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外交

 

“文革”时期的外交

    

    一、“文革”前的外交方针和成就
    “文革”前的60年代，中国外交已经取得了重要成就。
    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毛泽东早在1963年，已经提出了世界有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1964年1月，他又指出：“中间地带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指亚洲、非洲和拉了美洲的广大经济落后的国家，一部分是指以欧洲为代表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根据这一判断，中国这时候的外交战略是依靠亚非拉第一中间地带，争取欧洲、日本等第二中间带，把亚非国家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
    中国领导人在这一时期对亚非国家进行了多次重要访问。刘少奇访问了亚洲 7国。周恩来访问了亚洲11国、非洲10国，发表了著名的中国处理同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的五项原则和对外经济技术援助的八项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帮助亚非新兴国家发展的真诚愿望，受到发展中国家的热烈欢迎。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中国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也得到进展。1964年1月，中国和法国建立外交关系，与西欧国家的关系取得了新的突破。1960年，中国提出了对日贸易三原则，推动民间贸易的发展。1964年4月，中日双方达成互设贸易代表机构协定，并互派记者，中日关系由民间发展到了半民半官阶段，为最终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在联合国，美国及其盟国从1961年起，每年都要提出一项提案，利用它们暂时控制的多数，强行把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个原来只需简单多数即可决定的程度性问题，列为必须由联合国大会2／3多数票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所谓“重要问题案”，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但是，随着中国国际影响的日益扩大，支持美国“重要问题案”的国家越来越少，而支持阿尔巴尼亚等国提出的恢复中国合法权利提案的国家越来越多。
    据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当时的估计，中国将在1967年或1968年取代蒋介石在联合国的席位。
    但是，“文革”的爆发，中断了这个良好的势头。
    二、纠正外交领域的“左”倾错误
    1966年“文革一爆发，江青、康生、王力等中央文革主要成员随即插手外事工作，制造了外事领域的一系列混乱。主要表现在：批判和打倒一大批外交领域领导干部和驻外使节，鼓吹中国中心论的极左思潮，制造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外交恶性事件。在1966年至1967年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同已建交和半建交的四十多个国家中的近三十个国家先后发生外交纠纷，国家关系受到严重破坏。
    毛泽东觉察到了极左思潮给外交工作带来的严重干扰和破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纠正。1967年8月，周恩来将王力煽动外交部门造反的谈话记录托杨成武呈送正在上海的毛泽东。毛泽东批道：“大、大、大毒草。”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经毛泽东批准，周恩来主持会议对王力、关锋隔离审查，次年1月，戚本禹也被隔离审查。以后，周恩来又指示姬鹏飞向英方赔礼道歉，表示由我国为英代办处重盖房屋。外事系统的动乱局势由此有所缓解，外交工作的大权又回到毛泽东、周恩来控制之下。
    1968年3月开始，毛泽东针对外交工作中存在的种种“以我为中心”的做法，作出一系列批示，要求对外宣传“不要强加于人”，“对一切外国党（马列主义）的内政，我们不应干涉”，并批评了“世界革命的中心——北京”的提法。
    1969年和1970年，毛泽东、周恩来先后接见了亚、非、欧几十个国家的驻华使节，作了友好谈话，请使节们代向各国元首问候，传递了中国愿意改善和发展同各国关系的信息。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朝鲜军事代表团时更直接点明：有些人“趁机会名为造反”，“在北京砸烧英国代办处，印尼、印度的大使馆也遭殃了”，指责说，“那些人就是国民党”。12月18日毛泽东对斯诺说，当时“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周恩来、陈毅等人根据毛泽东的这一系列有力指示，采取了种种措施，对极左思潮的干扰进行了限制和纠正，积极恢复外交关系与修复对外关系，外交工作比其他领域较早地摆脱了混乱状态，走上了正轨。
    三、反对美苏霸权主义的斗争
    美国插手越南内战之后，由出钱出武器出顾问，变为直接发动对越南“南打北炸”的大规模侵略战争。战火烧到中越边界，对中国构成了严重威胁。1964年，美国曾考虑先发制人地对中国发动核袭击，以阻止中国成为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并就此计划试探了苏联的意见。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斗争表示了毫无保留的坚决支持，并不惜为此付出重大的民族牺牲。1965年4月，周恩来通过中间渠道，代表中国政府向美国约翰逊政府指出四点：（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二）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侵略，中国是一定要给予支援的；（三）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它将有进无出；（四）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1967年12月19日，毛泽东在给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的电报中庄严宣布：“七亿中国人民是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辽阔的中国国土是越南人民的可靠后方。” 中国的坚决态度，极大地鼓舞了越南人民的斗志。同时，也迫使美国对进一步扩大战争有所顾忌，约翰逊政府向中国表示了不会把战争扩大的意向。
