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尔错了：历史的路径不是从东到西而是从南到北

黑格尔错了：历史的路径不是从东到西而是从南到北　　

周绍强

地球的东西划分是人为的。东方者，太阳升起的地方也，但太阳升起是地球自转引起的，而地球自转是没有起点的，所以东西方是人为的相对规定。比如相对于欧洲，亚洲是东方，亚述语中的“亚细亚”，意思是“日出之地”。而在亚洲，位置最东的国家是日本，汉语中的“日本”，意思也是“日出之地”。但日本以东，越过太平洋，又有美国，假如太平洋宽度一如黄海东海日本海，那么当年的秦始皇，在其海外殖民活动中，必在发现日本之后紧接着又发现美洲，那样的话，且不说日本不成其为日本，也不说强大的秦王朝不会快速灭亡，就是世界历史，也将全体改观。可见，历史的方向不由人的意志而由地理规定。

地球的南北划分是天定的，因为不管自转公转，只要地球不发生极跳，南极点北极点和赤道，永远不会改变。当然，假如有人以相对主义老祖宗庄子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为据，说“南者北也，北者南也；天地一南也，万物一北也”，那就没话可说了，人们只得把嘴巴永远闭上，以指代口，到处指指点点，说话不是在说话，而是在指点。

可见，东西方任何一个点，哪怕一微米距离，都是相对的东方和相对的西方；南北方任何一个点，哪怕一微米距离，在绝对的北极点面前，都是绝对的南方，在绝对的南极点面前，都是绝对的北方。

当然，绝对也是相对，宇宙没有绝对。但科学研究的是相对时空范围内的事物，为此就要在相对时空中找出绝对点。找到了，这门科学就起步了；找不到，这门科学就起步不了并因此不成其为科学。

迄今为止，大凡严肃的历史学家，无不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不能戏说的科学。但是，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们，还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历史的研究对象为地球所规定，因此，历史的绝对点肯定是地理的绝对点。　　

然而，哲学家中，却有一位是从地理的角度来寻求或规定历史的起点的，这就是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黑格尔专门阐发了他的“世界历史”观，认为世界历史是受必然性支配有规律可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世界历史以自由为目的，是一个自由意识的进展即人的自由度渐次提高与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有起点有终点，亚细亚是起点，欧洲是终点。世界历史是世界精神从东方到西方的一次漫游，它起步于东方，向西经过小亚细亚到达希腊罗马，最后到达了充满活力的日耳曼民族所在的西欧。

黑格尔的“世界历史”概念，是为论证“世界历史民族”而预设的，而“世界历史民族”概念，又是为论证“自由”乃世界历史的目的而预设的。在他看来，世界历史乃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只有当世界形成普遍联系时，历史作为世界历史才是可能的。因此，一个民族，只有当其走上世界历史舞台与世界历史建立普遍联系时，才是世界历史民族。世界历史的中心在地中海，该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孵化了世界历史民族特有的个性独立、崇尚自由的精神气质和“欧洲人的坚硬的理智”。以此为标准，地处东方亚细亚但又与地中海联系紧密的波斯帝国，就成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世界历史民族，而同属东方亚细亚的中国、印度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美洲等，则因远离地中海这一世界历史中心而不成其为世界历史民族。这样，以自由为目的的世界历史的面貌就清晰了：地球虽然是圆的，但亚细亚却是绝对的东方；太阳从东方升起，流落于西方，象征着自由精神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展开：在东方的波斯专制主义政体下，只有专制君主一个人是自由的；在希腊罗马的贵族政体或民主政体下，只有少数人是自由的，大多数人是不自由的，这少部分人的自由，也像昙花一现，不能维持长久；在日耳曼民主政体下，人人都是自由的，自由精神因此达到了它的最高阶段。

对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评价如下：　　

一、历史的路径不是从东方到西方而是从南方到北方　　

正如牛顿古典物理学中，空间只是个摆放物体的空盒子一样，传统历史学中，地理环境只是个摆放历史事件的空舞台。然而，“色不异空，空不异色”，正如空间本身就是物体的本己存在一样，地理环境，本身就是历史的本己存在，即能动的历史的基础和动因。因此，历史学如果不从地缘分析入手，不认地缘条件乃历史的主动因素，这样的历史学，只是牛顿式认空间为空盒子的形而上学历史学。　　

