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愧何慧丽

抱愧何慧丽

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具体的做法

但是我们不能不感佩他们追求的真诚与实践的执著

       ————题记 

山西省吕梁市副市长成锡锋

在假日这个相对休闲的日子，我的思维没有停息。

我在阅读着一个人。我把有关这个人的资料全部调集出来，我把有关这个人的信息全部搜索出来。这是一个我过去关注过的一个人，今天我又重新审视着这个人并重新研究着她曾有的主张。我在重新阅读审视这个人之后，觉得惭愧。过去我自认为了解了她，并对她的一些举动有些不以为然，而现在我感到了自己过去其实并没有读懂她和他们，甚至连了解和理解都谈不上。是的，我过去对她的褒贬似乎不无道理，但的确有些简单化了。

我感觉到了自己有些浅薄，也感觉到了我和她、他们的距离。

这个人叫何慧丽，她是中国农业大学的一位老师

2003年，当号称是河南省最穷的农业大市开封市和中国最高的农业学府中国农业大学进行合作共建的时候，在中国农大人文与发展学院教社会学的何慧丽自动报名来到了焦裕禄工作过的兰考县。她在这儿挂职当了一名副县长，从此便开始了她的乡村建设的实验。

此前，何慧丽从小学读到重点中学，又由重点中学读到重点大学，重点大学毕业后又执教于中国农大这所重点大学。在农大教了四年书后她就又考取了北京大学的博士，考完博士她也想将来继续出国留洋。但是她最终没有出国去，因为她在北大读博士时。突然感觉真正的成才之道，不是从学校到学校，也不是从北京到纽约。

她说：“北大是最高学府了，应该说精华都在那儿。北大有很精致的思想，很聪明的理论，逻辑的多元性，思维的丰富性，理论的多样性，但我就觉得如果不到乡下去挖掘本土的学问，比如说知道一些国情常识，我永远也超越不了那些大师。”于是她觉得必须到乡下去做学问，“去发现真的问题和真的治学之路”。

她开始了她的乡村建设试验，她在兰考六个乡的六个村子捣鼓了农民合作的事情。开始是建立大众文艺队，她组织了六支妇女腰鼓队和四支盘鼓队，她把这称之为文化的合作。紧接着，她又尝试经济的合作，她把经济合作的试点选在了南马庄。这个地方一直盛产大米，但是盛产大米的南马庄的村民却并不富裕，因为他们生产的大米都被二道贩子买走高价出售给城里的人了。何慧丽和南马庄的农民们都觉得这钱应该让村民自己来赚，于是何慧丽帮他们搞了个合作社，开始生产绿色大米并取消中间环节而直接向用户销售大米。

第一次见她，在乌有之乡书店，

我对她所倡导的做法有些不以为然

那是2006年的春天，我正在清华学习。正在清华学习的我，常常在课余穿梭奔波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之间，听着那永远也听不完的观点各异而又促人深思的讲座。

4月27日，《星岛日报》的记者刘怀昭来电说北大外面的乌有之乡书店晚上有一个活动，可能还有点意思，不妨去看看。

我一听就兴奋了，因为乌有之乡这个名字对中国思想界来说并不陌生。这是一个书店的名称，这个书店所售图书保持着较高的学术品位。书店负责人范景刚与北京学术界有着密切的来往，常常在书店组织一些沙龙性质的探讨活动。国内一些知名的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常在此举办学术讲座，进行思想的交锋、思维的碰撞。

在我看来，一个人只有兼收并蓄，才可择善而从；只有才兼众美，方能自成一家。我喜欢不同思想的交锋和不同观点的碰撞，因为只有交锋才能使思维不停地闪烁着创造的火花，也只有碰撞才能使得各个学派各种观点不断自我扬弃而逼近真理。

