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关东与摸着石头过河

　　近几年来，出于对假话多于真话的中央电视台的腻歪，由于对一贯把“猫叫秧子狗反群”当成是重大新闻来播报而专事扯老婆舌的辽宁电视台的恶心，因此我基本上已经与电视绝缘。所以对已经被提炼出来了近一个月的什么“闯关东精神”，直到目前才稍有所知。

　　前几年，随着一部名曰《闯关东》的电视剧相继在我国的多家电视台的播出，闯关东一词不仅成为了热词，继而还更是由此而引申出了什么“闯关东精神”。

　　闯关东一词，是由“闯”字这个动词和“关东”这个名词词组所组成的一个新的动名结构的词组。“闯”字既表示勇敢，同时也带有一些横冲直撞的开拓进取的意味。“关东”是一个地理名词，是指山海关以东的我国东北地区。而闯关东一词的本意，原是指在清朝中期到日本人占领的时期，山东、河北等地的一些人到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的一种为谋求个人生存的人口迁徙行为。

　　从战国时期开始，为了抵御北方游牧和渔猎民族的侵略，生活在中原地区的的汉民族政权便开始了大规模地修筑长城。从此，长城不仅成了农耕生产、生活的汉民族抵御北方游牧和渔猎民族侵略的军事防线，而且也更是隔绝了长城两边人民的正常交流。但是自满清入主中原后，由于生活在长城两边的农耕与游牧和渔猎民族生活在了同一个政权之下，于是长城便不应该再是隔绝两边人民经济交流的屏障，山海关更应该是变成东西来往的通途。

　　我国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汉民族更是在这里创造了拥有一万多年的悠久文明。然而虽然汉民族的生育率很高，但是由于常年的战乱和农业生产率低等原因，所以限制了人口的发展。直到明朝中后期引进了玉米和番薯(地瓜)等高产的农作物，特别是由于满清王朝自康熙年间便开始采取了“盛世兹丁永不加赋”的鼓励人口生育政策，所以直到清朝的乾隆年间，我国的人口规模才达到了三亿多。从今天尽管对生活在城市里的汉族人已经实施了一对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的这种极端计划生育政策已经三十五年，但是汉族的人口却还是多达了十二亿多，仍然占十三亿三千九百七十二万四千八百五十二这个我国人口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一点五一(二○一一年四月二十八日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这个情况看，乾隆年间我国那三亿多的人口，也依然会是汉族人口占其中的绝大多数。如此庞大的人口规模，汉民族传统的生活区域是根本容纳不下的。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欠收的年月，逃荒要饭，也就成了一些人谋生的主要方式。于是，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这种大规模的逃荒要饭现象，也就随之出现了。

　　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是当年汉族人口向外迁徙的三个主要方向。但是与走西口和下南洋不同，闯关东更是充满了凶险。闯关东的这个“闯”字，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点。

　　一六一四年满清入主中原，当这个外来政权占领了自己家乡的时候，河北、山东等地的民众，却很少象第二年的扬州、嘉定等地的人民那样进行了大规模的激烈抵抗，而绝大多数都是选择了望风归降。特别是孔子的嫡传后裔衍圣公得知满清政权的顺治皇帝于八月从盛京(今辽宁省沈阳市)动身将在九月抵达北京这一消息的时候，于是早在九月初一日就给清廷上了一份《初进表文》。在给清廷的上表中，衍圣公是极具阿谀奉承之能事。因此“承天御极，以德绥民”和“六宇共戴神君”、“八荒咸歌圣帝”、“山河与日月交辉”等毫无廉耻的字眼，充满了表文。所以满清政权入主中原后的第一代皇帝顺治皇帝，这才早在满清入主中原的第二年，就封了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然而一百多年后，当同样受满清政权所统治的孔孟故里的民众到满清政权的“龙兴之地”山海关以东的地区去谋生的时候，满清政权等候他们的，却是血淋淋的屠刀。

