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民主应将“小人当权”变成“圣人执政”

中国式民主：将“小人当权”变成“圣人执政”　　

1　　

看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的浮沉，我们还能看到党内决策过程存在的一个重要矛盾，那就是真理和权力的矛盾。　　

真理掌握权力或者权力尊重真理，这个矛盾就能解决，决策就能正确，事业就能顺利；相反，如果权力者自以为是，如果大部分人不能独立思考而只俯首听命，就会使真理遭到孤立，甚至将真理逼向死角旮旯，决策就要犯错，事业就要遭受挫败。　　

认识到真理，才能产生正确的思想、战略、策略和方法，一句话，才能产生智慧，才能产生正确的决策，从而使得权力遵循智慧的指挥，进而实现组织目标，赢得胜利。不论是军事指挥、行政管理还是企业管理，真理和权力的矛盾都贯穿在整个决策过程。　　

问题恰恰在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最终标准，即真理和谬误的争论很多时候不是靠争论本身就能解决的，它需要实践来当裁判，从而使得真理最终可以掌握权力，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重新获得领导地位，就标志着真理和权力的矛盾得以解决。　　

但这种解决方式的代价太大了，它是以数万红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是以革命的挫败为代价的，井冈山时期的左倾错误及其造成的惨重后果，应该给我们党的决策过程提供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2　　

理论来自实践又能反过来指导实践，但在实践之初，理论却往往落后于实践。　　

理论和实践的分离往往造成实践的盲目，以至于产生错误的决策，从而迫使实践者们思考和探索，以寻找正确的理论。　　

中国革命到底应该是从城市到农村，还是从农村到城市，这个选择题如今摆在学生们的课桌上是那么轻松，而要交付当时的共产党人，却决定着中国的命运。　　

毛泽东没有什么学历和背景，在那群流苏留洋的归国精英面前，他就是一个土包子，是最容易被忽视的一介草根，他的智慧是在革命的斗争中逐渐展露出来的。但他的才华初露，也引来了那群精英的嫉妒和压制。　　

精英意识是一种精神上的个人主义，就是高高在上自以为是，既看不起群众，也看不起同志，以为自己读书多、学历高、名气大、经验多就认为自己最正确，这种人一旦掌权就会拿着权力来维护自己的大嘴，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他们永远不会用权力博采众议汇集民智。　　

权力绝不是权力者赢得个人名望的交椅，而事实上，很多奴才们尊重的不是权力者本人，而是那把交椅的神奇支配力，所以，很多权贵官僚们才在下台之后产生人走茶凉的失落感，因为他们不是用脑袋赢得人心；而只是用屁股赢得了马屁。　　

3　　

权力是组织决策的工具，是驾驭组织解决内外各种矛盾而实现组织目标的方向盘和操纵杆，权力者之于组织就像驾驶员之于车辆一样，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的。　　

所谓领导，也不过是一个给组织指明方向的向导罢了，他们和导游的不同只是在于，一个引导道路，一个引导思路，导游就是旅行团的领导，而领导不过是一个组织的导游而已！　　

“领导”一词之所以在现实中产生了令人追捧和崇拜的魔力，是因为权力对人财物拥有支配力，拥有奖惩升降甚至是生杀予夺的力量，这便是权力拜物教的根源，也是这个社会争权拜权的根源。　　

但高高在上的权力必须接受智慧的支配、接受真理的支配、接受正义的支配，否则，就会将权力变成谋取个人名利的工具，就会将组织引向歧途，就像一个东张西望只盯着方向盘而忘记方向的驾驶员酿成交通事故一样。　　

所以，领导者也需要被领导，也要被真理、智慧和正义所领导，也要接受人民群众的领导，毛泽东的游击战思想就是被老百姓打圈圈的思想“领导”出来的；而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也都是被犯了错的士兵所“领导”出来的。　　

领导，绝不是对高高在上的权力者顶礼膜拜以显示高贵的称谓，领导的“领”字，就是采集民智、民心、民意和民情，是通过群众的大脑发现和认识问题，就是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领导的“导”字，就是拿思路、想办法、拿主意、定路线、出策略，就是认识世界之后的改变世界，就是民主集中制的集中。　　

因此，要真正当好领导，绝不是只让屁股坐在权力的交椅上，那是屁股指挥脑袋，而不是脑袋指挥屁股，要真正当好领导，需要领导者的脑袋心怀大局，心怀天下，心怀人民群众、而不是只心怀着自己的名利，绝不只是大权在握！　　

4　　

领导者，应该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的圣人，而不是只顾自己争权夺利只关心个人荣辱的小人；应该是能够独立思考而又能采集民智的哲学家和思想家；而非那些深谙官场之道只擅长厚黑之术的政客官僚！　　

只要实现圣人执政，就是中国式的民主，当圣人采集民心、民意和民智并付诸决策过程的时候，当圣人聆听民言的时候，不正是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话语权参与了决策过程吗？不正是人民通过自己喜欢甚至拥戴的领导而实现当家作主吗？不正是心灵和精神的民主吗？　　

