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被被日本人诬枉百多年来为何至今不得洗冤昭雪？

　　中国学者跟着洋人的指挥棒叫响“大禹是条虫”起，中华民族对自己夏代历史的解释权就被洋人夺去了。以此为突破口，他们对我们的历史肆无忌惮地进行虚化，破坏了我国数千年来的传统史学体系。至今破损的体系尚未重建，丧失的历史解释权尚未收复。仅从大禹史迹的虚实之争来看，就可知这个形势有多么复杂和严峻。

　　西方国家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到15世纪以来西方殖民帝国称霸世界的时代达到登峰造。殖民者向向全球进行殖民扩张中，为了制造“他们有权把异教徒的土地占为己有而无须顾及有关的诸土著民族”的舆论(.Stavrianos 1970)，力图以基督教为核心的西方文明和历史来取代包括中华民族在内的所有其他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用其垄断的全球所有古文明历史的解释权，把一切学者置于其要成名就必须崇信西方双重标准的规则之下，诱使各土著民族的学者来毁灭自己民族的历史，改变自己传统文化的属性。在西方的基督教传入中国几百年后仍无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局势下，作为东方最早西化国家的日本学者，最先祭起了致力于推翻本来主导东方文明的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魔道”(章太炎 1910), 为疑古思潮在中国的泛滥埋下了祸根。

　　以西方列强为师，日寇侵华也是从灭中国史开始。在日寇向中国发动甲午战争的前3年，日人那珂通世于1890年抛出全面贬损中国史的《支那通史》，其学生白鸟库吉于1908年著文大放“禹治洪水之事不合常理，属后人杜撰”厥词，并通过留日学生钱玄同等将其掀起的疑古思潮传到中国，顾颉纲随后（1923）将白氏的“尧舜禹抹杀论”发挥成“禹最早可能是铸于九鼎上的一种虫子形象”说，在中国学界如胡适所说“投下一枚炸弹”，造成疑古时尚效应至今不衰，以致新、老疑古学者一直迎合西方列强虚化、矮化、妖魔化中国古史的需要，竭力抗拒一切证实大禹史迹的考古发现和甲骨、金文记录，无理取闹到反智地步，起到了西方基督教在中国无法起到的作用。

　　如西周中期青铜器——遂公盨铭文中记录的大禹治水的事迹揭示后，他们（2019）就说“最早记载‘禹’的；就说大禹是天帝派来治水的，那么从一开始神性就很重。而且在周代之前的商代，是没有‘禹’这个字出现的。所以从王国维先生主张的‘二重证据法’来看，只能认为大禹是周人心中最古的人物。至于商朝是否有大禹的观念？夏朝是否有大禹其人？严格来说还是未知的。顾颉刚先生即认为，大禹和夏朝之间的联系是后起的。”在“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古代文献可信性”的情况下，他们不仅继续全盘否定古代文献，而且视而不见“商朝有祭祀大禹为云神”的甲骨文记录，打着王国维的旗号反对王国维强调的神话传说中的史实素地，以其惯于胡编乱造的小人之心，任意涂抹史料，戏说历史人物、歪批经典,否定大禹治水的史实及其所引起的先民记念大禹之文化传统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否定古人构造“禹”字的历史必然性和逻辑必然性，力图以继续虚化大禹来毁灭夏代历史与文化遗产，在精日分子的为其主子招魂的叫嚣中，把日本侵略者对中国发起的“灭国先灭史”的精神殖民化，在抗战胜利70多年之后还要继续下去。这就解释了：最近冒出的南京大屠杀的否定者，为何也否定中华文明五千年。

　　本来，说“禹是一条虫”之荒谬，早被鲁迅揭穿（《鲁迅全集第二卷》：理水，1935）后，其抛出者只好收回，但抛出此说赶西化时髦的这套魔道，在资本操纵的舆论市场上的行情却至今看涨，引得其追随者接踵而至、鱼贯而随，争相迎合西方胃口来虚化、矮化、丑化自己民族的历史。正是在这场竞赛中，夏朝的否定者们（2009，2019）将其手法变换到了要挟：“在没有如甲骨文这样过硬的材料出土前，不可轻易言‘夏’”、 “没有甲骨文一类当时的自证性文书资料出土，不可能解决都邑的族属和王朝归属问题。”此逆历史规律而动提出这样的反智要求，就像要在殷墟中有小篆文一类的文字才认殷代有文字一样，其荒谬透顶之程度无异于一个儿子要他父亲长得像他这样年轻才认他父亲。如此反智的夏代否定论，尽管与“禹是一条虫”招摇过市的论调不同了，但仍旧是换汤不换药——西方中心主义贯彻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

　　疑古西化魔道风行百多年来，对中国危害之严重，已迫使李学勤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就发出了“走出疑古时代”的呼吁，但迄今思想文化和学术媒体界依然笼罩在疑古的迷思之中。这是为什么？