　　满清入主中原，几乎是阖族入关。因此满族的发祥地辽宁的东北部和吉林的东南部一代，也几乎成为了无人区。但是为了守护住自己的这块“龙兴之地”，满清政权却严禁汉族人迁徙到这里生活。为此，满清政权还专门修筑了一条一千三百多公里长的柳条边，以作为封禁的标志。对被抓获到的那些擅自进入者，不仅一律予以严惩，而且有的人还被砍下了脑袋并挂在柳条边上以警示后来者。一时间，柳条边上到处都挂着人头。正是由于当时逃荒要饭到东北地区去谋生要闯过这条柳条边，因此这才被称为了是闯关东。

　　由于沙皇俄国的不断入侵，一八六○年，黑龙江将军特普钦一年之内数次上奏，要求满清政府对东北进行解禁，于是满清政府这才允许汉族男人到东北去开垦种植。一八七八年，满清政府更是又解除了汉族妇女不得到东北去的禁令。从此，汉族人移居东北，也就合法了。因而以后的闯关东，也就不再名副其实了

　　大自然的因素尽管促进中华民族很早就进化到了农耕生产的阶段，可是上天赐给中华民族的这块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却大部分并不适合农耕生产，甚至是都不适合人类居住。长期以来，由于受道家尊重自然、顺其自然这种思想的影响，中国人很少想到要去改变自然。然而人们肚子一饿就会想到要吃饭，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于是在不想去改变自然条件以满足人们吃饭需要的情况下，那么逃荒要饭，也同样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逃荒要饭，带有明显的阶级色彩;闯关东，隐约地带有一点开疆拓土的意味。然而闯关东一词，对此，无论是从山东逃荒要饭到东北的奶奶、姥姥和姥爷，还是我所认识的和他们同时代来到东北的那些山东人，从来都没有把他们当年逃荒要饭到东北来的行为说成的闯关东，而一律称之为是“跑屁胀”。

　　我的奶奶是在大清王朝的末年跟随着太姥爷和太姥佬从山东省的曹州府，拐着一双小脚，沿途要饭，一步一步走到东北来的。我的姥爷和姥姥是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末带着我的四姥爷、五姥爷和母亲、舅舅等人，乘坐火车来到东北的。姥爷和姥姥来的时候，尽管同样是为了逃荒，但由于乘坐了火车并在离家时带了一些煎饼，所以只是在下了火车之后，才要了很短时间的饭，之后便很快安顿了下来。

　　四十多年之前，在奶奶、姥姥和姥爷都还健在的时候，我经常问他们什么要把离开家乡到东北来说成是“跑屁胀”。

　　“跑屁胀”一词在依旧说着一口纯正山东话的奶奶、姥姥和姥爷说来，不仅末尾的“胀”这个字，发音是很轻的。而且由于口音的关系，我始终没有听出来这个字到底是“胀”，还是“症”。而大字不识的奶奶、姥姥和姥爷，又根本不可能把这个字写出来。而对于“跑屁胀”或是“跑屁症”到底是什么意思，奶奶、姥姥和姥爷同样是也没有搞懂，只不过就是人云亦云。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周围邻居中与奶奶、姥姥和姥爷一样从山东来的那些爷爷奶奶们们与奶奶、姥姥和姥爷的情况差不多，不是仍旧操着一口纯正的山东话，就是大字不识，所以至今我也没有搞明白这三个字到底是“跑屁胀”，还是“跑屁症”，也更没有搞明白山东人为什么要把他们逃荒要饭到东北的行为称为是“跑屁胀”或是“跑屁症”。而直到长大后去了几次山东，看到山东那实在是太多的人口，我这才猜想“跑屁胀”可能就是说因为山东的人口实在是太多了，就好象是人的肠胃里进入了空气肚子会感到鼓胀，而只有把肚子里的空气作为屁放掉，人们才会感到舒服一样，只有将人口迁徙一部分出去，剩下的人才能活下去。否则的话，大家就只有一同饿死。我姥姥家的情况，就是如此。