    在物质和人力上，中国也对越南人民的斗争进行了无私的援助。根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多次协议，到1978年止，中国对越援助总值达200亿美元。其中包括足够装备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3.5万辆汽车，165架飞机，117艘舰船，810辆坦克和装甲车，3万余门火炮，还有450个成套设备项目，3.46亿米棉布，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6.35亿美元的现汇。这些援助绝大部分是无偿的。当时，中国经济还处在很困难的情况下，许多物资极缺乏。如输油管线的钢管，是中国停下国内建设来支援越南的。应越南政府要求，中国还陆续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保障、扫雷等部队32万多人．到北越担负防空作战和工程建设等任务，最多时一年达17万人。他们为越南修筑铁路公路几千公里、桥梁几百座，培训干部和技术人员约一万名，协助越南人民军组建了首批航空兵和地空导弹部队。在援越军事行动中，中国支援部队共击落美机1707架，有4200余人负伤，1442人牺牲长眠在越南的土地上。
    越南领导人对于中国人民的援助和支持，给予过极高的评价，胡志明主席说是“恩深、义重、情长”，黎笋也多次感激地表示：“我们一直认为，能向我们提供最直接、最紧急和生死关头的援助的，是中国。”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加紧推行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压力越来越大。在中苏、中蒙边界上，苏联驻军由赫鲁晓夫时期的十多个师增加到五十多个师一百多万人，把核导弹基地的攻击方向对准中国，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
    1969年3月，中苏边防部队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乌苏里江畔的珍宝岛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冲突，中国边防军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歼灭入侵敌人，保卫了祖国他神圣领土。8月13日，苏联军队出动直升飞机、坦克、装甲车和数百人，侵入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攻击中国边防巡逻队，制造了又一起严重武装流血事件。苏联还通过美国新闻媒体，扬言要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核武器打击。8月27日，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秘密地向少数记者透露，苏联已经向东欧国家通报了可能对中国核设施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情况。在严峻的战争威胁面前，中国迅速掀起了战备高潮。8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命令，要求全国军民严阵以待，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9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国庆口号，毛泽东通过亲自增加的一条口号发出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反对任何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特别要反对以原子弹为武器的侵略战！如果这种战争发生，全世界人民就应以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从现在起就要有所准备！”准备抵御苏联可能进行的战争侵略，成为国内的中心任务，各地都安排了修建防空洞的长期工作。9月23日和29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和新的氢弹爆炸试验，表示了坚决抵御战争的姿态。
    另一方面，中苏两国领导人也进行了和谈的努力。1969年9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时，通过越方向中国代表团传话，要求途经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对话。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举行会谈。9月11日，两国总理进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周恩来强烈谴责了苏联的核威胁政策，指出：如果苏联决意对中国发动打击，中国将把这视为侵略战争，坚决予以抵抗。双方约定，重新举行中断数年的中苏边界谈判。10月20日，在北京开始举行中苏边界谈判。由于苏方拒不承认中苏两国存在着边界“争议地区”，否认沙俄时期根据不平等条约从中国侵占了大量中国领土，为谈判制造出种种障碍，谈判持续了九年之久，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结果。但是，中苏两国边界毕竟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联解体后，1997年11月10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在北京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根据1991年5月16日协定进行的中俄国界东段勘界的所有问题业已解决。”这个协定将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划归中国。
    四、毛泽东调整外交战略和中美关系走向缓和
    面对国际形势的新变化，毛泽东考虑通过外交手段改变中国南面要对付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北面要抵御苏联的军事压力和不利局面，集中力量对付对中国威胁最大的苏联霸权主义。他说：“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能两面作战。”
    1968年8月，苏联武装出兵侵入捷克斯洛伐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都切实感受到了来自苏联的严重军事威胁。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外交战略。10月1日，毛泽东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谈到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说：“铁托也很紧张，现在南斯拉夫成了我们间接的同盟军。它和苏联有矛盾，我们要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包括罗马尼亚，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杜布切克。对东欧国家要一分为二看待。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向阿尔巴尼亚党中央提出了和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结盟，共同反对苏联霸权主义侵略威胁的建议。1970年5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请波兰驻华临时代办转达他对哥穆尔卡的问候，提出：现在东欧有些共产党，我们准备跟它们改善关系，比如像匈牙利、波兰。这些措施的目的，就是以维护各国主权独立为基础，共同反对当时威胁最大的苏联霸权主义，标志着一个新的国际战略的提出。
