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神论是怎样被妖魔化的?

 一、无神论被妖魔化的几种形态
    1. 来自宗教教义的直接攻击
    宗教有神论与无神论在根本上是不可调和的。任何宗教的教义都不能不以彻底否定同时是唯物论的无神论为立论前提。天主教梵蒂冈二次会议将无神论称为“违反人类的共同思想和经验，并贬抑人性天赋尊严的万恶理论”，并表示，教会“现在一如昔日，不能不以沉痛心情，极其坚决地加以摒弃”。现行《天主教教理》第2425 条明确表示“教会在现代已扬弃那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联合的极权主义及无神主义”。在许多天主教徒、特别是女性天主教徒中有着很大影响的《慈母心声》一书中，圣母也曾显灵说：“巨大的红龙便是无神的共产主义。它到处传播否认天主以及顽固抗拒天主的谬说。巨大的红龙便是马克思的无神论。它有十只角，表示它以传播媒介的力量，引诱人类违抗天主的十诫；它有七个头，每个头上也戴着王冠，象征权威与王权。戴着皇冠的七个头，表示无神共产主义当权的国家，他们以思想、政治与军事的力量，统治这些地方。那红龙的硕大无朋，足以表现无神共产主义铁蹄霸占的领土广大无垠。它是赤红色的，因为它藉战争与鲜血作为征服的工具。巨大的红龙负有魔鬼的任务。”各宗教的经典无一不以对大量“神迹”和“神示”的记录与阐发，让“神”亲自出面否定无神论，从而达到妖魔化无神论的目的。
    2. 将无神论混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19 世纪末开始盛行的以生物学中关于遗传、变异、自然选择等现象的理念为工具辨识人类社会现象的思潮，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是它的变种。有神论者往往以此指责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罪恶”与“非人性”，进而指责达尔文的“罪恶”与“非人性”，并归结为无神论的“罪恶”与“非人性”。梳理其脉络，可以看到有神论者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偷换了三个概念：首先，将与达尔文本人没有任何关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混同于达尔文主义。其次，将作为一种世界观的无神论混同于生物学上的达尔文主义。最后，将无神论混同于社会达尔文主义。于是，“奥斯维辛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的问题就变成了“奥斯维辛的时候，人在哪里”，无神论成了替罪羊。
    3. 把所谓“普世价值”置于无神论的对立面
    按照目前流行的说法，所谓“普世价值”是指全人类共同认可的某些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以及人与国、国与国的关系的准则，拒斥和反对这样的“普世价值”会被视为蒙昧未开的表现，引起公愤。在今年汶川大地震中引起广泛议论的原四川都江堰光亚学校的语文教师范美忠在一篇自辨文章中称他是一名基督徒，这名基督徒在北大上学时曾写过一篇名为《无神论与民主是相互矛盾的》文章。范氏认为“无神论的根本观点就是唯物主义进化论——世界是物质的，世界是由物质进化来的人是由动物进化来的。既然是进化，世界上的物质、动物、人类社会的人就都处在进化的不同序列和阶段，就必然存在着先进、中游、落后的等级序列，也就是说，无神论必然导致（阶级）等级主义或等级（阶级）专政! 这和民主是冲突的! 民主的目的是保护人权，人权的根本点是人人平等，也就是说民主的根本价值观是人人平等的价值观! 所以，无神论与民主是相互矛盾的”! 他并且认为“既然无神论者相信优胜劣汰、弱肉强食是世界演变的根本法则，那无神论者怎么会相信人人平等的普世性人权观呢?中国农民的贱民地位就是无神论统治的结果”。在去年的年会上，徐麟教授指出：“近三十年的风云际会造就了一批‘文化基督徒’。他们原处于‘教会之外’，后来有相当多人受洗于家庭教会。他们普遍热衷于把基督教移植为主导中国文化的意识形态。其中有一个特殊的群体产生于‘八九’政治风波之后，先是远志明、苏晓康、范学德等前中共党员在海外成为热心传教的牧师，后是一批所谓政治异见者如任不寐、余杰、高智晟等相继加入未经登记的家庭教会，并将其政治理念寓于宗教活动当中，可以把他们称作‘政治基督徒’。远志明宣传‘上帝离中国有多远，民主就离中国有多远’准确地表明了他们的立场。” 既然民主成了上帝的专利，那么无神论者当然与它无缘。别的“普世价值”亦可作如是观。
    4. 诬蔑马克思主义和无神论是中国文化、传统道德的破坏者甚至毁灭者
    此说见于自由撰稿人刘兆辉的如下文字：
  “由于中国在封建文化残余的基础上引进不合理的马列文化的原因，使得中国人文环境被污染越来越严重。如果自然环境的治理都成问题的话，那么更深层次的人文环境的污染的治理难度就更大了，这往往需要几十甚至上百年的时间。
