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与在：共产主义财政税收制度和必要劳动时间法

        先从绝对平均主义与相对平均主义说起。

        2010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919元，中国城镇居民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19109元。中国人口13.39亿，城镇化水平近百分之五十。

       设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为600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20000元。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各占人口的一半。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将全部收入都加起来再平均分配，（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2=（6000+20000）/2=13000元。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都变成13000元。绝对平均分配早已被证明是错误的。干多干少一个样会极大的伤害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绝对平均主义看起来很公平，但这种绝对公平却极不合理，它会把社会困在贫穷中，使社会难以发展。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合理的平均主义，是无法向前发展的平均主义。

        相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将部分收入加起来再平均分配，它保留了部分差异分配。平均率设置为百分之五十（绝对平均主义的平均率是百分之百）。也就是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各拿出一半来进行平均分配。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和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的一半分别是3000元和10000元，平均后是（3000+10000）/2=6500元。实行相对平均分配后，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为3000+6500=950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为10000+6500=16500元。这种收入中既有平均又有差异，其中干多的人还是拿多，干少的人还是拿少。可见相对平均主义有一定的合理性。只要设置得好，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设置合适的平均率，平衡平均和差异的比例，就能兼顾公平和效率。

        自由市场经济无法解决社会公平分配问题，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个结论。市场经济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它使西方社会达到了很高的富裕程度，然而在这层华丽外衣里却有许多不公平问题。西方政府为此打了许多补丁，但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还是说中国吧，在经济一体化、社会大分工的今天，农村居民为社会生产吃的，城镇居民为社会生产用的。而结果却不是大家共同富裕。城镇居民有吃的有用的，农村居民却有吃的没用的。城镇居民可以吃上农村居民生产的粮食，农村居民却无法用上城镇居民生产的产品。这是为什么？难道是农村居民对这些物品没有需要吗？或者是城镇居民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这些产品吗？对今时今日的中国来说，显然不是农村居民没有需要，也不是城镇居民无法生产出足够多的数量，而是物权分配制度和物品生产制度存在问题。

        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多是在企业中生产物品，在企业中初次分配货币形式的物权（钱），再在政府和家庭中进行二次分配。最后再把货币形式的物权（钱）在市场转变为需要的物品，可以说是在市场里分配物品。都说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好工具，但我看市场能配置好的资源只是生产资源，对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发展的生命资源却配置得一塌糊涂。生命资源是个人的生存资源（如粮食）和发展资源（如电脑），对应的物权是生存物权和发展物权。市场经济制度的确是发展生产的利器，但它绝不是社会生存物权和发展物权公平分配的好制度。甚至相反，它有时还会牺牲公平来发展生产。市场经济的分配是差异分配，它让劳者多得，能者多得，总的来说就是功劳贡献越大得到的就越多。因此我把这种差异分配称为按功劳分配。市场经济中，资本追求利润，利润追求供需的缺口。缺口越大，利润越大。利润追着缺口跑，结果是新产品新产业的利润极高，旧产品旧产业的利润微薄，被压抑到很低。这本来是新产品取代旧产品的一种合理机制。但如果新产品和旧产品是不同种类的产品，则这种机制就变成了不合理不公平的分配机制。

        分析上面提的那个城村居民分配不公平问题。农村居民从事的农业是传统产业，是旧产业，生产的粮食可以说是旧产品。粮食的供需状态是供需平衡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供求缺口。这使得农业只有低利润甚至没有利润。城镇居民从事的产业相对来说是新产业，生产的是新产品。有供需缺口，有的甚至有极大的供需缺口，因而有极大的利润。结果就是物权（此处表现为利润或钱）都向城镇集中，城镇居民有物权买吃的买用的，农民没有物权不能买用的。市场经济的利润有追逐供需缺口的特性，或者说是高新抑旧的特性（高扬新产业的利润，低抑旧产业的利润）。这个特性的正面作用是把人从旧产业赶到新产业，从而发展新产业。负面作用就是形成不合理不公平的物权差异分配。

        用合理的平均分配可以平衡掉市场经济差异分配产生的不合理不公平，将差异分配建立在合理的平均分配的基础上，将按劳分配建立在合理的相对的按需分配的基础上，这是平均主义的正确用法。这样的平均主义是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在此基础上的市场经济我称为共产主义市场经济。

