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敬亭小传(上)
千秋景仰
(柳敬亭纪念馆大纲稿)
前言
第一部份 以柳为姓 敬亭为号
第二部份 高人点拨 说技大进
第三部份 艺高品正 名噪金陵
第四部份 挺身中流 称柳将军
第五部份 遭逢巨变 成为隐者
第六部份 穷不坠志 松柏其坚
第七部份 艺术成就 仰之弥高
结束语
前言
一九八五年,相声大师侯宝林在泰州政协礼堂对着满堂听众说,“我是到泰州寻根拜祖来了,泰州柳敬亭是说唱艺术的祖师。”一九九三年江苏文艺出版社的《扬州曲艺志》书中《大事年表》前九条所载,都是柳敬亭事迹,其第一条,赫然写着:“万历十五年,说书艺人柳敬亭出生于泰州”。该《志》为众多扬州曲艺家作的《传记》中,柳敬亭居首,并且是唯一在《传》后列有《年表》的人。该《志》还记载,清代扬州说书艺人每逢会期祭祀天皇、地皇、人皇以及三位祖师子贡、柳敬亭、崔仲达,其中,子贡是孔子门下言语科弟子,崔仲达在该《志》的《传记》中无《传》,只在《轶闻传说》中说是一位弹词艺人,曾在本朝乾隆皇帝面前弹唱过一段,因此,三位祖师当中,真正实在从评话艺术的传承与影响上来尊奉的祖师,唯有柳敬亭。
《中国大百科全书·曲艺》,在《扬州评话》条目中记载到柳敬亭以其“高超语言艺术,成为扬州评话艺人的典范”,在《苏州评话》条目中记载到柳敬亭“与苏州评话有密切的渊源关系”,在《福州评话》条目中直接写着该评话“相传是柳敬亭的大弟子居辅臣到福州双门楼授徒而流传下来的。”至于北方《评书》条目,记载着王鸿兴为第一代,而侯宝林等人编写的《曲海概论》则根据“艺人世代相传”的说法,明确写为“柳敬亭的弟子王鸿兴”。这些记载,说明着在明末清初的年代,从长江以南到黄河以北,柳敬亭的说书艺术产生深广的影响,他被尊为评话艺术宗师,乃属实至名归。
成都天迴山、扬州西湖乡等地先后出土过汉代说书俑,证明着说书艺术活动由来已久。然而,据《扬州曲艺志》说,扬州曲艺有文字记载可考的历史,则才有四百多年,实际上也就是以柳敬亭为标志。
康熙年间的《扬州梦香词》记载说:“扬州好,评话晚开场,略说从前增感慨,未知去后费思量。”并有《注》说:“评话每于午后登场,设高座,列茶具,先打引子,说杂家小说一段,开场者为之敛钱,然后敷说如《列国志》、《封神榜》、《东西汉》、《南北宋》、《五代》、《残唐》、《西游记》、《金瓶梅》种种,各有专家,名曰正书。煞尾每云‘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评话中有善诙谐者,有善记诵者,有发科人笑者……。”生动说明着当时评话演出的盛况。
四百多年来,历史一直没有忘记柳敬亭这位评话宗师。现在,柳敬亭纪念馆(将)在他的家乡泰州,并且就在他少年时代打鱼为生的地方建成,这不但是泰州文化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全国艺术界的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分为七个部份来追叙柳敬亭不平凡的传奇的一生及其艺术成就。
第一部份 以柳为姓 敬亭为号
柳敬亭本姓曹,名遇春,明神宗万历十五年(1587)出生于泰州南郊曹家庄,居住在打鱼湾。泰州古称海阳、海陵、吴陵等,南唐时名泰州,军事上屏障东南,而平原无险,筑城高大,城河宽阔。城河周流城外,北通淮水,南接长江,烟波浩渺,蒹葭苍苍,人迹罕至。少年曹遇春在南门外城河边搭建草庐,打鱼为生。“生作泰州曹家子,南关打鱼湾上是”,这是清人康发祥寻访柳敬亭故里旧宅的诗句。
少年曹遇春血气方刚,打抱不平,得罪豪强,被地方列入犯法名单,幸得巡临泰州的李三才视其年少,从轻发落。曹遇春逃离泰州,浪迹天涯。
商务印书馆《中国人名大辞典》载,“李三才,明顺天通州人,字道甫,万历进士。累迁右佥都御史,巡抚凤阳诸府……得民心,擢户部尚书……”。
李三才是东林党重要人物,被魏忠贤阉党在黑名单《点将录》中列于首位,讥称为“开山元帅托塔天王南京户部尚书李三才”。
