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小传(下)

第四部份  挺身中流  称柳将军　　

一， 受任危难　　

在明末局势纷纭的年代，柳敬亭一时竟然成了武昌军中最重要的幕僚，所以才在诗人笔下被称为“诸侯之上客”。当时，明朝将军左良玉，被李自成战败后，撤至武昌，兵力渐至数十万，粮秣紧缺，军心不稳，移兵九江，有继续移兵金陵就食之议，扰攘劫掠，人心惶惶。南京作为明朝“留都”，大为惊恐，眼看士大夫们笙歌酒色的日子快要过不成了，因此要想办法劝阻左良玉。兵部尚书熊明遇请左良玉的恩帅侯恂（侯方域之父）移书劝左，北掌院的李邦华发九江库银十五万两给左良玉，以补六月粮，左良玉于是不移兵东下，“留都”松了一口气。　　

就在左良玉小驻皖城时，与守皖的将军杜弘域杯酒相接之中，说到身边无谋士，极想得到这类奇人异客，杜将军说，我有个朋友，可以辅佐你，但他在南京，我可以发信召他到你那里去。左良玉回武昌后，因为军队的事情，与杜弘域有了矛盾，杜弘域这时想到柳敬亭，觉得唯有这个人的智慧能为他排难解纷，就发信召柳敬亭到皖城，把事情说给他听，请他能到武昌一趟，从中斡旋。柳敬亭接受了这个拜托，并且立即动身前往。　　

这个事情，记载在吴伟业为柳敬亭作的《传》中，黄宗羲为柳敬亭作《传》也采用此说。孔尚任作《桃花扇》，情节中让柳敬亭主动请缨，做了为侯恂送书信给左良玉的信使，说：“让我老柳走一遭何如？”又说：“我柳麻子本姓曹，虽则身长九尺，却不肯食粟而已。那些随机应变的口头，左冲右挡的膂力，都还有些儿。”唱道：“舌战群雄，让俺不才；柳毅传书，何妨下海。”（第十出《修札》）。这一戏剧安排，虽为艺术之需要，却也是基于柳敬亭在当时很不平常的情况下被派去武昌见左良玉的事实。不管怎样，柳敬亭当时受任于危难之中，以一介评话艺人，而义不容辞、挺身参与到颇为重要的军国之事中去了。　　

二，从容闯幕　　

柳敬亭见左良玉不是顺顺遂遂平平常常的，而是颇有传奇性。吴伟业在《柳敬亭传》中写道：“左（良玉）以为此天下辩士，欲以观其能，帐下长刀遮客，引就席。坐客咸振慑失次。生拜讫。索酒，诙啁谐笑，旁若无人者。左（良玉）大惊，自以为得生晚也。”确实颇有战国辩士目傲王侯的大气概。　　

《桃花扇》中以第十一出《投辕》来刻画这一事实。先让柳敬亭唱道：“白髯儿飘飘，谁认的诙谐玩世东方老。”其实，当时五十六岁的柳敬亭，正当壮年，还没那么老。孔尚任细心写到柳敬亭先是受到兵卒与中军的啰唣，然后写军幕中的威风，“左右交执器械”，令柳敬亭“膝行而进”，舞台上的柳敬亭当然不是爬着见左良玉的，而是从这“左右交执”的兵器与吆喝声中昂然而入。　　

见左良玉的柳敬亭表面服从将军虎威，而词锋却是锐利。角色中的柳敬亭唱道：“俺是个不出山老渔樵，哪晓得王侯大宾客小。看这长枪大剑列门旗，只当深林密树穿荒草。尽著狐狸纵横虎咆哮。这威风何须耍，偏吓俺孤身客无门跑，便作个长揖儿不是骄。”言词外软内硬而诙谐。　　

孔尚任并没有照史实写柳为杜斡旋军事，而是把左良玉放弃东下金陵就粮的事，拉到这时来，归结为柳敬亭的机智劝说。剧中用柳敬亭故意失手打碎茶杯、借口肚饿硬要“往内里吃去”这两个滑稽动作与双关语，让左良玉醒悟到“不能让手下乱动”、不能随便“进内里”的道理，从而认识到不可东下金陵就食。　　

总之，柳敬亭在“长刀遮客”情况下，从容面见手握数十万重兵（有八十万众，号称百万）的宁南侯左良玉，而终于为左良玉所重视，引以为幕客而受信用，是为人称道的一段佳话，在明末的南京那段灰暗的历史中，放射着异样的人格的光彩。　　

三，军中有为　　

柳敬亭被左良玉留在军幕为座上客，“使参机密”，“为腹心”，“军中亦不敢以说书目敬亭”（黄宗羲《柳敬亭传》）。但当时无战事，自然也就没有在这方面筹策献计的记载，然而，在不算长的时间内，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还是做了不少事情，是有所作为的，首先是军中说书，这一记载见于钱谦益《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　　

“每当按甲休兵日，更值椎牛饷士时。夜营不喧角声止，高座张灯拂筵几。吹唇芒角生烛花，掉舌波澜拂江水。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　　

可见，柳敬亭的说书起着凝聚和激励军心的作用。　　

除了运用他的才艺在军中起积极作用之外，据吴伟业所作《柳敬亭传》，柳敬亭在军中还做过五件事，也是相当不平凡的：　　

一，协调两军关系。柳敬亭之赴左良玉军，本来是受皖城将军杜弘域委派，去斡旋两军关系的，而左良玉也正为此“沉吟不乐”，柳敬亭就说破了左良玉的心事。当时情况是，左军有“亡卒入皖”，杜弘域觉得很难处理，而左良玉又担心这部份人马遭杜弘域“不法治之”，就是说，或者收编为皖军，或者因发生冲突而遭损失。柳敬亭先是安慰左良玉，说，“此非有君侯令，杜将军不敢以专也。”接着表示自己愿意到皖城一趟，去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得到左良玉认可之后，柳敬亭“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斩数人，乃定。”从吴伟业这简短的记载，一个“英气拂拂”（大诗人龚鼎孳《赠柳敬亭文》）的柳敬亭跃然纸上。正如《桃花扇》中的柳敬亭所自许的：他不但有“随机应变的口头”，而且有“左冲右挡的膂力”。柳敬亭人高马大，“身长广颡，面著黑子”（吴伟业语），“坐定犹余身一丈”（阎尔梅语），这样的一个人，“驰一骑，入杜将军军中”，真是一幅英雄图画！至于“斩数人，乃定”，当不是柳敬亭亲手斩人，而是出谋划策，在杜将军配合下采取果断措施，既安定了左军入皖之“亡卒”，又安定了杜军。要叙军功，这个功劳是不算小的。　　