    这时，中美两国之间长期敌对的状况发生了变化。美国在越南战场上愈陷愈深，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美国政府不得不到谈判桌上去寻找出路。1969年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后，为了摆脱困境，开始切实谋求一条使美国“体面”地从越南战场脱身的办法，指示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应竭力鼓励政府探索同中国人改善关系的可能性”，以便和苏联对话时，“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随后美国政府做出了放宽美国人到中国旅行、部分取消对中国贸易禁运等姿态。尼克松通过巴基斯坦、罗马尼亚领导人访华，向中国领导人秘密转达了同中国建立关系的意愿，还命令美国驻波兰大使与中国使馆官员接触，以尽快恢复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
    毛泽东注意到了美国领导人的这一变化。早在1969年2月19日，他就布置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研究国际战略问题，指出：“国际问题有点怪。”四位元帅举行了多次国际战略讨论，提出书面报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苏三国之间的矛盾与斗争，认为美苏矛盾仍然是主要的，对华侵略战争爆发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可以利用这一矛盾打美国牌。陈毅还提出了和美方高级官员会谈打开中美关系的设想。中美关系走向缓和的条件逐渐形成。
    中苏边界冲突发生后，毛泽东看完一份报告，意味深长地说：“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护士长吴旭君问道：“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了吧？”毛回答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美国当时把对付欧洲苏联称为第一个战争，把对付亚洲的中国称为第二个战争，其他地区作为半个战争。吴说：“中 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毛说：“又等，又不等。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这些话反映了他对70年代中国外交战略的设想——和美国、西欧连成一条线，共同对付苏联。同时，和美国保持一定距离，防止被美国利用。
    1969年12月3日，美国驻波兰大使向中国大使馆翻译传达了尼克松要和中国会晤的信息。周恩来高兴地对毛泽东说：“敲门砖来了，可以敲门了！”毛当即表示公开接触，不必保密。1970年1月，中美华沙谈判恢复。12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1971年4月，毛泽东经过反复考虑，作出了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重要决定。掀起了“乒乓外交”的旋风。5月，中国通过秘密渠道向美国发出了欢迎基辛格访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准备的口信。7月9日至11日，基辛格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北京，与周恩来会谈。
    7月15日，中美同时发表公告，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松将访问中国。消息震动了整个世界，被称为“本世纪最重要的外交事件”。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了会谈。经过艰苦谈判，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在上海发表。尼克松访华和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长期封锁政策的失败，中美关系开始了走向正常化的进程，中国外交工作取得了重大突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对美中的几个问题
    l．台湾问题
    过去中国的立场是，如果不解决台湾问题，中美之间就不能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毛泽东决定中美缓和决策时，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为了联合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结束越南战争，对此作了一些调整，但原则仍然是坚持不让步的。当时有人反对和美国谈判。毛泽东说，台湾问题我们可以等，放一下。越南在打仗，在死人，我们请尼克松来不能光为自己。
    1971年7月，基辛格访华时，提出：（1）美国准备逐步减少和撤出驻台美军。（2）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台独”。但希望台湾问题和平解决。（3）美国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但不支持驱逐台湾代表。周恩来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美军必须撤走。这次会谈美国有了较大让步，但总不想放弃“老朋友”，即台湾。毛泽东听了汇报说：美国是猴子变人还没有变全，留着根尾巴。
    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提出了一个包括含糊其词的共同点的公报草案。周恩来很不满意，指示中方提出了一个既写明共同点也写明分歧的草案，基开始表示难以接受，周说：掩盖分歧，往往是祸根。公开地摆明分歧，就是解决问题的开始。基一想，豁然开朗。他也提出了一个“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但强调要写上和平统一台湾。中方没有接受。
    1972年尼克松访华，在谈判公报时，中方坚持台湾是中国一部分，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美军必须全部撤走，反对制造分裂中国活动的立场。经过艰苦交锋，美国同意其他说法。但在确认从台撤军问题上不愿让步。最后表达方式基本上肯定了美军全部撤走的最后目标，驳倒了台湾“地位未定论”，承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中方也作了一定妥协，没有要求美方立即承诺废除美蒋条约和立即全部撤出美军，允许逐步撤离。
    公报关于台湾的部分是：
    中国方面重申自己的立场：台湾问题是阻碍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关键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
