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家庭》之国家栋梁陶鲁笳

抗战胜利后，陶鲁笳在山西太行随军作战和进行收复工作。

１９４６年以后，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在解放区发动群众，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１９４７年８月，陶鲁笳被提拔到太行区党委担任组织部长。１９４８年冬天，担任了太行区党委书记。

 

１９４９年４月，和平解放已经两个多月的北平，春寒料峭，人民群众仍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巨大喜悦之中，到处洋溢着热气腾腾、欣欣向荣的青春活力。

 

此时此地，当上太行区委书记不久的陶鲁笳同志，正在参加中共中央华北局会议，听取传达和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会议期间，

 

华北局第一书记薄一波向陶鲁笳、冷楚、周壁三人透露了毛主席同意接见他仨的消息，并告诉了接见的日期。想见毛主席是陶、冷、周三人向薄一波表达过的共同心愿，得知毛主席同意接见的消息，三个人都欣喜若狂。４月１５日，即华北局会议结束后的次日，陶、冷、周三人带着薄一波写的介绍信，驱车前往毛主席当时的住地——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双清别墅”因有两股清泉从山石中潺潺流下而得名，清乾隆皇帝题写“双清”二字于石壁之上）。

 

那天，晴空万里，万物复苏。陶鲁笳等三人满怀激情，向着香山那峻拔巍峨的山峰奔去。来到“双清别墅”，工作人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让他们在客厅里稍候。不一会儿，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面带笑容走进了客厅。陶、冷、周三人急忙站起来迎上前去同毛主席、总司令亲切握手。

 

陶鲁笳同朱德是熟识的，早在１９３７年底到１９３８年开始创建太行山根据地时，陶曾有幸和总司令见过面，还听过他几次讲话。前几天，即４月１３日，在华北局会议上还听他讲了话。而同毛主席见面握手却是第一次，在握手的瞬间，毛主席那高大魁伟的身躯、雄姿英发的面容和睿智潇洒的神态，即深深地刻印在陶鲁笳的脑海里了。陶心中想道，在过去的十多年战斗岁月里，只能在文件、文章中领略毛主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而眼前正当国共两党在北平进行和平谈判、人民解放军准备一旦谈判破裂即渡江作战的重要时刻，我们能如愿以偿面见毛主席，亲自聆听伟大领袖的教导，领略一代伟人的风采，这实在是莫大的幸运。想到这里，陶鲁笳不由得心潮澎湃，热泪盈眶。

 

毛主席同初次见面的人总是先询问姓名、籍贯、年龄、学历、职务等等情况，这种拉家常式的谈话，可以使人感到宽松、亲切，今天接见也是如此。一见面毛主席就笑呵呵地问了陶、冷、周的基本情况，接着毛主席询问了太行区农民生产、生活的情况。朱总司令还询问了手工业恢复发展的情况。陶鲁笳与冷楚、周壁三人分别作了简要汇报。本来陶、冷、周三个人期望毛主席能给他们讲讲当前的政治、军事形势，但毛主席没有讲这方面的问题，却兴致勃勃地畅谈了“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我们的经济政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叫做“四面八方”。什么叫“四面八方”？“四面”即公私、劳资、城乡、内外，其中每一面都包括两方，所以合起来就是“四面八方”。这里说的内外，不仅包括中国与外国，在目前，解放区与上海也应包括在内。我们的经济政策就是要处理好“四面八方”的关系，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接着毛主席进一步论述了“四面八方”之间的关系和应实行的经济政策。毛主席的这番谈话虽不足千字，却是当时在经济政策问题上统一全党思想认识、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的锐利思想武器。

 

陶鲁笳三人在返程的路上，议论风生，大家都感到听了毛主席的谈话思想上顿开茅塞。虽然他们刚刚学习了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但思想上片面地记住了在全国胜利后，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因而有一种怕犯右倾错误的精神状态，实质上这就为“左”倾错误开了方便之门。

 

