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出贪官污吏腐败的一个共同点和症结

　　最近中纪委机关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用权“任性”的南昌高校一把手》，是对《中国纪检监察报》文章的转载。

　　这篇文章具体记载分析的是：南昌航空大学党委原书记王国炎违纪违法案件剖析。文中写到了“王国炎在工作中独断专行、作风霸道、用权“任性”，对“三重一大”事项，常常个人说了算。”;“王国炎案再次表明，主要领导不愿接受监督，很容易形成个人独断专权，发生腐败行为的几率必然高，而且这也成为当前部分高校腐败案的共同点。”

　　岂止是高校党委书记王国炎“独断专行”，“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就是当前贪官腐败的一个共同点：落马之前，官员们的“朋友圈”、同事们特别是下属们都是唯其“马首是瞻”，办任何事都有一大批马屁精跟在后面吹捧，大权独揽，什么审批权、职位任免权一个人独享，自己说风就是雨，自然春风得意。

　　这里还可以举出一个个例子：原全国政协副主席苏荣在忏悔书中讲到，他的堕落，是从放松约束自己、收受礼品开始的，因“权力异化”变得更为严重。

　　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白恩培在悔过书中写到，他的严重违纪违法是一步一步发展的，从请客送礼、接受礼品馈赠到“权钱交易”、收受巨额贿赂。

　　原辽宁电视台台长史联文在悔过书里写到——“我是怎样改变方向的，深思数日，一句话令我感受很深：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独断专横’，他就会运用权力为自己所用，党和人民的利益就被放弃了，失去了宗旨就失去了方向。”

　　忏悔人，陈家荣：四川省彭州原市委书记、成都市原司法局局长。他忏悔到“久而久之，那种‘唯我独尊’、自以为是的美好感觉就像鸦片一样，让我上瘾。”

　　忏悔人，王邦业;湖南省邵阳市湘运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忏悔内容：我在年过50后，思想发生了变化，走上以权谋私的犯罪道路。当时想自己年过半百，在位的日子也不多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忏悔人，曾林：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原副庭长。他悔过到“随着‘地位的升高、权力的增大’，贪图安逸、享乐的思想日益滋生，对有钱人那种一掷千金的豪爽也不由自主地羡慕起来。”

　　忏悔人，张仕武:海南省海口市规划局副局长。他在悔过书中写道：“我想以我惨痛的教训告诫自由的人们：‘大权在握’的时候,要时时刻刻廉洁自律,警钟长鸣,老老实实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珍惜自己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徐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张引受贿案透视：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在担任徐州市泉山区区委书记期间，违反规定，‘擅自决定’，通过自定项目、重复发放。

　　甘肃省陇南市政协原副主席任登宏的忏悔录：“这些年，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消极腐败的现象;加之我身边‘不少有点实权’的大小人物都在捞钱……”

　　“共和国卫士”江苏省镇江市国土资源局原副局长袁华荣因贪污受贿200万元被判处有期徒刑。让人为之扼腕的是，袁华荣曾参加过自卫反击战，先后荣立3次三等功、2次二等功、1次一等功，至今身上还残留弹片，还曾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荣誉称号，获得国家一级英模勋章，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袁华荣在忏悔中是这样说的：“我的堕落再次证明，功臣与罪犯之间确实没有天然的鸿沟。这也意味着‘权力一旦与金钱’结为兄弟，‘权力’就必然会堕落。”

　　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举不枚举！而且是惨不忍睹！

　　上周三，中纪委上发出的红色通缉令中里追讨逃到国外的裸官腐败权势人物的统计数字，“单位一把手占48%，接近一半”。一把手综合征，长期对他们“贪腐制约少，徇私舞弊、徇私枉法、自由裁量的空间大”。实际上就是对他们的“权力”缺少制约，他们成了地方上和单位的土豪、地头蛇和一方诸侯。

　　大量以权谋私、违法违规的行为，大量的贪官污吏腐败事实表明：一旦沾染了权力的色彩，迟早会走了味、变了质，异化为“权钱交易圈”“滥用权力圈”“腐化堕落圈”。

　　厂长经理负责制，和由此推广的单位领导负责制，当上一把手就旁若无人，大权独揽;当土皇帝，权欲膨胀习以为常，副职副手在他们面前形同虚设，成了聋子耳朵——摆设，形成了特权超权，让党内民主生活遭受损伤、践踏，使人民民主被束之高阁，这就导致权力泛滥成灾，腐败系统化、塌方式成为常态，社会主义统治基础发生严重动摇。