二，主持文檄事宜。柳敬亭虽然会说书，“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吴伟业《赠柳敬亭》诗），但他不会写文章，我们目前所知他平生所写的字，数得过来只有二十六个，一个是记在杜浚诗序中的八个字，“来人受赏，我受天诛”，一个是记在毛奇龄诗序中的十八个字，“如相会者，早间，世功言及相会，惜然相会只此”，如不了解背景情况，很难看懂所写之意。所以，黄宗羲《柳敬亭传》忍不住要讥笑柳敬亭，“钱牧斋尝谓人曰，‘柳敬亭何所优长？’人曰，‘说书。’牧斋曰，‘非也，其长在尺牍耳。’盖敬亭极喜写书调文，别字满纸，故牧斋以此谐之。”这样的一个柳敬亭，怎么能胜任握有八十万军的左良玉的文檄事宜呢？原来，柳敬亭自己并不动笔，他根据左良玉意思，口授给会写的人写下来，就行了。对于“幕下儒生设意修词”，左良玉都不满意，而柳敬亭口授而成的这些文件，左良玉看了十分合意。其中原因，该是柳敬亭“滔滔古今胸腹藏”（朱一是《听柳敬亭词话》诗），将历史与现实结合，能准确领会左良玉意思，甚至还能把这种意思发挥得更好，而那些儒生在这方面却是很缺乏的。　　

三，随时应对咨询。左良玉“少孤贫，与母相失”，连自己真正姓什么也不知道，每想及此，就“泪承睫不止”，拿不出解决这块心病的办法。柳敬亭就用历史上有“天子赐姓”这回事，给左良玉出主意，左良玉大喜，立即具奏，得到了解决。就是说，左良玉知道自己本来不姓左，他是暂冒姓左的，而现在得到了皇帝认可，就正式以左为姓了，而且是皇上赐姓，格外荣耀的。估计像此类难题，左良玉每每都要请教柳敬亭，而腹藏滔滔古今的柳敬亭总能拿出适当的办法来。吴伟业、黄宗羲这些大文人，笔下对柳敬亭十分好评，但写到这些事情，也免不了掩口而笑、有所保留，比如，吴伟业写道，“左武人，即以为知古今，识大体矣。”柳敬亭当然是“知古今，识大体”的，怎么“左武人，即以为”呢？而黄宗羲甚至写下了“宁南身为大将，而以倡优为腹心”这样的话，这些，多少透露出了一种偏见。　　

四，机权排患补阙。吴伟业记载说，左良玉爱将陈秀犯罪，而左良玉正在病中，火气很大，陈秀必死。柳敬亭认为应当救下陈秀，但必须找到给左良玉进言的机会才行。他听说左良玉身边藏着一幅有关的画儿，觉得可以作为进谏的契机。就诱导左良玉把画儿取出来给他看，左良玉指着《关陇破贼图》说，我日后将入山修道。图上左良玉身着衲衣，柱杖，数童子跟从，其中一个背负瓢笠，最靠近左良玉的，就是陈秀。柳敬亭装着不知道，问这是哪个？左良玉说这画的是陈秀，但是他犯下大罪，活不成了。柳敬亭说，是的，他不该有负你的大恩，但是，在这画儿上，是一起跟随你进山的，他这么一死，不是让这幅画儿上的人不全了吗？左良玉听了，心中感恻，于是免了陈秀死罪。吴伟业写道，“其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率类此。”柳敬亭的智慧对于“武人”左良玉，确实是十分需要的。　　

五，武昌金陵特使。当柳敬亭在武昌军中时，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煤山自尽，吴三桂引清军入关，金陵方面马士英、阮大铖拥立福王登基，立即征歌选色，导入荒淫，而排挤史可法，打击复社士人；四镇将帅为争富庶驻地闹得不可开交。南明小朝廷就这样“文争于内，武哄于外”。《桃花扇》从《哭主》到《移防》以八出戏来表现这种混乱的政治局面。马阮之流对于在武昌手握数十万重兵的左良玉满怀疑忌，而又无可奈何。在这种情况下，柳敬亭受左良玉派遣，赴金陵斡旋双方关系，愿意“捐弃故嫌”，服从朝廷，以求维护岌岌危也的明朝江山。吴伟业等文人记载，都是左良玉派遣柳敬亭，从关系上说，固然是这样，但这个大主意是哪个出的，却语焉不详。我们虽不必一定要说是柳敬亭给左良玉出了这个好主意，但也不能排斥这正是出于柳敬亭的智慧。黄宗羲等大文人笔下渲染的，是一介说书艺人柳敬亭，到了金陵，如何“朝中皆畏宁南，闻其使人来，莫不倾动加礼。宰执以下，俱使之南面上坐，称‘柳将军’，敬亭亦无所不安也。”而“市井小人”则窃窃私语说，“这不是说书的某人么，今富贵若此！”事情确实有着这样不免滑稽的一面，但对于此时的柳敬亭为何能这样不平凡，却未曾着墨，也不能不是一种失记，是我们后人所应该注意到的。　　

《桃花扇》出于戏剧需要，对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斡旋这一史实并未采用，因为如果采用，柳敬亭就成了很显要的戏剧主角，这不合此剧的格局。对于柳敬亭从武昌赴金陵，《桃花扇》写为让柳敬亭赴金陵送达声讨马士英阮大铖的檄文，而这个第三十一出戏叫做《草檄》，主要情节是写左良玉如何决定进军金陵，讨伐马阮，因此，柳敬亭也不是这出戏的主角，而只是在这出戏的末尾时，挺身而出，表示愿赴金陵传檄。剧中人们赞叹说，“这位柳先生，竟是荆轲之流，我辈当以白衣冠送之。”他们发出了“义士，义士！壮哉，壮哉！”的赞美之声。剧本的收场诗还写道：“从来义士无还日，眼看长江下海门。”这些，与剧情当然是契合的，渲染了当时一种历史的氛围，但孔尚任确实也借此对历史中的柳敬亭表示了极大的敬仰。　　

