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毒食品、传统文化与反思

二00八年第十二期《书屋》杂志开篇刊出了邓晓芒先生的大文《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统观全文，邓先生以中国有毒食品的泛滥为由头，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有着传统文化影响的深层次原因，故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副作用进行了深刻反思；使我深受启发，邓先生忧国忧民的情怀让晚生实感钦佩；然，细嚼慢咽这篇文章，则让我生出了许多与邓先生观点不同的感喟，如哽在喉，不吐不快。　　

一、先说逻辑　　

开篇邓先生就指出：“为什么全球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国家都经历了困苦和磨难，却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卷入了几乎是全民造假的漩涡，一直造到广大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各个方面？” 接着他又讲道，“只需简单的逻辑归纳就可以看出，在同等情况下使一件事情与其他事情不同的肯定是这件事自身固有的某些特点。”那么“这件事自身固有的某些特点”是个什么东东呢？照邓先生的意思，说白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有毒食品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有问题。而这一判断，先不谈事情本身，即使在逻辑上也是无法成立的。　　

虽然邓先生讲出了许多“弯弯绕”，但那意思，也是这篇文章的立论基点之一，就是认为有毒食品的产生是中国特有的事情。“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卷入了几乎是全民造假的漩涡”，从而为其推导我们传统文化及“心理模式”存在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也就是说，“有毒食品”是打着“中国”烙印的。但这个说法是否经得起推敲，我是怀疑的。因为据笔者所知，现有存在有毒食品的国家不在少数；特别是一些受着“西方普世价值”熏染的所谓西方主流国家里有毒食品问题亦相当严重——“转基因大豆”算不算“有毒食品”？在食品中添加工业添加剂以牟利（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其实最早也是发源于美国）的作法其实也是从西方国家传过来的；更不用说前些年闹得沸沸扬扬的“疯牛病”了，而这些都是有事证的(网载：近年来，全球范围内食品安全事件屡有发生，像欧洲疯牛病、日本“不二家”使用过期原料制作糕点、美国菠菜细菌污染等。正如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指出的那样，食品安全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并非一个国家所独有，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都面临加强食品安全的问题。世卫组织每月就要收到200多份来自其成员国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报告)；如果按照邓先生的一大套“理论”推理开来，这些国家之所以出现“有毒食品”问题岂不也是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毒”？　　

另外，说中国是一个“全民造假”的国度，也是站不住脚的。这个道理，是拿特殊当一般；拿个案当普遍，我想请问邓先生，难道你的邻居在造假，你的亲戚在造假，是不是就能推理出你自已也在造假的结论呢？　　

最后，虽然邓先生在文前坦承了“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众多的国家都经历了困苦和磨难”，但话音未落，却将重心落在了“中国”，意思是说还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么充满了丑陋。至于是不是“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我想，只要我们翻翻历史，看一看西方国家资本原始阶段那些丑恶不堪的“造假史”，就可以得出结论。　　

二、次说方法　　

“诛心”是邓先生讨伐传统的一个关键词，即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讲求内心自省、慎独的功能和特点。因为人的“内心”是很玄的东西，“看不见摸不着”，无法用物质手段来检测，故而，在邓先生看来，这是一种虚伪。说这是区别于西方建立在实证基础上的哲学体系的特点之一是可以的，但我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特质居然也和“有毒食品”扯上了关系。因为在邓先生看来，由于“诛心”无法度量，故而实际上是“逼着人去反省”，这样的推理也实在太牵强了，牵强得让人匪夷所思。又及诸如“在这两种情况下（无人知道，或人人都这样做），中国人做任何事通常都不会问心有愧，反而理直气壮”的提法，实在太强词夺理了。一曰“中国人”，我感到很不舒服，因为我好歹也算是个“中国人”。二曰“做任何事”，我感到很不舒服，不是这样啊，我在做“无人知道，或人人都这样做”的事情的时候，也会有愧意啊；这也太绝对和随意了。　　

