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喜东:走向后民族的中国与世界的抗争议程

走向后民族的中国与世界的抗争议程

萧喜东

　　人们斗争、失败，然而尽管失败，他们为之奋斗的事情仍然实现了，然而实现的并非如他们所设想的那样，另一些人们必须为先前人们所设想的而斗争，然而却是以别的名义。
――威廉.莫里斯

　　旧的已经死去，新的却痛不欲生
　　 ――格奥尔格.卢卡奇
　　
　　《中国与世界》刚刚创办时，人们所说的“短二十世纪”正在谢幕。有关“短二十世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极端年代，一个帝国主义与世界革命年代，一个民族国家和世界体系覆盖了全球的年代。作为社会意识的《中国与世界》，也可以追溯到其社会存在。除了上面所说的特定历史时间，《中国与世界》的诞生地――美国，是一个充满了身份政治的地方，而《中国与世界》在某种程度上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的一个特殊群体取得自我认同的、一种特定的身份政治的表达。这个群体也许和爱德华．萨伊德所自我描述的在西方国家既非“移居”亦非“流亡”的第三世界学者类似，而一些中国发生的事件（如在1989年和1992年）可以成为我们中许多人自我或被迫放逐的理由。几个世界历史事件决定性地设置了理论范式，并影响了观点的形成：1991年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1994年的墨西哥恰帕斯农民起义、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年的北约侵南战争和中美世贸谈判等等。然而，从“既非移居、亦非流亡”的中国人的微观生存体验上说，我们的身份政治与历史的和未来的祖国紧密相连，我们在异国他乡的赋权，取决于中华民族的复兴，等等，这就是我所说的我们的“特定的身份政治”的特定之处。

　　《中国与世界》的编辑思想被总结为：“评析时局、探讨理论和思想问题、立场独立的民间刊物，旨在深刻认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认真反思中国和国际上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探索中国自己的、超越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几句话，经过编委和其他朋友们的认真讨论，它代表了高度浓缩的一些共识和基本假定，这包括：中国革命凝铸了“人类解放”、“毛泽东主义”和“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神圣三位一体；中华民族必须不断革命，以完成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使命；这个使命，依照其最高纲领，概括起来，就是带领第三世界各国人民，超越卡夫丁峡谷，走向人类大同。

　　这里面的重大议题很多，且多争议，这里需要对最关键的命题适当展开。我们不妨考察中国革命所创立的范式的一些具体内容。在革命立国后，实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国际上，实行“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发扬国际主义团结。至于在国家和市民社会层面上，实行人民参与管理、大民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是更为争议的遗产，本文暂且不去讨论。

　　人类的解放，首先通过民族的解放，而民族的解放，必须有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其建立，则必须有进步阶级联盟打倒本国的反动阶级、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毛主席在世时，一直坚持这个“短二十世纪”公式，尽管他老人家在经济、市民社会乃至国际关系上都曾挑战过民族国家的正统。

　　发生在“短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浪潮对人类福祉的贡献不可估量。中国革命是这一周期的人类大解放的登峰造极，它成为德里克所说的“第三世界的乌托邦愿望。”同时，中国革命的热月反动也是世界范围内革命氛围消失的信号。

　　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短二十世纪”已经在我们身后倒下了，我指的是：民族解放、革命建国这一“短二十世纪”范式，已经成为历史。假如说，我们已经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来正视“短二十世纪”民族解放工程的终结和失败，那么，我们现在需要探究清楚：“短二十世纪”的民族解放工程取得了什么，取得后又失去了什么，失去的哪些是不可再要回来的。

　　巴勒斯坦、车臣、克什米尔等极端例子告诉我们，“短二十世纪”的末班车已经离开，历史的长剧已经谢幕，而刚果、索马里告诉我们：国家独立取得的一切都可以失去，那么，巴西、委内瑞拉、玻利维亚、中国的例子，似乎展示给我们：经济主权、自主发展、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等等，已经不再被国家所追求，而且可能永远不再被允许。

　　如果说，1990年代中期――《中国与世界》诞生时，我们还抱有信心期待前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经历野蛮资本主义后会有所反拨，从而回归民族解放工程，但从那时起到现在我们所目睹的，是相反的过程：即民族解放工程被一块一块地拆除：从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到世界的组装车间和垃圾场，我们曾经视为神圣的原则，被一条一条地亵渎：从国家主权到“战略伙伴”，从“没有硝烟的战争”到“一个世界，一个梦想”，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国家利益”、“走出去战略”，等等等等。

　　是退潮，还是退出历史舞台？这是一个问题。下面看一下几位西方左翼学者的分析。

　　德里克早在1994年就提出了资本主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结束、非西方地区本土的、儒家为基础的以及多元主义的资本主义到来的主题。德里克论述道：
　　第三世界的一些地区突显为资本活动的中心，而第一世界的一些地区则被边缘化，跌落到第三世界的地位。换句话说，中心--边缘关系，已经从国家中抽象出来，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资本和被资本所边缘化的人群或地区之间，或者存在于国家内部的不同地区之间，因此，讽刺的是，在当代世界，同时存在着世界主义和地方主义。I

