使民心背离，也使士气低落，不止是士兵的气，而是将军们的气，「匪谍」并非无所不在，只是将军们气馁而有草木皆兵之惧，奉命赴援都迟迟其行，使共军「围点打援」的战法普遍得到胜利。」很多在内战末期投共的国军将领，从傅作义到陶峙岳（胡的爱将），都是认为大势已去。陶峙岳在新疆说：「当前形势已不可守，作战徒然牺牲，我无处可走，要为不走的官兵谋安全，凡是愿走的，我尽我的能力帮忙，不过愈快愈好，迟了我也无办法。」他的态度坦白诚恳，走的人也都不怪他。

  蒋介石的爱将宋希濂对我说：「抗战胜利，大家都想解甲归田，建设国家，但蒋先生要打共产党，我们听了心里一沈，只有效忠到底。」

  胡宗南就是效忠到底，士为知己者死。他如果是匪谍，那没人不是匪谍。「动摇」正是思考，还是良心，不能愚忠。若「匪谍」是指这点，那反而是应受肯定之事，「国特」也一样。

  二十年前我坐出租车，司机说住北投芝山岩，我知他是情报局的退休人员，我问他大陆为何失败，他说就是因为蒋总统身边藏了匪谍，我问谁？他说：「李宗仁。」

  张戎跟这个情报局的士官一般见识，也真令人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