关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幕中的积极作为，还应单独说一说的，是柳敬亭对左良玉最根本的影响。《桃花扇》在第十三出《哭主》中，安排了柳敬亭为左良玉说书，是《秦叔宝见姑娘》（姑娘即姑妈）。这段说书中的情节，对应着左良玉的生平经历，以至于令左良玉三次发出感慨：　　

第一次：[小生掩泪介] 咱家也都经过了。　　

第二次：[小生作骄态，笑介] 俺左良玉也不枉为人一世矣。　　

第三次：[小生照镜镊鬓介] 俺左良玉立功边塞，万夫不当，也是天下一个好健儿。如今白发新生，杀贼未尽，好不恨也。　　

孔尚任这就具体表现了柳敬亭对左良玉是如何劝忠劝孝的，历史地看，这就是当时柳敬亭力所能及对左良玉的积极影响，当时明朝将领只要心中真有忠孝二字，就能内顾大局，外不降清。这两点，许多人都没做到，而左良玉做到了。钱谦益的《左宁南画像歌——为柳敬亭作》，就是肯定了柳敬亭的这个积极作用，说“宁南闻之须猬张，佽飞枥马皆腾骧。誓剜心肝奉天子，拼洒毫毛布战场。”可惜的是，后来，清军在明朝降将赵之龙引导下开进南京城时，钱谦益本人却与一些官僚、文人，站在了迎接清军的队伍中，被讥为晚节不终。　　

从柳敬亭得左良玉信任之深，即可证柳敬亭对左良玉的思想影响之大。钱曾为钱谦益这首《左宁南画像歌》作笺注，说到左良玉对柳敬亭信任的程度：　　

“宁南既老而被病，惟块然一榻，柳生敬亭者善谈笑，军中呼为柳麻子。摇头掉舌，诙谐杂出。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宁南亲信之，出入卧内，未尝倾刻离也。”　　

我们由左良玉让柳敬亭找人为他画像，而且把柳敬亭也画了进去，站在左良玉身边，可以看出，左良玉对柳敬亭已经有了一种倚仗之感。　　

此画像就是钱谦益作《画像歌》的这幅，王猷定对此也作过《画像赞》，说：　　

“柳敬亭为左宁南写照，而自图其像于旁，志不忘也。”　　

其实，也许王猷定是把话说反了，可能更应当这样说：　　

“左良玉令柳敬亭找人为他画像，且令亦图柳敬亭像于其旁，示不忘也。”最起码，不得到左良玉同意，柳敬亭是不好“自图其像于旁”的。左良玉旧藏有《关陇破贼图》，说明他很喜好让画家给他写照。　　

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画像是很久之后柳敬亭出于想念和纪念请人给画的，一切都是柳敬亭的事，与左良玉无关。　　

《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让角色柳敬亭挥泪而言：“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孔尚任这样处理，大体就是依了王猷定的说法，至于钱谦益作《画像歌》，是柳敬亭持画像相邀题赞，则差不多是这样。　　

另外还有一幅图像，是左良玉《军中说剑图》，这幅图是如何画出来的，目前不见有说法。此图有陈维崧《湖海楼诗集》载《左宁南与柳敬亭军中说剑图歌》为证。这首三十二句长诗，是这样描绘的：　　

“左坐一将军，右坐一辩士。辩士者谁老无齿，魋颜折胁丑且鄙。得非齐蒯通，乃是柳麻子。此翁滑稽真有神，……”　　

诗以夸张笔法，形容柳敬亭之“丑”，其实是赞美他“真有神”。　　

总之，左良玉对柳敬亭信任有加，二人相处甚得，以至于左良玉要委任柳敬亭为官。吴伟业《柳敬亭传》说，“左因强柳生以官，笑弗就也。”左良玉是要柳敬亭做什么官，与柳敬亭同时代人的泰州诗人宫伟镠《柳逢春列传》中说是“授镇衔，又令署武昌县，俱不受。”此说为《道光泰州志》采用。宫伟镠就是从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的贡献，与柳敬亭拒不受官职，来对柳敬亭作出他的评价的：“前有调护之功，后有嘉遁之志，即不以伎名，亦足雄天下，而伎实可自雄。”就是说，即使柳敬亭没有在左良玉军中所做到的一切，作为身怀绝技的艺人，本来就已经很了不起，如今更是不同寻常，“足以雄天下”。　　

第五部份  遭逢巨变  成为隐者　　

 马士英、阮大铖联合四镇军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拥立”弘光登基之后，一方面迫害东林、复社士人，一方面把持朝政，派遣左懋第前往北京，“封”吴三桂为“蓟国公”，幻想通过吴三桂与清朝妥协，重复南宋偏安江南的故事。所以，对于柳敬亭作为左良玉特使前来联络团结，以求共保江山，他们不感兴趣，对于手握重兵的左良玉也就不能放心，于是由阮大铖负责江防兵部，在南京西部坂矶一带筑城派兵，以对付武昌上游。吴伟业《柳敬亭传》说，柳敬亭“闻坂矶筑城，则顿足曰，此示西备，疑必起矣。”看出了马阮辈的奸臣之心祸国之举而忧愤不已。只可惜吴伟业一类人习惯的是古文，记事过于简洁，不能让我们了解到更多更详细的情况。　　

今人陈汝衡在《说书艺人柳敬亭》中认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前往南京之后，一度回到武昌，并且报告了坂矶筑城的情况，认为是“猜疑”武昌，“左良玉听了很是悚然”。 此说大体可信，因为柳敬亭作为特使在南京完成了使命之后，当然要回到武昌报告此行情况，也就不可能不谈起坂矶筑城的事情。　　