　　是它的面目还没暴露？不！在这疑古魔道刚开始发难之时，当时流亡日本的国学大师章太炎（1910）就看出“大抵东人治汉学者，觊以尉荐外交，不求其实”，“有意贬低中国文化，为自身正名之心机“；并指出“古史辨派步日本史学界后尘，信缪作真，对自己国家的历史盲目质疑，既是破坏传统历史，动摇民族自信心的自毁城墙的“魔道”，也是 “自甘与开化落后之异族同侪，迷其本来，数典忘祖” 、“亡国灭史”的“愚妄之举”。他揭露了他们的所谓“疑古“：“疑古未尝不可，但须有疑根……今之疑古者，无所根据，遽尔相疑，斯真疑而成疾也。”在章大师的义正严辞之下，古史辨派巨头顾、胡、钱，理屈词穷只得回之以沉埋。

　　是否是某些人所说的“无疑则无当代之学问”？也不！在考古发掘材料还未得到系统研究和已发现的甲骨文字一大半没被识出的情况下，违背“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血的教训，对古代文献的可信性不加分析、不加验证地彻底否定，毫无学术或科学可言，何来“当代之学问”？作为名利双收的捷径，搞疑古既不受“不做调查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这个学术规矩的束缚，又有对这个“夏”字溯源问题的现实情况和历史情况不知底里，就可瞎说一顿的自由；既可蔑视“考古学的发现和研究反复证明了古代文献的可信性”，又可不去调查其可信性, 自有其按顾氏“模式”作文章的诀窍：“尽管顾先生本人没有质疑夏朝存在。但实际上，如果保持质疑大禹的标准，那么夏朝是同样可以接受质疑的。我们知道最早的夏朝，在《尚书》……都有记载，这些史书的原始部分大致来源于西周初年，说的夏朝是商朝之前的朝代，而周人是夏人的后代。但是在考古发现的商代文字中，同样没有“夏”字的记载”，“我当然也希望挖出甲骨啊，还最好那上面写着一个‘夏’字，但在发现之前，我的确无法下定论。”

　　这样按顾氏“模式”作文章起啥作用？这些疑古者既不信古籍对历史发展过程的记录和众多学者已发现的夏文化遗存出土的大量文字，自己又不去调查夏与商文化之间在农业、青铜器制造、宫殿建筑、天文历法和文字等领域存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就蛮横无理地把自己主观静止的历史观强加给客观存在的夏史，以人为的一个短命的没有文字且无文化主体的“最早中国”来取而代之。如此比老疑古思潮更荒谬无稽，无异于在一个家族族谱的前辈中横插不明不白的一代来灭祖欺宗，不仅否定了中国历史及文化传统的正统性与连续性，把三皇五帝时代同商代乃至整个中华传统文明史的有机整体谱系彻底断裂，并以此为突破口来全盘否定中华文明发展在世界上最持续之历史的真实性及其内在规律，来诱导青年人轻率地对待自己国家历史与文化遗产，漠视中华文化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及其教育意义；而追逐商业利益，迎合种种西化时尚的文化趣味，在不知不觉中被西方精神殖民化，正适应了西方列强抱团围剿中国“灭国先灭史”的需要。

　　是大禹的史迹还未查明？更不！顾颉纲抛出“禹是一条虫”说不久，他的同事——古文字学家丁山就考证出金文“禹”字本义为“九龙”。然而，当年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舆论和学术界，在西方资本的掌控下，指鹿为马，颠倒是非，迎合列强胃口污蔑民族英雄“禹是条虫”的谬论被棒得一夜走红；而科学实证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先民尊崇而神化为九龙的真相却被媒体雪藏。可见，资本操纵学术和媒体，只准疑古西化派放火毁灭中华文明史，不准求实学者点灯捍卫中华文明史，才致使大禹被日本人诬陷百多年来至今不得洗冤昭雪。

　　既然疑古思潮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已被中华民族复兴的大势所否定，“古史辨”原来是西方中心论的一个变种的本质已暴露（悟实 2020），那么，它为何至今风行不衰？对此，恩格斯早在140年前就做了回答。恩格斯说：“资产阶级把一切都变成商品，对历史学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的本性，它生存的条件，就是要伪造一切商品，因而也要伪造历史。伪造得最符合于资产阶级利益的历史著作，所获得的报酬也最多。”这就是疑古思潮风行不衰的原因之所在。只要资本操纵学术和媒体，以名利诱饵诱使越来越多的学者走疑古捷径，来为西方中心主义的精神殖民驯化出越来越多的自我虚化、矮化、丑化自己民族文化精华和历史的奴才；这样的奴才越多，就有越来越多的疑古学者迷入魔道。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中国特色考古学、历史学的命运，就像中医一样，是发展不起来的。

　　由此看来，日本侵华是从否定大禹造舆论开始的史实决定了：日本侵略者对大禹的诬陷能否得到洗冤昭雪，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夺取胜利后能否在文化和精神上彻底取得胜利的试金石，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在军事和经济上夺取胜利后能否在文化和精神上彻底取得胜利的试金石。能否通过这个检验，是中华民族复兴伟大事业发展必须过的一关，就望国家和全体中华同胞排除资本对学术和媒体的操纵，砸烂西方中心论双重标准的枷锁，让中国学者们从自我矮化的精神囚笼中自我解放出来,大力支持中国特色考古学和历史学发展起来自觉地接受这个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