著名曲艺理论家、曲艺史家陈汝衡(1900-1989)在《说书艺人柳敬亭》一书中深情写道:李三才是“东林党中第一个和这位艺人发生直接关系”的人,“拯救过他的性命,使他不致遭仇家毒害”。获救的少年曹遇春后来从流浪中锻炼成为卓越的说书艺人柳敬亭,名垂后世。“我们是不能忘记李三才这个名字的”。
少年曹遇春逃到如皋,其地在泰州以东百里。后来,他又到过泰兴,也就是转到了泰州的南面。如果泰州是三角形的尖顶,那么从如皋到泰兴,他走的是三角形的底边,避开了泰州。在泰兴时,他曾在一个人家帮佣,借以糊口。他更进一步的浪迹,是到了盱眙,这就转到了泰州北面好远。他当是沿着江都、高邮这条线向北走去的,既避开了泰州,又避开了扬州。
这样艰苦的浪迹,花去了他大约两年多时光,他从一个少年,长成了一个人高马大的青年,样子都有点变了,脸上尽是疤癗、黑子,坑坑洼洼,被人以麻子称呼他。这期间,他虽然破衣烂鞋,夜宿草堆,身边却带着一册“稗官”(话本小说),看得津津有味。淮水之滨,老子山下,有人以说书为生,引起他的注意,他觉得自己也能说,并且能说得更好,就暗自练习。有一天,他在盱眙街头说起书来,内容新鲜,说得精彩,“倾其市人”,大获成功。从这时开始,他走上了做一个说书艺人的道路。
他慷慨大方,说书所得银钱,除了用于寄食一位老汉,其余随手而尽,因为这时他身边的朋友,多为穷人。正因为他这样大气,所以能阅尽江湖,生动刻画人情物理,成为杰出的说书艺术大师。
在盱眙说书获得初步成功,促使曹遇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这样,他从盱眙一路南下,过江,辗转到了安徽东南部的敬亭山下。在一个河塘边,听人朗诵唐代大诗人李白的诗句:“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这时柳丝拂面,艰难颠沛的流浪生涯让他百感交集,觉得要冲破一种天罗地网,于是手抚柳丝,眼望敬亭山,自语说道,从今往后,我要变成另外一个人,以柳为姓,遇春改为逢春,以敬亭为号。
就这样,泰州少年曹遇春,从此叫做柳逢春,号敬亭,横空出世,走向他未来的辉煌。
第二部份 高人点拨 说技大进
一, 遇师
通过观看别人说书,心中揣摩,暗自练习,大胆登场,青年柳敬亭作为一个说书艺人,就这样初出茅庐,并且从江北说到江南,从江苏说到安徽,又从安徽往苏州方向游历,一路顺利,越说越熟。柳敬亭这样无师自通,却并不自满,而渴望得到别人指点,沿途只要看到有人说书,他总要去听一段,以吸取别人的长处。当他主动请教时,别人却不一定跟他多交谈,好像绝招不能随便传人。
有一天,柳敬亭在云间(松江)说书成功,散场之后,有一位先生模样的人主动上前来跟他交谈,正如多数人那样,身量不及他高大,略微仰面而与他言道,小伙子,你的书说得是好的,一般已经不能胜你,糊口足矣,但是,你的说技,距离化境,还有几步,虽然如此,经过雕琢,能成大器。说罢,看着他。柳敬亭面对此人,听得此言,心知自己遇着高人,又惊又喜,立即拱手行礼,说极愿请教。那人说,我姓莫,名后光,住在某处,明日一早,你可到寒舍相见。言罢,这人就走了。这时,旁边群众告诉柳敬亭,这位莫先生,在我们本地,最有学问,炎夏时节,也喜欢在庙里说书给人听,说得可好呢,分文不取,只图个高兴。
第二天,柳敬亭登门拜访莫后光,莫先生开门见山,对他说,说书虽属小技,却可比大儒的事业,小儒、腐儒、败儒、恶儒,不足与言。何以见得?说书说书,说的是书,说的是史,说的是天下,察古而鉴今,指往而思来,此其大也;至于文事武事,雅事俗事,里巷人情,天南海北,无不能形容,无不能评说,山水虫鱼,伯叔姑舅,忽登泰山,忽至绣房,此其广也、细也;若无儒家的心胸,史家的气概,诗家的情思,法家的明察,道家的飘逸,佛家的空空,乃至兵家的雄略,纵横家的智谋,还能来说书吗?还能把书说得好吗?真正一个说书之人,上知天文阴阳,下知三姑六婆,谁说他不能于庙堂之上,中流砥柱?不能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
柳敬亭真是听呆了,只觉得句句说到了他的心里,而他心中本来似有,却是从没有这样好好想过的。他起身拜揖下去,说,先生所言,直入我心,请收为徒!
