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组织

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中国经济在获得高速增长的同时，由于在制度建设方面的滞后，整个社会出现了愈来愈多的问题，诸如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腐败滋生和生态破坏日趋严重等难题越来越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和讨论。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真正扭转贫富差距拉大，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要真正实现收入分配领域的制度完善，没有一个组织起来的真正代表劳方利益的工会组织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本文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组织（从历史上说，已经至少有过一次组织了）问题，根据国内外历史和制度的回顾和对比，试就其做一探讨。

回顾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

如果从地理大发现的时代算起，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如果从英国光荣革命算起，资本主义在人类社会生根开花也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放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看，几百年绝不算长。但就是这几百年，却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进程。人类创造物质财富的能力和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享受在这几百年里呈现出越来越快的加速度。毫无疑问，人类社会获得了长足的进步。而这进步，又毫无疑问地要归功于资本主义制度。

资本主义制度是在纷争的欧洲中世纪末期开始从无到有，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地发展和成熟起来的。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的相对成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随着凯恩斯主义的盛行和福利国家制度在不同国家不同程度地推行开来时到来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不同程度地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期，资本主义迎来了自其诞生以来最好的“黄金时代”。马克思曾经精辟地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在可预见的未来，资本主义的生命力依旧是旺盛的，至少是顽强的。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推断，是基于对其制度基础的考察。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呈现出相对“势均力敌”的劳资关系。而这种劳资关系的形成和稳定，则极大地依赖于组织起来的工人——强大的工会组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私有制下的雇佣劳动制度为基础，以资本家对利润的无尽追求为根本推动力，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机结合以资本为枢轴。在这样的制度下，整个社会生产的持续和增长有赖于全社会有效需求的持续旺盛，工人阶级工资的增长是保证社会有效需求的重要条件。但是，由于劳资双方在谈判地位上的严重不对等，工人工资的增长并不是“自然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工人运动风起云涌，高潮迭起，才最终通过自身的组织化获得了和资方相对对等的谈判地位。在1929——1933年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中，美国罗斯福新政的一项重要立法即是鼓励和支持工会组织，通过促进劳资谈判来实现工人工资的稳定和增长，以保证资本主义的运行。凯恩斯革命和福利国家政策的实质也是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以提高社会平均消费倾向，以保证有效需求的充足。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资方和劳方的地位是天然地不对等的。从集体行动的逻辑看，作为少数派和实力派的资本家们是天然地形成为一个联盟的。而广大的工人阶级若无自己的组织，却只能是散沙一盘。工人工资有赖于劳资双方的博弈。作为一场游戏，游戏的双方应该平等，为了能够使劳方获得平等的游戏参加权，他们就必须联合起来，成立自己的组织以和资方谈判。唯如此，才能保证游戏获得一个较为完满的结局。在整个游戏过程中，政府的最好作用，只不过是作为第三方保证游戏公平进行。政府如果不允许劳方有自己的组织，实则就是偏袒资方，弱化劳方，游戏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政府也不能替代劳方与资方谈判。（对市场经济的基本信心必须建立在对要素市场自由竞争尊重的基础上。）权利最容易与资本勾结，游戏结果的公平有赖于政府的积极维护。

总结西方历史，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只要雇佣劳动制度存在，那么，工人阶级的组织化就是必要的。

