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富于民”的几大主张

《中国大形势》提出“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主张　　

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是改善民生，但由于市场经济的无序性，经济发展并不一定能带来民生的改善。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国家不断的减税，削减社会福利支出，此举的目的是促进经济发展，却导致中产阶级社会解体，民生问题越来越大。相反，北欧国家不但没有削减福利支出，反而加大了福利支出，而北欧经济并没有受到影响，民众却可以在高福利的保障下安居乐业。　　

而回首我们的发展之路，自改革开放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中国，社保水平远远不够，民众还要忍受高房价的折磨，可惜中国对民生的讨论却不深入。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长期坚持市场原教旨主义，基本不关心民生，老百姓不闹事就是他们的底线。经济学研究的其他领域都帮派林立，各有其代表人物及明显主张，而在民生问题上，就很少有人提出像样的观点，也没有什么有影响力的主张能够浮出水面，即使是笔者这样长期关注财经问题的人都没有发现。但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笔者一直主张“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并重。　　

提高劳动生存率才能“创富于民”　　

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还可以，但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我国现在的学者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　　

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　　

“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　　

提升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发展的真谛　　

我国就是很少提到劳动生产率，而经济的增长归根结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我们必须将提升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劳动生产率是经济之本，其余全是末，如果从其他的方面抓经济，都是舍本求末。　　

提高劳动生存率有两类方法，一类是靠提高工人的劳动时间和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另一类是靠提高机械化与自动化水平，目前中国采取的都是第一类方法，比如中国煤矿事故频发和富士康事件都是此原因。　　

中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应该从靠“提高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来提高劳动生存率，转变到依靠“提高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和自动化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才是真正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笔者不赞同郎咸平的“产业链理论”对大学生失业的解释，郎咸平认为中国应该发展除制造外的其他产业环节才可以提高大学生就业水平，笔者认为其他产业环节对大学生的需求也不是那么多，比如订单处理、物流运输、批发、零售等环节都不需要太多的大学生，中国大学生就业的出路仍然在制造环节，制造不是不需要大学生，而是中国现在这种手工式制造业不需要大学生，如果中国制造转向自动化制造、高科技制造也是需要大学生的，比如日本制造、德国制造都为大学生提供了很多的就业岗位，这才是中国解决大学生就业的根本。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报告显示，美国是世界上劳动生存率最高的国家，美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6.38万美元，其次是爱尔兰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9万美元，卢森堡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6万美元，比利时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52万美元，法国劳动力年平均创造财富5.4万美元.中国工业劳动力年均创造财富1.26万美元。　　

劳动生产率低的结果就是长劳动时间，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在2007年的报告显示，美国劳动者年平均为1804小时，挪威为1407小时，法国为1564小时，而中国大陆、香港、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年工作时间均超过2200个小时。　　

解决中国的民生问题，最根本的是“创富于民”，也就是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存率，只要劳动者创造的财富价值增加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切切实实的增长，发达国家的工资收入远远高于我国，主要是由于他们的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我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劳动生存率的区别，发达国家的民生状况比发展中国家要好，这也是非常明显的，因此改善民生从根本上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这样才可以从整体上将蛋糕做大。另外蛋糕的分配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均富于民”的问题，这就需要政府发挥作用。　　

“均富于民”有必要　　

现在中国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说法，就是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将政府收入用于改善民生。笔者认为这种用牺牲国家建设来保障民生的建议不高明，在世界上任何国家，基础建设都是政府的责任，西方发达国家在历史上也是这样，我们政府现在面临着“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和“改善民生”的双重任务，这两个担子都应该挑起来，那些主张政府应该放弃基础设施建设，全力加大社保投入的说法，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　　

中国现在改善民生困境，最重要的是要缩小贫富差距，也就是“均富于民”，　　

“均富于民”的几大主张　　

1、   打击新五蠹　　

笔者将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称为当今中国的““新五蠹””。 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　　

“新五蠹”，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他们又利于这些财富疯狂投机，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及泡沫化，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道路普通民众身上，这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兼顾，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强势集团就会疯狂的瓜分社会资源，而弱势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经济生态平衡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均富于民非常的重要。　　

关于打击”新五蠹”的一些思路　　

“新五蠹”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违法行为，比如贪污受贿、黑社会及色情业，对于这些中国应该加大打击的力度，另一类是暂时并不违法的行为，比如投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高管薪酬等，这三个问题现在还没有有效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笔者重点谈这三个方面的问题：　　

针对投机问题，笔者认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将投机行为纳入依法进行打击的轨道，最起码也要严禁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反投机在技术上已经不存在问题，关键是认识上不到位，其实现在只要政府明确的表明一个态度，比如反对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行为，然后通过媒体进行宣传，我们应该相信广大的投机客还是会听政府的话的，还是会与国家政策保持一致的。　　