二, 就教
莫后光对柳敬亭说,说书之道,有如江流,千里万里,一气奔去,而又随势婉转,直奔东海。说书人能如江乎?说书之道,又如泰山,昂首天外,群山皆小,放观天下,尽入我怀,说书人能如山乎?因此,书之取之欲其肆,天上地下,古往今来,无不在我书中,此其一也,广取博喻,形容万端,像龙像虎,像鬼像怪,无不令听者身临其境,此其二也;书之中之欲其微,小如鼠须之动,玄如灵心之幽,无不达我舌下,此其一也,源远流长,细枝末节,无一错乱,无一遗漏,此其二也;书之促而赴之欲其迅,如瀑布之冲决而下,如蟾蛙之箭其虫食,不可迟延,岂容婉转?书之舒而绎之欲其安,山随平野阔,江入大荒流,是江之安也,岂能处处急峡,到处高江?高江急峡,固扣人心魄,江入大荒,亦令人流连。叙、写、赴、绎,轻、重、缓、急,合之则得,偏之则失。书之进而止之欲其留,留者,留有下文,留有伏笔,能绵绵不断,可转折自如,因此进中须有止也,止而又可进也。书之整而归之欲其洁,收得整齐,收得干净,收得清洁,一段有一段之归,一章有一章之归,全书有全体之归,神龙自有首尾,一鳞一爪,俱有交代,叫做一笔不苟,全体精彩。
柳敬亭听了,大为服膺。莫后光又说,庄子庖丁解牛,尚且由技进道,而况说书演义?更当由技而进于道。说书何谓得道?在于一字,叫做忘。坐着说书,正是坐而忘之,坐亡也。一坐到说案后面,就忘了自己的身,忘了自己的事,忘了自己这个人,也忘了坐在下面听的有贵要人物,忘了今日何日、此地何地,忘了自己姓甚名谁、根本家乡,一切都忘,只有心中之书未忘,我就是书,书就是我,我就是古往今来,我就是其中悲欢离合,我就是书中生旦净丑,我只是三寸不烂之舌,手眼身法,把那一切演义出来,吸住你们的眼,扣住你们的耳,打动你们的心,抓住你们的神,让你们跟着我一起忘了一切,只有说书、听书,天崩地塌不想离座,洪水进屋还要听完。惊堂木一拍,且听下回分解,散了场,我才记得我原来的这个人,本来凡夫俗子、平平常常。
柳敬亭大喜,表示回去用功。莫先生说,期月以后,你在城隍庙前摆下书场,我去观听,那时再与你切磋。
三,练成
一个月后,柳敬亭在城隍庙前说书,说的是《水浒传》中的一段,莫后光悄然杂于人群中观听,直至散场。莫后光到家时,柳敬亭却已在门口守候,对先生一个长揖,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请他进屋,让他先吃茶,然后对他说,你今日演义,尚在门边。书之内容,不算好笑,但人们听得忽而呵呵呵,忽而嗤嗤嗤,忽而吃吃吃,忽而嘻嘻嘻,逗众而浮,未引其思,行云流水,一切浅易,尚须深入,以中其微,微者,此情,此理,此景,此人,幽渺独一,自有其节,而决不同也。柳敬亭听了,恍然若失,窈然有悟,表示回去再去用功。莫先生说,再待期月,我去听你说书。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仍到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倍之,说的是《水浒传》中另外一段,莫后光还是悄然杂于人群之中观听,直至散场。当莫后光到达家门口时,柳敬亭恰也到了门口,对先生一个长揖,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挽了柳敬亭的手一起进屋,坐下吃了茶,对柳敬亭说,你今日演义,亦已进门,且登其堂。书之内容,不算惊险,而人们听得耸身延项,大气不出,嘴张舌僵,毛竖发立,中微洞幽也,入情入理也。可矣。然而技进于道,道至于成,入其室,坐其中者,子乎?子乎?莫后光说罢站起,抚柳敬亭肩背,说,子能大成乎?大成者,进于神也。期月再言,期月再言。柳敬亭对先生一个长揖到底,退出两步,转身离去。
