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林韬：新自由主义为什么成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

新自由主义为什么成了自由的原教旨主义　　

此文为马林韬《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的哲学解谱》（三部曲）第三部《“余波”：西方自由主义的文化革命——对传统自由主义反思批判的思潮和学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一书第十三章的内容。　　

（一）

现代西方的政治和经济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文化哲学基础完全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

这种在“价值不涉”——即对什么是社会真理的问题存在理论表现不足，于是就干脆地不理会、不探究，也不再去争论它了——的实用哲学基础上的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一旦在现代西方（形式上仍被称为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巨大成就面前，却被不适当地上升为一种把普遍文化价值的真理和相对历史表现的形式混为一谈的绝对的社会哲学，进而又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今天采取超越一切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而强制地推行时，就往往会表现出一种“新唯理论”的独断性，并在实践的意志上表现为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即教条主义），结果就必然地同它早期的历史际遇一样，将不可避免地陷于其自身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矛盾之中。

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精英主义的社会哲学。所以，在全球化和现代化发展的今天，所谓的新自由主义一旦成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转型国家的改革指导理论，实际上往往导致这些国家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经陷于社会危机的覆辙，形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的痛苦局面，并造成多数人来承受社会变革的痛苦，而少数人充分享受社会变革的利益的不合理情形。

（二）

历史也一再地表明，新自由主义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或社会转型国家的推行和贯彻，正是导致这些国家重蹈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曾陷入的社会危机覆辙，并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贫富分化、阶级对立、社会分裂和政治动荡。

如在西亚和中东地区，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1919～1980；1941～1979在位）统治下的伊朗曾是美国最重要的战略伙伴。在巴列维国王的积极主导下，伊朗也是最早开始推行西方化和现代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但在伊朗国王巴列维领导和推动下被称为是“白色革命”的西方化改革，实际上形成的却是一种典型的权贵资本主义，不仅造成伊朗本来就很严重的贫富矛盾和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和恶化，还形成了泛滥成灾的各种贪污腐败和社会道德的颓废，因此，伊朗陷入了各种社会矛盾空前激化和反对运动日益高涨的混乱之中。在这种危机形势下，巴列维国王一会儿希望用强力压制，一会儿又在美国的压力下希望以民主让步的方式来缓和矛盾，实现政治和解，恢复社会秩序。但巴列维国王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心机，且为时已晚，他所推行的西方化改革最终引发了一场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领袖霍梅尼发起的“黑色革命”——伊斯兰革命，不仅使号称“世界第五军事强国”的巴列维王朝顷刻间就土崩瓦解了，而且巴列维国王一家也成了亡命天涯的丧家之犬，而世界各国慑于宗教极端主义的巨大压力居然都不敢收留。一年后，巴列维国王在疾病和焦虑中客死他乡，成为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霍梅尼发动和领导的反西方主义的伊斯兰革命还把矛头指向了美国，并对所有表示愿意收容国王及其家人的国家都发出了革命威胁，紧接着，一些宗教极端分子强行占领了美国驻伊朗的大使馆，扣押了全部使馆人员和家属，制造了举世震惊的所谓“人质事件”，并以“伊斯兰革命法庭”的名义，在伊朗国内开始了大规模暴烈而无序的清洗和处决活动。“人质事件”也成为令美国总统卡特最为难堪的一场政治危机。

又如，曾作为新自由主义实验区的南美各国，很快陷入了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深重的社会危机之中了，而“拉美化”甚至还一度成为人为地制造贫富分化、贪污腐败、社会不公和政治动荡等社会危机的代名词。

再如，给苏联开出“休克疗法”的激进市场改革的新自由主义药方所造成的同拉美国家如出一辙的消极社会后果也同样是殷鉴在即。

在实现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一体化这个本是不可逆转的现代化潮流中，如果不适当地把全面自由市场和全面开放的理念当作可以超越一切时空环境和现实条件而简单地一律推行的绝对真理，则一些落后国家脆弱的国民经济体系就往往会在“自由竞争”的口号下迅速地被发达国家冲垮，甚至被所谓自由的国际游资在短时间的狙击中洗劫一空（如亚洲金融危机），结果是不仅造成这些国家国民经济面临破产的危机，也会给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秩序带来长期和严重的负面影响。

