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来意：毛主席的“社会主义积累”：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

　　新中国成立后，承继的遗产是国民党留下的一副烂摊子，一穷二白，一贫如洗，这日子怎么过？要创业，最要紧的要创建中国的工业化大业，把中国从一个农业国变成工业国，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就难在缺少本钱，而工业化偏偏是个需要大把花钱的事业，没有钱玩不转，钱从哪里来？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掠夺不同，中国的工业化资金只能靠自己来解决，靠“积累”来完成工业化的资金需求。

　　1957年9月4日，毛主席在邯郸同河北省委、石家庄市委、邢台地委、邯郸地委的领导人座谈工农业生产情况，指出要勤俭建国、勤俭办社、勤俭持家，他说：

　　“现在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来。全国好了，就保障住国和家了。”

　　毛主席的这句话，就是新中国艰苦创业的生动写照，“社会主义积累”，贯穿了那个时代的始终，贯穿了那个时代的人们的生命之中，为了这个“积累”，那时的人们付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牺牲。

　　1953年7月9日，毛主席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国营企业中的工资、年终双薪、年休假问题给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的指示，中央指示说：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必须积累必要资金投入工业建设。因此，中央决定在国营企业中，不进行全面调整工资，标准工资一般不动，并取消年终双薪(或年终奖金)制度和暂缓普遍实行年休假制度。毛主席批示道：

　　“应充分估计可能发生的不利情况，进行足够的解释工作。适当照顾农民。灾荒和朝战。”

　　1953年7月31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统购粮食的宣传要件稿，关于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他指出了农业合作互助的好处：

　　“因为大家劳动，力量大，单干办不到的事，互助组能够办得到，互助组办不到的事，合作社能够办得到，所以互助组比单干强，合作社比互助组强，走一步就能使生产发展一步，生活提高一步。同时能用更多的粮食棉花和别的农产品供给国家和全国人民，又可以一步一步培养大家集体劳动的习惯(但不是吃大锅饭) ，一步一步积累资金，学习经管这个大家务的本事，一步一步走到社会主义。”

　　同一天，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就农业合作化问题作报告，谈到积累问题时说：

　　“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

　　1956年4月25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论十大关系”，在论重工业、轻工业、农业之间的关系时，指出重工业是发展和投资的重点，但也要增加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比重，这样才能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还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他说：

　　“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

　　在谈到国家、生产单位、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时，毛主席指出要兼顾，不能只顾一头，对于工人，他指出要提倡艰苦奋斗，同时要注意提高工人生活水平。对于农民，要兼顾国家与农民的利益，避免苏联的教训，他说：

　　“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

　　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主持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陈云作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期限，毛主席对保证民生与投资比例等一系列问题发表了看法，指出要与苏联竭泽而渔的办法有所区别，他说：

　　“苏联是付了很大代价的，竭泽而渔，搞了二十一年，钢从四百万吨只增加到一千八百万吨。我们是不是可以也在同样的时间，不采取那个竭泽而渔的办法，把我们的重工业建设得比它还多一点呢?苏联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人民束紧裤带。他们是有了重工业，丧失了人民。我们是不是可以又有重工业，又得了人民?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要靠以后找出一条道路来。适当地(不是太多地)增加轻工业方面的投资、农业方面的投资，从长远来看(五年、十年) ，既可以搞积累，又满足了人民的需要，反而对于重工业的发展有利。这样一来，就跟苏联走的那条路有点区别，不完全抄它那条路。”

　　1957年1月27日，毛主席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全党要重视农业，其中重要的一条是“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了，可以为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他说：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 ，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 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

　　1957年2月27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主题的讲话，他指出：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国家要积累，合作社也要积累，但是都不能过多。我们要尽可能使农民能够在正常年景下， 从增加生产中逐年增加个人收入。我们准备在几年内，把征粮和购粮的数量大体上稳定在八百几十亿斤的水平上，使农业得到发展，使合作社得到巩固，使现在还存在的农村中一小部分缺粮户不再缺粮，除了专门经营经济作物的某些农户以外，统统变为余粮户或者自给户，使农村中没有了贫农，使全体农民达到中农和中农以上的生活水平。 关于国家工业化道路，他提出要以重工业为中心，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并举”，他说：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 ”

　　1957年9月19日，毛主席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积累问题，他说：

　　“现在要提留积累，国家、合作社、个人都要有积累。去年讲积累不要多，要多分。今年要转变一下。当然留得太多也不行。”

　　1957年9月29日，毛主席会见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代表团，对工业化问题，他说：

　　“我们还是农业国，工业化要很长时间，要半个世纪。要吃饭，要穿衣，工业缺乏积累，不解决这些问题，不可能迅速发展工业。”

　　1957年10月9日，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最后一次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勤俭持家，以便积累，他说：