　　现在官方层面上都这样说：将公权力和私人“圈子”隔离开来，规范权力运行，是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净化干部队伍的迫切需要。就大环境的营造来说，需要从加强法治、规范权力行使过程入手，堵塞制度漏洞，严格执法执纪，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压缩官员自由裁量的空间，减少贪腐发生的概率。某些高调倡导制度反腐，他们的动机存在着不可告人，他们想另辟邪改途径。今天的实践已经证明，他们所讲的制度反腐，说白了就是官员反腐，官员反腐的结果只能是越反越腐。

　　实际上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有没有对权力进行制度化、法律化?回答是有的，对这方面我们制度并不少，限制、制裁的法律并不比美国少、比欧洲西方他们少，但实际上效果却不敢恭维，可以说是，收效甚微。

　　几乎没有官员不懂得：公权力是人民赋予的，用于为人民服务理所应当，用于个人私利为党纪国法所不容，迟早会受到惩罚。但是他们在权力面前、在利益面前往往就将“为人民服务”置之脑后，甚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为什么？当然不能老是循规蹈矩，不能在不能解决问题的原因上找原因，要从本质上，由表及里挖出它的内在原因，实际上这些权力滥用泛滥本质原因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使不使用它，买不买它的帐，它都是客观存在的，以规律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社会之中，并且不为我们的意志为转移。我们违背它的客观性、规律性就必然要受到惩罚，这也是腐败屡禁不止的一个基本原因。

　　“独断专行”，“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之所以长期存在，死灰复燃，权力今日无限放大的根本原因只有两个方面。

　　一是民主集中制形式化。

　　民主集中制来源于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列宁于1906年3月，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策略纲领》中最早提出:“党内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现在一致公认的原则”。1906年4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首次把民主集中制原则载入了党章。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之日起，就开始使用这一根本组织原则。后来中国共产党在历次革命斗争中都坚持照此办事。

　　毛泽东主席曾经对民主集中制的实际操作进行过科学的解释、规范和完善，提出“在民主的基础上集中，在集中指导下民主”;“少数服从多数，全党服从中央”。毛泽东主席不仅在理论上对民主集中制进行论述，而且一生对民主集中制都做到身体力行，做出了光辉榜样。

　　据陈云同志回忆1943年毛泽东当选为党的政治局主席，本来中央根据当时党的需要和毛泽东主席的威望，在五大书记中毛泽东主席有一票否决制，但是毛泽东主席对于党中央给与他的这项特权终身没有使用过，就是文化大革命这样的许多人都认为程序不正常的运动，毛泽东主席都是按照党章的具体规定，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局常委会，政治局会议，中央委员会通过的。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削弱和否定它，就会损害党的战斗力，以至瓦解党的组织。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保证党的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从而实现党的正确领导;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才能正确处理党内各种关系，巩固党的团结和统一;实行民主集中制更有利于发展党外的人民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但是，这一重大组织原则在今天的工作实际中，被形式化了。在实用的过程中，往往被集团化、地方化，团团伙伙化，被利益化，尤其是在中下层，民主集中制被空心化，实际的作用大打折扣，所以才形成今天的“独断专行”，“独断专权”，“个人说了算”;权力无限放大的超权力。

　　二是人民民主被淡化，甚至被异化。

　　在中国，因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共产党的权力必须得到制约和牵制，而对共产党的执政权力进行有效制约的最重要手段就是实行人民民主，以人民群众来监督党和党领导下的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几十年得出的经验结论。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的基本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和根本任务之一。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一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发展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思想。他指出，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权为民所赋，人民民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对大多数人民群众实行最广泛的人民民主，对人民民主是对敌人专政的前提，只有在人民内部充分发挥民主，才能有效镇压敌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专政就不能巩固。

　　新时期出现过人民民主被淡化，甚至被异化，一时间不争论时尚化、地方化、下行化；权力有钱化，资本化；人民民主无足轻重，或者用来装饰门面，应对舆论和检查。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一些党组织涣散，一些干部难以受到监督，管理队伍缺位不到位的情况不是个别现象。”“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权色交易确实是触目惊心”。并且提出：“要完善监督机制，要有群众监督，民主监督和舆论监督。”

　　增强党内党外民主，改善人民群众监督，限制权力非常必要、及时；超级权力，权钱交易，这本身就是当今“改革”要“改”的对象。只有全方位实行人民民主，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才能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复兴事业才能梦想成真。

　　石台中学张新国 2015年5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