所谓政治民主化的议题同样如此。那种按照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全球战略，只是把形式上的多党政治和民主选举制度移植到了一些经济社会发展都很落后，甚至还非常原始的发展中国，却完全忽视了这些国家更应该进行的是真正深刻的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本身就是民主改革的重要基础和有机构成部分——结果也往往是事与愿违，这种做法带来了种种灾难性的后果，甚至还催生了后来盛行的各种极端主义，并导致了一系列的矛盾、问题和热点冲突。　　

如20世纪的80～90年代以来，在西方的主导和培育下，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开始推行形式上的民主改革，施行普遍的自由选举。然而必须说明的一点却是，当时在许多非洲国家推行的一系列政治民主改革，完全是在这些国家的社会改革几乎没有发生或没有很好进行的情况下就兀突地推行的，结果在非洲的许多国家发生了一系列的所谓“民主暴乱”。其中最典型的就是1994年4月发生于卢旺达的那场导致近百万人惨遭杀戮的种族大屠杀。　　

卢旺达原是英国殖民地，国土约2.6万平方公里，人口300余万，主要经济是农业，国内民族中，图西族人占14%，胡图族人占85%，社会形态大多为大大小小的部族形式，历史上就长期存在着部族之间围绕生存资源争夺的尖锐矛盾和激烈冲突。1962年独立。独立前后曾发生过4次较大的部族流血冲突（除1959年的一次外，其他3次是独立后发生的）。殖民统治结束后，图西人的领袖曾被扶持为后殖民时代的统治者。但独立后，卢旺达的经济不仅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而且还由于根本没有人口控制的计划，到大屠杀发生时的1994年，人口已达到800多万人，这使得原本就很突出的土地矛盾变得越发深刻和尖锐了。　　

1990年，在卢旺达社会面临着各种复杂矛盾和尖锐冲突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按照它们全球化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以停止经济援助相要挟，迫使当时的总统接受了西方的政治改革方案，宣布将实行多党制的民主选举。在1992的选举中，占人口多数的胡图族人赢得了选举，胡图族人哈比亚利马纳成为总统，然后实行分权制，组成了由图西族人担任总理的民族联合政府。但　1994年4月6日　，却发生了哈比亚利马纳总统座机被导弹击落，卢旺达和喀麦隆两国总统及随行人员全部遇难的非常事件！　　

有人散布说这是图西族人搞的阴谋。随即，由胡图族人组成的总统卫队将图西族女总理及3名部长杀害。紧接着，胡图族中的极端分子，以总统卫队和各种民兵组织约3000多人为骨干，疯狂地开始了对图西族人的种族大屠杀。后来，大屠杀的矛头又指向了反对大屠杀的温和派胡图族人。在短短的3个月里，约100万人死于大屠杀的血泊之中，情景惨绝人寰，一时间，卢旺达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大量遇害者的尸体和残肢断臂顺河而下漂入邻国，甚至阻塞了河道。其间，有200多万卢旺达难民惊恐万分地逃往周边国家。在卢旺达的种族冲突中，还发生了约25万妇女被有计划、大规模地集体强奸的野蛮情景，刽子手们以此来作为种族复仇和清洗的手段，目的在于不仅从肉体上消灭一个种族，而且要在精神上、心理上摧毁之，并在一个种族的内部关系上制造难以消除的混乱（此前不久，地处欧洲的前南斯拉夫波黑地区的穆斯林、塞儿维亚族冲突和战争中，同样发生了塞儿维亚族士兵对穆斯林妇女进行大规模、有计划强奸的野蛮事件）。　　