    美国方面认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1973年中美互设联络处。到l974年，尼克松由于“水门事件”地位不稳，企图与苏联搞缓和，有意推迟中美关系正常化时间。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回答：中国希望这个问题能较快地解决，但也不着急。11月基辛格访华，提出美国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邓小平回答：这本质上是“一中一台”，是倒退，中国不能接受。1975年福特访华，没有达成实质性协议。
    卡特当选总统后，由于苏联插手阿富汗，美苏矛盾激化，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访华，表示卡特“已下决心解决正常化问题”。11月，双方会谈中美国提出愿意履行“断交、撤军、废约”三点。邓小平指示：我们也要抓住这个时机。这时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美方希望声明1979年后可向台湾出售有选择的武器。中方表示反对，认为现在可以不谈这个问题。美方最后未再提异议。
    1978年12月 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要点是：（一）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惟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二）美国断绝与台湾“外交关系”，1979年底以前从台湾撤军，终止《共同防御条约》。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在一年中履行了条约对台湾的规定。
    此时留存的问题还有：（一）美方要求中国声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中方强调这是中国内政，不容干涉。（二）美方坚持以后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坚决反对。
    1982年8月17日，在里根的总统任期内，中国与美国签订酿制美国对台湾出售军事武器的公报（“八一七公报”），要点有：“中国政府重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政府理解并欣赏1979年1月1日中国发表的告台湾同胞书和1981年9月30日中国提出的九点方针中所表明的中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政策。”“考虑到双方的上述声明，美国政府声明，它不寻求执行一项长期向台湾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见附录）但美国以后并没有遵守这一公报，次年就向台湾出售3.5亿美元的武器，至今仍企图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把台湾纳入控制范围。
    2、中美苏三角关系问题
    毛泽东在作出缓和中美关系，共同对付苏联霸权主义的决策时，也指出，苏联的主要战略方向是美国、欧洲。美苏之间争夺是主要的，勾结是次要的。因此不能让美国利用和控制我们。
    1972年1月4日，美国代表黑格来访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他向周恩来转达美国总统口信，说苏联决定改变政策，把中国作为主要敌人，这使中国的“生存能力”受到威胁。他狂妄地宣称：美国要“维护”中国的“独立和生存能力”，这对“双方都是有利的”。毛泽东、周恩来经过商议，洞察到美国企图借苏联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1月6日周恩来对黑格予以严厉批驳：任何国家决不能靠外力维护其独立和生存，否则只能成为殖民地。我们准备敌人从四面八方打进来，不惜承担最大的民族牺牲。社会主义中国一定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下去。黑格表示了道歉。
    1973年2月基辛格第五次访华，毛泽东提出：中美两国“只要目标相同”，可以“搞一条横线”，即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到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对付苏联霸权主义。针对美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的企图，毛泽东也指出：苏联的政策是声东击西，美国不要上当。美国总有些人想把祸水东引。
    1975年10月基辛格第八次访华，美国的企图是：以苏联威胁恐吓中国，以一些先进军事技术和设备利诱中国，使中国为其对苏战略服务。毛泽东决定利用美苏矛盾，但拒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援助。他批评基辛格说：“靠不住！”“你们就是踏着我们的肩膀跑莫斯科。”
    这样，在整个中美缓和的进程中，在毛泽东、周恩来领导下，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没有被美国利用和控制。但是，由于“文革”的特殊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毛对周曾发生了一些误解。
    1973年6月28日，周恩来分管的外交部在内部刊物《新情况》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美苏签订防止核战争协定以后，“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这本来是一篇普通的分析文章，但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中，却针对周恩来批评说：“近来外交部总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我常说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而外交部忽然来一个什么大欺骗、大主宰。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他严厉地指责说：“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动，势必搞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他还指责周恩来的讲话和其他一样，是“屁话”。7月5日，他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此种顽症，各处都有，非个别人所有”。周恩来为此进行了检查。
    根据毛泽东这次谈话精神，张春桥起草的中共十大报告写进了实际是针对周恩来的批评：“应当强调指出：有不少党委，埋头日常的具体的小事，而不注意大事，这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改变，势必走到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当周恩来念到这段话时，毛泽东点头称是。