所谓地缘分析，首要的是找出地缘与历史的同一的绝对点。在这一点上，黑格尔把“世界历史”的起点定在地理的某一点上，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黑格尔所定的点，是东西线路上的点，而东西线路上的点，正如前面所说，任何一点都不是绝对点。这样，起点不定的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观，就是从思维方式看，也丝毫看不出黑格尔为之自豪的“欧洲人的坚硬理智”，何况内容更是浮萍无根，难以成立。　　

历史与地缘的同一的绝对点，不能在东西线路上寻找，只能到南北线路上寻找，因为正如前面所说，南北线路上的任何一个点，在绝对的北极面前，都是绝对的南方。　　

有人可能在此要大笑了：哈哈，这么说，人类历史的起点是在北极、人类是从北极走出来然后分布到全世界了！这玩笑未免开得太不着边际、太过分了吧！　　

然而，且慢，请耐心听我道来。　　

人类及其文明，起源于第四纪冰期北半球的寒冷气候；以道德智慧为标志的人类高于动物的一切人性，是否定之否定地复归到植物阴静而且直立的习性的产物，这种习性，是在第四纪冰期的寒冷气候条件下形成的。因此，地球上的人，不分黑白黄棕，不分东南西北，不分古今中外，其人性，都程度不等地带有第四纪冰期北半球寒冷气候的寒性地缘种因。然而，北半球寒冷气候的源头根本或绝对点，又在北极。因此，人类的寒性地缘种因，人类高于动物的人性，因缘于北极。北极，乃人类最古老最常新的精神家园，乃人类精神世界所禀赋的“天理伦常”的逻辑起点。这种精神世界的逻辑起点，必精神变物质地客观化为以追求光明为目的的人类历史活动，这就是：一切创造性的人类历史活动，都以北极赋予的寒性精神资源为底蕴，这种底蕴厚一分（这意味着与北极的距离近一分），人类在历史中的创新潜力就强一分。“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黑夜给了我一双眼睛，我用它寻找光明”，北极赋予人类寒性地缘种因，人类用它寻找光明。一部人类史，就是在北极赋予的寒性地缘种因的驱动下寻找光明的历史。但光明又来源于能源，因而人类对光明的追求就是对能源的追求。“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人类的历史，从最唯物主义的意义上说就是不断地认识新能源、开发新能源的历史。但是，对能源的认识开发，又受生产力即人类认识开发新能源的能力的限制，当这种能力还很弱小时，它就只能在获取光明的阻力不大的地方表现自己这种能力；当这种能力变得强大时，它必在获取光明的阻力强大的地方表现自己这种能力。获取光明的阻力不大的地方，就是光明多多的“阳光下的地盘”的南方；获取光明的阻力强大的地方，就是阳光不足有着“多雪的冬天”的北方。这样，南方就成了以追求光明为目的的人类历史的地理起点。由此起点起步，以时间划分的历史的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路径，遵循的是由炎热的南方到寒冷的北方即由南到北规律：　　

比如说，以时间划分的人类上古史、中古史、近现代时，就遵循着以空间划分的由南到北规律：上古时期，文明的亮点及历史的活跃力量集中在南方中低纬度地带（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古时期，集中在南北之间的中纬地带（地中海文明、伊斯兰文明、黄河流域文明）；近现代以来，集中在北方高纬地带（北大西洋两岸西方现代文明）。　　

比如说，马克思说的人类历史时间型的由低级到高级的“五种社会形态”，同样遵循着空间型的由南到北发展规律：精典的原始社会，分布在纬度最低的赤道地区；精典的奴隶社会，出自赤道以北的地中海南岸和突向地中海中部水域的几个半岛的南部；精典的封建社会，出自地中海北岸的法国；精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出自纬度比法国更靠北的英国；精典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运动，出自纬度比英国更靠北、气温比英国更冷的从德国到俄罗斯西部这片面积广大的欧亚大陆西北地区。　　