  “中国人文环境被污染的深层次原因是中国文化被破坏导致的。虽然我们说封建社会的中国文化是糟粕，但问题是目前中国人文环境被污染破坏的程度是要远远超越以往封建社会的。最近就暴出父亲强奸自己亲生女儿并杀死自己女儿的新闻。这样的案例即使在封建社会也是罕见的。还有为人师表的老师猥亵学生等案例，这在封建社会也是罕见的。但现实是在目前的中国却是经常见诸报端的。还有目前的官僚体系的贪污腐败问题，也是有能力追赶中国封建历史中任何一个王朝的。中国的人文环境的确被彻底污染了。
  “人文环境被严重污染，可以说是因为‘文革’时对中华民族文化的破坏，主要原因是引入马克思主义，导致无神论被广泛传播，人们变得无法无天、见利忘义、丧失诚信、道德普遍沦丧。”
    二、无神论被妖魔化的原因
    1. 马克思主义即科学社会主义从未在中国真正取得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
    宪法规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因此，理论上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上居于指导地位。然而，这个地位的取得是依赖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大多数公民只是被动地接受。建国60年来，足以取代旧的以儒家为主导的“三教合一”型官方意识形态的新的全民信仰体系始终没有建立。作为思想工具的马克思主义无神论讲坛无神论是怎样被妖魔化的？在当代中国更多时候只是一种书斋学问。即使在执政党内部，由于党内民主的长期高度缺失，也未能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贯彻到底。许多党的干部和党员不读马克思主义，尽管在有需要的时候声称自己持无神论立场，也不过是受党员名份的限制而非真正服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笔者称之为“嘴巴无神论者”。改革开放以来，在繁荣文化、发展经济等名目下，众多党政领导以党、公职身份出席、参与甚至组织策划宗教活动，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党内本来就十分薄弱的无神论思想基础。近年来，中央投入巨资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然而作为该项工程主要任务之一的“建设具有时代特征的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却还没有产生足以指导当前实际的理论成果。不能不承认：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还没有渗入中国公民的生活层面，也就没能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元素。这就是一部分有神论者肆无忌惮地妖魔化无神论的现实思想环境。
    2. 历史上的过激行为和30 年来的政策调整造成宗教大规模反弹，从而挤压了作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题中应有之义的无神论的生存空间
    建国初期，我国采取向苏联“一边倒”的政策，处理宗教问题虽然结合国情有所创造，但基本上采用的是苏联那种借助于行政权力推行无神论的模式，对各宗教，特别是“洋教”，行为有些过激，并在“文革”中登峰造极。然而作为旧社会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宗教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因此在经济基础改变之后仍具有生命力。对于一般信众来说，不论外界环境如何改变，其信仰对象是不变的，外力压迫反而会坚固他们对信仰的持守。正如初期基督教教父德尔图良所说的那样：“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我们时代能给神的唯一效劳，就是把无神论宣布为强制性的信仰象征。”所以，当压制消失，宗教就会以更加蓬勃的态势发展起来重新向无神论挑战。加上改革开放以来宗教政策拨乱反正，实际操作中则往往“过”正，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场合信仰宗教的自由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不信仰宗教或主张无神论的自由则被挤进了窄胡同。
    3. 苏联、东欧剧变对我国的影响