马阮一方面排挤史可法等人，一方面逮捕东林前辈雷演祚、周镳，以及复社士人陈贞慧、吴应箕等下狱，对曾在北京投顺过李自成的官员列为“顺案”查处，毫无团结各方，共保江山的胸襟。东林复社诸贤在东南一带难以存身，乃纷纷西上，投奔左良玉，其中包括侯方域这些人。此时南京又发生“伪太子案”，已经登基的弘光当然害怕真太子出现，在马阮主持下逮捕此人下狱，可是民间却硬是一致认为这是真太子。　　

消息传到武昌，左良玉与诸将觉得这种局面不能忍受，就决定水陆并进东下，打到南京去，讨伐马阮奸臣，正式发出檄文，说：“……频年痛心疾首，愿为鼎边鸡犬以无从，此日履地载天，誓与君侧豺狼而并命。……愿斩贼臣之首，以复九京，还收阮奴之党，以报四望……。”　　

这时的柳敬亭在哪里？陈汝衡认为，“柳敬亭不曾随军，他早已东下了。他事先离开武昌，显然是左良玉令他前往南京，在左军进城前后做些政治上的工作，以配合军事。”确实，也只能这么分析。　　

对于柳敬亭在这一段的情况，孔尚任当时也就查无可靠文字，只能凭想象，依据戏剧的需要，安排《桃花扇》中这时柳敬亭的身影踪迹。第三十一出《草檄》，让柳敬亭做了赴南京传檄的使者，到南京投上檄文之后，也就被马阮给抓了起来投进狱中，在狱中竟与陈贞慧这些人见到（第三十三出《会狱》），然后是在清兵打破南京城的时候，逃出牢狱（第三十八出《沉江》），后来在第三十九出《栖真》中竟然成了隐于山中的一个老渔夫，说，“我老柳少时在泰州北湾，专以捕鱼为业，这渔船是弄惯了的……”（北湾是孔尚任误写，实为打鱼湾）。最后在《余韵》一出中唱了一段悲伤的《秣陵秋》而隐去，并且流泪说，“左宁南是我老柳知己，我曾托蓝田叔画他一幅影像，又求钱牧斋题赞了几句，逢时遇节，展开祭拜，也尽俺一点报答之意。”这是把他知遇左良玉作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交代了一笔。　　

左良玉起兵武昌，顺流而东下，绵亘二百余里，军势很盛，但军纪很差，左良玉衰老，忧愤交加，病死军中，临死前对部下们说，你们守卫疆土为国效忠是上策，紧守一方待时而动是中策，解散军队各自流亡是下策。左良玉儿子左梦庚率军继续东进，马、阮调黄得功将军前来抵挡，刘泽清刘良佐二将也丢下北面防守，率军前来合围，结果左军全面溃散，而北兵趁虚而入，连夜渡淮，围住扬州，南京震恐，万姓奔逃，南京小朝廷也随之逃亡。黄得功得知这一结果，悔恨不已，自刎而死。孔尚任以第三十七出《劫宝》描写了这一不堪的情况。　　

左军溃散，柳敬亭留在军中的个人财物随之失去，更重要的是，在明末那样大形势下他被卷入时事而作的一切努力也付之东流，其悲伤与失望可想而知，孔尚任在《桃花扇》结局时对他的这种悲伤与失望作出的描写是合理的。　　

清军扬州屠城，史可法殉难，南京瓦解，马士英阮大铖等官员降清，钱谦益、王铎等文人降清，百姓们焚毁马、阮府邸，从狱中放出所谓太子，情况混乱到了极点，而清朝却逐步确立。这时的柳敬亭还能做什么呢？他确实只能像孔尚任《桃花扇》中所写的，暂且做一个隐者。　　

当左良玉军顺流东下时，与马、阮政治破裂，柳敬亭一时需要隐起来，是可以理解的。仅小柳敬亭十岁的诗人顾开雍于顺治七年在淮浦遇柳敬亭并听他说书,写下的诗中有这样两句，“欲烹食其侈得意，柳生夜逝还渔樵”，说明确曾有马、阮要搜捕柳敬亭这回事，柳敬亭半夜逃走，隐于渔人之中。这情况大约还是柳敬亭亲口告诉顾开雍的。孔尚任《桃花扇》中写柳敬亭隐于渔，却也是有据的了。　　

局势稍安之后，柳敬亭也就只有重操旧业，说书为生了。在诗人笔下，总是写着他的悲剧性：“天宝尚存遗老在，何堪白首说兴亡”（清初诗人梁清标诗句）。　　

第六部份  穷不坠志  松柏其坚　　

一　　

柳敬亭遭逢明亡之变，可以说，一切落空，于是，如《桃花扇》所写不可避免过了一段隐居避祸的日子之后，就出来重操旧业。有人问他，你如今一文不名，怎么办？他说，“吾在盱眙市上时，夜寒藉束稿卧，扉履踵决，行雨雪中，窃不自料以至于今。今虽复落，尚足为生，且有吾技在，宁渠忧贫乎？”真是虽“再贫困而意气自如”，并且“晚节尤进”，活得很硬朗，书也说得更精彩了。于是一路又到了苏州。吴伟业《柳敬亭传》中的这些记载，为《道光泰州志》所采。　　

黄宗羲对柳敬亭有着士大夫的某种偏见，他作的《柳敬亭传》主要只言敬亭之技，称柳敬亭为“倡优”，是“市井”之人，对左良玉引柳为腹心，很不以为然，“不亡何待乎”，简直把左良玉之败也归到柳敬亭头上来了，这简直有失公允了。但黄宗羲对柳敬亭的艺术，确实推崇得很，可以说，要不然，他就不会作这篇《柳敬亭传》。他写道：　　

“敬亭既在军中久，其豪猾大侠，杀人亡命，流离遇合，破国亡家之事，无不亲身见之，且五方杂音，乡俗好尚，习见习闻。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兽悲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所可尽者矣。”　　

黄宗羲认为，柳敬亭的说书艺术，是他的老师莫后光所不及的了。　　

吴伟业，号梅村，大诗人，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崇祯时做过东宫侍读，南京国子监司业，南明亡后，屏居乡间十多载，绝意仕进，后迫出为清朝秘书院侍讲，迁国子祭酒，借口母丧而归，常以仕清为恨，死嘱着僧衣，而不着清服。　　