即使西方中心论的黑格尔心目中的“世界历史”，其实也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从东到西而是从东南到西北即从南到北的：　　

一般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有两个源头，一是古代希腊文明，二是古代犹太文明。希腊与犹太，都在欧洲的东南角。当然，西方学者更愿意把包括希腊和犹太文明在内的他们的文明源头归于更早的巴比伦，如果这样，就更与历史的由南到北规律一致了：巴比伦的位置，又比希腊犹太更靠南。而到了近代，作为现代西方文明第一站的文艺复兴运动，正发源于东南欧洲的意大利。意大利之后，西方历史的重心由东南的意大利平移（纬度平移）到西南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因为是纬度平移而非纬度北移，所以这次历史重心转移，并没有给西方文明带来升级气象，位居当时世界历史中心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文明程度是不值得恭维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西方历史的重心北移到日耳曼民族所在地的北欧，因为是纬度北移而非平移，所以这次历史重心转移，带来的是集西方文明于大成的现代西方文明的诞生。　　

根据以上理由，我们因此说：北极，这一地理的绝对点，同时也是人类寒性精神资源即寒性地缘种因的绝对支撑点。在它的支撑护持规定下，以追求光明为目的的人类历史才得以阴体阳用、反者道之动地自南而北展开。在此展开过程中，历史中的每一个点，都在努力挣脱北极的引力，同时又以同等强度的力量归向它，而且挣脱的力量（追求光明的力量即生产力）越强大，地理上离它就越近，就越是在归向它。　　

二、历史的动因和目的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光明　　

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7 第57页】自由是“‘精神’的唯一目的”，也是“整个世界的最后的目的。” 【《历史哲学》三联书店 1957 第58页】“自由意识”是“世界历史”的种子，只有具备诸如追求个性独立、崇尚精神自由、具有“欧洲人的坚硬理智”等精神气质的民族才具有。这种精神气质，黑格尔在诸如居鲁士、大流士这些波斯帝　国　君主个人身上看到，在排它性的希腊罗马公民社会中看到，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日耳曼民族身上看到，在包括中国、印度在内的世界其它民族那里，无论作为整体还是集体甚至君主个人，都看不到，他于是就杜撰出一个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特别符合他那个从个别到一般辩证法公式的从波斯到希措罗马再到日耳曼民族的“世界历史”。　　

不用说，黑格尔这套“世界历史”观，视野是相当狭窄的。而视野的狭窄又来源于黑格尔对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作了与其说狭窄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规定，这就是“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自由是“整个世界的最后目的”一说。应该承认，在黑格尔那里，“自由意识”并非空洞无物的抽象，它的所指是：追求个性独立、崇尚精神自由、具有“欧洲人的坚硬的理智”的精神气质。还应该承认，这种精神气质在欧洲以外的世界其它民族那里的确是少见的。但这种气质在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所有民族中，无论多见少见，其原因是什么，黑格尔与其说是不想深究不如说是根本就不懂总之是知难而退地回避了。然而，黑格尔回避的东西，是一个客观事实，而客观事实是回避不了的，你先前回避它，别人后来会正视它。这个“别人”，就是后来的所谓“文化人类学家”。可惜的是，迄今为止的文化人类学家，只要看看“文化”两个字就可以断定：从文化上寻找世界各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别原因，是比黑格尔更唯心、更不着庙门的徒劳之举。　　

这里可以指出：世界各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别原因，就在“气质”两个字上。何为“气质”？气者，天之气也；质者，地之质也。天之气者，阴阳二气也；地之质者，金木水火土五行也。因此，世界各民族精神气质的差别原因，就在中国古人说的“阴阳五行”。阴阳五行中，阴阳统慑五行，是比五行更高一级的思想，五行讲不清的东西，阴阳一来，就清清楚楚了（朱熹：“造化只是一个阴阳，舍阴阳不足以明造化”）。何为阴阳？阴者，北方寒冷气候也，阳者，南方炎热气候也；阴者，北极也，阳者，赤道也；阴者，由北极派生的寒冷气候熏习而成的人类寒性地缘种因也，阳者，在此寒性地缘种因的驱动下人类以追求光明为目的的历史活动也。于此，我们就得到了一个与黑格尔完全不同的、更符合真理的普遍性要求的论断：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光明。　　