又一月之后。柳敬亭还是在城隍庙前说书,听众如山,说的仍是《水浒传》,莫后光杂于众中观听,直至散场。当柳敬亭到达莫家门口时,已有童子在门口等候,说先生有请。柳敬亭进门,莫后光站在天井里迎候,挽手进屋,坐下用茶。柳敬亭说,今日演义,请先生指点。莫后光说,于你,我已不能指点,只能评说。你说书时,目之所视,手之所来,身之所动,足之所移,言未发而哀乐具足乎前,言已发而听者恍然若有见,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听者若有所失若有所思若有所得若有所往矣。从今后,你掉三寸舌,而遍行天下可矣!至于成其大,成其神,是所望于子也!后光遇子,死不恨矣!莫后光言罢站起,竟对柳敬亭一个长揖。柳敬亭拜下,莫后光亦拜下,二人泣下数行。莫后光取自己所说之《水浒传》一部赠柳敬亭,且将自己所用之惊堂木一块,双手奉上。
这就是柳敬亭遇莫后光的一段佳话。
第三部份 艺高品正 名噪金陵
一, 二十年来踪迹
柳敬亭自从得莫后光指点,说技大进,这以后的二十年,他的情况,只有一笔带过的两句话,即当时大诗人吴伟业《柳敬亭传》所记:“已而,柳生辞去。之扬州,之杭、之吴,吴最久,之金陵。”吴伟业这样的文士,因为在某些场合欣赏到柳敬亭说书艺术,大为惊喜,且重柳敬亭之坦荡婉直,有“初即之也如惊,骤去之也如失”之感,为之作诗撰文,结为好友。从这时起,在文字记载上才有了这位大艺术家的身影,但终归不能见于正史。
因此,可以肯定的是,从莫后光那里辞行之后,青年柳敬亭继续浪迹江湖,达二十年之久。曲艺史家陈汝衡写道:“二十年岁月是悠长的。柳敬亭挟一技之长糊口四方,不知走遍多少乡村城镇,经历过多少人世艰辛。”而正好在他艺术最成熟的时候,来到了繁华都市南京,其时九州风云变幻,有李自成起义,有满清向明朝的进攻,而士大夫一般都在沉缅酒色。正如《桃花扇》第六出《眠香》的收场诗所形容的:“江南花发水悠悠,人到秦淮解尽愁。不管烽烟家万里,五更懷里啭歌喉。”
这时的柳敬亭四十岁人,他是什么样的呢?他是一个相当成熟的人了。我们从吴伟业对他的描写可知:“其处己也,虽甚卑贱,必折节下之;即显通,傲弄无所拙。与人谈,初不甚谐谑;徐举一往事相酬答,澹辞雅对,一座倾靡。诸公以此重之,亦不尽以其技强也。”这段话写得很客观,很具体,很公正。柳敬亭对待地位低的人,最能谦虚平等,而对地位较高的人,则无半点低下言态,甚至对他们傲然讥嘲。他与人交谈时,开始却也平常,并无多言,但谈得深入一点时,就显出言语平和而雅致的特点,令士大夫们倾倒不已。因此,这些高层文士敬重他,不仅是因为他有高超的说书艺术,而更是因为他有相当不俗的人品人才。柳敬亭在二十年浪迹生涯中,把自己炼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是说书中的深厚中华文化与浪迹中的丰富阅历造就了他。
在这二十年浪迹中,他在大江南北广为说书,艺术影响可想而知,只是无有记载罢了。
在此,简略介绍一下评话艺术。成都天迴山出土的东汉说书俑,一手持一小鼓,一手持一小棒,是连说带唱的格局,而扬州西湖乡出土的西汉说书俑,是徒手说书。如今我们见到的说书,基本应算是徒手,看去很简单,但工具其实有八样之多,所谓有“八宝”,第一宝是“自尊台”,就是书台,台上只有说书者一人,有“高台教化”之意。第二宝是“无二椅”,台上只有椅子一张,没有第二张。第三宝是“遮羞围”,就是说案前面的桌围,遮住了说书人的腿脚。第四宝是“生机壶”,就是说书桌上的一把茶壶,作用很大,偶忘书词,茶壶一端,可以想一下。第五宝是“添词杯”,作用与茶壶相同。第六宝是“没大小”,就是手帕一方、扇子一把,手帕可示作圣旨,可示作裹脚布,扇子能当书简,能当刀枪,比喻多端。第七宝是“止语”,就是醒木,俗称惊堂木。第八宝是“聚宝盆”,就是旧日书场上向听众收钱的大碗。
那么,柳敬亭说书时,是何格局呢?孔尚任二十多岁时,柳敬亭八十多岁,他们虽未见过面,却同过时,相去未远,孔尚任作《桃花扇》共四十出,前面加“先声”,后面加有“余韵”,当中又闰加二出,共四十四出,出孔尚任在“先声”里借副末之口说,此剧“实事实人,有凭有据”。那么我们从此剧中找到柳敬亭说书的格局,该是可以的,而且是可信的。在《说稗》一出中交代柳敬亭的舞台动作时,有“上坐敲板鼓说介”,“拍醒木说介”,“敲板鼓唱介”,是有说与唱这两个基本形式,工具有醒木,有板鼓与敲板鼓的颤杖,另外,说书时“上坐”,高高坐在观众对面。这样的形式,可以说,上承秦汉,下启后来。此外,柳敬亭在说唱时可能还有一个工具,是“寸板”,大约相当于如今说山东快书时手中的那两片碰击发声的金属片儿(今称鸳鸯片),见于《桃花扇》第十一出《投辕》,剧中的柳敬亭形容自己的本事是“稗官词,寄牢骚,小鼓儿颤杖轻敲,寸板儿软手频摇,快舌尖钢刀出鞘,响喉咙轰雷烈炮,冷嘲,热挑,用不着笔抄,墨描。”但情况也并不拘泥,曾听柳敬亭说书的李良年作诗说,“灯前历历开元事,只在棋声扇影中”,自己作注说,“叟以一棋一扇按节作口技。”可见柳敬亭说书时,手边也有只用醒木与折扇两种主要道具的,这与今天的说书人是一样的。