    苏联和东欧曾经长期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我国民众早已养成这些国家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正宗社会主义国家的固定思维。因此，当苏、东剧变发生后，民众便自然而然地得出“共产主义失败了”的结论。苏、东剧变20 年来，某些宗教，特别是有一个覆盖全球的教务领导中心的天主教，不断重复并强化着这个结论，使之成为其教徒的思维定式，并把它推向教外民众，我国也不例外。现任教皇本笃十六世2006 年访问波兰比肯脑集中营时，在一块记载着苏联红军与纳粹战斗事迹的纪念碑前说：“这块纪念碑叫我们反省到他们的使命的双重悲哀意义：他们把一些民族从一个专制独裁中解放出来后，却又使同样的这些民族屈服在一个新的专制独裁，也就是斯大林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下”。其实，只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在那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中，一直存在诸多与科学社会主义抵触的东西，其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更是封建主义、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然而，鉴于对威权体制话题的敏感，执政党从来没有勇敢地指出并非一切打着“社会主义”标签的事物都是社会主义的，那些国家的共产党人之所以失败，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因此，当我国的有神论者(不仅仅是天主教徒) 以其失败为前提向共产主义和无神论问难时，执政党总是面临语境上的困难。
    4. 部分高校和公办科研机构学者的宗教性研究态度
    杜继文教授在去年年会上发表的《基督教在当代中国大学宣教的重大突破》一文，对基督教神学进入某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并竞创所谓“文化神学”的情况做了详尽的分析，并指出：“在某些大学讲堂或研究机构的基督教宣教，有个很显著的特色，那就是举‘文化’旗帜，宣‘神学’内容”。此言的是确论。在当前我国的高校和公办科研机构中，基督教神学俨然成为一门显学，部分学者，虽然其身份并非宗教信徒，或者不是公开的宗教信徒，但其研究态度却是宗教性的。这种态度主要有两个表现：一是通过翻案粉饰历史上的教会形象。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彭小瑜在2004 年出版的《教会法研究——历史与理论》一书被称为“开国内教会法研究的先河”。在这部著作中，彭小瑜用了相当的激情与笔墨，突出了《天主教法典》的“自由和宽容的基督之爱的精神”，雄辩滔滔地为中世纪天主教宗教裁判所进行了翻案，指出宗教裁判所的错误只是在于没有“比较完善地执行”教会法的程度，而即使如此，也不过是因为“教会法官的无知”，而这些行为“恰恰与教会法的原则背道而驰”。同时，作者还将当时的世俗统治者与教会完全割裂开来，认为世俗统治者对教会的审判程序并不尊重。在阐述以上论点时，彭小瑜似乎忘了那些世俗统治者本身也是天主教徒，他们本身就是教会成员，其行为自然也是教会行为的不可割裂的组成部分。关于教会法的历史地位与贡献，中外法学家多有论述，宗教裁判所的历史定位也可见仁见智。然而，三复斯书，彭小瑜在论述、引证中都只采用对其有利的资料，而对同样浩如烟海的不利于他的观点的资料则视之蔑如。这种有欠公正的态度恰恰代表了当前基督教研究界的一种不良倾向，即：将进步归功于教会，把罪恶委过于世俗，总之，天主是不能错的。彭小瑜的这部著作，与其将之列入社会学范畴，毋宁列入护教学范畴；与其说他是研究宗教的共产党员学者，毋宁说他是一位高明的当代多明我会士。本着这样研究态度得出的成果，本身就具有宣教性质。二是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持宗教立场。清初天主教“礼仪之争”是中国教会史上的一桩悬案。在众多相关论文中，山西大学哲学系教授安希孟的《争论的意义：从“礼仪之争”看基督教学术争论》一文令人印象格外深刻。在这篇宏文中，安氏开宗明义便拈出“由于中国皇帝对理论及神学讨论采取简单化的、横竖看不惯的态度，中国朝廷竟以‘禁教’了事。自今观之，这已经是对宗教信仰自由及教义的自由辩论的藐视与无知”观点。基于这个观点，安氏更要求“今人对于这段公案的研究，断不可囿于流俗的见解，当从21 世纪信仰自由、个人权利与学术尊严的角度出发”。在文章中，安氏只从批判清王朝专制的角度一味谴责中国的蒙昧与无知。传教士们只是“为了一个良心上的问题争执不休”。然而，天主教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一直是个有争议的问题，在教会内部也远未形成统一意见。事实上，笔者就多次在不同场合听到过从天主教内发出的同一个令笔者感到心惊的声音：“在照世真光面前，强调所谓的传统文化只为无稽的传说沉沦了意识，而强调本地人文那只是无尽的虚妄。”南方某中年主教的一位亲属(也是天主教徒) 在与笔者谈论传统文化时，更是多次指斥中国传统文化的“魔鬼属性”。对于中国学人而言，早在利玛窦以《天主实义》对儒家思想偷梁换柱时，便有人发出始以为传教士“慕吾道而来”，现在才发现他们是“窃吾道而叛”的惊呼。礼仪之争从本质上讲是当时中西两种上位文化发生冲突的一种表现。作为西方哲学与基督教研究专业的教授，安氏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安氏这些年以主张用基督教思想改造中国文化著称。通观此文，令人对中世纪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那句著名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的论断又多了几分理解。