后来，发生在伊拉克的情况也同样引人深思！　　

现在的伊拉克就是有古老文明的巴比伦古国，只是这个古老的文明后来衰落了。但近代以来，伊拉克又幸运地成了一个蕴藏十分丰富的石油生产国。可是，无论是在过去的王朝统治时期，还是后来萨达姆的独裁统治时期，伊拉克都没有能够很好地利用它丰厚的石油财富来进行国家的社会改革和经济发展，国内的社会形态仍然十分落后，在信奉伊斯兰教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这三大派别之下，实际上仍然存在的是大大小小的部族和酋长制的社会形式。　　

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和英国联军很快就摧毁了利用其石油财富来谋求地区霸权的萨达姆独裁政权，之后又主要是在美国的帮助下，终于在伊拉克实现了民主选举并组建了民族联合政府。　　

但民主选举的结果却令美国人感到非常失望，因为伊拉克还没有真正政党政治的社会环境，却根深蒂固地存在着宗教派别的政治纷争，所以选举的结果自然是在伊拉克人口中占多数的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的一派占了优势，而且也大体上是按照伊拉克国内所形成的伊斯兰教什叶派、库尔德人和伊斯兰教逊尼派三大派别的人口分布情况而分配政治权力的。由于不能形成共同的利益，所以国家的政治生活进程仍然很不稳定，社会生活也充满了混乱，派别和部族间的政治矛盾和利益矛盾十分尖锐，难以形成有效的国家治理，以致战争结束后各种恐怖暴力活动反而变得更加猖獗了。　　

萨达姆时期的伊拉克大体上实行的是以逊尼派为主导、政教分离和在阿拉伯复兴社会党名义之下的军事独裁统治。现在实行的民主选举让曾经在萨达姆统治下长期受到压制并且反西方倾向同样十分强烈的什叶派“咸鱼翻身”，并凭借他们的人口多数而赢得了选举。逊尼派的精英们则大多因为同萨达姆政权有着种种联系而受到了清洗和排斥，逊尼派在选举中又因命中注定的“少数”地位，更是感到完全被现实的政治边缘化了。因此，逊尼派人普遍地感到了失落和不满，再加上相当一些人的生计没有了着落，于是很多人便走上了反叛的道路，各种宗教派别的倾轧和仇杀活动也日盛一日，甚至形成了同“基地”恐怖分子沆瀣一气的各类暴力活动。整个战后伊拉克的局势一直处于以“汽车炸弹”、“人肉炸弹”的恐怖威胁和动荡不安中。这种局面也使美国英国等国陷入了一系列的困难之中。　　

终于，在伊拉克战争3周年之际，美国总统布什和英国首相布莱尔公开承认他们在领导伊拉克战争和民主重建的过程中的确犯了一系列的错误。布莱尔在谈到所犯的错误时，特别提到在推翻萨达姆政权后，简单地采取“去复兴社会党”的做法似有不妥，的确应该“换一种做法”。正是这些简单化地对所谓萨达姆党徒进行清洗的片面做法，使数万伊拉克人不仅失去了工作，还难以安身立命，于是铤而走险的反叛加剧了武装暴力的活动。　　

同样的例子，还发生在当今世界最热点的巴勒斯坦问题上。　　

美国为实现中东和平一直在进行不懈的努力，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但几十年来，巴以和平的进程每到一个关键时刻，就往往会被一个极端主义行为的破坏，或是因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退缩而全面逆转，并使一切努力付之东流。　　