    11月10日，美国总统特别助理基辛格访华，周恩来、叶剑英同他进行了多次会谈。在会谈中．基辛格建议中美之间建立热线，美国可以及时通报苏联对华核战争行动的信息。对此，周恩来坚持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原则，对美方提出的一些重大建议，表示要请毛主席才能决定。但是，11月17日毛泽东根据翻译王海容、唐闻生的不可靠汇报，误以为周恩来在会谈中屈从于美方，说了错话，同意接受美国“核保护伞”。他要政治局分两个组开会批评周恩来、叶剑英。江青据此对周恩来进行了“卖国投降主义”的攻击。周恩来违心地作了检查。
    五、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
    1971年7月，宣布尼克松即将访华的中美公报发表后，阻挠中国进入联合国的力量加速瓦解。10月25日晚，在美国纽约举行的联合国第26届大会上，美国企图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被否决。阿尔巴尼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提案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支持中国的各国代表全部站起，高高举起双手，长时间热烈欢呼：“我们胜利了！”“中国万岁！”许多人在走廊里唱歌，拍桌子，互相拥抱祝贺，热情的黑人兄弟载歌载舞，欢庆胜利。美国合众社报道：“这是美国自联合国成立以来遭到的最惨重的失败。”
    10月26日晚，毛泽东接见即将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团成员时兴奋地笑着说：这次你们去，不是去告状，是去伸张正义，长世界人民的志气，灭超级大国的威风。给反对外来干涉、侵略、控制的国家呐喊声援。
    11月15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第一次在联合国大会就座，57个国家的代表致了欢迎词。科威特代表说：没有中国的参加，联合国就是徒有虚名。恢复中国席位，将使新时代的人类前途变得灿烂。智利代表用西班牙语朗诵了毛泽东诗词；“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热烈的掌声中发言，向主持正义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的感谢。他说，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不允许超级大国操纵和垄断。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进入联合国这个世界政治舞台，为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相互支持的斗争，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
    六、毛泽东提出新的“三个世界”划分战略
    早在1963年，毛泽东就提出了有两个中间地带的观点，用以区别原有的已不适应新形势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大阵营提法。70年代初期，毛泽东逐步对国外已有的“三个世界”的说法加以改造，提出了新的划分范围。1970年6月，毛泽东在会见非洲外宾时指出：我们愿意跟你们非洲站在一个行列，就是亚非拉，第三世界嘛。我们把自己算做第三世界的。第一次明确表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从而明确地提出了新的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毛泽东的新划分方法的特点在于，把原有的资本主义、社会一主义两大阵营分解开来，将美国、苏联这两个当时到处争夺霸权、欺负其他国家的超级大国划为“第一世界”。而将受美国控制、与之存在矛盾的资本主义西方发达国家称为“第二世界”，作为在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可以争取、利用的力量。亚洲、非洲、拉丁美洲长期受超级大国欺负的发展中国家统称为“第三世界”。这样，就极大地孤立了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建立了一个不分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的联合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反对霸权主义的统一阵线，在当时产生了重要的维护和平实际效用。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发言，第十次向世界全面阐述了毛泽东的划分“三个世界”战略思想。此后，依靠“第三世界”，争取“第二世界”，集中反对美、苏“第一世界”霸权主义，成为中国在70年代的主要外交方针。
    “文革”后期，毛泽东纠正了前期的“左”倾错误，注意将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和国家关系区别开来，既坚持支援世界革命人民斗争的原则，又和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保持正常关系。
    1974年5月毛泽东会见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拉希望中国不要支持马共和人民军，让他们“停止战斗”。毛表示不能同意。拉说：“如果他们不放弃斗争，我们就不得不用军队和警察来杀死他们。”毛泽东回答：“那是你们的政策，你的办法，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劝你们不要杀人，也不行呢！”拉又说：“你说，你和他们没有关系。”毛回答：“现在也有关系，将来还有！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员呢！怎么没关系呢？至于你们采取什么政策，我们不能干涉。”“我们跟各国共产党很多都有关系。我们不隐瞒这一点。他们如果有胜利，有发展，我们是高兴的。”
    从70年代初期起，出现了日本、德国等大批国家与中国建交的高潮。到1976年底，和中国建交的国家由1965年底的49个增加到111个，经济贸易和文化交往日益扩大。
    70年代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一是打开外交新局面，使中国摆脱了从50年代以来一直遭到封锁的外部环境，促成世界由两大阵营转化为三足鼎立的国际新格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第三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的主要力量。二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由原来注重意识形态（保持中阿、中越、中朝紧密特殊关系）逐步调整到以“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依据，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和世界上各种社会制度国家的正常关系，并为80年代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奠定了初步基础。
    （《环球视野》摘自《五十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