    5. 执政党对无神论的宣导不力
    有神论是宗教存在的前提与基础，因此，在现实社会中，谈论有神论的问题总是与现实宗教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我国在宗教领域的工作，以“稳定”为主轴，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往往出于对“稳定”的维护，制止对所谓“敏感问题”的讨论。在客观上造成了一种扭曲现象：有神论可以在学术殿堂和田间地头享受到无限制传播的待遇；无神论者却因为被担心可能妨碍“稳定”而受到诸多束缚，即使是专家学者，倡导无神论也难免“教条主义”之讥，至于民间的无神论者，其话语空间就更为狭窄。以网络为例：2005 年底，笔者曾写过一篇《天主教网络渗透术之初探》，对天主教网络宣教的两种基本形态和七项特征进行了分析。时过三年，这些现象非但没有得到相应的治理，反而愈演愈烈，几近失控。2006 年4 月14 日人民日报《观察时评》曾发表宏文，对网络迷信现象进行了分析，进而指出：“网络迷信之所以发展到今天这样的繁荣地步，除了管理不力外，更在于网络无神论力量的单薄。”但网管部门似乎充耳未闻。
    6. 重大自然灾害激发了宗教情绪
    在人类历史上，战乱与自然灾害从来就与传播宗教的高潮紧密相联。每当发生战乱或重大自然灾害时，总会伴随大量的死亡，而畏惧死亡正是宗教的源泉。相对于生活物品的匮乏，人们精神上的空虚更需要填补。一个人在接受宗教安慰的过程中，身体的痛苦已不再是无法忍受的了，因为宗教给了他在短暂的痛苦之后会得到永恒的更加美好生活的意识。汶川地震发生后，各宗教团体大规模施行赈灾传教。例如河北天主教社会服务机构“进德公益”就选派了多批神父、修女到灾区赈灾，其中不乏传教精英。同时，各类媒体的图文声像作品大量使用宗教名相。一段时间里，不仅灾区，整个社会都被激发起了普遍性的宗教情绪。
    三、无神论被妖魔化可能产生的影响
    1. 阻挡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的追求
    科学是无神论的伴侣。宗教的基本形态是对虚构的超自然存在的崇拜，而科学恰恰是人类发现和把握自然规律的实践活动，两者背道而驰。虽然有许多人援引既是科学家又是天主教神父的德日进的话“科学与宗教是一对孪生姐妹”，提倡科学与宗教的“合作”，但此举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有部分科学家不清楚个人所持的超自然信仰和对超自然主义的质疑，因而有意或无意地模糊了超自然与科学之间的区别，使宗教披上了科学的正统外衣”。构成宗教的元素之一就是寿数有限的人对于永恒生命的向往，作为自然人的科学家也难免会有这种向往并因而产生宗教信仰，但他们在从事科学实践的时候却不能不遵循科学自身的规律，宗教固有的有神论世界观起不了任何作用。通观科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不断挣脱神的束缚的历史。站在今天的高度看古代的科学成果和蕴含于其中的朴素无神论思想，也许会觉得它们幼稚、粗糙，甚至充满错误，但这种认识以及这种认识所得到的成果，仍然属于科学而不属于宗教。正如科学史家丹皮尔说的那样：“科学并不是在一片广阔而有益于健康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害的丛林——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这片丛林一再对科学的幼芽加以摧残，不让它成长。”科学是人们拨开用来点缀套在真理之树上的宗教锁链的虚幻花朵之后，伸手在树上摘取的真实花朵。把无神论妖魔化，只会败坏科学的形象，从而阻挡广大人民群众对科学的追求。
    2. 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近来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是很热门的话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赵晓2002 年写的一篇《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曾经轰动一时，后来他便“一直思考市场经济变革与市场伦理乃至与信仰的关系”，并在今年将“持续思考的结果写成《有十字架的变革与无十字架的变革》一文”。赵氏表示该文“可以说是在那篇文章思维方向上的进一步扩展，目的是要从信仰尤其是基督教信仰角度建立一个对于变革（转型）尤其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变革（转型）的一个新的一般性分析框架”。他认为中美市场经济“最大的差别或者说本质差别是美国到处是教堂，而中国没有教堂，中国到处是澡堂。