　　“国家有积累，合作社有积累，家庭有积累，有了这三种积累，我们就富裕起来了。不然，统统吃光了，有什么富裕呀?中国人要有志气。我们应当教育全国城市、乡村的每一个人，要有远大的目标，有志气，大吃、大喝，统统吃光、喝光，算不算一种志气呢？这不算什么志气。 要勤俭持家，作长远打算。什么红白喜事，讨媳妇，死了人，大办其酒席，实在可以不必。应当在这些地方节省，不要浪费。这是改革旧习惯。 我看，我们有个四五十年，事情就好办了。”

　　1957年10月12日，毛主席审阅修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的修改稿)》，他加写了关于积累的问题：

　　“注意介绍农家精打细算、省吃俭用、增加积蓄和积累的模范事例。不作长远打算、不注意家庭积累、随时吃光用光的思想，是错误的。”

　　1958年1月，毛主席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指出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是一个关系我国经济发展速度的大问题，关于农业合作社的积累和消费问题，他说：

　　“湖北同志有这样的意见：以一九五七年生产和分配的数字为基础，以后的增产部分四六分（即以四成分配给社员，六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对半分、倒四六分（即以四成作为合作社积累，六成分配给社员）。如果生产和收入已经达到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的，可以在经过鸣放辩论取得群众同意以后，增产的部分三七分（即以三成分配给社员，七成作为合作社积累），或者一两年内暂时不分，以便增加积累，准备生产大跃进。这个意见是否适当，请各地讨论。”

　　1959年1月12日，毛主席会见巴西伯南布哥州州长桑巴约和夫人等，桑巴约问：“一般为了积累资金，往往要减少消费品的生产，中国是否也如此?”，毛主席回答说：

　　“要解决资金问题，就要发展消费品的生产。资本迅速和大量积累的来源是消费品的生产，即从轻工业、农业、林业、畜牧业等方面得来。重工业生产就不同，建设时间长，投资多，利润又薄。所以，必须是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大中小工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与土法生产同时并举。”

　　1959年2月27日，毛主席同河南省、地委部分负责人谈人民公社问题，对高积累提出自己的意见，他说：

　　“过去就讲个人、集体、国家三者的关系，现在是半盘棋，几亿农民是大半盘棋，光搞国家积累和公社积累不行，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我考虑，国家的征收和公社的积累只占队的总产值的百分之二十五，生产费占百分之二十，群众分配占百分之五十五，这个比例不变。工业现在占用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

　　1959年2月27日，在郑州会议上，毛主席指出要合理安排积累，不要积累太多，他说：

　　“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这样，才算真的做到了全国一盘棋。一般说来，一九五八年公社的积累多了一点。因此，各地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规定一九五九年公社积累的一个适当限度，并且向群众宣布，以利安定人心，提高广大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

　　1959年3月17日，毛主席阅中共山东省委报送的关于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的报告，报告说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的积国和消费比例大体上各种扣留约占总收入的百分之四十七左右(国家税收和上缴任务占百分之七左右，公社积累占百分之十八左右，生产费用占百分之二十二左右) ，分配给社员部分约占总收人的百分之五十三左右。毛主席认为这个报告很有参考价值，他批示说：

　　“在目前时期，积累不可太多，而且公社三级都要有积累。湖北规定积累比例，有高有低，一般为百分之十八。此百分之十八，分配到公社为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管理区为百分之三或百分之二，生产队为百分之八，而县则不抽积累。”

　　1959年12月29日，毛主席同陈伯达、胡绳、邓力群、田家英等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价值规律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问题发表看法时说：

　　“多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多为重工业创造一些积累，从长远来看，对人民是有利的。只要农民和全国人民了解到，国家在买卖农产品和轻工业品方面赚的钱是用来干什么的，他们就会赞成，不会反对。农民自己已经提出了农业支援工业的口号，就是证明。当然，赚钱不能过分，工农业产品的交换不能够完全等价，但要相当地等价。”

　　1960年4月29日，毛主席会见古巴人民社会党总书记罗加和夫人，对古巴党纲草案发表看法是指出：

　　“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和消费部分要有适当比例，积累太少就有害于国民经济。若现在许了许多诺言，以后会感到困难。无产阶级当政时，工人要改善生活，不可不改善，但要逐步改善，要提高，但不能太高。”

　　1960年12月30日，毛主席听取宋任穷、李雪峰等关于东北、华北情况的汇报，在谈到价格问题时，提出要提高粮食的收购价，不提销售价，以解决工农业产品不等价问题，他说：

　　“我们很大一部分积累是来自农民，是不等价拿来的。”

　　1961年4月7日，毛主席同农垦部部长王震谈话，谈到解决农村解决平均主义问题时，他说：

　　“二三年不搞积累，农民多生产多留，多留就多得多吃。社、队都要有点积累，将来定个比例。一大二公，公就表现在社队有点积累。”

　　1961年12月17日，毛主席听取山东省委负责人工作汇报，谈到生产队的分配等问题时，他说：

　　“按劳分配就是社会主义。照顾五保户、困难户，有共产主义因素。还有积累，还有征粮，有了前途。这是整个人民的利益。”

