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精英与中国

仇富、精英与中国

――兼答“都市山林”　

在搜狐博客中发《从模式看中美关系的走向》文，有段：

“中国社会的构架仍然是官僚体制，社会生活是窒息性的，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爱是相当有限的，在一些层面上是极其虚伪的，这一点导致了现代中国社会充满了仇恨――是精英对社会大众的凌驾，是社会大众对精英的愤恨。”

博友“都市山林”质疑：

“社会大众对精英有愤恨情绪吗？普通国人既不仇富，也不恨精英——国人愤恨的是不公平，是腐败，是贪渎！笔者对于先生的诸多观点十分赞同，但对于上述观点，还望先生说得明白些：这些“精英”指的是什么人？社会大众为什么愤恨这些“精英”？”

文章的核心主题是从孟德斯鸠自然法的三项基本内容“希望和平、谋生和社会生活”的角度，分析中、美社会不同的特性，希冀中美的相互促进，其中的比较具有相对性。而“都市山林”提出的是“富”人和“精英”的问题，不过，这一个问题倒也是笔者思考过和正在思考的问题，于是有了讨论的兴趣。

为此复了一帖，转眼就不见了。最近管理人员老删我的帖，实在是无可奈何事情。其实去年资本家张茵在政协破门而出后，笔者意识到了中国富者已经瞄上政治权力了，虽然之后的金融危机遏制了这一潮流，但是区区一篇帖子，删你又何妨？

请在这里看不到我的帖子的博友在google上搜索“壶公评论”。笔者发在博客的文章仅仅只是一些随感录，发后自己也常常忘记了，所以在不同的网络上建博客保存，其中考虑到网管们删帖的嗜好，这也是弱者的生存方式。

一、关于仇富：

笔者曾经在《论法国大革命》文中有一节《仇官、仇富论的社会意义》，从古今中外的事例证明仇官仇富是社会的自然心态。如果“普通国人既不仇富，也不恨精英”，说明这个社会的文化出了问题，例如印度文化即不仇官也不仇富，在现代中国的“精英”们看来是滿好的，但是中国近代的一些思想家如张之洞、梁潄溟等早已经谆谆告戒国人，千万不能引进印度文化，因为印度教文化是征服者强加于人民的奴役文化，印度文化之下的社会麻木、无耻，人性泯灭。

人类社会数千年，形成四大文明，除了印度文化之外，都是仇富的：

其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就是原罪，个人获得财富，除了自己生活需求之外，就应该代替上帝施舍于穷人。更彻底或更虔诚的是，财富属于上帝，私人的占有就是罪恶；

其二，伊斯兰教的教义同样主张财富属于真主，应该普施于社会大众，因此许多阿拉伯国家认为自己实行的才是社会主义；　

其三、主导中国传统社会的是孔子的学说，孔子在《礼运》中很明确地提出“天下为公”的主张，近代思想家康有为续其说而述《大同论》，现代中国之父孙中山一生大书“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数十幅。从“天下为公”导出的共富区别于私富，邓小平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说的也是共富，与毛泽东主张的区别仅仅只是方法论上的区别。

笔者读孔子书而感彻心腑，故作《心路――读“岳阳楼记”》，许多读者因此与笔者相识，相信该文对社会有良性的影响。

二、关于“精英”：

笔者在《墨子情怀》谈到墨子的兼爱――建立一个平等、博爱的社会。也因此谴责现代“精英”的主张如制造等级、扩大差别、欺压工农。认为“贪官污吏和自由派精英从二方面恶化社会的诚信、国家的正义和人类的道德。”该文发于05年初，大约与最近出事的通化钢铁公司最初被精英们出卖的时间相同，而在其时笔者也感受到凛冽的寒意，故有感而发，虽然花了不少时间。