二中全会结束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毛主席以非凡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就发现长江以北新解放城市的经济工作中，有盲目性、片面性的思想认识和“左”的错误倾向。所以，他以“四面八方”为题，尖锐地针对这种实际情况，贯穿着警惕右，但主要是反“左”的精神，全面辩证地揭示了“四面八方”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从面对全国胜利后到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做出了“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四句话的科学概括和深入浅出的生动表述。这是二中全会制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经济政策结合实际、实事求是的具体体现，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１９５３年１月，中共中央任命陶鲁笳为山西省委书记。他时年三十五岁，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省委书记。１９５３年７月，根据中央决定改称省委第一书记，到１９６５年８月奉命调离山西，进入北京，任期十二年零八个月。陶鲁笳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写道：“从１９５３年１月到１９６５年８月，我在担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有幸直接接触毛主席不下四十次，参加毛主席主持的小型会议就有二十多次，同桌进餐也有八九次。”陶鲁笳对毛主席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在该书的《自序》中满怀深情地写道：“毛泽东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所创立的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功勋，是谁也抹煞不掉的。毛泽东作为一位历史伟人，他属于中国、属于世界。毛泽东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他在生前属于中国、属于世界；在他身后，依然属于中国、属于世界。”

 

陶鲁笳在《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一书中，记述了山西省的一些重要历史事件：毛主席支持山西人民试办农业生产社；毛主席关于“引黄（黄河）入晋”的雄图大略；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等等。本文限于篇幅，我们就着重介绍毛主席与农业学大寨方面的情况，同时从中也可了解陶鲁笳的工作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前，大寨是太行山区的一个穷山村。全村七十五户有八百亩耕地，其中的百分之八十为四户地主富农所占有，贫下中农占全村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却只占有百分之二十的耕地。那时全村好年景的平均亩产也只有一百四十斤左右。建国后，这里的土改搞得很彻底，群众发动得很充分，党的基础也比较好。１９５２年冬天实现了初级合作社。当时陈永贵担任社长，贾进才担任党支部书记。１９５３年贾进才推荐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自己任副书记。这个让贤的故事，一直传为佳话。从此，这个村的党支部执行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很出色。１９５３年秋天，他们遵循群众路线，制定了十年造地规划，全村干部群众团结一心，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提前实现了规划，粮食亩产由１９５２年的二百三十七斤逐步跃进到１９６２年的七百七十四斤。

 

中共晋中地委（即陶希晋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发现了这个典型，先于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在大寨开了现场会，推广大寨党支部的先进经验。后来又于１９６２年号召全地区推广大寨干部参加生产和领导生产相结合、革命干劲与科学态度相结合，以农田基本建设为中心，运用农业“八字宪法”（水、土、种、肥、密、保、工、管），高速度地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经验。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的陶鲁笳同志发现大寨这个农业先进典型之后，山西省委于１９６０年２月批转了晋中地委的报告，发出了“学习模范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号召”。

 

陶鲁笳牢记毛主席关于要学会运用党报指导工作的教诲，指示《山西日报》撰写、发表了《陈永贵——党支部书记的好榜样》的社论。之后，省委又于１９６３年３月请陈永贵在全省劳模会上介绍大寨的经验，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同年１１月９日，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的各级党组织发出向大寨学习的通知。这年8月，大寨遭受了特大洪灾，百分之七十的房窑倒塌了，庄稼都倒伏了，百分之三十的梯田的土层被冲光了。他们经过艰苦卓绝的抗灾斗争，提出并实现了“三不要”（即不要国家的救济粮、救济款和救济物资）、“三不少”（即原计划的国家征购粮、集体储备粮和社员口粮都不减少）的口号。中共山西省委总结了大寨的新经验，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学习大寨人藐视困难、敢于革命的英雄气概，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坚强意志，以国为怀、顾全大局的高尚风格。

 

１９６４年１月，国务院邀请陈永贵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向首都一万多人介绍了大寨经验，他的生动而又富有哲理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把他的讲话现场实况转播后，收到了全国四面八方寄来的表示钦佩和学习的许多信件。

 