陈汝衡认为,柳敬亭重在说,而不是唱,这个看法是对的。至于孔尚任笔下柳敬亭手中的道具似乎多出了几样,我们认为大约也是可以的,孔尚任虽未亲见,毕竟讲究下笔有据,在柳敬亭说书用何道具上,一定请教过别人。
《扬州曲艺志》引评话表演艺术家王少堂说,评话表演的技法有“手、口、身、步、神”,这与戏曲表演的“手、眼、身、法、步”很类似。评话的“步”不是走台步,是指腿脚随身有所偏移,不是僵而不动。
柳敬亭说书时丰富的“手、口、身、步、神”,是十分精彩的,当时学士文人多有记载,比如:
大学者黄宗羲写柳敬亭说书,“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诗人曹尔堪亦有类似形容,“炯炯双眸惊拍案,似听涛飞石走”。
文人王沄记载说,柳敬亭说书,“音节顿挫,或咤叱作战斗声,或喁喁效儿女歌泣态。”刚柔两种都能表现得活灵活现,当时文人周容《杂忆》中也记载,柳敬亭“说闺阁儿女指粉芗泽,或米盐诟谇”,也能“罔不解颐”。
柳敬亭说书不但做到他的老师莫后光要求的能让自己“坐忘”,甚至也能让听众都“坐忘”了,周容记道:“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髑髅模糊,跳掷绕座,四壁阴风旋不已。予髪肃然指,几欲下拜,不见敬亭。”
张岱对柳敬亭说书也有一段有名的记载,“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细微如此。”
总之,柳敬亭说书,真是精彩极了。
我们所能见到的柳敬亭画像,是清人王小某临本,儒雅大方,亲切近人,睿智沉着,安如泰山,戴帽着袍,手执一扇。不是说书时的写照,而是平日站着见人的样子。王小某临本,必有所据,形神兼备,很高明,很可信,符合吴伟业《柳敬亭赞》所描绘:“颀而立,黔而泽。视若营,似有得。文士舌,武夫色。丑而婉,忠其德。”也符合张岱《陶庵梦忆》所写:“口角波俏,眼目流利,衣服恬静。”
以今日的技术和绘画,根据柳敬亭这幅老年时的画像,必能作出他少年时,青年时,中年时的画像,而且也将是可信的。
二, 艺界为魁星
黄宗羲《柳敬亭传》写道,柳敬亭“之金陵”后,“名达于缙绅间。华堂旅会,闲庭独坐,争延之使奏其技,无不当于心称善也。”
张岱《陶庵梦忆》写道:柳敬亭“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每至丙夜,拭桌剪灯,素瓷净递,款款言之。”丙夜就是三更天,这时酒足饭饱,坐下来品茗听书,柳敬亭是要说书到深夜的。
可见,作为说书艺人的柳敬亭,浪迹到南京之后,较为稳定下来,被邀至达官贵人公卿士夫的华堂闲庭说书献艺,生意极好,要请到他须得定金预约。
当时,南京有个名叫王月生的著名妓女,色艺双绝,最称走时,“南京勋戚大老力致之,亦不能竟一席”。张岱写道,柳敬亭“貌奇丑”,却与王月生“行情正等”。倡优等视同观,饱含封建社会艺术家的屈辱,但透过张岱所记,可以看到,柳敬亭的说书,在明末南京那样高度享乐与高度文化结合的大都市,得到高度的认可,是很不容易的。而柳敬亭说书的内容,如《隋唐》、《水浒》,却是给那一社会送一帖清凉剂,这一点,当时有人是感觉到的,吴传业《柳敬亭传》中记载:“客有谓生者曰,方海内无事,生所谈,皆豪猾大侠,草泽亡命,吾等闻之,笑谓必无是,乃公故善诞耳,孰图今日不幸亲见之乎。”而柳敬亭“闻其语慨然”。当他与一些朋友聚会时,“酒酣,悲吟击节,意凄怆伤怀。凡北人流离在南者,闻之无不流涕。”可见,柳敬亭不是一个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家。