后来美国人把一切都迁怒于原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巴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领导人阿拉法特，认为是他三心二意和缺乏对局势的控制能力而阻碍了巴以和平进程。于是，千方百计地要在巴勒斯坦内部推行民主改革来削弱阿拉法特的权力直至产生新的领导人并取而代之，还指责阿拉法特领导的法塔赫上层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败。其实，美国人根本就没能体谅阿拉法特的种种苦衷。因为在巴勒斯坦内部，从来就没有真正形成过一个集中统一的领导力量，内部各种派别林立，不乏极端主义势力，又各自为政，并拥有自己的武装，法塔赫领导人阿拉法特虽然名义上是巴勒斯坦各派别共同承认的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最高领袖，但在好多内外事务上并没有实际的全面操控权，所以他不得不在各种势力之间搞平衡、走钢丝，而美国和以色列不断对阿拉法特的打压，只会使巴勒斯坦的领导力量更加被削弱，内部更加四分五裂，并助长各种极端主义力量的发展。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一种局面，还由于长期的战乱，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根本就无力解决巴勒斯坦人民最基本的民生问题，失业大量存在，支离破碎的行政体系基本是靠各种国际救助在维系，特别是几十年来，巴勒斯坦新生代的年轻人，大多无法安静地接受正常的文化教育，文盲率特别高，甚至几乎就是在民族冲突和街头对抗的混乱中成长起来的，再加上没有工作，大多靠救济为生，所以很容易就受到极端主义的影响和控制而走上暴力对抗的道路。　　

但偏偏在这种情势之下，美国和西方却在阿拉法特的生前和死后，一直施加压力，要推行对巴勒斯坦领导机构的民主改革和自由选举。结果，在2006年2月首次举行的巴勒斯坦大选中，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新领导人、一直致力于同以色列和解并积极推行美国中东和平路线图的阿巴斯所领导的法塔赫运动，却意外地输给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这就意味着，哈马斯将有权力来组织和领导新一届的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这又恰恰是美国人所最不愿意看到的选举结果，因为哈马斯一直拒绝承认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的中东和平计划，拒不放弃对以色列的武装暴力斗争，并一直被美国认为是一个恐怖组织……哈马斯之所以能够赢得巴勒斯坦大选的胜利，主要的原因正是他们利用了法塔赫当权派存在贪污腐败问题而引起人民的不满；另外，哈马斯作为一个派别的武装势力，还主动地开展了一些救助贫困、组织教育的社区慈善活动，因而在巴勒斯坦的下层社会里赢得了较广泛的人心；再就是，哈马斯的暴力对抗路线正好迎合了巴勒斯坦年轻一代的好斗激情。　　

所以，这种种的因素就使哈马斯赢得了巴勒斯坦的首次民主选举，并使美国苦心经营的中东和平计划又平添了一段戏剧性的曲折和变故。　　

总之，从以上所举美国和西方在非洲国家、伊拉克、巴勒斯坦进行民主改革实验的变异结果来看（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我们想要说明的是，当今在世界范围以政治民主化、贸易自由化、市场经济一体化为主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归根结底，就是要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建立起一种符合人类现代社会理想和生活方式的普遍的社会关系（或国际社会关系）。但按照当今主导全球化和现代化运动的西方主流观念，却往往是把西方的民主选举政治和自由市场经济的形式，再加上一个私有化，作为推行西方国家推行西方式现代化全球发展战略的超越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的绝对形式和内容，却忽略了现代化更主要的应是建立一种普遍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经济社会制度这个事物的本质和基础。所以，这才是美国和西方在新自由主义全球战略的推行中常常出力不讨好或事与愿违的真正原因。　　

然而，进行艰苦细致和深刻具体的社会改革才是真正实现现代民主政治的根本和基础。有了这个根本和基础，政治民主化自然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今天西方的民主国家，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民主政治，而且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大约经历了四五百年的漫长历程。今天的人们可以缩短这个历史过程，但绝不能超越历史。所以，人们应该把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作为民主发展最根本的任务和最基础的内容，而不是本末倒置，或者说是绝不能搞成了“空头政治”。　　

另外，即使是社会改革，也常常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并需要政治领导人表现出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最高政治领袖毛泽东也曾谦虚谨慎，对各种国家事务的处理更是处处留心、一丝不苟，特别是对复杂而敏感的民族事务的处理更是格外认真，还明确规定，各地对民族工作的大小事宜都必须报告中央，不得擅自处理——当时有个说法，外交工作和民族事务无小事。　　

