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俏：文革是失败了吗？

梅俏：文革是失败了吗？
 

　　一提起文革，不少人都以失败论之。否定它的人这样说并不奇怪；肯定它的人也这样说，就值得考究。

　　我们从文革的全部进程看，由于有毛泽东的领导，文革是以全面胜利而昭告天下的。林彪事件出现以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就是对文革的必要性产生了疑问。毛泽东以他的智慧回答了这个问题。所以，先进的人们对文革的认识不是动摇，而是深化。像《毛泽东传》中那样的结论：“‘九一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重要转折。它在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失败。”这自然是否定派的结论。他们完全按照我国修正主义的调子，企图把毛泽东写成一个左倾错误累累屡犯的领导人，为他们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立根据。但是，人们透过全书提供的翔实材料，无论如何得不出这个结论；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论是文革前，还是文革中，凡是出现“左”的错误，都是毛泽东纠正的。即使是林彪事件的出现，也说明文革对党内野心家的暴露和冲刷是毫不留情的。事件虽然带有突发性，对毛泽东的震撼和干扰也是很大的。如同吴德在回忆中所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不久的一天，在接见外宾时，“他见了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但是，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这种突发事件的处理，仍然是出乎常人的想象。他不仅重申了党对错误路线的头子“批判从严，处理从宽”的一贯政策，而且继续用文革的理论来解剖这种事件的发生，使这种突发事件得到必然性的解释。我们在研究反对林彪反党集团这一战役时，不论是倡导学习马列的六本书，还是批判林彪路线右的实质，以至后来的批林批孔、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都可以看出毛泽东是怎样深化文革的理论和实践的。只要认真研究和对待这种深化，就不难看出文革理论和实践是那么的光彩照人。

　　长篇小说《双水峪》最初构思时，作者只是看到“四人帮”被抓捕后有一股反文革的思潮，而且怀疑到领军人物是邓小平，就想用“红烧鲤鱼，我吃中段”的办法，抓住粉碎林彪反党集团这个不容翻案的事件，来描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一时期作者生活在农村，农民群众是完全按照自己的阶级感情来理解这个事件的，作者深受教育和感染。平反进城以后，作者也听到一些怀疑文革的传闻；分配工作以后，也看到一些领导干部不能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他给知心领导写的大字报就是《要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在小说中，也在宛（万的谐音）书记身上反映了这种情绪，但现在看来，作者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很不够。这是小说的一大缺陷。作者通过后来比较系统的学习和研究，才发现这个事件对我们党的影响太大了。

　　首先说说周恩来同志。毫无疑义，周恩来同志是毛主席最信赖的那届领导人之一。如果说在和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那一战役中，林彪是“高举”的一面招牌的话，那么周恩来则是实实在在的中流砥柱。没有周恩来的辅佐，很难想象能取得全面胜利。可以说在整个战役中，周恩来政治思想上都是紧跟毛主席的。周恩来的功绩在这一段是最为卓著的。他殚思竭虑，夙兴夜寐，把共产党人忘我工作的精神推到了极致。就是林彪事件的突然发生，他处在一线处理也是别人替代不了的。他无疑是文革中国家机器运转的第一行使者。在中美会谈中，更是显示了他的才华和魅力。人民视他为好总理，对他那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不计个人得失、只求党和人民安福的共产主义情操，更是崇敬不已。然而，不能不说在林彪事件之后，他的思想多少有些变化。也许由于这一点，在“批周会”期间，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周恩来在写检讨前曾要求向毛泽东当面作检讨，毛泽东说，没有必要，要检讨就在会上作。接着，毛主席又批评政治局、军委、外交部不抓大事、不议政，显然是对总理不满意。这恐怕是批评“反冒进”以来仅有的一段紧张关系。毛主席抓住郭老这个典型，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就是要教育广大干部特别是高层领导干部自觉地同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决裂。这是挖修根的重大措施，也是正确看待文化大革命的战役部署。江青把运动搞歪，只是外部原因，内因仍然是这些高层领导包括总理在内，他们都没有像毛泽东同志那样同儒家思想实行过彻底的决裂。像李先念这样的高级领导，在毛主席面前，毛主席谈及批孔，竟然一句话也说不上，这不能不令人深思。但是，这毕竟是思想认识问题。当十届二中全会周恩来表示要做检讨时，远在长沙的毛泽东当即叫人告诉总理，不要检讨了。在对待邓小平的复出上，周恩来是按照毛泽东的意图行事的。据周恩来身边的人回忆，邓小平在婉拒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作文革的决议后，就匆匆赶到三０五医院，心事重重地向周恩来谈了与毛泽东谈话的前后经过。周恩来这时已到了生命的尽头，但他还是瞪着眼对邓小平说：“你就不能忍一忍？！”不久，他就亲笔给毛泽东写信，提议让邓小平取代他在党和国家中所任的职务、位置。毛泽东没有回应。这件事能说明什么呢？当时，毛泽东虽然正在筹划如何对付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但邓小平不可能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周恩来。周恩来按照毛泽东原来的信任写这样的推荐信，又有什么奇怪。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发表了两首词以后，周恩来在医院的病床上，以吟咏毛主席的词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这场运动的态度。伟哉！周恩来在政治上跟随毛泽东几十年不变，那是难能可贵的，无可挑剔的。也许由于这一点，我国的修正主义者和右派先生们，一会儿把周恩来抹成白脸，说是他们的人；一会儿又把他涂成红脸，说他对毛泽东“愚忠”。美国总统尼克松根据他在中美会谈中的直观，说周恩来“生活在毛泽东的阴影中”。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则无容置疑地认定周恩来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任右派先生们将周恩来“零落成泥碾作尘”，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眼里周恩来同志仍然“只有香如故”。周恩来一生严于解剖自己，正是这种革命品质，使他能够在政治上跟随毛泽东，完成革命大业。文化大革命，如果说是毛泽东在思想政治上的“珠穆朗玛峰”，那周恩来应当是攀登此峰最高的一个人。也许由于晚年病魔缠身，心力交瘁，影响了他在中央领导层的作用。不然，哪有邓小平搞右倾翻案的机会。