中国工人运动的历史回顾

中国的无产阶级诞生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洋务运动。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已在部分城市形成局域性规模。中国工人阶级真正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是在五四运动之时。随后，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凭借着领导和发动工人运动起家的。（当然，中国共产党是依靠农民阶级和土地革命而发展壮大和夺得政权的。）1922年1月，在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香港海员罢工；1922年九月，在毛泽东、李立三和刘少奇的先后领导下，安源路矿工人罢工；1922年10月，彭礼和等指挥了开滦煤矿工人罢工；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林祥谦、施洋壮烈牺牲。[1]当时，中国共产党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国之后，关于是否在新时期依然发挥工会的独立作用，毛泽东和李立三之间曾有过一次争论。李立三主张继续发挥工会的独立作用，“工会代表工人，政府代表国家”。毛泽东对此极不同意。最终，毛泽东胜了。李立三被定性为“在工会工作的根本方针问题上犯了狭隘的经济主义错误;在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上犯了严重的工团主义错误;在处理具体工作的方法问题上犯了主观主义错误。”[2]自此之后，中国的工会即今日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就成了一个被“虚置”的工人组织。从三大改造完成后的实际情况看，当时对工会的需要的确不怎么强烈，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存在私人雇佣劳动制度，全体工人阶级都受雇于国家，不存在失业；又由于全国实行等级工资制，也就不存在工资谈判的现实需要。也可以这样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公有制企业中是不存在工会组织强势的土壤的。在此，需强调一下，那时的所有企业里是存在工会的，但那个工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从实质说，它就是一个上传下达的企业机关，受上级领导，并不是为工人利益斗争而存在的。

改革开放新时期工人阶级状况

改革开放后，为实现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需要重新启动资本的原始积累。这次积累可大致分为三种方式：一、通过政府手中的公权力和原有的公有制企业获得较大规模的资本聚积，以发展民间小资本所无法担负的产业领域；二、吸引外国资本以发展我们所没有和极度缺乏技术、经验和市场的产业领域；三、放开其余领域，让民间自发地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包括带有集体性质的乡镇企业的发展）。大量资本主义的因素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地发展开来，极大地催生了市场参与者的积极性，中国经济的原动力被启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到来了。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的进程，雇佣劳动制度在中国大地再次成为主流。在“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中就业的劳动者越来越多，农民工群体日益庞大。根据《2008年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8年末，城镇就业人员30210万，全国农民工总量22542万，外出农民工数量为14041万。根据《改革开放3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从就业上看，2007年，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3]可见，今天的中国，有亿万劳动者在典型的雇佣劳动制下工作。其实，在国企改制完成之后，在公有制企业中的工人实则也是被雇佣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对最起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违背。

造成劳资双方地位严重不对等的原因和必然性

然而，伴随着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进程，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被漠视，工资性收入占GDP比重逐年下降，工人工资增长缓慢甚至一度陷于停滞，工人基本人身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虐待工人的事件屡见不鲜，中国工人阶级所受剥削和压迫之深，世所罕见。

比照西方历史，在资本的原始积累阶段，工人阶级受到严重剥削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在一个严重缺乏资本的国度，要使全社会分散的财富聚集为资本，就必然要以部分人的利益牺牲为代价，这是人类社会走向富足和更高文明所必须承受的阵痛。这就像我们经常被教育的，革命就注定要有牺牲一样。这是不以任何愤世嫉俗的道德家的说教为转移的。中国作为一个严重落后于世界发展进程的大国，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之重，世所罕见。传统的苏联计划经济模式已经被证明失败，而要推进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无疑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为核心”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为改革的取向和目的。积极创造一切条件，大力招商引资，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大力促进以现代产权制度和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企改革，成为从中央到地方的工作重心。伴随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进程，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自然而然地被公权力所忽略了。中国广大的劳动者阶级为了生计，投入到雇佣劳动的汪洋大海之中，承受着恶劣的待遇，挣着微薄的工资以养家糊口。

在公权力不能有效保护劳动者利益的情况下，劳动者本来是完全可以通过组织起来维护自己的利益的。但是，在中国的现实中，这却困难重重，以致几十年来都没有实现。深究其原因，主要是如下几条：

1．现有工会组织，已经完全演化为一个实质上的政府部门了，已经不再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作为一个组织，早已经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会了。它已经完完全全成为了公权力实现自身目标的一个系统了。