其文曰：

“现代的官儒们则自视为精英分子，在他们看来民众只是任凭他们宰割的弱势群体，于是有了“下岗”、“欠薪”、“民工”、“40-50”等等名堂。精英分子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其原因应该是：现代中国承认了市场机制和竞争意识，却忘记了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于是前者得以在无约束的情况下胡作非为。”

笔者写到：

幸亏，与这些精英主义相对立的平民主义自古有之，历代也不乏传人。最起码还可以举出较有声望的一些名人。例如，梁启超挺身疾呼：“只可惜我们做子孙的没出息，把祖宗遗下的无价之宝，埋在地窖里两千年……”；胡适则著作《先秦名学史》，称《墨子》是“真正有价值的唯一著作”，“是伟大的科学家、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是一种高度发展的科学的方法的创始人”；而人民领袖毛泽东和“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则明确认定墨子是“人民思想家”。

因此，笔者写到：

“壶公评论曰：一个和谐的社会是一个相互制衡的社会，以兼爱(平等、愽爱)的价值体系为现代社会提供的是一个基本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我们所作的一切是否有利于人民，人民至上。”

这篇文章感动了许多网友。就笔者而言，没有一份真诚，尤其是没有那种特定的环境予笔者特定的感受，是写不出该文的。相信该文能够为中国的墨子研究增色。笔者真诚地相信，我们的社会不要盲目地相信一些“精英”的谬论，以强国为名义做出伤害工人根本利益的事情。

“精英”概念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产物，这一点可以从古代一些经典中读到。

所谓“精”：

《说文》：精，择也。《论语》：食不厌精。

春秋时期的大政治家管子认为所谓为“精”有三方面的特性：

其一，“精”是正气的发生，《管子》曰：精也者,气之精者也,气道乃生；

其二，“精”是无形的，却存在于事物的方方面面，它表现为态度，《管子》曰：瑕适皆见,精也；

其三，“精”立足于诚与专，《管子》故曰：中不精者心不治。

对于其三，管子之前的老子也说得十分明确：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荀子则谴责“精”的沉沦：术顺墨而精杂汙,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荀子·修身》）

所谓“英”：

本义：花。屈原曰：秋菊之落英（《离骚》）；陶渊明曰：落英缤纷（《桃花源记》）。

本来对于“英”的评价并不高，如《说文》曰“英,草荣而不实者。”也就是华而不实者；而《管子》曰：“毋夭英”，将草木之初生谓之英，无非幼稚。

后来以“英”喻人，“英”字才有了身份。孔子说：德过千人曰英（《礼记－辨名记》）。荀子在《正论》中说：尧、舜者,天下之英也；《淮南子》说：智过万人者谓之英。虽然《淮南子》重智，但是就其道家性质而言，对于智并不看重。但是孔子、荀子都是以“德”作为评论“英”的标准。

但是，当把“精”与“英”组合成“精英”的时候，“精英”即“精华”，是指事物之最精粹、最美好者，但是不是用来形容人的。

例如晋道人葛洪说：“漱流霞之澄液，茹八石之精英。”（《抱朴子·嘉遁》）唐诗人杜牧说：“燕赵之收藏，韩魏之经营，齐楚之精英，几世几年，摽掠其人，倚叠如山。”（《阿房宫赋》），说的都是珍奇宝物；

而宋诗文大家苏轼写到：“如贄之论，开卷了然，聚古今之精英，实治乱之龟鑑。”（《乞校正奏议札子》）；近代文豪鲁迅说：“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伪自由书·再谈保留》），说的是精彩文章。

“精英”一词是舶来品，出于17世纪的法国，指的是由上层建筑中精选出来的少数优秀人物。获得夏威夷大学经济学博士的汪丁丁教授接受“精英”一词，但是他认为：“在中国转型期社会里，精英的内在品质不仅被弱化，甚至比平均品质还要低劣。”有点荀子“术顺墨而精杂汙”的意思。