　　再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领袖们。在写小说《双水峪》时，作者借用了一位革命老人书中的话，说文革中毛主席用人不当。后来这位老人说，毛主席不用这几个人又能用谁？老人的认识有了变化。通过这次研究，我认为老人的变化是非常对的。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领袖们，在这场大革命中确实起到了冲锋陷阵的先锋作用。毛泽东对他们是非常信赖和爱护的。在他七十三岁生日的那一天，不爱过生日的毛泽东，特意把他们请到家中，向他们阐述文化大革命的根本任务是要同党内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世界观的较量。并用这样的语言来说文革小组：“天下的讴歌者，不歌颂尧之子丹朱而歌舜，现在天下的人民，不歌中央书记处、政治局而歌中央文革小组，人心所归的是文革小组。”他曾指示用中央文革小组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当“二月逆流”一些人围攻他们时，毛主席挺身而出，保护了他们。可见毛主席对他们信赖到何等地步。但是，现在看来，他们大都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思想参加这场革命的。随着革命的深入，他们的思想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有的被敌人拉下水，如王、关、戚就是被林彪拉了去“揪军内一小撮”、反总理（夺外交部的权矛头也是对着总理的）而被分化出去的。江青在前期是起着领袖作用，但也暴露出不少弱点，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毛主席把两个邓叶右派清除出中央领导班子，让江青继续留在班子里，就是给她一个机会：改过自新，团结多数；继续胡闹，自取灭亡。痛惜哉！江青辜负了毛泽东给她的这个机会。

　　正是由于中央领导层在林彪事件之后，发生了这样两种情况的变化，使毛泽东后期深化文革的完美理论在实践上并不完美。毛泽东屡屡提及的“领导危机”恐怕是指这种情况。我们说文革没有失败，是指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没有失败。一个很浅显的逻辑是，假如毛泽东生命不终结，不完美的实践总是会完美的。要说胜利中有失败的因素，除了毛泽东屡屡告诫的“不能说最后的胜利”，“这个阶级还在”，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右的势力以外，就是革命核心中的这两种情况。在毛泽东逝世前的那届领导班子中，几乎看不出毛泽东深化文革的部署对他们的教育。所以，一两个人后来成了邓小平翻案复辟的高参和干将不足为奇；就是那几个当了垫脚石的人，他们的言谈和回忆录，也看不出这方面的痕迹。他们容不得江青，却把毛泽东为他们请出去的右派人物请了回来，演出葬送毛泽东事业的大悲剧！如果说逝去的人们已不应苛求，那么活着的人们，还不应该利用生命的最后年月，补登这座高峰，向人民和历史做出应有的交代吗？难道还要把错误带进棺材里吗？

　　至于江青的教训，那更有历史意义。一切愿意从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同志，都应以江青们为训，斗私批修，努力改造世界观，任何非无产阶级思想都是这个革命的大敌。可是，至今有些同志不愿意吸取这个教训，他们对江青只愿意崇敬，不愿意引戒，不愿意听取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甚至美化江青，这是很不应该的。难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是小节吗？是可有可无吗？毛泽东是深知其人的，江青后来的思想变化怎么能逃过毛泽东的眼力呢？毛泽东批评江青，实际上是拿亲人作典型，教育那个年代的革命造反派。这是无产阶级导师的伟大胸襟。“‘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那是邓小平的“欲加之罪”；在党内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帮派，总不是无产阶级的作风吧。江青的革命造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但她这些错误绝不能在革命中重演，这是革命取胜的必要条件。

　　我们分析了文革后期胜利中的失败因素，就是要认真吸取这个历史教训，把前人失败的因素转化为胜利的因素。邓小平的翻案复辟使文革彻底失败了，他的翻案复辟暂时似乎是成功了，但是谁能说失败不是它的必然结局。事情正在起变化。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即文化大革命的最后胜利与翻案复辟派的彻底失败都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