我和朋友提前赶到北大。我们在北大校园内的一个小饭店匆匆扒拉了一点面条之后便立即从西南门出来，来到了位于资源宾馆三楼的乌有之乡书店。

当我们从宾馆拾级而上的时候，我竟然有点神秘的感觉。当我们步入书店的时候，里面居然静悄悄的，可一看侧面的那间小屋，已经坐满了四五十号人。

我们悄悄地找了个空座坐下。工作人员在让我们签到的时候，递来了一张晚上活动的情况说明。

原来晚上的活动不纯粹是一个学术活动，而是何慧丽他们要成立“北京文明消费合作社”。

在他们看来，农民生产的东西，从农民手中出售的时候，价格之低令人不可想象；而到了最终消费者手中的时候，价格之高又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间的利润，都让中间的“二道贩子”拿走了，而付出一年辛苦的农民却收入无多。他们成立这个组织的目的就是推行文明消费，主张购米包地。所谓文明消费和购米包地，就是指让有生态大米需求的北京消费者，通过公共知识分子的公益中介作用，和兰考县南马庄村农业合作社的生产者进行直接对接，以个人或团队的形式在南马庄村农业合作社至少包半亩地的大米产量，形成使消费者和生产者双方都受益的良性互动，从而使生产者生产出真正质优价廉的好大米，消费者消费到真正质优价廉的好大米。

我抬头看着台上，何慧丽已经到了。个子不高，胖胖的。参加会议的有兰考县南马庄村的负责人，有国内的几位著名学者，有来自周边高校的博士和硕士，还有自愿认购大米的志愿者，以及京城各家媒体的记者。我心想，市场分工是市场发展的必然，中间环节是市场发育的产物。取消中间销售环节而直接由生产者与消费者见面，这作为一个善良的团结互助和自助自立的实验未尝不可，但是要大面积推广未免有些不切合实际。

我觉得他们善良得可敬可佩，但是又幼稚得可爱可笑。

所以，当何慧丽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韩德强在阐述他们的理由和观点的时候，我并没有听进去多少，我在望着墙上的一幅标语沉思。这幅标语是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所写，内容是“乌有之乡，一个理想飞扬的地方”。

乌有之乡，也就是个理想飞扬的地方；乌有之乡，也只是个理想飞扬的地方——我想。

我对我的看法深信不疑。因为后来我看到的关于此事的其它评论，绝大多数和我的看法不谋而合。

今天，我再一次感觉到自以为是的浅薄

尽管不以为然，但我对何慧丽他们仍从内心里非常地尊重。因为在我看来，今日中国能为国家和民众而高扬理想主义旗帜并有所行动的人并不是很多。

我时不时便会想起他们。上一周，山西电视台李跃平他们就农民工问题对我进行了采访，他们的采访促使我再一次认真地关注和思考三农问题。我知道这一问题不像流行学者慷慨激昂地讲得那样简单容易和困难复杂，我也深知只有设身处地走进农村、理解农民、研究农业，我们才有可能找到一条符合农村和农业实际的农民致富之路。而这时，我便想起了何慧丽，想起何慧丽他们。

今天，有点空闲。我又想起了何慧丽，我想起了她的卖大米，想起了温铁军和她的乡村建设的实验。我突然想，何慧丽的卖米包地，真的就是我想象得那么简单？我还想，其实我对何慧丽的不以为然与我对学界的不以为然有很大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学术太多地“言必称希腊”而脱离了中国的国情。但是，何慧丽真的就是我想象的那样，真的就是传媒报道的那样？她除了卖大米，是否还曾对相关问题有过深入的探讨？

于是，我把有关这个人的资料全部调集出来，我把有关这个人的信息全部搜索出来。

面对有关她的信息，我披沙拣金；面对她撰写的文章，我批文入情。

渐渐地，我突然对自己以前深信不疑的看法产生了质疑。

首先，我对他们卖大米行为的不以为然，和媒体及国内主流学者对何慧丽的否定一样，都是依据既有的规律来进行判断，但是我们似乎忘记了丰富多彩的实践可以发现规律，别出心裁的实验也可以丰富规律。我们教条地用我们所学到的市场理论来限定和解释一切，却忽略了实践的无限丰富性和结果的多样可能性。