黄宗羲，号梨洲，大学者，也比柳敬亭小二十三岁，为东林子弟首领，与草《留都防乱公揭》，以攻阮大铖，后遭阮大铖逮捕，南明亡后，曾抗清，后返里，专意著述。举“博学鸿词”，荐修明史，皆力辞不就。　　

可见，吴、黄都是有节气，有学问的人，二人只是在对柳敬亭的认识程度上有所不同。　　

二　　

柳敬亭重操旧业，江湖说书，足迹颇广，回过泰州，到过江都、扬州，到过苏北淮浦，到过苏州，到过常熟，到过松江，这都有诗有文可据。　　

柳敬亭重出说书，大约开始于丁亥春冬，即1647年3月间，见于龚鼎孳《赠柳敬亭文》：“丁亥春冬，相从于桃叶金阊间，酒酣耳热，掀髯抵掌，英气拂拂，恒如在宁南幕府上座时。”其时南明覆亡已近二载。这样看来，《桃花扇》最后一出《余韵》注明故事时间为“戊子九月”，即1648年10月，说柳敬亭仍在“捕鱼为业”，时间安排上推迟了一年多，这是孔尚任之疏忽。　　

《海陵文征》卷十九载沈让斋《柳敬亭传》，说柳敬亭回到泰州后，到他少年时曾做过佣工的泰兴那个人家去看望，发现那夫妇两个都亡故了，而后人竟无力买地葬棺，于是柳敬亭说，你等我三个月，我给你送钱来。他就到扬州去，张贴广告，说“柳麻子又来说书”，一时轰动，不到一个月，就获得三百两银子，于是到泰兴交给那家后人，不但买地葬了父母，而且置办了房屋家产。关于这段事情，沈让斋文内以“故主”、“少主”来叙说那户人家与柳敬亭的关系，失之肤浅，且有点庸俗，我们只能想象，少年柳敬亭逃离豪强迫害，到泰兴这户人家为佣工时，得到过人家很好的对待，包括可能掩护过他，所以他数十年来不能忘记，于是才有了这段探视并资助的佳话。　　

起义抗清英通就义的著名诗人魏耕在《柳麻子说书行》长诗中说，他见到柳敬亭在江都时，“出门人呼柳麻子，往往拦街不得行”，柳敬亭一出门，观看他的群众就会拥挤到这样，可见大受欢迎，但其实，“有眼目睹寻常人，东南西北道路穷”，魏耕体会到柳敬亭其实很艰难。　　

诗人顾开雍在《柳生歌·序》中说，顺治七年，他在淮浦听柳敬亭说宋江一段书，“纵横感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矣。”这时的柳敬亭，“逢人剧说故侯事，涕泗交颐声堕地”，柳敬亭意气仍不减当年，甚至更为慷慨豪迈，“听君席前徵羽声，犹见公孙浏漓舞剑器”，顾开雍大为赞叹，“兴亡日月手扳出，吁嗟柳生真好奇”。　　

诗人周容也是明末清初一个讲气节的人，作《杂忆七传之二·柳敬亭》，说，“儿童见柳髯至，皆喜”，描绘出柳敬亭是一个很随和可爱的人。他于癸巳年（1653）在虞山见柳敬亭，听他说了几天书，“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发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如此动人魂魄，而以前，他只听说柳敬亭说“闺阁儿女脂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之书，能令人“罔不解颐”。这就记载了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刚柔兼备。王沄《漫游记略·燕游》所记在康熙元年（1662）蔡士英北上舟中听到柳敬亭说书，其能“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说什么像什么。　　

总之，这些都说明了一个重操旧业的柳敬亭，正如吴伟业所说，是“意气自如”的。　　

三　　

柳敬亭在清初重操旧业这段时光里，也曾“穷途重走伏波军”，但幸因自有操守，而终能清白脱身，这就是他进马逢知（原名马进宝）军府的事情。马逢知原为明朝安庆副将，与柳敬亭旧识，降清后为清朝大立军功，任为“苏松常镇提督”，驻松江（云间），柳敬亭有一阵在那里滞留。按照一种严格眼光，柳敬亭是不该到马逢知那里去的。柳敬亭“穷途”所迫，加上自恃不会同流合污，就去了，况且天下早已是清朝，无数明朝官僚与文士都归顺了，他乃一介艺人，以自己的技艺吃饭，给马逢知说书，也不能算什么大事。柳敬亭一定就是这样考虑的。　　

吴伟业在《楚两生行》的《序》中说，“柳生近客于云间帅，识其必败，苦无以自脱。浮湛傲弄，在军政一无所关，其祸也幸以免。”可见柳敬亭在马府中确实自有操守与人格，虽然一时不便走脱，却没有为马逢知做什么事，决不像在左良玉军中有那样主动而积极的贡献，所以后来马逢知出事被清廷所逮，而柳敬亭并不碍事，因他守住了自己一介说书艺人的身份，而并不是幕客。吴伟业在这首诗中说柳在马军中是“抵掌聊分幕府金，褰裳自把江村钓。”这是吴伟业了解到柳敬亭在马府中的情况后所作，应视为一种定论，他认为柳敬亭是“滑稽幸免”，就是说，柳敬亭凭着一种机智，而得以与马逢知保持了距离，这种距离有两个方面，一是马逢知降清并为清朝立大军功，他很难与之融洽，二是不参与马逢知的事情，不贡献自己的意见。但总之，柳敬亭这是一次很郁闷的历险，实属不易。　　

明清之际的学者禇人获《坚瓠集》说，“一日侍饭，马饭中有鼠矢，怒甚，取置案上，俟饭毕欲穷治膳夫。进宝残忍酷虐，杀人如戏。柳悯之，乘间取鼠矢啖之，曰，此黑米也。进宝既失其矢，遂已其事。”　　