中国云南省一位长期从事边疆民族事务工作的地方领导王连芳，就记述了这样一件很有启发性意义的事情。他说，建国之初在开展地方民族工作时，曾遇到在云南边疆的佤族中仍保留着用活人头祭天地、祭谷神的事情，是否严令禁止？经向中央请示后，毛泽东不同意用简单“禁”的办法来解决问题，要求暂不干预，只是规定不允许他们再到别的山寨去抢人、抓人来祭神，而只能在其内部处理活人祭的问题。　　

当时的佤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的部落社会形态。正是这样，毛泽东表示，人家千百年来就是这样生活的，你一来就要强行改变人家的习俗文化，但又不能代替他们生产，要是人家真的收不上稻谷，岂不要怪罪你共产党？有些事情只能慢慢来。后来按照中央的部署，地方只是对他们搞了一些文化卫生方面的帮助和先进生产技术推广的示范。　　

但这个事情毛泽东并没有忘记，而是耐心地等到了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才在接见被安排到内地参观和参加国庆典礼的佤族头人时问道：“你们现在还用活人的头来祭谷子吗？”对方答：“还用。”毛泽东又说：“你们看，我们就不用，稻谷不是长得很好吗？种庄稼讲究的是科学。汉族人的祖先原来也搞人祭、人殉，后来发现这样不好，就改了。你们即使要祭神，我看也不要再杀人了。你们不是都很崇拜诸葛丞相吗？当年诸葛亮就教大家采取‘牺牲’和用‘馒头’的办法来祭神。‘馒头’，‘馒头’就是这样来的嘛，我们现在还在吃馒头呢。”毛泽东把这些头人们说得笑了起来。他最后又说道：“我倒有个建议，你们今后就改一改，用牲口和馒头，不要再杀人了，你们看怎样？”　　

当时的国人都把毛泽东敬若神明，于是，这些头人都连忙表示：“今后决不再杀人了，就按毛主席说的办。”就是这样，佤族以活人头祭谷神的事情才被彻底杜绝了。[①]　　

其实，这样既浅显明白又道理深刻的生动故事实在是很多的。　　

历史上，最早发展了资本主义的英国正是由于传统社会关系解体和以劳动人口过剩为主要表现的各种社会矛盾曾十分尖锐和突出，不得不靠一系列“血腥法案”的压迫和强制，才能保证和维护住大资产者利益和既定社会秩序。这种情形一直到了被称为英国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革命发展黄金时期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后期，才在各种社会运动冲击之下改革司法后而有所改变。

而同样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那位一心只读圣贤书的英国皇家海军军官菲斯洛　伊　先生，却对以上那些资本主义现实中的社会矛盾百思不得其解，最后竟因为自己理想和信仰破灭之后的心灵痛苦而自杀身亡了！菲斯洛伊是英国皇家海军贝格尔号环球航行科学考察船的船长，也是一位勇于献身于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基督教新教事业的虔诚信徒。达尔文正是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名博物学家在随贝格尔号的环球科学考察中，才完成了《物种进化论》那部划时代的伟大著作，并对传统的上帝观念提出了挑战。在环球旅行中，菲斯洛伊船长曾希望把西方文明的基督教福音远播到哪怕是最原始蛮荒的天涯海角之地，后来他选中了南美洲的火地岛，因为那里的土著们还过着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菲斯洛伊船长的做法是从大英帝国带着志愿者的传教士来到了火地岛，为他留下了充足的食物和钱帛，约定来年再见，以便让他在当地的土著中传教布道，并把他们都教化成文明人。结果，当次年菲斯洛伊船长如期来到了火地岛时，现实的情景却实在是令他大失所望！因为他怎么也找不到那位传教士的身影了，后来好不容易才发现，那位传教士竟然也是裸身赤膊，早已是一副饥肠辘辘，与火地岛的原始土著们完全一模一样了……原来，就在一年前，当菲斯洛伊船长前脚才走，他的传教士就被当地的土著们一哄而上，劫掠一空了，他哪里还能去传什么教，布什么道？以上的道理很简单，因为文明不仅仅是灵魂，更是生活方式，而那些火地岛的土著们，眼下甚至连温饱尚不能满足，还哪里顾得上要去拯救什么灵魂呢？菲斯洛伊船长后来因为执著于信仰和深感上帝事业面临的种种不幸陷入了极大的心灵痛苦，最终以自杀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菲斯罗伊船长似乎至死都没有弄明白，火地岛的那些土著民们为什么就不能皈依基督而成为文明人呢？