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以下面两点为证：　　

第一，生产力证明。不错，人类的历史，就是生产力发展史。然而，生产力以能源为动力，生产力之“力”来自能源。不仅人类掌握的第一种生产力就是作为能源的火，而且人类掌握的每一种生产力，都离不开能源：人体是个有机的能源体，人类的劳动，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这种特殊能源的支出；正如没有人体生理能量，人体生理器官就是些没有生命的肢体一样，没有能源的机器，只是一堆没有力量的钢铁；正如机器是人体器官的延长一样，机器必不可少的一切工业能源，不过是人体生理能量的延伸。因此，人类的生产力发展史，就是对能源的利用追求史。而人类对能源的利用追求，就是对光明的追求。因此，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就是追求光明。　　

第二，人性证明。人是什么？亚里斯多德说，人是政治动物。这个定义，只适用有资格过问希腊城邦政治事务的少数奴隶主阶级。有人说，人是使用工具的动物。但猩猩、啄木鸟等动物也会使用工具，难道也是人？还有人说，人是直立行走的动物，人是会说话的动物，人是会思想的动物，等等。但是，“高度进化的猿猴、犬、象等等的意识和人类的意识只有程度上的区分，而没有本质上的差别。这种‘理性的’有胎盘类和最低级的人种（维达人、澳洲黑人、巴塔哥尼亚人）在意识上的等级差别小于后者和最发达的智人（斯宾诺莎、歌德、拉马克、达尔文、康德等）的相应差别。”【海克尔《宇宙之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69-170页】这里，我们可以假定一种情况：一个文明社会的探险家，当他深入热带丛林发现一种似猿似人的动物时，他凭什么断定该动物是猿还是人呢？凭语言吗？可在语义不明的情形下，怎么判断人类的语言与动物的声音的区别呢？凭行走姿势吗？可某些热带人种，走路姿势与猿类差别就不大。总而言之，人和动物的区别，上述任何一种“人之为人”标准，都会使人“看走样”。那么，有没有不可能看走样、万无一失的标准呢？回答是有，这就是看这种动物会不会用火，会用的，百分之百是人，不会用的，百分之百不是人。可见，人之为人，就在于会用火，人性之为人性，就在于追求光明。此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放之四海而皆准。而人类的历史，不过是人类本性的发显史，既然人类的本性是追求光明，那么，人类的历史，又怎能不是追求光明的历史呢？　　

真理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它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性特征，不具有这种普遍必然性特征的东西，不是真理。比如说，黑格尔说的世界历史的目的是追求自由，这一论断，就只在他所限定的从波斯到希腊罗马再到日耳曼民族这一时空范围内勉强说得过去，而在更广大的人类时空范围内，就说不过去了。因此，黑格尔的论断，不具备普遍必然性，不是真理。又比如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论断，即使后来的恩格斯，也承认只适合“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然而，“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这一论断，就不仅适用于黑格尔限定的“世界历史”范围，而且适用于一切时空条件下的人类历史；不仅适合“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且适用无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人类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这一论断，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必然性特征，它因此就是真理。　　

三、具有普世价值的历史观不以自由为目的而以光明为目的　　

真理除了具有普遍必然性特征外，还具有普世价值性特征。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就是真理的客观性；真理的普世价值性，就是真理的价值（有用）性。客观性是价值性的根据，普世价值性以普遍必然性为依据。任何理论主张，如果没有普遍必然性，叫得再响，都不是真理而是谬误。任何理论主张，如果不首先在真理的客观性方面立住，一上来就贴上一些诸如“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新理论”、“普世价值”标签，那么完全可以断定：这是拿理论当儿戏，是对人类智慧和真理的亵渎。　　