　　我姥姥一家逃荒到东北来的时候，不仅姥爷的父母还都健在，而且由于家里的五个兄弟，有四个都娶妻生子了，所以全家的人口已经多达了二十多。而二十多人指靠那八亩多的耕地，那是无论如何也活不下去的。由于实在是活不下去了，于是一家人商定只好象种地间苗那样，哥五个有两人留在家里，而另三个，则外出去逃荒。姥爷在家排行第二，因为长兄对于非常讲究孝道的山东人来说，是要留在家里奉养老人并守着祖宗坟墓的。于是全家商定的结果，只好是作为二哥的姥爷领着两个还有点“闯楞劲”的弟弟外出去逃荒了。就这样，外祖父便领着刚成家的四弟一家和还未成家的五弟外出去逃荒。而当年山东人逃荒的去向，基本上就是东北。

　　从奶奶、姥姥和姥爷以及周围邻居中与奶奶、姥姥和姥爷一样从山东来的那些爷爷奶奶们们的叙说中，我猜想闯关东一词一定是性喜意淫的孔孟之徒们意淫出来的。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的民族，却由于无能力去开辟出足够容纳自己生存的空间，因而不得不去闯关东、下南洋、走西口。这样的行为，说起来总是脸上无光。逃荒要饭，充分体现的是生存的艰辛。而闯关东，怎么说也还带有一点开疆拓土的意味。但是所谓的闯关东，实际上就是沿途要饭乞讨这样的去逃荒。而要饭乞讨，就不仅不得不好话说尽，而且还更是得求爷爷告奶奶地百般哀求。所以所谓的“闯关东精神”，实际上就是逃荒路上的那种不得不为之的死求百赖的精神。只是由于那时的逃荒要饭不仅没有大队书记给开具的“逃荒证”，而且逃到关东的那些人被官府抓到后，还极有可能要受到严厉的制裁。所以他们的逃荒要饭行为，也就由于没有大队书记给开具的“逃荒证”这把“尚方宝剑”，从而也就不能象口唱花鼓戏地去逃荒要饭那样的优哉游哉了，因而只能是谓之“闯”。可是一些连对侵略者的入侵都不敢、甚至是可能都没想到过要进行反抗的农民的后裔，怎么可能会有什么“闯”字精神。

　　逃荒要饭，在我国汉族民众传统生活的某些地区，是那里的人们渡过灾荒的主要谋生手段。由于历史悠久并形成了习惯，因此还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要饭方式。这其中最为奇特并且都够得上是行为艺术了的，那就当属安徽凤阳的人们唱着花鼓戏去要饭的这种方式了。由于唱着花鼓戏去要饭远比土里刨食吃要省时省力，因此久而久之，这类人也就养成了奸懒馋滑加善于投机和极度自私的生活习性。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的第二集中，上演了这样一出情景：安徽省凤阳县梨园大队的农民宋学友一家不仅要一路唱着花鼓戏到北京去要饭，而且生产大队还给给他出具了一张写着“宋学友一家因经济困难，外出求援，请予帮助”这样内容的介绍信。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我国目前的在任总理李克强就曾经给予了充分的证实。在二○一四年的“两会”召开期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回忆起自己在安徽凤阳县上山下乡时，说自己在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期间，就曾经拿着大队的公章亲自给本大队的妇女儿童开过“逃春荒”的证明。

　　二○一四年，是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一百一十周年，为纪念邓小平的周年，有关部门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拍摄了一部名曰《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的电视连续剧并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集中播放。《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由于真实地再现了当年的历史，从而有力地批驳了那些汉奸文人和反党叛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分子们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污蔑。

　　毛泽东逝世后不久，那些汉奸文人和反党叛国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分子们就开始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时代的污蔑，内容之一，就是毛泽东时代用城乡二元制和粮票等票证制度，把农民死死地禁锢在了土地上。然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和李克强总理的亲身经历，却无情地戳穿了他们的无耻谰言。在毛泽东的时代，农民不仅可以自由地离开土地，而且外出要饭时，由于还能够领到大队党支部书记给开具的“逃荒证”这样的“尚方宝剑”，因此不仅也就免除了当年闯关东那样的凶险，而且还更是可以口唱花鼓戏这样的优哉游哉。

