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儿歌与民谣
文章通过《一分钱》《十块钱》《我来了》等儿歌与民谣,对比展现不同时代的精神风貌与社会价值观,分析道德变迁与时代精神演变,突出革命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与反思。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我高兴地说了声:“叔叔,再见!”
简析:这首儿歌产生于1965年,一度风靡全国,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道德风尚和价值取向,是那个时代培养造就的用共产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代新人的缩影。“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是孩子们的追求和心声。廉洁奉公光荣,见利忘义可耻,是全社会的共识。这首儿歌的词曲作者、著名作曲家潘振声(1933——2009)后来把《一分钱》的手稿赠予上海公安博物院,被评为“现代革命一级文物”。上海公安博物院曾给潘振声开价10万征集这件文物,潘振声表示:“孩子把一分钱交给警察叔叔,这份手稿,我当然也要交给警察叔叔,一分钱不要!”这是新中国一代儿童的光荣,一代人民艺术家的光荣,也是新中国人民警察的自豪。
我在马路边捡到十块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买了一盒烟,我生气地骂了声:“真不要脸!”
简析:这首“克隆”的儿歌,大约产生于80年代中后期,并流传开来,真实地反映了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风气的霉变,公共道德的滑坡,人们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嬗变。曾几何时,一切英雄的精神、革命的理想与崇高的操守,都被认为是 “假”的,“空”的,和“傻”的,成为嘲讽、恶搞和污蔑的对象。“为人民服务”,中间着一“币”字,尽得风流。万般皆虚妄,唯有金钱高;有钱就是爷,有奶就是娘。为了发财,不惜认贼作父、开门揖盗;为了“致富”,可以丧尽天良、逼良为娼。革命“理论”已经不符合新的“实际”了,只有联系“实惠”,才能大放异彩;人民群众不再是“真正的英雄”了,自然不必再“密切联系”,这些常常“不明真相”的“贱民”、“刁民”,成了随时都在制造“群体性事件”的不安全因素,需要严加防范。发财成了终极目标,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灵魂尚且可以出卖,要脸作甚?
天上没有玉皇,地下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简析:这首民歌产生于1958年,是一首家喻户晓的大跃进民歌,并被收入周扬、郭沫若编选的那部著名的《红旗歌谣》。1977年,复刊刚刚一年多的《诗刊》曾选载一组“大跃进新民歌”,其中就有这首。这首民歌,展现的是自信、豪迈、英勇、无畏的时代精神,讴歌的是已经站立起来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和战天斗地、造福人类的革命精神。它的基调是信念与勇气,而不是虚妄和浮夸。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断然吟不出这样豪迈的诗篇。这样的诗篇,只能属于那个激情燃烧的伟大时代。
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凭着这样一股精神、意志与干劲,“组织起来”的亿万中国人民,冲破帝国主义的重重封锁、经济“制裁”与军事挑衅,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只用短短的几年,就修建的了红旗渠、十三陵水库、三门峡水库、刘家峡水库、青铜峡水库、广东省珠江三角洲排灌电力网和南京长江大桥、郑州黄河大桥,以及兰新、宝成、黔贵、鹰厦、包兰等铁路,开发了大庆油田,修建了人民大会堂,发射了两弹一星,创造了一个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造福子孙后代,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与安全。大庆油田的成功开发,结束了中国依赖进口“洋油”的历史,甩掉了“贫油国”的落后帽子,使中国进入世界产油大国行列。同时,也为70年代末启动的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赖以立足的“血液”保障。倘若没有那一代人的无私奉献、艰苦创业,帝国主义一旦卡我们的脖子,满街跑的大小车辆瞬间就会成为废钢烂铁,我们除了伸着脑瓜儿让人家弹,还能干些什么?
天上有个玉皇,地下有个龙王。我害怕玉皇,我“草鸡”龙王。前有三山五岳挡道,——我逃了!
简析:当一种伟大的精神和业绩被忽略、被否定、被歪曲、被污蔑的时候,这样的“克隆品”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也折射着某种“时代精神”。这样的“民谣”,会塑造出何等的灵魂,造就出怎样的国民,无须饶舌。
如今,有人打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幌子,蓄意曲解和否定“人定胜天”的战斗口号,并对人民群众在这个伟大口号的感召下所进行的可歌可泣的斗争、所创造的惊天动地的业绩视而不见。其实,当人类彻底丧失了改造自然、重整河山的理想和勇气,匍匐于大自然的脚下甘当奴隶时,所谓的“和谐相处”也就成了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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