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寨大队在贫瘠的山梁上艰苦奋斗、发展生产的报道，同时发表题为《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社论指出：“每一个地方，不论是山区还是平原，都要很好地学习大寨的经验，同时也要很好总结推广自己的‘大寨’经验。要学习大寨的革命精神，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优良作风和严格要求自己，以整体利益为重的共产主义风格。”这篇报道和社论发表以后，全国农业战线反响很大。

 

１９６４年３月２８日到２９日，毛主席召集中共河北、山西省委的林铁、刘子厚和陶鲁笳等几位省委主要负责同志，到他停在邯郸的专列上汇报工作。

 

陶鲁笳汇报说，前不久我在昔阳县大寨大队蹲点，了解到这个大队的生产和思想政治工作都很出色，支部书记陈永贵是个生产能手，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能手，而且对管理工作抓得很严，公和私分得很清。

 

我们山西省委在１９６０年就曾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农村党支部书记向陈永贵学习。陈永贵提出过一个很好的口号，叫做“参加生产，领导生产”。这时毛主席插话说，很好嘛，就像打仗一样，纸上谈兵不行，你不参加打仗，怎么能指挥战争呢？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要求每个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部委员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更要好于一般委员，他认为只有这样，党支部才有资格领导生产。初级社刚成立时，村里的地主富农暗中污蔑说，看这些穷小子还办社哩，准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了不可。陈永贵得知后在党员大会上说，我们每个同志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的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十年来，大寨的工分账和财务账，从来是一清二楚，接受群众监督，定期向社员公布。群众称他们的支部书记是贴心书记，会计是保险会计。大寨的评工记分，自报公议，照陈永贵的说法是“有制度，不繁琐；有差别，不悬殊”。毛主席说，这个办法好。评工记分就是不要搞繁琐程序。又有差别，又不悬殊，才能调动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劳动积极性。

 

陶鲁笳接着汇报说，陈永贵这个人，群众说他很有才干，他领导群众搞集体生产，年年都有新套套。他经常说，你没有新套套，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它不会给你增产一斤粮食。但他的新套套不是凭空想出来的，而是在和群众一起劳动的实践中琢磨出来的，是经常请教山西农学院的科学技术人员，经过科学试验得出来的，所以很见成效。正如他说，集体生产有了新套套，才能变思想、变技术、变土地，才能稳产高产。从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来，大寨年年改变着生产条件，年年增产，年年增加上交国家的征购粮。可是，大跃进那几年，许多农村浮夸虚报产量，说他们的粮食平均单产已过了长江，超过了八百斤甚至一千斤时，大寨都如实上报粮食单产四百多斤。１９６６年８月初，大寨遭受特大洪灾时，陈永贵正在县里参加人代会，他听到遭灾消息后立即绕走山路回到村里。群众一见他就说，永贵，你看这么大的灾，咱们怎么往下活呀？有些人悲观得哭了起来。陈永贵先问大家，人冲走了没有？牲口冲走了没有？大家都说没有。然后他挺直腰杆说，没有冲走一个人，没有冲走一头牲口，这就是大喜事，应该开庆祝会，还哭什么？毛主席说过，人是第一宝贵的，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老天爷也是纸老虎，欺软怕硬，你硬了，它就软了。我们每个人都有两只手，靠两只手我们就能改天换地。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嘛。就这样，他把全村动员起来，不分男女老少，齐心协力，夜以继日，战天斗地，果真创造出了惊人的奇迹。被洪水冲倒在泥浆里的玉米，一棵棵被扶起来，培土施肥，千方百计地救活了。结果这年秋天，除少量完全被冲垮了的梯田绝收外，粮食亩产获得了七百多斤的高产记录。接着他们研究了洪水为害的规律，修订了第二个十年造地规划，建设抗御旱涝能力更强的稳产高产的新梯田、沟坝田、河滩田。被洪水冲毁了的旧大寨，也按照统一规划，用集体的公共积累，重建家园。他们以白天治坡，晚上治窝的惊人毅力，建起了焕然一新的新大寨，仅仅半年多时间，半数社员就欢欣鼓舞地搬进了新居。这真是一个人间奇迹。他们选择一处又长又高的坡面，用石灰写了“愚公移山，改天换地”赫然醒目的八个大字。这八个大字活现了大寨人的雄心壮志。１９６３年１１月省委向全省农村、城市各级党组织发出了向大寨大队学习的通知后，到大寨参观的人越来越多，他们都惊叹大寨人个个是改天换地的英雄。