就这样，柳敬亭在马逢知军中不但以“滑稽”而“幸免”自己，也以此“幸免”过一位厨师。像这样的事情他在左良玉军中原就做过。柳敬亭每每能这样挺身而出，却又不着形迹，吴伟业称为“善用权谲，为人排患解纷”，禇人获称“柳之宅心仁厚，为人排难解纷”，他们都注意到了柳敬亭品德上的这一特点。吴伟业写老年的柳敬亭是“身长广颡，面著黑子（黑痣），须眉苍然，词辩锋出，饮啖可五六升。”多么可敬可爱的一个人高马大、朴实和善而又智慧过人的老头。　　

四　　

八十岁人的柳敬亭，曾经在北京广为献艺、传艺。当时清朝天下已定，封建统治更换了一个朝代。柳敬亭熟识的一些人，也多有在北京为官的，成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的一个客观条件。有人认为，柳敬亭晚年北上献艺，与降清官僚相处甚欢，不免“有损清誉”。这种评论，过于苛刻了一些。其实，柳敬亭心中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立场和考虑，这从他后来的某些言行就能知道。然而，柳敬亭觉得到北京观光，对于他更现实，更重要。看望一些老朋友，给他们说书，让他们看到他人老技不老，得到他们激赏，对于他这样八十岁的人，心格外向往之。再有，他从来没有到北方去过，一生以来，他的活动只在江苏、安徽、浙江一带，八十岁的他渴望着有机会能到北方去试一试他的技艺，也去看看北方的玩艺。所有这一些考虑，让他把“清誉”之类的暂且放进了括号里，何况当时社会的“主流”已经不是“清誉”，而是如何适应清朝的统治了，官僚士人们已经做出了榜样，他一介“倡优”，又这样老了，考虑那么多又能怎样呢？岂不有点可笑了？当然，能那样确实是更令人敬重的，但明朝取代清朝，只不过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早就有过的事情的一次再版，不能要求柳敬亭这样出生于明代万历十五年的古人，有着日寇侵华时梅兰芳的那种气节，这是不符合历史的观点的，我们决不能这样看待柳敬亭。　　

果然，柳敬亭到了北京，简直轰动当时。曹贞吉《珂雪词》书首附录词话说，“柳敬亭以评话闻公卿，入都时邀致踵接。”　　

曹贞吉《赠柳敬亭》诗曰：“谁道开元遗老在，岑牟高座说兴亡。醉来齿颊还慷慨，听去须眉尽激昂。洛下青衫私上客，镜中白发乱秋霜。樽前莫话宁南事，朱雀桥边泪几行。”　　

可见，柳敬亭在这些故友面前，不禁就要谈起往事，为左良玉出师未捷身先死而可惜，这些做了清朝官吏的朋友，虽是在家里宴请他，也仍不免要劝他不要再说这些事情了。　　

曹贞吉在词《赠柳敬亭·调寄沁园春》的下半阕既同情，但又一次劝告柳敬亭：“纵横四座嘲诙，叹历落嵚嵜是辩才。想黄鹤楼边，旌旗半卷；青油幕下，尊俎长陪。江水空流，师儿安在，六代兴亡无限哀。君休矣，且扶同今古，共此衔杯。”　　

这首词就证明了柳敬亭在北京的朋友面前，经常“无限哀”地说起左良玉的功败垂成，他的气节这时无所顾忌地表现出来，但结果还是要被加以劝说的。　　

曹贞吉《再赠柳敬亭·调寄贺新郎》的下半阕，依然写到柳敬亭这样执著的情况：“当年处仲东来后，断江流，楼船铁锁，落星如斗。七十九年尘土梦，才向青门沽酒。更谁是，嘉荣旧友。天宝琵琶宫监在，诉江潭，憔悴人知否？今昔恨，一搔首。”　　

龚鼎孳给柳敬亭的赠词中也有类似劝说：“江东折戟沉沙后，过青溪，笛床烟月，泪珠盈斗。老矣耐烦如许事，且坐旂亭呼酒……。”　　

陈汝衡教授所见抗战前的《旧都文物略·杂事略》说，柳敬亭“清时为睿亲王所罗致，利用其技艺编词宣传。于是逢场授徒，遂有三辰、五亮、十八奎之名支派。”　　

这条资料所说柳敬亭曾为清廷所用，是不可信的，因为柳敬亭在北京时许多官员诗文相赠，按常理对此事当有所颂扬，何以不见一言？此外，柳敬亭是八十老翁了，“睿亲王”不至于这样来找麻烦吧？但资料中所说授徒一事，虽没有那样大的排场和规模，个别的传授还是会有的，据泰州学者周志陶研究，柳敬亭在北京有四年之久（康熙元年夏至康熙四年夏），难免不会有艺人向他请教。　　

五　　

柳敬亭老年北京之行，应酬繁忙，可谓热极，然而也做了一件冷极的事，即为人排难解患。事涉泰州诗人朱淑熹及其女婿陈雁群。泰州学者周志陶对此事作了详细勾稽，理出了来龙去脉。从刘佑《柳敬亭停舟相访同贺祥庵赠句》诗，考出了柳敬亭曾于康熙元年春回泰州一次。此诗是诗人回忆四年前在泰州与柳敬亭的会晤，所以诗作回顾语：“海陵高会笑谈中，屈指知交已半空。”刘佑于康熙元年任泰州知州，一年后调任山东高唐州，后落职回河北故乡曲周。此诗是柳敬亭从北京回程，路过曲周拜访时，刘佑所作。此诗为柳敬亭于康熙元年春到过泰州的确证。　　

就在“海陵高会”中，泰州诗人朱淑熹拜托柳敬亭捎信给北京的女婿陈雁群（字懿诵），其时在北京任翰林院编修。柳敬亭在北京四年之久，这期间陈雁群出了事，因上书《天变易回，人事当修》一疏，触犯当政，获罪下狱。柳敬亭请龚鼎孳斡旋（龚于康熙三年升迁刑部尚书），陈雁群得以不死，改戌宁古塔。　　

