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与洋务派的“思想解放”

鸦片战争开始把中国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并成为其附庸。在这个高速旋转的涡流中，国家民族之命运逐渐失控，越来越变得身不由己。屈辱的日子开始易，结束难。19世纪 60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统治集团中的开明派提出“自强”的口号，掀起一场改革开放运动——洋务运动。

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从睡梦中惊醒，开始放眼看世界，寻求强国御侮之道。于是，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一场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一场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的运动和变法开始拉开序幕。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国的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商品倾销市场，使中国的关税权受到严重的制约。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许多港口被迫开放。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到20世纪末，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过渡到帝国主义。为了满足本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帝国主义国家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方式也由原先的商品输出为主转变为以资本输出为主、商品输出为辅了。从此中国与外国之间的民族矛盾大大加深。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为了挽救清政府统治危机，一场向西方学习器物的洋务运动顺势而生。这场运动的主要思想是“中体西用”。从根本目的上讲，中国早期的近代化带有明显的封建性，洋务运动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体西用就是以中国封建伦理纲常所维护的统治秩序为主体，用西方的近代工业和技术为辅助，并以前者来支配后者，后者辅佐前者。这种思想可以追溯到林则徐和魏源“师夷长技”的主张，而最先对此作出比较系统理论说明的是早期的改良主义者冯桂芬，冯桂芬论述了学习西方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可能性，并就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问题发表了原则性的意见，“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这个意见成为30年洋务运动的纲领，它后来被概括成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种简明的说法。这个纲领在政治上企图以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来巩固衰老的封建制度，在文化上企图以西方近代科技思想来弥补儒术的不足。所谓西技就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工艺技术。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洋务派兴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与之相联系，文化领域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就是大量引进西方科技知识，形成中国近代第一次介绍西学的高潮。继1861年冯桂芬最早提出了“中体西用”的想法之后，改良派的代表人物薛福成、郑观应等人都进一步论述了这一主张。冯桂芬“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之论，薛福成“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筹详刍议·变法》）之言，郑观应“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炮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篱？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所谓大本末而后可。以西学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各国最重格致之学，英国格致会颇，获益甚大，讲求格致新法者约十万人。语言文字其末也。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盛世危言·西学》）之思，可以看作是“中体西用”思想的起源。此后，张之洞又使“中体西用”思想具体化：“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劝学篇》是张之洞的代表作，它集中地体现了张之洞的思想方法，完整地表达了张之洞的理论纲领和施政要略，既是张之洞前几十年事业的概括和总结，也是他后十年事业的规划和蓝图。一言以蔽之，洋务派认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是：中学为根本，西学是用来辅助中学、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的。洋务运动所创建的新式企业，具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但其管理却是封建衙门式的。虽然洋务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但他们的一些主张却带有明显的进步性，洋务运动时期兴办的近代企业，建立的当时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南洋、北洋水师，对抵御外国也起到一定的作用；创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通过所掌握的国家力量集中优先发展军事工业，在客观上对中国早期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促进作用。为了培养通晓洋务的人才，开办新式学堂，派出最早的官派留学生，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始。所以，洋务运动期间的一些措施对当时清政府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洋务运动发生在19世纪60—90年代，其领导阶级是洋务派，即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些开明官员。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由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渐失去各方面的主权。经济上，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已经受到冲击，并逐步瓦解，中国被卷入到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此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出现。洋务运动是一批开明的封建官僚士大夫倡导发动的以向西方学习、谋求富国强兵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开放运动，也是中国的早期近代化运动。然而，它又是由封建官僚倡导的一场停留在经济层面上的改革开放运动，这种改革开放不仅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干扰，也受到了清廷中央权力的制约。 洋务运动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其一，近代工业在技术上要依赖外国侵略者，侵略者不会把好的尖端的技术传授给中国技术人员和工人。这说明西方列强并不希望中国富强，它们不会让中国掌握真正的先进技术。丧失原则，乞求外国的先进技术，无异于与虎谋皮。其二，企业行政管理的腐败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又一原因。具体表现在：企业的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受到封建政府的控制；封建统治者对企业的掠夺；具体办洋务的人利用职务中饱私囊。造成的结果是：官方资本缺乏，商股裹足不前。这说明，在这个社会腐败的大染缸中，任何管理无不打上腐败的烙印。其三，洋务运动企图靠单纯引西方的先进技术和设备，而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就让国家富强起来，这是导致洋务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

西方科技文化的引进和传播，冲击和动摇了术儒文化的传统价值取向和思维习惯，有助于近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化的起点，但是由于其指导思想的种种局限，并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使命，为中国近代史上又添上了遗憾的一笔。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19世纪中期，中国先后出现了无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中国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比较广大，并且具有坚定的革命性——面对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中国无产阶级开始在苦难中昂首前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则具有革命性和软弱性的双重特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必须在革命高歌中前进，又必须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达成妥协，甚至会异化为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历史远去矣，常为后人泣。轰轰烈烈的中兴之梦依然未圆，也不可能圆。近代，被旧史学艳称的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张之洞之流也都没有使苟延残喘的清王朝免于灭亡，因而也从未出现过所谓的“中兴”。

动辄与国际接轨的崇洋式管理，事实上已经被使中国进一步积贫积弱的“洋务运动”和“变法维新”之类的“思想解放”划上了句号。但是，今天，还是在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崇洋式管理的腐尸还不时发出阵阵恶臭，值得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