当时南京邀请柳敬亭说书的最显赫的,有“吴桥范公大司马”,即范景文,明代最后一个宰辅,生平痛恶魏忠贤阉党,努力解救受迫害的东林君子。还有一个是“相国何文瑞”,即何如宠,入阁办事,加太子太保,人品端正,极负清望。此二“阁老”,当时正在南京,柳敬亭给他们说书,“风雨飒沓动鬼神,片言落地咸称善”(魏耕《柳麻子说书歌行》),受到极大欣赏,这无疑给艺术家更添声望。陈汝衡先生写道:“柳敬亭的说书艺术并不因为受赏于这些‘阁老’之流而有所提高,可是凭藉达官显宦的游扬,使柳敬亭能够多认识一些文人学士,使他的名字在他们的诗文笔记里传留下来,这却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应该说,给范、何这样的人物说书,对于艺术家也是一种考验和锻炼。
作为这样一个大艺人的柳敬亭,身在南京,不可避免混迹往来于旧院(又称南曲),这里是艺术表演集中之地,各样剧种和各项技艺在此争奇斗艳,属教坊司管辖,归礼部。著名诗人余怀《板桥杂记》所记各种艺人就有:张卯官的笛子,张魁官的箫,管五官的管子,吴章甫的弦索,盛仲文的打十番鼓,丁继之张燕筑王公远宋维章的戏剧表演,还有柳敬亭的说书。这些人常常“或集于二李家,或集于眉楼,每集必费百金,此亦销金窟也。”二李指名妓李大娘李十娘,眉楼主人则是“秦淮八艳”之一的顾媚娘,她们在色艺双绝方面超凡脱俗,然而终归是以此为生的社会畸人。柳敬亭以“清客”身份混迹其间,心中自有块垒,有时与张燕筑等几个人“酒酣以往,击节悲吟。”这一光景,在《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中有生动刻画,具体说明着他平日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余怀在《板桥杂记》中把柳敬亭比作司马迁笔下春秋时代楚国的优孟和东汉时代的东方朔,那是一种机智杰出的人物,他们往往显得很“滑稽”,对于他们这样的人来说,是处在身份地位不高的情况下的一种特殊言行方式,以便既能冒昧提出正确主张或申张正义,而又能巧妙避免强势有可能因此加给自己的危险。
当时余怀这样的文人学士对柳敬亭格外敬重,是因为柳敬亭的人格人品令人钦敬。这种人格人品有两个方面:
一是他说书内容刚健,针对着明末那种绮靡颓唐,而吹来些刚正之气,《桃花扇》第十出《修札》中有一段柳敬亭自白,就是对这一基本情况的一种写照,自称他的说书是,“这些含冤的孝子忠臣,少不得还他个扬眉吐气,那班得意的奸雄邪党,免不了加他些人祸天诛,此乃补救之微权,亦是褒讥之妙用。”可见他有着以艺术而积极用世的意识,而不同流合污。
二是他在演艺界品德高尚,有侠义之风。邓汉仪《慎墨堂笔记》载说,柳敬亭并不轻易为人说书,“一日,遇友人有丧,贫不能举。柳乃遍晓金陵人,当以何日开场说书。至期,全城奔赴。柳说毕,群情欢悦,赠金帛如山,柳悉以归之友人,助其丧事。”与余怀齐名的诗人杜浚,在中秋这天穷得只能吃一碗粥,闭门睡觉,忽然得到柳敬亭派人给他送酒送钱,而且带来纸条写着“来人受赏,我就天诛”,就是说,叫杜浚不要照规矩给来人赏钱,这是为杜浚着想的。这样的柳敬亭,怎能不受到士人敬重?平日在旧院中,柳敬亭主持正义、保护弱小,当时士人袁于吉所作杂剧《双莺传》中曾有叙述,说的是柳敬亭帮助李十娘顾湄这样的女子机智地赶走了来寻欢作乐的恶客。正如当时诗人龚鼎孳所记:“敬亭吾老友,生平重然诺,敦行义,解纷排难,缓急可倚仗,有古贤豪侠烈之风。”
柳敬亭实为当时金陵艺界之第一人。见多识广的张岱在列举了“名公集白下”的管、弦、戏曲、绘画等方面的艺术名家之后,接着说,“及见泰州柳先生,诸公诸技皆可罢”。说柳先生的艺术是“张华应对建章宫,万户千门无一差”,又说,在柳先生那“入情入理,入筋入骨”的说书面前,“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谛听,不怕其不齰舌死也”,即都要愧得咬破舌头而死。徐缄的诗也说:“秦筝赵瑟屏不作,共迎柳麻来说书。南京佳丽古无有,柳麻闻名传闻久。”柳敬亭确实处在艺魅的地位。