康熙四年春，柳敬亭将南归，闻陈起解，赶去挥泪送别，后乃携其致岳父朱淑熹的信南下，再回泰州，为之送信。　　

朱淑熹感动，为之作诗二首，诗题上就注明了一切：《柳敬亭自京师归，过访吴陵，感赠二首（时出予婿陈雁群札子相示）》。诗句“老病萧条蓟北回，还过海国感兴衰”，写明柳敬亭从北京到达泰州。“亲看出塞人长别，谁使孤城马更来”，意思是说：如今柳敬亭在陈雁群起解时为之挥泪送别并带了信来，然而将来是不是还能有人从宁古塔给带来陈雁群的消息，那就不知道了。诗有两句说“当筵休说开元事，何处昆明少劫灰”，似乎柳敬亭又谈起了明末往事，而朱淑熹相劝于他。诗人对柳敬亭的描绘是“凄凉优孟在风尘”，眼中看出了老矣的柳敬亭的辛苦与凄凉。从柳敬亭与朱淑熹翁婿的这场交往，可见这么老年的柳敬亭依然为人排难解患的高风亮节。诗人邓汉仪在朱诗后评注说，“客秋遇敬亭于维扬，泪满襟袖，盖为懿诵出关故也。”柳敬亭想到陈雁群的不幸，会这样为之堕泪。禇人获曾评说柳敬亭“宅心仁厚”，于此亦可见一斑。　　

杨公道《钱牧斋轶事》说，明亡以后，柳敬亭与吴梅村、钱牧斋这些大文人的交往中，有时加以嘲谑，而他们却不计较。“一日，柳为梅村讲三国故事，描写阿瞒状态，维妙维肖。牧斋戏之曰，君真一世奸雄。柳遽答曰，否，我不过两朝百姓耳。梅村、牧斋并为之色变，而柳又以他辞乱之，则吴钱复谈笑如初矣。”这段笔记中的事情，真假无从证明，想来会有其事。人们一般把这段轶闻视为柳敬亭对吴、钱二人的讥嘲，这却值得打一个问号。也许只是柳敬亭口无遮拦，透出对清灭明的不满，使得吴、钱二人听了恐惧而担心，当然, 也不无有愧于内，然而柳敬亭旋即又“以他辞乱之”，二人才放了心。这样理解当时情况，也是可以的，从柳敬亭在北京时尚且老是口无遮拦，因而曹贞吉他们诗词中总有劝说之意，就可以支持这种理解。　　

六　　

人们从顾景星康熙九年诗句“柳生冻饿王郎死”，从余怀《板桥杂记》说柳敬亭“年已八十余矣，闲过余侨寓宜睡轩中，犹说秦叔宝见姑娘也”，可知，柳敬亭八十多岁仍活着，并且还能说书。如果以柳敬亭活九十岁计，则他当在康熙十六年（1677）去世。　　

柳敬亭暮年贫困状况，可从吴伟业《为柳敬亭陈乞引》看出，他的大笔竟然为柳老写了这篇求助文，并说自己也“贫落”，无力帮助“妻子羸饿不能名一钱”的柳敬亭，只有请大家来关心这位老人。说，想当年，柳老在左军时，如果用点心思发财捞钱，如今“连车骑，称富人”不在话下，但柳老没有这样做，却逢人就流涕称说左良玉当年之忠勇。像柳老这样的人，“虽有滑稽之才，纵横之辩，而拓落穷饿，忧愁啽（an）塞，吾知其必不济矣。”但柳老“须眉苍然”，仍“词辩锋出，饮啖可五六升”，并非久困之人。这位文豪为柳老作的这个求助广告，看来并没有起多大作用，这从钱谦益所作《为柳敬亭募葬地疏》可以知道。钱谦益说，春秋楚国时，孙叔敖为楚相，有大功于国，一旦身死，其子贫贱负薪，楚国贵人毫不关心。后来倒是优孟这样的艺人，给楚王进言，于是孙叔敖的儿子得到了寝丘之封。可见，“列卿大夫之不足恃赖，而优孟之不当鄙夷也，自古已然矣。”接着沉痛说道：　　

“柳生敬亭，今之优孟也。长身疏髯，谈笑风生，臿(cha)齿牙，树颐颊，奋袂以登王侯卿相之座。往往于刀山血路，骨撑肉薄之时，一言导窽(kuan)，片语解颐。为人排难解纷，生死肉骨。今老且耄（mao）矣，犹然掉三寸舌糊口四方，负薪之子溘(ke)死逆旅，旅榇(chen)萧然，不能返葬，伤哉贫也！优孟之后，更无优孟；敬亭之后，宁有敬亭？此吾所以深为天下士大夫愧。”　　

钱谦益文中说到，有位“三山居士，吴门之异人也，独引为己责，谋卜地以葬其子，并为敬亭营兆域焉……。”　　

据钱谦益此文可知，柳敬亭去世之后，是由他的朋友们葬他于苏州。　　

第七部份  艺术成就  仰之弥高　　

柳敬亭说书的书目，能肯定的主要有《水浒传》、《西汉演义》、《隋唐演义》三部，此外不能肯定的还有《三国演义》与《说岳全传》二部。　　

魏耕《柳麻子说书歌行》：“齐听柳麻说汉祖，胸襟豁达龙颜君。貌出英雄天人际，乌骓叱咤非其群”。吴伟业《沁园春·赠柳敬亭》：“楚汉纵横，陈隋游戏，舌在荒唐一笑收”。冒襄《巢民诗集》：“重逢快说隋家事，又费河亭一日听”。这些，可证柳敬亭说《西汉演义》与《隋唐演义》。　　

王猷定《听柳敬亭说史》：“一曲景阳岗上事，门前流水夕阳西”。并注：“时说《水浒》一段。”张岱《陶庵梦忆·柳敬亭说书》：“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顾开雍《柳生歌序》：“为仆发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感动，……世称柳生不虚……”这些，可证柳敬亭说《水浒传》。　　

柳敬亭高超的说书艺术，张岱《陶庵梦忆》以“款款言之，其疾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来描述，是一种何等从容的大家气象。张岱说：该把世上所有说书人都揪了耳朵前来听柳敬亭说书，只怕他们听了之后都会咬破自己舌头羞愧而死。这里略做个小结：　　

