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对微博等互联网工具试行保证金管理制度

建议对微博等互联网工具试行保证金管理制度　　

互联网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微博”这一传播工具正式登陆中国大陆地区已经满两周年了。两年多来的发展，已对社会舆论生态、社会管理管控产生了巨大影响。期间爆发了众多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谣言事件，证明了此类新兴传播工具的不当应用所蕴含的巨大风险，确实已经到了触目惊心、无法置之不理的地步。　　

对互联网实施管控，在源头上实施“堵”的办法难见成效。除非痛下政治决心，从根本上实施全面的网络实名制度。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这样做存在巨大的技术障碍与行政管理难度。如果采用放任自流，或者事后补救的办法。比如目前常用的“辟谣微博”、“发言人澄清”等等办法，事实上时时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即使事后对作恶者实行严惩，甚至像英国法院那样，对煽动者处以严厉的刑罚，事实上也无法实现对社会的主动管理。作恶者已经实现了作恶的目的。在作恶过程中，他近乎于零成本，而且面临的事后惩罚几率也很低。但社会却为此付出了巨额的代价。　　

如果改变管理者弱势地位？变消极被动为积极主动？只有顺应互联网等技术工具的变化发展，顺势而为的创新、跟进社会管理制度（手段），例如考虑采用保证金管理制度，来抑制信息提供者、信息传播者、网络环境供应商、信息接受者的作恶冲动。　　

以微博为例，使用匿名或者假名的信息发布者，每发布一条微博（可以是140字的文字信息，或是其他的多媒体信息），将向国家主管部门上交一分钱的“无害保证金”。如果该信息被转播一次，该发布者再缴纳一分钱保证金，而转播者同样也需要缴纳一分钱，以此类推。当然，信息发布者、转播者可以默认选择“禁止转播”，让自己对这条信息的发布，仅到此为止。　　

上述金额的扣转，可以通过互联网服务商实现代缴。以我国目前最大的两大微博——“新浪”、“腾讯”为例。它们本就开发有“Q币”等增值服务收费系统，可以很容易的操作代缴业务。　　

保证金通过互联网服务商，上交入国库后，一定的时间周期（十二个月），在发布的信息确信没有产生社会危害后，予以无息返还，可以循环使用或是直接退还现金。反之，如果信息经过国家有权机关认定违法或者产生了社会危害，包括发布者、转播者在内的保证金就将全部没收，并将面临进一步的指控，进而进入司法程序。　　

上述做法目前在技术上不存在实现的难度。最为关键的是，通过类似制度的创立，实现了以下几个目的：　　

一、绕开了“言论自由”的政治陷阱。国家不是在信息发布前实施审查或压制，也不仅是在事后进行被动的解释澄清。而是通过收取保证金的方式，接受信息发布者“不作恶”的承诺，同时掌握了经济上予以制裁的武器。　　

二、不会对群众的生活造成太大影响。一条微博一分钱，一年后无息返还。也就是说，一百块钱一年内可以发一万条微博，完全可以满足日常需要。如果是公益性的、“爱心微博传递”等，政府有权部门可以通过审批，予以免收。一年内微博保证金完全没有出现被罚没等情况的账号，可以获得保证金缴纳额减半等等类似的优惠政策。从而主导管控与治理，同时尽量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方便。让互联网为我所用，为民所用，而不是仅仅产生大量的信息垃圾。　　

三、通过差别对待，体现“影响力越大承担责任越大”的原则。目前微博上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一些社会知名人士的极度不负责任。一些影视明星的微博听众粉丝量动辄数百万计，这样的传播效率是普通人完全不能具备的。声音分贝量的大小实质上就是社会不平等的体现，而互联网工具又起到了对这种不平等的高度放大器的作用，理应受到控制。　　

例如在微博平台上，听众粉丝越多，每一条信息的保证金标准就越高。对于普通群众，几百个好友，完全可以一分钱一条，甚至免收保证金。而对于影响力大者，粉丝越多，保证金越高，每一百人增加一分钱。这就很可能出现发一条微博，交几十万保证金的场面。这也才真正意义上用经济手段强制要求了其必须履行“社会责任”。　　

四、不会阻碍互联网的长期发展。通过“压”、“堵”、“解释”等等办法，不是授人以柄就是纠缠不清。一定要到了新疆75暴乱后全疆范围断网的地步，社会成本又太高，也不解决问题。互联网技术不断发展，不能也不必压制它，而是要驾驭它。　　

目前，市场化媒体充斥眼球。互联网媒体公司几乎全部为私营企业或外资控制。只顾经济利益不顾社会利益，并且夹带上自己的政治利益、政治诉求，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中国不能容忍出现默多克。但是如果简单压制，又会引来洋人不满，商人反弹。而通过收取保证金之类办法，事实上给了互联网商一个现金流的通道。其中的经济利益是不言而喻的。其对互联网管制的敌对态度也很可能转为极度欢迎与支持的态度。　　

扭转局面、积极主动、顺势而为、有所突破，是上述思路的根本出发点。微博可以这样管，博客论坛当然也可以这样管，将来出现的新的互联网工具，还可以这样考虑管理。互联网并不可怕，也不是不能管，关键是敢不敢管、会不会管。　　

当然这个办法的问题还很多。比如保证金的收取把所有信息发布者、传播者置于被怀疑对象的地位，虽然可以采取“长期不作恶者减半甚至不收取”之类的政策，但其中蕴含的政治风险能否承受？当政者又是否有足够的政治勇气？　　

另外，有很多具体问题。这已经不是一篇文章可以讨论完结的了。例如，对保证金的罚没标准，如何制定？如何把握？如何设置行政救济程序？是否罚没保证金金额达到一定数字（例如一百元）后，就可以启动行政复议乃至行政诉讼程序？如果罚没金额极大，行政机关是否有权又是否适当？　　

更重要的是，一些恶意造谣者，可能仍然只付出很小的经济成本，通过欺骗群众，利用群众转发、传播例如地震、灾害之类的信息，而主要让他人承担了较大的保证金损失，仍然实现了作恶的目的。虽然从长期看，这样仍然可以教育群众，不信谣不传谣，提高自制力判断力。但是从压制恶性谣言，揪出幕后黑手的短期目的来看，在面对十万火急的情况时，保证金的效果就显然不足够了。　　

一种思路，一个办法，不可能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积极有为的，尽可能使用温和的办法、经济的手段去管控互联网，应当成为管理者的最终选择。　　

2011-8-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