 

陶鲁笳还汇报说，１９６４年２月１０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的社论，高度赞扬了昔阳县大寨大队的革命精神。听到这里，毛主席饶有兴趣地问陶鲁笳，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字不识字？

 

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他四十二岁扫盲，今年五十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他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合乎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听到这些，毛主席对大寨和陈永贵以肯定和赞赏的语气说，穷山沟里出好文章。唐朝时你们山西有个大学问家叫柳宗元，他在我们湖南零陵县当过官，那里也是个穷山区，他在那里也写过许多好文章。毛主席又高兴地问陶鲁笳，你们有陈永贵的材料没有？《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我没有看。

 

随即让他的秘书把《人民日报》那篇文章找来，陶鲁笳也把预先准备汇报的有关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都交给了毛主席。尔后，巡视列车每到一地，毛主席都兴致勃勃地宣传大寨和它的领路人陈永贵，毛主席说，大寨就是一面旗帜，你们学不学？农业要过关，没有大寨那种精神不行哪！

 

毛主席回到北京不久，１９６４年４月２０日，周恩来总理就派农业部长廖鲁言到大寨作了二十天的考察。廖鲁言着重总结了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农业“八字宪法”建设稳产高产农田的经验。廖回京后向毛主席和周总理作了书面汇报。

 

这年５月中旬，陶鲁笳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在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说，农业主要靠大寨精神，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它不借用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要在种好十六亿亩地的基础上，建设四亿多亩稳产高产田，要逐步减少粮食进口，以增加新技术的进口，需要加强内地建设。１９６４年１２月，周总理在第三届全国人代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公开表彰大寨是全国农业战线的一个先进典型。周总理概括大寨精神说：“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人代会于１２月２６日下午散会后，周总理遵照毛主席的安排，带着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董加耕四位劳动模范到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小宴会厅，让他们和毛主席同桌就餐。被邀在同桌就餐的还有钱学森、曾志、彭真、罗瑞卿、余秋里等同志。宴会开始时毛主席对大家说，今天既不是做生日（这天是毛主席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即指干部到农村去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我用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没有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科学家、解放军，不光是吃饭，还要谈话嘛！

 

毛主席在谈话中又一次肯定了大庆和大寨两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他先问在座的余秋里读了几年书，余秋里说读了三年。毛主席说，三年小学能搞出一个大庆来，就不错嘛！接着毛主席对陈永贵说，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陈永贵说，五十岁。毛主席赞扬说，五十而知天命，搞出一个大寨来，很好！毛主席还对钱学森说，你是搞卫星的，卫星上天靠你了。钱学森笑着说，谢谢主席的鼓励。在谈话中毛主席告诫四位劳动模范说，你们有了成绩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也不要翘尾巴，要夹着尾巴做人。同桌的人都笑着点点头……

 

关于“农业学大寨”的字句，陶鲁笳在书中写道：“中共中央文件可查见的是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４日发表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其中在讲到毛主席近四年提出的一系列英明决策中，正式有了‘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字句，随后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成为红极全国的农业典型。”

 

关于大寨和陈永贵同志的功绩，陶老在书中作了客观、公正的评说。陶鲁笳在书中最后写道：“抚今思昔，我殷切期望，今日的大寨和昔阳县，要跟上时代的步伐，放下历史包袱，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好传统好作风，大胆创新，重振雄风……”

 

令人欣慰的是，今日之大寨在郭凤莲同志的领导下，确如陶老所期望的那样，在改革开放的春风中，正在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着新的业绩，创造着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