1，轻松滑稽，幽默机智。　　

顾开雍《柳生歌》：“谐谈一笑哄满堂”，王猷定《听柳敬亭说史》：“长把山河当滑稽”，朱一是《听柳敬亭词话》：“柳生滑稽口难量，滔滔今古胸腹藏”，龚鼎孳《赠柳叟敬亭》：“稗官抵掌恣荒唐”，周容《柳敬亭》：“以滑稽说古人事，……罔不解颐”，马如飞《柳敬亭“道箴”》：“如有如无调笑，或长或短盘桓”。柳敬亭说书幽默滑稽，是一种常令人欢笑的“谐谈”。　　

2，能刚能柔，丰富细致。　　

周容《柳敬亭》文中，记载柳敬亭既能说“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又能说“闺阁儿女脂粉芗泽米盐诟谇”。徐缄《柳麻子行》诗：“君不见，跌宕雄奇太史公，沉郁顿挫杜子美。柳麻说书亦如此，玉盘走珠三峡倾，四座欢娱亦涕零。有时震荡激魂魄，铁骑摩戛弓刀鸣。”朱一是《听柳敬亭词话》：“突兀一声震云霄，明珠万斛错落摇。似断忽续势缥缈，才歌转泣气萧条。檐下猝听风雨入，眼前又见鬼神立。荡荡波涛瀚海回，林林兵甲昆阳集。”王沄《漫游记略·燕游》“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俚绝。柳生侈于口，危坐掀髯，音节顿挫，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柳敬亭说书能刚能柔，丰富细致如此。　　

3，尽善尽美，引人入胜。　　

张岱《张子诗批·柳麻子说书》：“及见泰州柳先生，诸公诸技皆可罢。先生古貌伟衣冠，舌底喑呜兼叱咤。辟开混沌取须眉，嚼碎虚空寻笑骂。张华应对建章宫，万户千门无一差。详人所略略人详，笑有真笑怕真怕。勾勒水浒更神奇，耐庵咋指贯中吓。夏起层冰冬起雷，天雨血兮鬼哭夜。先生满腹是文情，刻画雕缕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柳敬亭说书之尽善尽美，引人入胜，看来仅引用大文豪张岱充满激情而作的这一段也就足够说明了。　　

4，技进于道，臻于化境。　　

周容《杂记七传·柳敬亭》记柳敬亭说书，他这位听书的人，只觉得“四壁阴风旋不已，予髪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这就是说书人带着听书人，都“坐忘”而进入了化境。顾开雍《柳生歌序》记柳敬亭说书，“纵横感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汪懋麟《柳敬亭说书行》：“听者如痴杂悲喜，敬亭其字柳其氏。英雄盗贼最传神，形模出处真奇诡。耳边恍闻金铁声，舞槊横戈疾如矢。击节据案时一呼，霹雳迸裂空山里。激昂慷慨更周致，文章仿佛龙门史。”文人们感到，只有比作太史公司马迁，才能形容柳敬亭。　　

复社士人首领、大诗人阎尔梅长诗《柳麻子小说行》刻画了柳敬亭说书情况，并且连用十二个“忽如”以及其它一些形容，来说明柳敬亭艺术之高超入神：　　

“发言近俚入人情，吐音悲壮转舌轻。唇带血香目瞪棱，精华射注九光灯。狮吼深崖蛟舞潭，江北一声彻江南。忽如田间父老筹桑麻，村社鸡豚酒帘斜。忽如三峡湍回十二峰，峰岚明灭乱流中。忽如六月雨骤四滂沱，倾檐破地触漩涡。忽如他乡嫠妇哭松坟，忽如儿女号饥索飶饠。忽如秋宵天狗叫长空，忽如华阴土拭太阿锋。忽如嫖姚伐鼓贺兰山，忽如王嫱琵琶弄萧关。忽如重瞳临阵叱楼烦，弓不敢张马倒翻。忽如越石吹笳向北斗，胡儿垂涕连营走。忽如西江老禅逗消息，一喝百丈聋三日。……孤猿啼破清溪月，炎天箫笛凉于铁。娓娓百句不停喉，才道不停倏而绝。霹雳流空万马奔，一声斩住最惊魂。更将前所说者未完意，淡描数句补无痕。世间野史漫荒唐，此翁之史有文章。独有此翁称绝技，不可无一不能二。八十岁人若婴儿，声比金石真奇异。”　　

柳敬亭被后人尊为说唱艺术祖师，真是有其由来。难怪清代苏州著名弹词艺人马如飞（字吉卿）在《柳敬亭开篇》中因为生也晚没见到柳敬亭，挥泪唱道：“我生不逢时马吉卿”。　　

结束语　　

泰州清代学者夏荃《退庵笔记》说，“新城尚书（王渔洋）言语妙天下，好雌黄。其丑诋左良玉作贼，……深尤明季诸老为良玉左袒，并贬柳老技谓与市井无异，其论极不允。……至贬柳技，其说尤谬。敬亭热肠侠骨，求之士大夫中不可多得，故当时通侯上相，东林诸君子极重之，匪如丁、苏辈仅以其技鸣也。技即工，果足以尽柳老哉？渔洋官扬州，年甚少，华胄早达，负其才气，凌铄一时，何有于柳老？而柳老周旋明季诸贤最久，迹其生平，长揖公侯，平视卿相，无丝毫媕婀，又何肯为渔洋下？此情事之逼真者。渔洋特创为此说，抹宁南兼抹敬亭，……冤乎！”　　

曲艺史家陈汝衡，称柳敬亭为“一代伟大的艺人”。陈汝衡说，几百年来，对柳敬亭说书作贬词的只有王渔洋，但这只表现了王渔洋“个人粗暴的见解”而已。泰州学者周志陶，对于夏荃驳斥王渔洋，拍案叫好，并深情写道：　　

泰州人一向把柳敬亭与近代的梅兰芳并举，称为“梅柳”。他们一位是京剧大师，一位是评话宗师，他们是前后辉映的两颗光芒四射的艺术明星。泰州有一首流传的小词歌唱这两位艺术大师：“吴陵好，绝技柳梅双。檀扇难消南渡恨，歌衫未卸北平妆。一例管兴亡。”他们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关心祖国命运的高尚品德都值得人们无限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