　　德里克确实在全球化过程中发现了“后革命的氛围”，在仍然声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中，也俨然出现全球资本的国际都市，并把相当部分的人口边缘化并推向全球性的剥削，而和资本主义相适应而非相抵制的“中华文化”、“亚洲价值”，已经无法包容在国家政治界限内，“国家政治界限从内部和外部都遭到了破坏”。Ii

　　如果说，德里克在论述资本主义的不平等结构脱离地域、全球化的过程时，带着沉重的悲观，那么，同样是属于左翼谱系的美国学者哈特与意大利革命家／学者奈格里所著的《帝国》，则是在表达近似的看法时，充满乐观地看到机会和希望。哈特和奈格里认为：世界范围内生产和流通的全球化、跨国化，已经建立了新的逻辑和新的结构，而且最重要的是：新的主权的形式，这种新的主权，不再属于民族国家，而是一系列国际机构和国际条约。和以往的民族国家主权相联系的，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形式下以领土控制为基础的剥夺和宰制。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传统的殖民主义恰恰是宗主国主权的延伸；帝国主义必然导致世界领土的瓜分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在新的主权形式下，实行的是非中心的、非领土的统治，它将全球的各个领域都加入到其不断扩张的开放的疆域之内。哈特和奈格里所能找到的最恰当地概括这个新的统治的词就是――“帝国”。在哈特和奈格里看来，我们已经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相揖别，而迎来了“帝国”。

　　哈特和奈格里是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质的变化，是社会的后现代化、后工业形式的生产劳动、跨国公司的权力，特别是人民群众的斗争胜利，导致了这个和以往帝国主义时代迥然不同的“帝国”秩序的到来。《帝国》的作者不仅强调人民群众的斗争胜利的作用，也同样肯定：“帝国”秩序下，大众的抵抗会更加有效、更加具有颠覆性。

　　哈特和奈格里的著作受到了关注，也遭到了众多的批评，本文无意做过多评价，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如果生产活动（包括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在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哈特和奈格里则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的最有可能的形式。如果哈特和奈格里的乐观主义是有根据的，那么，一个不是再以民族国家主权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抗争议程，就必须进入我们的视野了。

　　我要谈的最后一位西方学者是哈贝马斯，他在《后民族结构》这篇文集中，从另一种角度讨论了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问题。哈贝马斯区分了两种民族的概念，即以语言、宗教和自发的共同体为基础的“民族精神的民族”，和以自由联合为基础的“国家公民的民族”。而这种依靠自由联合和兄弟情谊而建立起来的民族国家框架，超越了部族和方言，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哈贝马斯断言：“我们今天的任务就在于把这个过程沿着抽象的途径再向前推进一步。”iii

　　哈贝马斯“向前推进一步”的方向，可以从他对以下现象的关注看出：民族国家在内政和外交上的界限消失，甚至在国家的调节功能、古典的组织功能、对产权和竞争条件的保障上面，正在失去力量（加拿大政府因伊瑟尔公司（Ethyl）的起诉威胁而取消了对进口MMT的禁令、美国政府因加利福尼亚禁止危险的燃料添加剂MTBE受到起诉就是对哈贝马斯观点的支持例证iv），另一方面在地区、国际和全球层面上，都出现了“超越民族国家的治理”。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支持者，哈贝马斯提出后民族形式的政治共同体。而哈贝马斯对欧洲后民族时代到来的诊断，则建立在欧洲国家在经济活动上已经实行了一体化的这一现实之上，如果引用一段经典的话，“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说起来也许奇怪，人民大众在“短二十世纪”的辉煌抗争，是借用了一件几个世纪以来统治阶级发明的工具，这就是民族国家及其绝对的主权。“短二十世纪”内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无一例外是革命与战争的产物。作为哈贝马斯的“以自由联合和兄弟情谊而建立起来的国家公民”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我们不是炎黄的子孙，我们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儿女。

　　民族国家不是解放的主体，而是解放的载体，而且只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下的载体。随着人类物质生产和社会关系生产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社会化，总会有一个时刻，民族国家将被作为解放的主体的人民大众所扬弃，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然而，这里我要仿照德里克的话作为结束：我们必须记住，也要忘掉，昨日的民族国家v。
　　
　　(2006年12月26日，北京)
i After the Revolution: Waking to Global Capitalism. Hanover, NH: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94. p64.
ii 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iii 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p22。
iv John Cavanagh (Editor), Jerry Mander (Editor). Alternatives To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 Better World Is Possible, 2nd Ed,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04.
v 德里克的原文是：“我们必须记住，也要忘掉，昨日的第三世界。”（阿里夫．德里克：《后革命氛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９，p77）德里克同样是在指出：作为联合全世界被压迫者的乌托邦愿望的第三世界及其民族解放议程，在全球资本主义时代已经失去现实意义，但同时必须肯定其伟大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