美国南北战争时，林肯总统宣布了黑奴的解放。但一时间，相当一些奴隶的“解放”却等于是让他们在这场伟大的历史嬗变中顿时丧失了原来那种最起码的生计——他们当时的生存状态完全是依附于庄园主，并没有丝毫的自由（财产）权，或者说是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生存权——于是，就出现了许多黑奴全然地站在他们的主人一边而投入了战争，去反抗那些为了要解放他们的“北方佬”的情景。　　

20世纪30年代，当挪威伟大的剧作家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在中国上演时，曾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剧中主人公娜拉为反抗丈夫的权威，争取个性自由，不甘心做丈夫的“玩偶”，最后断然地离家出走了……于是，人们都为娜拉大喝其彩！娜拉一时间也成了一个争取女权主义和个性自由的时代象征。但只有鲁迅先生格外清醒，他发表演讲，提出了“娜拉出走之后怎样”的问题？　　

是啊，娜拉出走了，自由了，但她“自由”以后又将何以为生呢？　　

这一切的问题和道理其实正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同时这也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的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②]　　

（三）　　

因此，在当今世界范围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中，要是把大国责任的全球发展战略和发达世界的各种经济援助，首先同对接受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相结合，并促进其建立起一个最有利于其社会平衡发展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那么人们最担心的世界人口爆炸问题、生态危机问题、各种社会动乱问题，以及直接危害着西方发达国家的世界难民等一系列的问题就将会得到有效治理，并使当今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和全球化运动真正地趋于良性化的历史发展进程。　　

总之，美国（文明）发展模式即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虽然已自我提升地具有了“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三重特性的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形式，并似乎是实现了那个曾为历代的圣哲先贤们一直孜孜以求的所谓文化价值理想同社会实现形式相统一的“真理现实性”——具体就是把“自由、民主、人权”的人类价值理想同西方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相结合的全球化发展战略，但自由主义文化哲学的本质仍然是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的，由这个哲学所确立“历史经验”的实践也证明了，自由主义实用的政治和经济哲学的理论缺陷仍然是其价值理念的抽象表现和缺乏对具体历史要素的科学辩证思维，特别是它内在的精英主义价值取向，更是使它并不具备建立普世主义新文化体系的真理所必须的那种理论和现实的统一性。

所以，在当今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里，一旦超越时空环境和历史条件任意地推行这种自由主义或是新自由主义的话，那就不啻是使它成为了一种自由的原教旨主义，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各种问题、矛盾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

另外，新自由主义升级版“华盛顿共识”也并没有克服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体系最终的二元文化矛盾，因为它最基础的经济机制部分仍然是建立在传统的非本质论的现象论和实用论的市场应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并最终形成为一种以资本为主导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也就是说，它文化价值理想的“自由、民主、人权”最终是建立在由资本来主导（即“以资为本”）的社会经济机制之上。因此，这本身就是充满了矛盾的。

在此还需要特别补充的一点就是，所谓新自由主义即使对当今世界最先进、最发达的美国，也绝不是什么真正的万年福音，因为正是新自由主义重要经济学基础的所谓货币经济理论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实践和推行，最终导致了美国不久前爆发的次贷危机，并引发了一场可谓是影响空前的全球金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