就邓先生批评“诛心”这种“中国传统文化”现象这里暂且不论，我感到，邓先生说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诛心”的模式，但其实邓先生满篇的议论倒真的都是“诛心之论”。“所谓诛心法，就是不根据事实，而是妖魔化其用心，栽赃其动机，认为‘其心可诛’，然后罗织罪名……都是先诬你有坏心思，然后猛批”（见《随笔》2009年第4期第134页李乔文章《读史鳞爪》）。我个人认为，仅就《对有毒食品泛滥的文化反思》一文而言，是不差的。　　

你看，先虚拟出一个站不住脚的假设“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卷入了几乎是全民造假的漩涡”，然后，再为这个虚拟的话题寻找证据，先说中国文化虽然勇于自省，讲求自我境界的内在提升，但邓先生据此就认为因为这个东西无法“验证”，故而说明中国人的“人性”有问题；接着又说，中国传统文化讲求以家庭血缘亲情关系为核心的“仁爱”和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或者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为核心的道德标准，但实际上又有着因层次、范围不同而有所差别，即“爱有等差”；又推出，中国人由此建立起了以维护“家庭”利益为中心的“潜规则”，将维护“小集体”利益，不顾社会道义（因为，在邓先生看来，“不欲”和“人”都是具体的，有范围的，而非“普世”的）作为道德准则；那么中国毒食品之所以成为全行业潜规则，就是因为这种伦理规范做后盾。所以，“是亲人熟人就不坑害，是陌生人就无所顾忌。”（当然这个推导过程实在太牵强了。且不说按照正常的逻辑推理无法在前提与结论之间达成一致，就说按常理讲，人并不总是按照明示的伦理规范行动的，你不能说西方人就不会“爱亲人胜过爱生人”，因为这确实是人类的自然情感）；最后，则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生长出了一整套的“江湖话语”，即以“小圈子”利益为道德基准，以维护“小圈子”利益为“潜规则”，只要“小圈子”利益不受损，则“中国人”就认为是“有道德”的。老实讲，这最后的第四部分是最让我感到莫明其妙的，因为“江湖话语”既非中国所独有，且无法用来解释“以补偿由于不公平竞争而导致的亏损”这样的市场行为，看着看着，竟然莫名地想笑，心想，这人怎么能糊涂到这种地步哦；且还是这样一本正经的犯傻呢？　　

满纸都是诛心之论，即以已之心来度他人之腹。又如“当我们陶醉于中国文化字面上的那些冠冕堂皇的词句，以为这就代表着我们逝去了的美好的黄金时代，并企图唤回这些亡灵以拯救今天堕落了的世道人心时，我们无形之中已经中了传统文化心理模式的毒”；这是什么话？“空对空”吗？以虚对虚吗？　　

三、再说传统文化　　

现在终于回到正题上来了。我们讲有毒食品泛滥，其背后动因肯定是资本的增值冲动，即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因为追求这一点，是商品生产的全部动因。其实邓先生文首也说了，根源无非就是“拜金主义和物欲横流”嘛。如果非要和“传统文化”扯上关系，邓先生所依据的三张牌，即“传统文化虚伪论”、“传统文化讲求‘小集体’利益论”、“传统文化是江湖话语体系论”（虽然这三张牌上都做有邓氏的“暗记”）固然可以用来解释产生现今之有毒食品的“文化动因”的万一，但倘若用这三张牌来证明只有中国才能产生出有毒食品，中国是个全民造假的国家，那则悖谬得太远了。　　

相反，我个人认为，抛开邓先生的那些“诛心之论”不算，其实我们传统中的上述因素，即讲求自省（“吾日三省吾身”嘛），讲求仁爱，讲求个人与社会的统一其实都是中国在推进市场化进程中所缺失了的，说“礼崩乐坏”并不为过。我们其实不应当讲是这些传统文化带给了我们有毒食品，而应当看到，恰恰是这些我们值得骄傲的传统文化的缺失，造成了有毒食品的大行其道/这是在我与邓先生在立论上的根本分歧所在。　　