　　毛泽东时代为了保证每个人、特别是为了保证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工人和农民的基本经济生活，于是这才实行了粮票等票证制度。而凤阳小岗村的人却凭借着他们的聪明，却不仅可以吃饭都不要票，而且还更不要钱。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刚一播出，便受到了许多人批驳。有些人为了批驳该剧严重篡改、伪造了历史，还特意查找出了当年的气象资料，以证明在粉碎四人帮的那天，北京市根本就没有下雨。其实，这种批驳都是不对。自古以来，凡是月黑风高夜，便是杀人放火天。在那段举国皆哀，山河同悲的日子里，华国锋等人就是在血雨交加的暗夜之中，才完成了粉碎四人帮的策划和行动。

　　当历史前行到了毛泽东的时代之后，中国的人口不仅已经比大清朝时多得多，而且除了喜马拉雅山和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外，已经再也没有了可供汉族人大规模逃荒要饭的去处。而为了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并发展强盛我们中华民族，于是毛泽东就只能号召中国人民要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改造山河，改变家乡的面貌。可是要改造山河，要改变家乡的面貌，那就只有象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里江水英所唱的《人换思想地换装》那样，首先就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而要改变人们的思想，如果对于一个人来说，那么首先就要同旧的传统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如果对于中华民族这一整体来说，那么必须就要改造传统的文化并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因此通过《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连续剧，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毛泽东时代为什么要“移风易俗，改造中国”和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闯关东精神”据说是二○一五年四月十日召开的东北三省经济形势座谈会上，为了鼓励东北的干部群众把东北地区的经济搞上去，这才提出来并号召今天的东北人民要重拾“闯关东精神”的。的确，不只是经济工作，就是做好任何的工作，同样都离不开精神的引导。在毛泽东的时代，东北人民正是凭着强大的精神力量，才把东北地区建设成了“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从而使东北被誉为是“共和国的长子”。然而当时鼓舞东北人民产生了强大精神力量的，却绝不是什么死求百赖的“闯关东精神”，而是勤俭建国这样的孟泰精神，是“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这样的铁人精神，是爱憎分明、奋不顾身、公而忘私、言行一致这样的雷锋精神，是“两参一改三结合”这样的主鞍钢宪法精神，是“三老四严四个一样”这样的大庆精神，是为了捍卫祖国的利益和民族的尊严而敢打第一枪的“生命不息，冲锋不止”这样的珍宝岛精神，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宁可舍弃自己的利益并敢于对不合理的旧体制和旧习惯说不这样的反潮流精神。死求百赖的“闯关东精神”，绝不可能引领我们这个民族走向纯洁、走向崇高、走向复兴、走向未来。

　　当年死求百赖地“闯关东”，由于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未来的落脚点到底在哪里，所以实际上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此所谓的“闯关东精神”，其实与“摸着石头过河”的理论，就是一脉相承的。当年，一个人、一个家庭、一群人在自己的国土上去闯关东，尽管蒙受了一点屈辱，虽然承受了一些痛苦，但终究还能大部分生存下去。而今在国际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残酷的情况下，中华民族如果仅凭“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引领，那无疑就是在自寻死路。而就是由于“摸着石头过河”理论的引领，因此当今的中国这才会有人死不要脸地想去给美国人“当小三”、“做二奶”，才要遵守美国制定的国际规则，才会接受钓鱼岛日本被占领和南海被东南亚诸国瓜分这样的现实。

　　改革开放之后，由于“猫论”、“摸论”和“不争论”的盛行，从而导致人们信仰丧失并进而引发普遍的严重贪污腐败，于是这才造成了东北地区的经济下滑。因此，若想搞好东北的经济工作，若想捍卫中华民族，若想振兴中华民族，那就只有批臭“猫”、“摸”、“争”，全民再启蒙。崇信毛泽东，再铸国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