当时学者徐缄作《柳麻子行》说,“君不见跌宕雄奇太史公,沉郁顿挫杜子美,柳麻说书亦如此。”当时著名诗人魏耕也把柳敬亭比作“唐时工部杜少陵,翰林供奉李太白”。张岱则认为柳敬亭说起《水浒传》来,能让“耐庵咋指贯中吓”,说“先生满腹是文情,刻镂雕镂夺造化。眼前活立太史公,口内龙门如水泻”。
总之,他们觉得一定要用司马迁、杜甫、李白、施耐庵、罗贯中这些无可比拟的第一大才子来形容柳敬亭。
明末复社重要人物、诗人阎尔梅在《柳麻子小说行》诗中,对柳敬亭的说书与野史、章句、传奇(戏剧)作比较,认为“世间野史漫荒唐,此翁之史有文章。章句腐儒道不出,传奇脚色苦秾装。独有此翁称绝技,不可无一不能二。”
柳敬亭不但把说书艺术发挥到一种极致,而且所说的内容,能令这些思想最深沉最不俗的知识分子倾心如此,一切真是到了炉火纯青、十分完美的程度。柳敬亭当时金陵艺界魁星的地位,一直保持到老,明末清初诗人徐缄后来以“独步东南三十年”的诗句予以赞美。
三, 侠肠归正义
明朝末年的金陵,复社士人与阮大铖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阮大铖原为东厂太监魏忠贤亲信,字圆海,诨名阮胡子。魏败后,阮被列名“逆案”,作为官场废员在家。农民军进逼,他从安徽移家金陵石巢园,训练女乐,排演他作的《燕子笺》、《春灯谜》等四种戏剧。今人分析,这些作品艺术性不低,但宣扬热衷功名、提倡投机善变,此正是阮大铖后来晚节大亏的思想根源。郑板桥也曾作词讥讽晚明朝廷在阮大铖之流把持下的腐烂荒唐:“草木山川何限痛,只解征歌选色。‘燕子’衔笺,‘春灯’说谜,夜短嫌天窄……。”
当时,受过魏、阮迫害放逐的东林党,早已解体,子弟长大成人,他们加入复社,社友众多,与魏之余党成为明末对立的两大政治势力。退隐的阮大铖通过金钱女色拉拢复社中人,曾派王将军去与侯方域亲近,侯的父亲侯恂做过兵部侍郎。阮大铖的这一计谋被旧院中的妓女李香君识破,因而劝告侯方域不要与阮大铖的人交往。这一情况,四十多年后,孔尚任取用为《桃花扇》主要情节,对李香君的评价甚至高于复社士人。当时,阮大铖的势力渐渐把持朝政,士人们就散发《留都防乱公揭》传单,在上面具名的有一百四十人之多。
《公揭》指出阮大铖逃在南京,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而“其恶愈甚,其焰愈张,歌儿舞女,充溢后庭,广厦高轩,照耀街衢。日与南北在案诸逆交通不绝,恐喝多端,而留都文武大吏半为摇惑,即有贤者亦噤不敢发声。又假借意气,多散金钱,以至四方有才无识之士,贪其馈赠,倚其荐扬,不出门下者盖寡矣……”,我等“读圣贤之书,附讨贼之义,志动义慨,言与愤俱,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谨以公揭布闻,伏惟戮力同心……。”
在柳敬亭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就这样存在着严重对立,这也影响到了他。一方面,他做为一个闻名的艺人,会被阮大铖罗致去献艺,不好拒绝;另一方面,旧院是他日常必去作为“清客”混生活的地方,那里每日都有文人学士前往寻欢作乐,风气如此,他也得与这些士人周旋。在复社文人与阮大铖的对立之间,他正好处于当中。他是一个艺人,倡优等列,社会地位低贱,原无参与那种政治对立的资格,可以对那些事情不闻不问,但事实上他还是无可回避,于是,他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桃花扇》第一出《听稗》从对话中写到柳敬亭知道复社文人公讨阮大铖之后,“不等曲终”,与一些艺人一起,从阮家退出。作为艺界魁星,他这一退,特别引起了复社文人的尊敬。
孔尚任这样写,应认为是有根有据的,至少,前面引用过的当时那样众多复社士人为柳敬亭写下那样热情的诗文,高度认同他这个人,就是一个明证。而孔尚任正是通过泰州人黄云的引见,接触到冒襄、邓汉仪、余怀、杜浚等人,获得创作《桃花扇》的许多素材,这些人多为当年过来人,有的是柳敬亭老友。