汪丁丁认为，精英是外在的“身份”，精英意识则是内在的“品质”。关于精英的身份，他其实订得很低，据说只要受到“普遍尊重的社会学特征——财富、权势、名望。”也就是说，只要是富人或者是官僚政客都可以是精英。当然这里的“普遍尊重”是说不清楚的，掌握了话语权，多少“普遍尊重”都可以轻易取得

但是他认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恰好就是这样的非稳态社会，在这里，精英的内在品质不仅被弱化，甚至比平均品质还要低劣。”大约是指责很多所谓的精英其实不做好事，这是事实，在现在看来是越来越普遍的事实，无论是在文艺、经济等等方面。

汪丁丁为界定了“精英意识”内涵的两特征的合取式：

⑴对重要性的感受能力，也就是对具有重要意义的公共问题的敏感性；

⑵在足够广泛的公共领域揭示出被感受到的重要性时必须具备的表达能力和道德勇气。

即使以此二特征论之，找精英难。例如茅于轼有表达能力，到处夸夸其谈，可是没有道德勇气，几乎是在胡说八道；雷锋道德品质高尚，可是翻遍他的日记，他从来不说自己是精英。

其实，现代中国和茅于轼一样拿着美元或想拿美元祸国殃民的精英太多了；而如同雷锋式的人物又从来只把自己当成老百姓。

09年7月11日，是季羡林、任继愈仙逝的日子，笔者刚好在读《费孝通先生访谈录》。读到“像冯友兰、金岳霖等人都承认思想非变不行。而且认为是原罪论，这个是历史给我们的，我们逃不出去的，非得把它承担下来。” 冯友兰、金岳霖、费孝通或是季羡林、任继愈，都是学术上成绩卓著的学者。近代中国学术所重，莫过于关于中、西文化融合的探讨，从魏源、林则徐到季羡林、任继愈都在自己的人生中付出巨大的努力，但是在他们临终之际无不有一份面对社会的自责。他们没有一个人认为自己是精英，他们只是从责任的角度看待自己。感动之余，笔者随笔写下了《缅怀一个应该逝去和正在逝去的时代》，笔余不免指责了现代自以为是“精英”却庸俗得可以的学者们。

所以笔者以为，汪丁丁的“精英意识”特征中应该加上担当民族甚至人类大义的责任意识。当学者们的目光只是盯着美元或者是资本家手中的人民币，他们的行为自然只能“精杂汙”，又何必糟蹋了“精英”一词呢？

精英是罕有的，笔者赞成庄子的"鲁少儒。"论。在读《庄子·田子方第二十一》不觉得大笑，故作《庄子的精英观》，写到：

庄子曰："鲁少儒。"

庄子慢条斯理地说道：

"大王你听我说。首先，自称儒者的人。。。就应该知天时，如果不知天时戴什么儒冠？"

庄子再说：                    

"大王你听我说。穿着规规矩矩的丝绸鞋子的人，要具备二方面的基本知识。其一，能够知道自律和他律。其二，能够知道风俗人情、地理物事。

庄子又说：

"大王你听我说。那些身上垂着官印、玉玦的人，即然出将入相，或是议员代表，就应该能够为国家和民众办事，而不是敷衍塞责。如果他们只能够鹦鹉学舌，养着他们又有什么用？"

庄子深深地叹了口气：

 "大王啊。真正有学问的人是懂得道理的，但是不见得穿得上西装革履；那些宝马奔驰的拥有者耀武扬威，却不见得明白道理。大王啊。你要是不信我的话，你就发表一个公告：如果不懂得道理的人自称精英、学者立斩不赦。"

很有意思的是鲁哀公果然发了这么一个公告，并且张贴了五天。更有意思的是，整个鲁国没有人敢穿儒服了，那些在电视上自称精英、学者者流也销声匿迹了，整个社会一下了和谐得多了。。。。