事实是，何慧丽他们主张的这种模式在全世界范围内也都有实践，而且可谓方兴未艾。在1920年，奥地利学者史坦纳(Rudolf Steiner)最早提出将农产品的生产与购买相扣，保障社区的粮食安全和小农利益；二战后，在德国、瑞士出现了这种运动；1965年，日本一群关注粮食进口增加、农地快速流失的家庭主妇，也形成“生活俱乐部”，组织集体购买。美国则早在1986年便由农业部组织在全国开展了“社区协力农业”，到在2005年已形成1700座“社区协力农园”。美国农业部(USDA)对之的界定是：“社区协力农业”包括一个致力支持某一农场营运的社群；而这农地，也在法定上或精神上成为这社群的农园；生产者与消费者相互支持，共同担享粮食生产的风险及丰收。农园成员或股东，支付农场营运预估费用及农民薪资。他们得到的，是农场收成的一定分量，以及因与土地重新连接而来的满足。成员也分担天灾、虫害等风险。

其次，我因为对学界脱离国情、空谈学理的整体风气不以为然，因而对何慧丽他们的研究与实验也便想当然地不以为然，其实这也犯了以偏概全的主观主义错误。

事实上，何慧丽之所以放弃了赴美国大学做自己的学问，是因为她已经清醒地认识到这条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往的成功之路，其实是一条单向度的“对中国来说是有害的”道路。她认为，“现在的学术渊源都源于西方，这个学术救不了中国，它不能完成改造中国、造福中国的使命。所以我们这些博士硕士，把大好青春都耗到那儿，我感觉这是一种浪费。”于是她选择了深入基层，深入农村，在实践中作者自己的学问。

我特别注意到她在读了朋友贺雪峰《新乡土中国》后撰写的《另类的声音，另类的路》一文。在这篇文章中，她说：“从理论到现实再到理论的治学流程，是以“理”为出发点、为重、为归宿的，是讲究学术研究的纯粹性和维护学科阵地的；而对于本土现实则表现出客观式的冷漠，本土现实只是维护、解释或修补理论的工具。这样的流行导向体现在中国农村的研究上，就形成了学术界的农村是理论的农村，并不是真正现实的农村的现象，形成了当前对中国农村的解读和对当下农村处境的理解充斥着某种草率、粗暴和情绪化的倾向，形成了宏大话语霸占整个中国的社会理论的现象。”

我仔细阅读了我所能找到的她所撰写的文字，我能感觉出她对学理的深刻思索与对人民的深沉的感情。

我，突然感觉到自己的浅薄。

对于那些身体力行地探索解决重大

社会问题的可贵的实践和实验者们，旁观者不应妄下雌黄

在今天，能够高扬理想旗帜的人似乎不是很多，而能够知行合一、身体力行者更是弥足珍贵。这些人是我们民族真正的脊梁，需要我们的竭诚呵护和全力保护。

当我们面对奋然前行着的他们的时候，我们给与他们的应该是真诚的喝彩、热情的鼓励和足够的宽容，而不应是莫名的嫉妒、草率的贬抑和脱离实际的求全责备。

我们应该知道，当在对他们并没有真正了解和理解的情况下就随意评论的时候，我们的妄下雌黄和自以为是常常会深深地伤害他们真诚而善良的心。

所以，在我即将结束我今日的博文的时候，我想用这样一段文字和大家共勉：“对于那些身体力行地探索解决重大社会问题的可贵的实践和实验者们，评论除了充分的尊重之外，还需要一点审慎的态度，为实验结果的多种可能留出一步空间。因为他们不是用笔，而是用实践的结果与咱们对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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