　　1963年9月28日，毛主席跟即将返回新疆的王恩茂谈话，要求做好新疆的经济工作，改善人民生活，他说：

　　“发展社会主义事业要有积累，但不要过多，粮食要征购，但不能过重，要减轻人民的负担。”

　　1964年6月30日，毛主席会见马里发展部部长塞拉·库亚特一行，对于马里发展经济问题，他说：

　　“可以从轻工业、农业开始，以便积累资金，解决吃、穿、用的问题。但是一定要有重工业，没有重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

　　1964年9月20日，毛主席会见由阿尔及利亚国民经济部部长、民族解放阵线政治局委员布马扎率领的阿尔及利亚政府经济代表团，谈到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他说：

　　“有一个时期我们不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就发生许多问题，粮食不够，轻工业品不够，吃、穿、用都不够，恰好这些是广大人民生活的必需。同时，这两个方面是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要自力更生，非积累资金不可，靠帝国主义是不行的。”

　　1966年3月12日，毛主席在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指出机械化要跟备战、备荒、积累联系起来，他说：

　　“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所以，农业机械化，要同这几方面联系起来，才能动员群众，为较快地但是稳步地实现此种计划而奋斗。苏联的农业政策，历来就有错误，竭泽而渔，脱离群众，以致造成现在的困境，主要是长期陷在单纯再生产坑内，一遇荒年，连单纯再生产也保不住。我们也有过几年竭泽而渔（高征购） 和很多地区荒年保不住单纯再生产的经验，总应该引以为戒吧。”

　　1975年6月12日，毛主席会见冈比亚总统贾瓦拉，在介绍中国经验时，他说：

　　“我们现在还是一个穷国，还要三十、四十、五十年，可能好一些。我们帮助外国，首先要使他们自力更生。先搞农业、轻工业，可以积累资金。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我们要感谢苏联，它逼我们，撤走专家，撕毁合同，我们没有办法啊，只好自力更生。”

　　新中国的“原始社会主义积累”更像是一场悲壮的远征，它没有外国的投资可以利用，也不能完全像苏联那样通过“交售制”从农民身上抽取实行工业发展的速成计划所必需的资金，在综合平衡中，毛主席找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积累道路——“同步发展”：轻工业为农民的消费生产廉价的商品，从而提高农民增加农业产量的积极性，农业产量的增加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轻工业的发展，然后为重工业发展积累足够资金。尽管做了最大限度地平衡，但农业依然是新中国城市工业投资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中国农民用他们伟大的牺牲精神，源源不断地为新中国的工业化输送着所需要的一切，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坚实基础。美国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他的研究中发现：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农业生产以年均递增3%的速度平稳地持续发展。但是，农民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和粮食消费也没有提高。……文化大革命前与文化大革命后期一样，农村在经济上依然是国家为城市工业投资积累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家通过税收、强制性的征粮和价格政策把那些本来可以用来提高农民生活水平或用于农业普遍发展的农业剩余产品弄进了国库。”

　　中国农民用牺牲自己群体性生活水平的代价，换来了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据莫里斯.迈斯纳研究，从1950-1977年，中国工业产量以每年13.5%的速度增长，工业总产值增加了38倍，重工业产值增加了90倍。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30%增加到72%，中国已从一个基本的农业国转变成一个初具规模的工业国。到70年代中期，中国生产了大量的喷气式飞机，重型拖拉机和远洋轮船。中国还制造了原子弹和洲际弹道导弹，在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的6年后，又于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中国已经跻身于世界前6位最大的工业国家之列。

　　在今天，人们经常听到一种抱怨的声音，说大集体时代生活苦，吃不饱，甚至饿肚子。这种声音说的没错，不能说是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但它反映的只是表象，它只认为是大集体造成了生活的困难，而没有看到全国人民勒紧腰带积累资金建立工业国家的实质。而这正是毛主席所一直强调的中国人的志气，中国人的远大目标，中国人的长远打算。假如象一些人所希望的，把生产的东西统统吃光、喝光，不加积累，不搞工业化，那一定也会早早吃饱肚子了，但那就是所谓的好日子吗？绝对不是，那是毫无远大目标得过且过的败家子作风！

　　1953年9月12日，毛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谈抗美援朝战争问题，他说到了“施仁政”，把积累与发展的道理讲通了，他是这样说的：

　　“什么是最大的仁政呢?是抗美援朝。要施这个最大的仁政，就要有牺牲，就要用钱，就要多收些农业税。多收一些农业税，有些人就哇哇叫，还说什么他们是代表农民利益。我就不赞成这种意见。抗美援朝是施仁政，现在发展工业建设也是施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末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当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当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民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

　　毛主席用二十几年的功夫，通过少吃一点，少穿一点，积累起资金办了一件为了人民长远利益的大事情，把中国建成了有完整体系的工业国，我们今天才能享受工业化带来的红利。那些年，不是一定吃不饱，也不是一定穿不暖，而是条件不允许，因为国家有更重要的大事要办，只有把大事办好了，我们的长远的日子才会有保障，这个道理，一定要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