2．中国的工人阶级绝大部分脱胎于农民，先天地具有涣散性，要通过内在的演化而不借助外力的推动是很难组织起来的。（恰恰，这种外力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是被“禁止”的，详见下述）加之，中国农村的贫困已到了极限，中国的劳动阶级对低工资的承受力是相当地有弹性，这也造成了资方拥有压低工资和待遇的巨大空间。借用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来说，就是中国的传统农业部门的平均工资异常地下，刘易斯拐点在中国的出现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3. 建国之后尤其是 “文革”期间的历次大规模群众运动使得当权者对工人阶级的再组织产生了巨大的“畏惧”，从而实行了隐蔽的和实质上的“压制”和“不允许”。这从应对所谓群体性事件时如临大敌的历次处理上，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为了稳定，一味地“稳定”，成为各级政府的信条。

4．中国的公众舆论，为了经济建设大局，以弘扬主旋律为中心，一味充当公权力的帮手，置“群众喉舌”的自身使命于不顾，未能真正发挥公众舆论的作用，未能承担起自身的本职使命和责任。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由于历史原因，不是充当“御用文人”，就是缄口不言，丢掉了社会的良心。这其中，中国的经济学界，不是一味讴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是一味强调要发挥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而不分何时何地何情况。至于推动工会组织的发展，维护工人阶级的正当利益，则更是全体沉默。北大经济学教授汪丁丁在《东方早报》的采访中，将这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犯罪”。

新时期中国工人阶级再组织的必要性

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中国经济已经迎来新的发展时期。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实现资本的原始积累，压抑劳动者阶级的利益有其一定的必然性，那么，目下，则是真正到了重视和维护劳动者阶级利益的时候了。

首先，三十年的辛勤奋斗，中国经济的蛋糕已经做得够大，是到时候让全体劳动者分到合理的一份的时候了。今日的中国，贫富差距巨大，并呈现出逐步恶化之势，引起全社会上下关注。如果不能够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实现劳动者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占有适当比重、在再分配中更加公平，从道义上讲，严重侵犯广大市场经济参与者利益，违背公平原则；从社会的长治久安看，则会埋下严重的不稳定因素，最终导致改革失败；从党的战略角度考虑，违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其次，不使广大劳动者阶级工资收入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催发中国社会的有效需求，就不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的国内消费，从而无法给中国经济的庞大战车提供有效的持久动力，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由依靠国际市场到依靠国内市场的转型，无法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另外，通过促进工人阶级自身力量的强大，还可以从另一面推动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严重依赖对外出口，出口又以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低利润（从低利润的角度看，中国工人阶级实则是深受国外资产阶级和本国资产阶级双重剥削的）的产品为主。由于中国工人阶级虽则数量庞大，但自身力量薄弱，造成长期以来所谓的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使得企业降低成本不从技术创新着手，只是一味追求压低工人工资。使得今日的中国，虽是世界经济大国，却迟迟迈不进经济强国的门槛。现今，通过制度改革和完善，逐步促进工人工资提高，将迫使中国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企业去努力实现技术创新和突破，从而实现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其实，降低中国现今的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也不见得会严重削弱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纵观世界，目前还没有哪个拥有如此众多熟练劳动力的国家和地区可以替代中国在世界市场上的重要地位。我们不要太过迷信国外市场消费者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很大这样的判断。

要更好地维护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需要一系列的制度改革和完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中国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让组织起来的工人去直接和资方谈判，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好不偏不倚的第三方裁判者、调解人角色。

之所以要让中国工人阶级重新组织起来，去追求和维护自身利益，是基于如下几点考虑：

第一，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的资本所有者们已经将自身的触角深入到公权力的所有部位，要依靠公权力去替中国工人阶级向资方争权益已经变得比西方更难了。再说，这样也会模糊政府的角色和作用，不利于政府发挥社会全体的服务者的作用。

第二，如果让重新组织起来的中国工人阶级去和资方谈判，政府在其中扮演第三方角色，将使这场劳资博弈的游戏参与者三方到位，规则日益完善，也能使政府有效应对各种突发事件和不确定因素。