《庄子的精英观》也得到许多朋友的赞成。庄子喜欢嘲弄精英们，例如化作渔父，在屈原投江之前，漫不经心地说了一通。如果屈原是现代意义上的“精英”，大约会猛然“醒悟”，写情诗还是发散文，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可惜屈原是真精英，投江了。只是多少个端午过去了，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象他一样的精英。

结束语：

私富、精英有着内在、必然的联系，例如上世纪西方社会的极右翼有一个理论，20%的人创造80%的财富，而80%的人只能创造20%的财富。后者是社会的负担，是垃圾。这种理论在中国，无论在精英鼓吹的理论中还是私富者巧取豪夺的实践中，都有许许多多鲜活的事例。

私富、精英存在的导向只能是激发社会的仇恨，导引社会的自焚。它的证明不仅仅来自现实，也来自历史，中国传统社会多次的兴衰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私富和精英的土地兼并、和坤式的财富掠夺，最后社会人心皆怨，人心涣散，社会崩溃。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记》记述的就是这样的场面。

因为灾荒贫困和官僚政客的劫掠，明末社会出现社会广泛的贫困，甚至出现易子而食的惨状。在贫困中煎熬的农民起义军，在胜利之后迫不急待地拷炼官僚以获取财富。应该说，社会大众的极度贫困和起义军获取财富的迫不急待是相互相成的，郭老对防腐的警醒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在逻辑和史实的选用上存在问题。

明末社会是一个颠倒的社会，当其时的中国处于一个十分富裕的白银时代，以茶叶与丝绸进行的对外贸易为中国带来巨量的财富，但是这些财富即不能解社会大众贫困之倒悬，甚至不能为朝廷提供治乱御外之财源。财富为私富者和精英们所有，巨量的白银成了私富者和精英们的窑藏。明亡后，其中一小部分财富为农民起义军所得，而更大部份的财富却成为私富者和精英们效忠满清的谳金。

私富与精英的放纵岂是一句“不仁”可以喻之？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场景，难道现代中国人还想重复吗？

私富、精英是功利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体现，是人性恶的一类表达。在目前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私富、精英与腐败与贪渎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联系就本质而言，不是人为的，而是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一类自然现象。

如果说上世纪末的拉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走向新自由主义式市场化的过程，是一个私富、精英大解放的过程，也是一个纵恶的过程，而中国同样走在这一条道路上，区别的仅仅是中国是官僚体制之下有一个对过程的掌控。由于私富与精英获得暴利的过程并非完全来自并不完全开放的市场，而必须赢得官僚政客的首肯，正因此中国官僚政客的道德品质受到一次残酷的考验，人所共知的赖昌鑫案就是这一方面的实例。

社会的演变符合逻辑，拉美和俄罗斯的急变导致了猛回头。其实现在的拉美和俄罗斯并没有理由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新自由主义经济的主张上，而应该检讨的是他们对恶的放纵。

社会的演变的逻辑同样体现在中国身上，这种渐进式的改变为中国提供了发展的稳定，但是也很容易为其内在的恶提供合理的论证。改良性的演变必须有理性的修复，这种修复就是对于恶的制约。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拉美和俄罗斯画的是小圆圈，而中国正在画的不过是个大圆圈――重蹈历史上的兴亡周期。

对于社会的演变，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过程的合理性，也就是它的自然属性。我们所反对的是私富与精英作为一个层面在实物与意识上的固化。固化是不可能的，人类社会是演变的，可能有限度地容忍私富与精英，但是不可能容忍特权的固化，正如前面谈到的影响人类数千年的三大文明，它们反映了人类社会的本质，这一本质根本不可能容忍恶的固化。

现代的“反仇富”论与“精英”论是一种特权意识的固化，它的出现是在警告我们文化存在的重要缺陷还没有弥补。孟子曰：“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这里的“斩”主要的是结束的意思，精英意识的固化是中国兴亡周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壶公评论写于09－07－28　于麒麟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