《桃花扇》四十出,柳敬亭出场十一出,实有由来而非偶然。有点异乎寻常的是,第一出“正生家门”,该是侯方域这个人物为主,却是丑扮的柳敬亭成了舞台的中心,大家议论他时,由称他柳麻子,到认为他是江湖名士,该称他柳相公,后来听他说书,又是拍醒木,又是敲板鼓,唱了长长的五段鼓词,真是不亦乐乎。第一出结束时,侯方域说,“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此言在第十出《修札》中又说了一次。这些,都反映了孔尚任重视和认可了柳敬亭在复社士人心目中有崇高地位的这种历史传说,从而写到这部现实主义的剧作中去。因此,学者一般都认为《桃花扇》写柳敬亭从阮家不待曲尽、拂衣退去,不是凭空之笔。
柳敬亭在那种对立中站到了复社士人一边,虽然一定如此,却不可能有“正史”为据,然而,《桃花扇》中不厌其烦写到这些内容,确实不可等闲视之。孔尚任在《桃花扇小引》中写道:“《桃花扇》一剧,皆南朝新事,父老犹有存者”,就是强调他的这部作品的有根有据。
《桃花扇》第五出《访翠》中,让柳敬亭说了一大段笑话,不妨引录在此:
苏东坡同黄山谷访佛印禅师,东坡送了一把定瓷壶,山谷送了一斤阳羡茶。三人松下品茶,佛印说,黄秀才茶癖天下闻名,但不知苏胡子的茶量如何,今日何不斗一斗,分个谁大谁小。东坡说,如何斗来?佛印说,你问一个机锋,叫黄秀才答。他若答不来,吃你一棒,我便记一笔,“胡子打了秀才了”,你若答不来,也吃黄秀才一棒,我便记一笔,“秀才打了胡子了”。末后总算,打一下,吃一碗。东坡说,就依你说。东坡先问,没鼻针如何穿线?山谷答,把针尖磨去。佛印说,答的好。山谷问,没把葫芦怎生拿?东坡答,抛在水中。佛印说,答的也不错。东坡又问,虱在裤中,有见无见?山谷未及答,东坡持棒就打。山谷正拿壶子斟茶,失手落地,打个粉碎。东坡大叫道,和尚记着,胡子打了秀才了。佛印笑道,你听乒乓一声,胡子没打着秀才,秀才倒打了壶子了。柳敬亭说罢,众笑,柳敬亭说,众位休笑,秀才厉害多呢。说着用手指弹弹茶壶,说,这样硬的壶子都打坏,何况软壶子呢?
这就点明了笑话之意,“软壶子”是谐音“阮胡子”,讥讽阮大铖的。侯方域赞美说,敬老妙人,随口诙谐,都是机锋。这段情节,说明着柳敬亭的取向,是站在复社士人一边,而唾弃了阮大铖。《桃花扇》第十出《修札》柳敬亭上台一段开场诗,说明着他这样取向,是与趋炎附势正好相反的:“老子江湖漫自夸,收今贩古是生涯。年来怕作朱门客,闲坐街坊吃冷茶。”
从当时著名士人对柳敬亭的一些评语,可以看出,他们根本不以柳敬亭说书艺人的社会身份看待柳敬亭,钱谦益明确指出,“列卿大夫之不足恃赖,而优孟之不当鄙夷也,自古已然矣。”王猷定将柳敬亭与武昌将军左良玉并提说,“斯人也,其皆有关于气运”,朱一是用“淳于不醉荒淫酒,曼倩岂羡侏儒粮”这样辉耀历史的古贤来比喻柳敬亭,并用“金张甲第拂衣去,卫霍高门倒屣迎”来赞美他的高节与重要,吴伟业称之为“天下之辩士,诸侯之上客”。
可见,从这方面看,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对柳敬亭的角色安排,是受着题材与主题的限制的,他写的毕竟不是《柳敬亭传》,然而,尽管如此,孔尚任在剧中对柳敬亭的评价还是极高的,为此使用了各种技巧,在柳敬亭的每一次出场中都着力表现了柳敬亭的正面形象,具有不平凡的气概、胆识、才能,他所依据的,其实就是当年这些复社士人对柳敬亭的极高评价,以及故老传说。
所以,我们应将《桃花扇》作为研究柳敬亭的可靠资料,清人雪樵居士已经是这样看待的,说“明季柳敬亭,……《板桥杂记》、《桃花扇》传奇详其颠末。”而孔尚任本人则在《桃花扇凡例》中说,此剧中之“朝政得失,文人聚散,皆确考时地,全无假借。至于儿女锺情,宾客解嘲,虽稍有点染,亦非乌有子虚之比。”他从搜集史料,构思创作,前后十多年,三易其稿,态度极其认真严肃。
总之,《桃花扇》与复社士人留下的关于柳敬亭的诗文一起,向我们生动展现着柳敬亭的音容笑貌、智慧才能和高贵品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