第三，中国共产党由于其执政党的地位，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了，她已经是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了。[4]在这种条件下，要再仅仅依靠党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组织去和资方谈判，已经越加地不适宜了。

第四，现有的合法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由于早已演变为公权力的执行机关而丧失了真正的工会作用，并且早已不能在中国工人阶级中树立威信了。这样，中国工人阶级也不能依靠它去争取和维护自身利益。

由此可见，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组织，只能另起炉灶。对此，我相信部分人会有以下几种担心：

一、中国工人阶级能否再组织起来呢？我认为，这是完全可能和现实的。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工人由于工资低下，受剥削严重，在内心深处，可以说，早就有“反叛”之意了。中国的农民工群体大部从事建筑业，集中度高，部分也已经脱离农村，就是那些还没有脱离的也因为没有“被解雇”的后顾之忧而容易组织起来。此外，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民的反抗意识只要被激发，就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来。

二、 组织起来的工人能否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呢？对此，我只想强调一点，那就是，虽则中国劳动力过剩，资方的确不缺少某一个工人，但资方能缺少全体个人吗？今年以来许多地区出现的民工荒是很能说明问题的。不要担心中国会出现更大规模的失业，只要能够实现中国工人阶级收入的提高，中国社会的有效需求就会增长，中国经济的动力就会充足，更大规模的就业就可实现。再说，低工资下的低失业也不见得就是一件多好的事。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更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来做后盾。

三、 这会不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呢？我的回答是，肯定会，但没你想得那么严重。首先，一味为了稳定而稳定，只会使矛盾越积越深，最终酿成严重后果。其次，经济意义上的工人运动不会对社会造成多大负面影响，参照西方历史，历次工人运动最终缓解了劳资矛盾，实质上推动了经济的发展和和谐。最后，我们绝不能低估我们党的领导能力和驾驭能力。只要我们控制好形势，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组织只会有利而无弊。

举措和政策方面的调整

第一、必须真正实现立法和政策上的群众组织合法化，罢工合法化。将法律条文上赋予广大人民群众集会和争取自身利益的自由和权利真正还给人民，是中国民主与法制进程的必由之路和迫切任务。历史的列车是不会等待犹豫不决的彷徨者的。我们党和政府绝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狐疑狼顾。

第二、大胆鼓励和支持各地区、各行业工人成立自己的地方性或行业性的工会组织。政府的任务就是大胆放开和认可。大禹治水，在疏不在堵；顺民意维民权者昌，逆民意阻民权者衰。作为一个爱党爱国爱人民的人，我对此表达我最真挚的关切。

第三、鼓励和支持各舆论媒体报道和宣传中国工人的生活、生产状况。为中国工人充当喉舌，充当利益代言人。允许和鼓励工人组织拥有自己的宣传工具。

第四、调整现行的一味追求招商引资，一味迁就资方的政策措施，严格规范好政府作为劳资谈判第三方的中间人角色。既然要追求和谐发展、包容性增长，那么，仅仅依靠扩大投资的发展方式注定是要改弦更张的。

展望和结语

三十年的艰辛探索和辛勤建设，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巨大增长，面对新时期的严酷形势，是到实现转型和升级的时候了。必须让中国经济的运行有一个稳固的制度基础，这个制度基础有赖于一个较为公平和和谐的雇佣劳动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此，必须让中国工人阶级拥有自己的力量，拥有代表自身利益的组织。

从一个长的历史时期看，这是中国工人运动未完成的事业。中国工人运动在经历了漫长的沉寂的冬天之后，应该是步入其生机勃勃的春天的时候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再组织必将迎来成熟的盛夏！

中国社会正躁动着渴盼着一场新的民主启蒙和高潮，以实现推动中国社会全面改革和转型的最后任务。这注定是一个异常艰巨和困难重重的任务，也注定是一个足以铭刻史册的光荣任务。她有待于一批勇敢的充满智慧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去启动和实现。

让我们为此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