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隐士思想到宗教信仰

由隐士思想到宗教信仰

     中国的隐士文化，留下来的多是闲适舒缓的格调。即便出几个“犬儒”式的人物，也以忠君忧国名义下的偷懒汉居多。如果真的是些安于寂寞、寄情山水的逸士，恐怕早就湮没于浩瀚人海了。这一类人，起码享受着较高级的生活保障，绝非引车卖浆者之流，假如一个人三餐不继，谁还有心思同文化沾边。因此上，这些文化颇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味道。所谓“有思想，有担当”，其实投入成本很低，因为自己本身远离权力中心，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太大的责任，且身在局外，有旁观者的冷静眼光，所以才得行其道，

    有思想的隐逸之士，多出现在社会矛盾凸显的乱世，在这样的时代，当权者权利相对弱化，无暇顾及太多，就好像一个在热火上的高压锅，总得有几个放气的保险阀一样，只要锅内压力不减，放些多余的闲气无伤大体。偿若真正到了政权高度集中的盛世，当政者是绝对不容许有什么异样的文化腔调的。其实所谓的隐士文化，就是胆小鬼文化，享乐主义文化，无政府主义文化，即便比在朝廷的当权派清白些，也是国家统一信仰之大敌。

    自古至今，世界上每一个强大的国家，无不以统一信仰为立国之本，容忍多重信仰的国度，等同容忍了分裂和败亡。人种可以不同，民族可以不同，但信仰必须相同，很难想像不同信仰的人们能够同心同德地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古代部族间相互征伐前，必先有巫师占卜祭祀，只有得到神灵庇佑的战士才能够勇往直前、视死如归。古人们已经认识到信仰的力量，后来的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都曾作为一种单纯的信仰帮助人们建立起强大的国度，当今的国际格局，也深深地烙着宗教信仰的印痕。各次国家战争也以信仰冲突居多。从东南亚的佛国，到中亚的伊斯兰、以色列的犹太教、欧洲大陆的天主教以及英美俄的新教等等，无不以一种宗教信仰压倒式地统治着国民的思想；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现在中东和车臣，时不时出现慷慨赴死的“人弹”，假如不是信仰的力量他们能做到吗？

    唯独我们中国，两千多年下来，国家分分和和，中国的思想文化就像一个五彩麻花，并没有被哪一种颜色完全独占，这是中华民族至命的罩门，也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人们常夸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庞大博深，却不提这杂色纷呈的文化给整个民族带来的沉重灾难。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鸣，各种思潮争奇斗艳；等到了秦始皇灭六国，行施李斯的“焚书坑儒”，目的无非是要统一意识形态；至秦末汉初，社会动荡，百家又起，汉元帝引进佛教也是这个时期，一直到汉武帝时，才有了要统一思想的精力，于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得到了推行，但儒家那一套始终像是现实社会的一种行为准则，真正影响国人灵魂的非原始的道教和西来的佛教莫属，形成了佛、道、儒三教合一的混合型中原文化。

    其实在中国的历次朝代更迭时期，也是主流文化受到各种思潮冲击的节点。特别是元朝以后，黄教、回教和基督教大举进入中国，更加增添了中国国民信仰的复杂性，到清代中叶，各种宗教势力渐成气候，民众力量四分五裂，国家犹如一棵被肢解、蛀空了的大树，再难抵挡像太平天国和八国联军那样的狂风暴雨了，“东亚病夫”这顶帽子也就实至名归地落在了中华民族头上。

    中国共产党人带来崭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用共产主义信仰武装人民的头脑，在毛泽东思想的引领下，在各个战场上涌现了无数的不怕死的中国人，共和国的旗帜淌着烈士们的鲜血迎风飘扬起来，当时的国家宪法就规定，“人民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人民有反对宗教信仰的自由。”基本上否定了各种宗教的发展基础，到一九五二年以后，除少数民族以外的各种宗教势力逐渐被取缔，十几年以后，毛泽东又发起文化大革命，就连各少数民族民族地区也参与了进来，各种牛鬼蛇神消弭于无形，如果这种形势坚持上五六十年，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完全可以被唯物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信仰占领，到那时，万众一心，就算有外部势力想渗透也是无从下手了。

    可惜功亏一篑，现在的中国，中原上教堂寺庙林立，会道门比比皆是，圣座、教长的召唤大于国家政府，少数民族地区宗教势力更是内外勾结、蠢蠢欲动。社会上不说，就连军队里面也在抓经济，人们到底还信仰什么？当年的那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不知还在否？倘若国难当头，“爹娘送儿上战场”的情景能否再现？钱买的雇佣兵能否视死如归？疯子云：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