试想，如果企业或者资本家能够有着起码的自省精神，有着起码的内心修炼“极尽天理，而无一毫人欲之私”的话；有着“人之四端”（孟子讲人有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有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修养，那么，有毒食品会不会大行其道呢？相反，我们看到，在所谓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的幌子之下，无法掩盖住人的私欲中对物欲的追求，无法掩盖住金钱本位的贪婪，无法掩盖住对于人性底线的恶意僭越。然而，在邓先生的文章中，我们没有看到对资本制度哪怕一丁点的“反思”。 　　

四、最后说司马昭之心　　

我感到，邓先生对于我们的传统究竟有多少言说的能力，是一个很成问题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感到，现今之学人，叹人心之不古，往往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甚至到了连常识都不要的地步了。就有毒食品的泛滥问题而言，明明是资本（我们讲是市场经济的“副作用”）惹的祸，不去问责，反归罪于传统文化。当然，我并不认为我们就不应该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深度反思；但问题的关键并不是反不反思传统文化的问题，而是有毒食品泛滥与传统文化根本没有因果关系。邓先生所抛出的这些东西说不服人嘛。的确，老实讲，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如讲究超验性，即主观唯心主义，如家国本位，如小农经济下的江湖话语体系，森罗万象、阴森恐怖，的确如酱缸般陈腐不堪，让人压抑、气闷甚至崩溃。但如果说是这些东西造成了“有毒食品”的泛滥成灾，那么打死我也不信。而且，如果我们的反思仅到了这一层面，那只能是中学生水平。我隐约感到，在邓先生的推理过程中有着以市场经济天然合理为本位的学术倾向，从而放弃了对资本追求的批判，从道义上讲，是不公平的。　　

今之论者，不从事物的本源加以解构分析，反而归罪于传统，在动机上讲（也“诛心”一下嘛）是居心叵测，在方法上讲是南辕北辙，在道义上讲是混淆是非，在效果上讲是助纣为虐。　　

综观以石家庄三鹿奶粉添加三聚氢胺等“有毒食品”事件，以事件的肇始，到对真相揭露的抵制，在整个过程中，不能说没有传统文化参与的毫末；但若将整个事件反思落脚于传统并归罪于传统，则是一种恶意。因为，它随意将“诛心”的目光投向传统文化（当然，它本身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从而放弃了对资本铁律的深层次追问。既转移了对于市场经济恶性的注意力，更让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产生一种不信任感，从而推导出只有他们提供的那个虚伪的“普世价值”才是解决和应对各种“困苦和磨难”的真谛。　　

长期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和熏染，恰恰是我们的市场经济中区别于西方世界的特点甚至是优势。因为，对比西方资本增值过程中的冷酷，我们的传统可能更“和谐”一些，更讲究“通变”一些，更“仁爱”一些。这些东西可能正是我们在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需要加以大力倡导的；但在邓先生的论说中：“所以当我们把西方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和等价交换原则引入我国的时候，‘橘逾淮北则为枳’，这些原则就受到了本土文化的严重干扰。我们无视这些原则后面的普世价值基础，和以往一样不重视个体，蔑视人权，不讲契约和法制，认为这都是西方来的糟粕，不适合中国国情”。　　

追踪到此，终于露出了尾巴——“可悲的是，我们至今没有发现中国传统道德中的这种限度和漏洞，反而把这些不道德的现象归之于传统道德的倾圯，于是更加卖力地鼓吹用‘国学’来挽救当前的道德沦丧，更加顽固地拒斥西方普世价值在中国的传播。这些做法无异于缘木求鱼、负薪救火。”　　

哦，闹了半天，原来还是那个“西方普世价值”惹的祸！什么国学呀，什么传统儒家道德呀，什么文化反思呀，都是为这个东东在鸣锣开道。乖乖！真是左手“西方普世价值”，右手“文化启蒙”和“文化批判”哪，用心良苦。邓先生喜不喜欢“普世价值”是个人的事情，但如果仅以个人的喜好，就非要把它和中国传统文化搅在一起说事，古人讲（对不起，我又抬出了“传统文化”）：“胸中不正，则眸子眊焉”,邓文可作如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