针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监管，笔者认为中国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总是认为我国现在已经实行了市场经济，只要不违法的事情都可以做，但是法律一般都是滞后的，也是存在漏洞的，其次，执法难，导致很多受害者不能获得赔偿，因此完全依靠立法对其进行打击是不现实的，笔者认为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有必要的，对于加强行政管理，笔者认为政府应该让一些行业商协会担当起行业管理的任务，因为政府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在治理商业不道德行为的同时，往往存在着不够专业的现象，政府对经济生活中的具体现象不是很了解，如果政府能够赋予一些行业商协会一定的公权力，就可以基本做到“事事有人管”，如同他们没有管好，政府和公众就可以直接向他们问责，现在中国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业组织，但这些组织其并不具备对行业管理及规范的职能，这些组织的潜力也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笔者曾在全国工商联某直属商会有过工作经历，工作期间笔者发现中国现在行业商协会的作用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现在行业组织制定的规则基本上属于行业自律公约，只对这些组织的会员具有约束力，但问题在于并不是行业内的所有企业都加入了行业商协会，行业商协会的规则只对会员有效，而对非会员无效，即使是对会员也是呼吁呼吁，而并非强制执行，因此很多东西都是形同虚设，如果这些机构能够在政府及法律授权范围内拥有对行业管理的“公权力”，那么这些单位就可以对违背商业道德的行为直接进行处理，这样中国也就不会存在那么多“没人管”的事情，或是“管不住”的事情，当然行业商协会也是在国家法律和上级主管部门的管理下运作的，以笔者看来这应该是可行的。　　

2、对富人有效征税　　

对富人有效征税主要是要提高富人的个税起征点和资本利得税、利息税、红利率税率，而我国这些我国还都没有，更没有事关富人的财产税之类。   富人拥有比穷人更多的财富，掌握比穷人更多的社会资本。富人的劳动收入比例远远低于资本收入；如果资本收入没有被征税，或比例很低，那么富人的财富增长的幅度会比穷人更多，会造成更大的不平等。　　

从富人那里征收较高的个人所得税。这就是世界各国所通行的处理收入分配过于悬殊的政策。简单地说，我们不得不接受市场所造成的收入差距，矫正的办法是在已经形成的收入分配上多征富人的税。　　

恰好在这一点上我国的税制不能有针对性地对富人征税。我们的累进所得税只适用于工资部分，而大部分的富人不是靠工资而致富的。他们致富的主要原因是财产性收入高。这部分收入税务局缺乏信息，无法对他们征税。即使他们老实地申报了，也没有累进的税制，只是20％的统一税率。更何况目前个人所得税只占总税收的7％，其他的93％直接间接都和消费者的购买有关，而和家庭的储蓄无关。你的钱放在柜子里，或者存了银行，政府是不会对这部分钱征税的。但是你一旦消费，买了东西，政府就对此征税。打电话，付电费，在超市买东西，国家都在征税。富人的消费虽然高，但是从比例而言他们的储蓄比例高，相对的消费少。而穷人的所得几乎都消费掉了，这部分钱都要交税。所以从比例上看富人收入中纳税的比例比穷人的低。结果我们的税制成了按收入的累退税。改革税制，按总收入征税，并且采用累进税制是减缓收入差距的重要措施。　　

2、   设立中国慈善日　　

笔者认为设立中国慈善日非常有必要，当然我们设立慈善日也并非为了设立而设立，设立慈善日是为了让人们实现“互助”，发达国家慈善捐款可以占到GDP的2%，如果我国积极宣传的话，也是可以占到或超过这个比例。

民间疾苦教育也应纳入官员教育的内容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武汉市长阮成发在乘渡船时才发现，武汉的渡船还是几十年前的渡船，漏风，市民在里面很冷；河南的省委书记卢展工亲自找了一次工作才感到大龄人群就业困难，但民生问题千头万绪，怎么能只靠领导体验才能引起重视。　　

为了弥补形象工程造成的信誉损失，现在很多城市都喜欢搞“十大民心工程”，但这些工程大部分是大工程，而关系到民生问题的很多只是小问题，不够资格成为“民心工程”，这些事情怎么办？　　

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 “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笔者主张将民间疾苦教育业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这些教育手段那么发达，可以将一些民生问题拍成照片或录像，对官员进行教育，因为政府系统的封闭性决定了，官员不可能对民生问题有切身的感受，因此也很难引起如果我们将问题当做问题来处理的时候，那离问题的解决也就不远了，现在大家只是当成一个现象进行批判，而没有人将其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难怪问题解决不了。　　

如果“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这两样做好了，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上去了，民众生活也变好了，这样才是发展经济的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