        共产主义市场经济中表达共产主义的部分是共产主义财政税收制度。用税收的方法来平衡市场经济的物权差异分配中不合理部分。将税收的杠杆作用发挥到极致，高税收，平不合理物权，消除市场经济产生的不公平。把收上来的税再还给人民，这是把部分物权收上来平均后再返还给人民的一种平衡机制。这样的财政制度我称为民权财政。这是共产主义社会使用财政税收的方式。它是比西方的民生财政更高级的财政制度。或者说，西方资本主义私家所有制社会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最高境界是民生财政，共产主义社会的财政税收制度的最高境界是民权（物权）财政。

        享有权利的同时必须承担责任和义务。享有物权的同时必须承担生产（或者辅助生产）经济物品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接下来要说的必要劳动时间法。共产主义绝不是养懒汉的制度，也不需要什么高觉悟（但它会出生高觉悟）。它只需要人民按照制度设置的规则行事就可以了。共产主义也不是空中楼阁，它是完全可以在人间实现的制度。

        必要劳动时间法规定社会成员在获得社会赋予的物权的同时，有责任和义务给社会提供相应价值的劳动时间，此劳动时间称为人对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与之相对的是自由生命时间。共产主义将每个人的生命时间中的可工作时间阶段分为必要劳动时间段和自由生命时间段。在自由生命时间段，你是自由的。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以获得更多物权（报酬）。也可以选择不工作，用社会赋予你的基本物权去享受生活。这个基本物权是随着共产主义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你为社会经济建设作的贡献越多，获得的物权（报酬）就越多。社会向前发展，你以及你的子孙后代的基本物权也会越来越大，人民共同享有的财富也会越来越多。

        在必要劳动时间段，你是有责任和义务的。你必须把它们承担起来。就像要吃米饭就必须种大米，要吃水果就必须种果树。在共产主义社会，你先获得大米和水果的物权，然后必须承担起种大米和种水果的劳动，或者是其它劳动。严谨的说，就是必须承担起你所获得的物权相等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拿上面的相对平均分配的例子来说。农村居民年人均收入为6000元，城镇居民年人均收入20000元。各收取百分之五十的生产性收入所得税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还有3000元，城镇居民的人均收入还有10000元。政府把收上来的税平均了再返回给人民时，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变成了9500元，城镇居民的收入变成了16500元。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都获得了税返后的6500元的基本物权，他们在下一年就必须承担起6500元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必要劳动可以是义务劳动也可以是有偿劳动。实际操作中可以用义务劳动来惩罚不愿承担责任的懒惰之人，用有偿劳动作为正常手段。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必要劳动是有偿的劳动。假设第二年，农村居民的生产性人均收入还是6000元，城镇居民的生产性人均收入还是20000元。那么城镇居民就超额完成了等量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仍然是多劳多得，城镇居民获得了相对多的16500元税返后总收入。而农村居民的等量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还差500元，农村居民在这一年就欠了社会500元的等量价值的必要劳动时间。政府在这一年就应当积极的组织农村居民去完成所欠的必要劳动时间，或者农村居民自己积极的去完成所欠的必要劳动时间。这个例子中的税返后收入，农村居民的是增加了，城镇居民的是减少了。这是设置的问题。也可以设置成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税返后收入都增加，也可以把其它的税收加入进来平均后税返给人民。这里对此不再举例假设分析。

        这种税返式的财政税收制度就是我所说的共产主义财政税收制度。它把人民的物权收上来平衡后返还给人民，所以它是民权（物权）财政。它也是平衡机制，就像个平衡器，把市场经济制度产生的不公平不合理平衡掉，甚至可以成为消灭剥削（我对剥削的定义就是收入的不合理不公平部分）的手段，取代私家所有制（私家所有制就像差异放大器）的方法。它的本质是把富人（资本家或企业家）获得的不合理收入部分还给共同参与生产劳动经济建设的穷人，把流向城镇的不合理的过多物权还给乡村，把流向东部区域的不合理的过多物权还给西部区域。不论城镇还是乡村，不论东部还是西部，让所以的中国人民都能够分享他们共同创造的财富。

        把人民的物权收上来留着官府自己用的财政税收制度是官有主义财政税收制度。这种财政最好的形式就是民生财政。政府把人民的钱花在人民上，给人民幸福。这样看起来很好，但缺点也很明显。就像别人拿了你的钱去用，一部分他自己用，一部分用在你身上，并且对你说给你幸福。极端的例子不论，就说他给你的幸福是不是你要的幸福，以及你的幸福为什么你自己不能去争取。这是让他人给自己幸福的制度设置的缺点。政府应当从给人民幸福的位置上走下来，把属于人民的物权部分还给人民，让人民自己更好的去争取他们所要的幸福。而政府的正确职能是从旁或帮助或辅助或协助人民去争取幸福，是带领全体人民共同走向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