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萧伯纳

又见萧伯纳

沙黑

　　2006年11月，在萧伯纳诞辰一百五十年之际，作家出版社推出《萧伯纳戏剧选》一册，使读者又见萧伯纳。

　　读者的见萧伯纳，与鲁迅有关。

　　早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之后，鲁迅在《忽然想到》里就写道，“英国究竟有真的文明人在。今天，我们已看见各国无党派智识阶级劳动者所组织的国际工人后援会，大表同情于中国的〈致中国国民宣言〉了。列名的人，英国就有培那特萧，中国的留心世界文学的人大抵知道他的名字”。

　　鲁迅一九三0年在《我和〈语丝〉的始终》里也说过，萧伯纳“在中国是大有威力，足以吓倒文学青年的名字”。

　　一九三三年萧伯纳访问中国，鲁迅与萧伯纳见了面。

　　这年鲁迅二月十七日的日记写道：“午后汽车赍蔡先生信来，即乘车赴宋庆龄夫人宅午餐，同席为萧伯纳、伊、斯沫特列女士，杨杏佛、林语堂、蔡先生、孙夫人，共七人，饭毕照相二枚。同萧、蔡、林往笔社，约二十分钟后复回孙宅……”。

　　就在二月十七日这天，鲁迅在《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了《萧伯纳颂》，可算得是对萧伯纳的一篇特殊的欢迎词。文章说，“我们其实是老练的，我们很知道……要人的谁和谁是亲友，谁和谁是仇讎，谁的太太的生日是在那一天，爱吃的是什么。但对于萧，惜哉，就是作品的译本也只有三四种。我们不能识他在欧洲大战以前和以后的思想，也不能深识他游历苏联以后的思想。但只就十四日香港‘路透电’所传，在香港大学对学生说的‘如汝在二十岁时不为赤色革命家，则在五十岁时将成为不可能之僵石，汝欲在二十岁时成一赤色革命家，则汝可得在四十岁时不致落伍之机会’的话，就知道他的伟大。……我所谓的伟大，是他竟替我们二十岁的青年，想到了四五十岁的时候，而且并不离开了现在。阔人们会搬财产进外国银行，坐飞机离开中国地面，或者是想到明天的罢；‘政如飘风，民如野鹿’，穷人们可简直连明天也不能想了，况且也不准想，不敢想。”

　　鲁迅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写了《看萧和“看萧的人们”记》一文，数笔勾勒了萧伯纳的音容笑貌，并记梅兰芳等人跟萧也有过交谈。鲁迅三月一日致山本初枝信说：“上月底Shaw来上海,曾轰动一时……我觉得他是位颇有风采的老人。”同日，致增田涉的信中又说及此事。同年六月，给猛克的信中说，“你疑心萧有些虚伪，我没有异议。但我也没有在中外的名人中，发现能够确保决无虚伪的人，所以对于人，我以为只能随时取其一段一节。这回我的为萧辩护（指《申报·自由谈》上的文章），事情并不久远，还很明明白白的：起于他在香港大学的演讲。这学校是十足奴隶式教育的学校，然而向来没有人能去投一个爆弹，去投了的，只有他。但上海的报纸，有些却因此憎恶他了，所以我必须给以支持，因为在这时候，来攻击萧，就是帮助奴隶教育。”鲁迅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致姚克信中写道，《申报·自由谈》“更被压迫，闻常得恐吓信，萧的作品，我看是不会要的”。

　　可见，萧伯纳的访问中国，有如一石投水，引起了一些波澜。鲁迅捕捉住这一有趣现象，写了《谁的矛盾》，从中可见当时中国的“智识阶级”跟萧伯纳之间的难以沟通。鲁迅写道，“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在说笑话，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己倒不笑。他说的是真话，偏要说他是讽刺，对他哈哈的笑，还要怪他自以为聪明。他本不是讽刺家，偏要说他是讽刺家，而又看不起讽刺家，而又用了无聊的讽刺想来讽刺他一下……有的看不起他，因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然而倘是马克思主义文学者，看不起他的人可就要看不起他了……他有钱，他偏讲社会主义，他偏不去做工，他偏来游历，他偏到上海，他偏讲革命，他偏谈苏联，他偏不给人们舒服……于是乎可恶。身子长也可恶，年纪大也可恶，须发白也可恶。然而他走了，这一位被人们公认为‘矛盾’的萧。”

　　不言而喻，矛盾并不在萧，而在中国社会，所以有隔膜，这些中国人还不能理解萧的言论。鲁迅在描述了这些真正值得讽刺的现象之后，写道，“矛盾的萧没落时，或萧的矛盾解决时，也便是社会的矛盾解决的时候，那可不是玩意儿也。”这句话风骨很硬，深含鲁迅的社会革命思想。瑞典皇家学院的诺贝尔授奖辞说，萧伯纳“对社会采取一种正统社会主义者的严厉态度”，这大约也是令鲁迅所说的这些中国人所不解而不满的。

　　如今，崭新的这册《萧伯纳戏剧选》又与中国人见面了，是否会引起一些不解而重新发生“谁的矛盾”这样的问题呢？也许从第一篇《华伦夫的职业》，就可估计一个大概的。书的“前言”介绍说，“取材于现实生活。华伦夫人出身贫苦，在操了皮肉生涯之后，由于经营有道，发展成为欧洲多个大*院的老板。为了不让女儿薇薇重蹈覆辙，她以嫖资供女儿接受高等教育。当薇薇终于了解到母亲的苦难历程后，她谅解了母亲的过去，但还是在经济上和母亲决裂，决心依靠自己的劳动独立生活。本剧描述了主人公（华伦夫人）人生哲学的形成和性格发展的全过程。这个曾经饱受苦难的原本正直的女人，目睹无数从事诚实劳动的妇女濒于死亡或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便对正直而遭受苦难是否值得产生了怀疑。她的职业虽然卑鄙下贱，但却给她带来财富和体面，因而她不想放弃这种职业，她要遵循这个世界的规律并从中取利。剧作者以主人公的尖锐台词透视出当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真正关系的内幕。”

　　这部剧作，写于1894年，反映的是当时欧洲社会，距离我们远且遥也，然而，剧作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思想内容，好像对于今天的世界，也并不过时。由此可见，作家出版社的这本书，出得是有些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