前面证明，黑格尔以自由为目的、从东方到西方、从波斯独裁政体到希腊罗马贵族政体再到日耳曼民主政体的历史观，不具普遍必然性并因此也不具普世价值性——中国当代右翼知识分子们，把不具普遍必然性的“自由”抬到“普世价值”高度，这是拿理论当儿戏，是对人类智慧和真理的亵渎。　　

那么，有没有一种既符合真理的普遍必然性要求，又符合真理的普世价值性要求的历史观呢？回答是有，这就是历史的动因和目的在于追求光明的历史观。这一历史观的符合真理的普遍必然性要求，前面已经证明，现在，从以下三点说说这一历史观为什么符合真理的普世价值性要求：　　

第一，这种历史观，可以在最原始的人类社会和最发达的人类社会总之是古今中外一切人类社会中找出共同点，从而使得历史学成为一门真正既有哲学意味又有普遍包容性的科学。在这一点上，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家们，无不为历史学的如此两难困境所困扰：一方面，世界历史不是少数几个民族的历史，而是包括世界各民族在内的历史；另一方面，作为科学的世界历史，又不能是单纯的历史事实的铺陈罗列，必须从大量的历史事实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使历史成为有哲学意味并因此而对现实具有指导作用的历史。包括黑格尔在内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们，对这两方面的结合，始终无能为力，顾得了一方面顾不了另一方面（例如，最近十几年在国际历史哲学界崭露头角的日裔美国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其轰动世界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一书，就继承了黑格尔的衣钵，为了“哲学意味”而牺牲了历史事实）。这种困境，在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的历史观中，完全能够得到解决。因为这一历史观不遗弃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在此历史观的观照下，都能得到合乎理性和逻辑的科学的合理解释。　　

第二，这种历史观，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生产力观点的不足。解释历史，离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却不能解释这样一个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的事实：为什么有些民族的生产力发达，有些民族的生产力不发达？为什么有些民族的生产力先前先进后来落后，为什么有些民族的生产力先前落后后来先进？这些事实不能得到合理解释又固执于生产力观点，必在实践中强行贯彻生产力标准，一切以北方发达国家的标准为标准，做不到的，就说你有这样问题那样问题，如此下去，世界必大乱。因此，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必须用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的观点来补充。根据这个观点，南方国家生产力的不如北方国家，是一种合情合理的自然现象：南方光明多，南方民族追求光明的内在动力自然就不足，生产力因此自然就“落后”；北方光明少，北方民族追求光明的内在动力自然就很足，生产力因此自然就“先进”。因此，经济学的真理在于：生产与需要，与纬度成正比，与气温成反比。可以说，今天的人类，接受这个观点，就大有希望；不接受这一观点，世界必因无序而大乱。　　

第三，在这种历史观中，“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有了合乎情理的解释。不错，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但是，一定民族的生产力，又由该民族追求光明所面临的问题的大小决定。因此，一个民族的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归根到底是由该民族追求光明所面临的问题的大小决定：南方热带民族，追求光明所面临的问题最小，无论国家还是社会基层组织的组织程度因此就最低；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北方大国，一个纬度最高，一个海拔最高，追求光明所面临的问题最大，这个问题，必须以大国家的组织形式去对待，它们因此实行的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央集权制度；北大西洋两岸西方发达国家，追求光明面临的问题不大不小，它们因此实行的是中央不集权但社会各种组织的组织程度又很高的社会制度。因此，任何社会制度，都没有资格在其它社会制度面前自高自大，更没有理由以“普世价值”为名强求改变其它社会制度，硬要这样做，世界必大乱！——不是说“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吗？然而，世界之所以应该是丰富多彩的，道理就在“历史的动因和目的是追求光明”：有些民族，光明太多，它因此就不必那么卖力地去追求光明；有些民族，光明不多，它因此非卖力地去追求光明不可。　　

但是，正如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纬度极限一样，任何民族，追求光明都有自己天然的人均热量极限，突破这个极限，就成了“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了。——这个问题说来话长，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