教堂与澡堂的对比，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中国的市场经济主要是下半身驱动的，是人的自私、欲望、贪婪这些东西在驱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前行”，于是提出中国要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即“以基督信仰作为核心理念或者受到基督信仰的影响，特别是有博爱精神与契约精神融入传统文化，进而引发一系列重大变革的变革”。他批评中国几千年的变革是“无十字架的变革”，其特点是“普遍没有导引出现代文明，既缺乏市场经济这样的伟大经济变革，更没有现代政府治理变革所导致的长治久安”。因此，中国现在必须进行“有十字架的变革”，才能“进一步支撑中国的变动，把中国带向真正的大国崛起”。怎样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进行怎样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当前全社会热议的话题。“基督教民主论”就此发出声音毫不奇怪。但摆在我们面前的史实是，西方国家确立当今政体，正是它们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不断挣脱以教会为主导的政教合一体制束缚的结果。也就是说，西方的千年变革是戴着胸前的十字架从耶稣被钉死的十字架下走开的变革。所谓“有十字架的变革”的实质，是在百余年来几代基督徒梦寐以求的“中华归主”得以实现的基础上照搬西方的政治体制。这显然有违执政党启动政治体制改革的初衷，其作用只能是阻碍已经启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
    3. 否定指导执政党思想的理论基础
    无神论是马克思主义从18 世纪法国启蒙主义那里继承下来的宝贵遗产，对无神论的妖魔化必然导致对马克思主义的质疑乃至否定。然而，正如在上世纪的欧洲曾经出现过宗教家以神学“改造”马克思主义一样，现在也有许多宗教界人士或具有宗教情结的研究者试图“调和”宗教与无神论的关系。上述赵晓文章的行文风格便引起了笔者特别的注意。作者大量引用执政党的正式文本做他的“有十字架的变革”的论据。例如前总书记江泽民关于“以德治国”、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表述和温家宝总理谈及“仰望星空”的事例便被他用来论证重建道德体系的重要性。殊不知他笔下的道德体系完全是以美国为蓝本的基督教道德体系。也就是说，他以偷换概念的拙劣手法把中国共产党领袖建设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其中完全能够也应该容纳无神论）的设想嫁接到他企图栽培的基督教道德之树上。他颇为煽情地说：“很显然，如果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信仰的文化融合成功，将带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复兴。中国有远见卓识的政治领袖说得好，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还要仰望星空，只有仰望星空的民族才有未来和希望——我想，也才能有资格谈做世界的领袖，这样的世界领袖才有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祝福。”很显然，在赵晓的文中，“脚踏实地”指“中国传统文化”，而“仰望星空”指“基督信仰的文化”。实际上，温家宝总理笔下的“星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赵晓企图把它阐释为“上帝”，从而将温总理对青年学子的期望嬗变为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对上帝的仰望，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世界观的问题了。
    4. 剥夺无神论者的话语权
    就当代中国文化语境中的话语权而言，基本态势是“有神论天天讲、到处讲，无神论没人讲、无处讲”。试举一例：去年本笃十六世对华《牧函》发表以后，在天主教会内部以网络、张贴、讲道等形式对之做了广泛宣传，继而更推出了由国内某神父撰写的《教宗牧函学习笔记》供人下载；舆论主管部门却把它列为禁区，有关评论（无论正面还是负面）被全部封杀。笔者在牧函发表后一周撰写的分析文章《满纸招安意，一片离间心》一文，在非宗教网站和博客上发表了不到一小时就全被撤了下来。
    无神论在当代中国被妖魔化已近30 年，影响了三代人。马克思主义无神论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作为真正的无神论者，现在应该勇敢地站出来，大力倡导科学、正确的世界观，塑造健康的民族精神，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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