所谓圣人，不只是像毛泽东那样的伟人，有义即为圣，有德即为圣，只要追求做大事而非做大官即是堪称圣贤的领导，才有资格有能力站在领导岗位上，也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戴。而拥戴，正是人民群众心灵的选票，它比那种聆听总统演说的“用手投票”更长久、更持续，能考验一个领导的执政水平，因此，中国的民主必须让人民群众能够选择出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圣人来当领导。　　

圣人也会犯错，但圣人能够认错纠错，而且一个圣人的错误会被新的圣人来纠正；圣人也有名有利，但圣人却从来不会为了个人名利而失义失德；他们心怀百姓苍生忧国忧民，而将权力视为天下之公器；他们绝不会陷入自己的私利乃至某个阶层的利益立场上，他们所追求的，永远是公平正义，永远是长治久安，永远是天下太平！　　

在我们的党内，从来不缺乏这些顾全大局追求真理坚持正义的圣人，即使在毛泽东开创井冈山的时期，也仍然有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等一大批圣人，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才使得正义和真理最终取得胜利；而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再度被证明之后，又涌现出叶剑英、华国锋和邓小平等一批圣人，从而使得我们党能够及时纠错。　　

不要看到华国锋犯过“两个凡是”的错误就否定华国锋，那是思想认识的错误，这种错误丝毫不能掩盖他四射的人格光辉，圣人可以失智，但只要不失义，不失德，那么他依然是圣贤，依然与那些争权夺利的小人有着天壤之别。　　

5　　

在人类的思想精神遭受物质奴役的历史时代，追名逐利的小人是最普遍的，而奉义遵道的圣人却不常有，因而圣人备显珍贵，以至于圣人常常引起人们的膜拜。　　

但这却不能使某个圣人反过来压倒众生的圣贤之气，只有心怀义，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圣贤，都可以　成为　君子和英雄，在我眼中，能够为汶川地震灾区捐款的义丐徐超就是圣贤，就是心怀大义的英雄，他绝不是乞丐。　　

任何一个组织内部，都有圣人和小人，小人追逐权力、追逐统治地位、追逐个人的名利，而圣人则是尊奉大义，顾全大局，他们也追求权力，但那是为了事业发展大局，为了组织的整体利益，是为了义。　　

圣人和小人的矛盾是组织内义和利、真理和权力发生矛盾的土壤，这种矛盾的结果是，要么小人当权，使得组织偏离正义和真理，滑向专权和特权；要么是圣人执政，使得组织重归正确的轨道。　　

小人也有智慧，但那种智是不义之智，是厚黑奸诈之智，是争权夺利之智，是利令智昏之智，是小聪明而非大智慧，他们喜欢抓住圣人的错误而否定圣人本身，为的是自己争权夺利，而圣人却不擅长这种小人之智，他们都很孤立和分散，不擅长党同伐异拉帮结派，所以圣人往往是组织内的少数派。　　

只有当权的小人犯下不可挽回的错误造成惨痛的后果时，人们才会想起圣人之言，才会启用圣人来挽回危局，这也是为什么遵义会议的召开让毛泽东重归领导岗位的原因，因为惨重的后果使得错误路线难以再继续坚持了。　　

但问题在于，等到出现严重的后果再进行纠错，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这种纠错在本质上是被动纠错而非主动纠错，而只有防患未然的主动纠错才能避免惨重的损失，要实现主动纠错，从错误走向正确，就需要组织内部的圣人联合起来压倒小人，使正气战胜邪气，以圣人执政代替小人当权，从而使得组织重回正确的轨道。　　

这要取决于组织内部双方的力量对比，取决于圣人们是否联合起来而形成合力产生正确的策略；取决于那些小人能否在思想上觉悟而将自己也变成圣人；取决于民间的呼声对组织的影响程度以及组织对民意、民心和民智的重视程度。　　

6　　

中国式的民主是民心、民意和民智在社会管理决策过程中的汇聚和畅通，人民当家作主是通过人民选择和支持爱戴的领导以实现圣人执政。　　

圣人并不是一定是某个具体的个人，也可以是某个机构、某种机制、某个群体，其作用就是采集汇聚民心、民意和民智，并将其诉诸社会管理。　　

从长远来看，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群体的圣人，他的内部矛盾也是外部社会矛盾的反映和集中，人民群众通过自己的脑袋、嘴巴、鼠标和眼睛而对其发挥影响，以杜绝小人当权而促使圣人执政。　　

在民智逐渐大开的信息时代乃至未来的智慧文明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道路应该从为民做主走向让民做主，让民心、民意和民智发挥影响力，这种民主模式不一定永远正确，但可以及时纠错，可以消除某个至高无上的权威凌驾于政党组织之上，从而确保这个政党以群体的形式获得人民的拥戴。　　

随着人类智力的普遍提高，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一个再也没有伟人和领袖的时代，在此时代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要成为一个群体的圣人，成为一个洋溢着圣贤之气的伟大政党，用群体的伟大来代替伟人，用民主治国代替精英治国，而不是再让某个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伟大领袖。　　

《智本论》作者相晓冬　2011年6月11日　于重庆万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