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毛泽东伸张正义

初看这个题目，相信绝大多数的读者一定会认为写者是个疯子，或者是个网上追寻噱头，赚取点击率的人。但我要告诉各位读者，那绝对不是我一个人的本意，我只是凭着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一个华人的感恩之心为毛泽东辩护，替毛泽东伸张正义。因为我环顾四周，没有发现什么达官贵人为他说话，没有发现哪个强大的组织替他辩解，甚至连他的子女也无力发出那怕是那细如蚊虻的声音。　　

    这一切，均来自那本著名而喧嚣的杂志——《炎黄春秋》2010年第四期的一篇文章：《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作者是现任北京大学宪法行政法导师组成员，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检察院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的郭道晖。凤凰网资讯2010年4月26日报道时，将名称改为：《1980年四千老干部大讨论如何评议毛泽东功过》。　　

    该文作者——郭道晖说道，当时他是以全国人大小组的秘书身份参与了1980年那次《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讨论工作。据其讲，他当时“负责整理本组讨论简报和其他有关工作，有机会旁听本组的讨论和阅读外组的简报，得悉讨论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党内高层老干部敞开思想、自由发言，对党史和毛泽东的功过的评论”。文中披露的中央有名有姓高层人士45人。他们是谭震林、彭真、李井泉、许德珩、肖劲光、阿沛·阿旺晋美，赵伯平、杨秀峰、高克林、刘复之、王汉斌、江华、黄火青、李士英等我们老百姓比较熟悉的领导人。引述的发言人及其言语攻击毛泽东最甚的有十八人。本人好事，做了详细统计，现辑录如下：　　

   1、 张执一的发言：“总以为毛主席是对的，我自己跟不上而已，‘只憾驽顽跟不上，前途遥见太阳红’，对毛主席有一种宗教感情”。　　

   2、高法副院长王维纲同志发言：“毛主席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消极作用估计过高，怕他们造反，这是一大病根。他在建国初期讲‘人民民主专政’，还不一定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专政；而后来讲‘无产阶级专政’就把矛头对着资产阶级，把知识分子也都归入资产阶级，甚至说党内也有资产阶级、走资派等等。其实，建国以来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政权只有名义，一直没有真正掌权，绝大多数人也并没有反对我们。他对资产阶级和阶级斗争估计过高，把革命的对象完全搞错了。才产生1957年的反右和十年文革”。　　

   3、团中央书记胡克实发言：“决议草稿第60页13行说‘毛泽东同志没有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决不能夸大说是马列主义新阶段’，这与草稿另一处说‘毛泽东思想已形成科学的体系’是矛盾的。马列主义尚且没有讲什么‘体系’，而毛泽东没有‘全面发展’马列主义倒成了‘体系’？如果有，也是不科学、甚至是反科学的体系，如‘继续革命论’、‘党内资产阶级论’等等。”他还说：“文革前他两次亲耳听到毛主席讲话，一次说要‘钓鱼’，即搞‘阳谋’；一次说要搞‘剥笋政策’，在党内一层层剥掉（异己分子）”。他说：“当时我听了很吃惊。无产阶级领袖怎么用这种语言呢！主席后来的思想走上唯意志论，认为个人意志可以创造一切，可改变客观经济规律，改变党和国家的根本大法，甚至改变历史发展的趋势，走上追求绝对权势和个人意志的王国、唯我主义的道路。毛主席实际上是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草稿上没有‘机会主义’四字）。……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什么变成机会主义者、专制主义者，必然性是什么？只有触及本质问题，才能解释。不能用（草稿中的）骄傲情绪、主观上要反修防修来概括，否则群众不满意，我们这些正统派也不诚服”。　　

    胡克实还说：“毛主席出尔反尔的事情很多。如1953年团中央起草团章，上面有‘用毛泽东思想教育青年’一语，毛亲笔勾掉，还嘱咐我们不要再这样写；可是在文革中却把这事说成是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我们挨斗，过不了关，他却不出来吭声。又如1959年庐山会议，本来要批左，却变成批右。1962年七千人大会，他大讲民主；没几个月，在十中全会上大批翻案风。三年困难时期，中央决定下马，主席并未反对；但情况刚好转，他又大批下马风。文革派工作组是主席批准的，后来却说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1972年刚批林，又批“右倾回潮”。他批别人（对他）搞突然袭击，他自己就搞。刚批了几天四人帮，转过来马上批邓。……他这一张一弛，把全党搞得不知所措了”。　　

    4、张香山发言：“我们也可以写出一个《论毛泽东同志的左倾修正主义》小册子。这方面的材料要比列宁批伯恩斯坦的右倾修正主义的文章中的材料不知多多少倍。马列主义体系中的错误只是局部的，个别的，暂时的，或只是过时的，不是系统的，路线性的；是白玉瑕疵。而毛主席的错误太大、太多。很难把毛的错误思想排除在毛泽东思想之外”。　　

    5、李维汉副委员长发言：“指出毛主席片面性错误的十大方面：1.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2.熟悉农民和地主，不熟悉产业工人和资本家；3.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4.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才研究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5.不研究经济规律，主要是从政治看经济问题；6.对知识分子按世界观划阶级，主张‘外行领导内行’，批‘臭老九’；7.搞农民平均主义，1958年搞‘大跃进’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8.在需要‘外为中用’时，大批国际修正主义，把‘自力更生’变成‘闭关自守’；9.1964年提出四个现代化，1966年又开始搞四个大破坏；10.钻进线装书，搞他的‘古为今用’”。　　

    李维汉还说：“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在哲学思想上强调斗争的绝对性，否定合二而一，攻其一点，不计其余；‘左’比右好，长期反右不反‘左’。他把文革与打倒蒋介石并列起来，值得深思”。　　

    6、中调部副部长刘志汉发言：“我们跟着老人家奋斗28年，打倒了国民党，创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跟着他干了27年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差一点让同一个敌人——国民党（指四人帮）给灭了”。　　

    7、李颉伯发言：“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这场浩劫实际上在1956年11月一次中央会议上就种下了根。这次会上，周总理讲话，肯定近年工作冒了；陈云、富春、先念都讲了类似的话。在这之前少奇还组织人写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人民日报社论。会上毛主席没有吭声。后来乘反右斗争胜利和自莫斯科参加第一次会议归来，他很得意，1958年1月，他召开了南宁会议，在会上就发作了，说你们1956年反冒进，就是反对我。你周恩来同志说了什么，陈云、富春、先念同志说了什么，少奇写了社论，你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的边缘。谁晓得我身边有没有睡着赫鲁晓夫？将来有一天他作秘密报告……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有些人就把矛头指向这些同志。黄敬同志在散会后就得了精神病，后来得脑血栓去世了。”　　

    8、夏衍发言：“对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是否‘有功无过’提出质疑。他主要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说毛主席有时判断和决策失误，却常诿过予人。譬如1945年8月13—16日，毛主席本是向蒋介石连续发出三封措词强硬的电报和文章，但斯大林派特使来延安发指示后，毛主席立即改变态度，于8月25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三大口号，即‘和平民主新阶段’。重庆谈判签订双十协定时，他当众高呼‘蒋介石万岁！’使在场的民主党派的头头们大吃一惊。章士钊才忙向毛主席递交了那张‘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纸条。——在对敌斗争中兵不厌诈，用权术麻痹一下敌人未尝不可；但后来毛主席却把搞‘和平民主新阶段’、‘想到国民政府去当大官’等等罪名推到刘少奇身上，未免太不光明正大了。又如在党的七大报告中讲中国资本主义不是太多，而是太少。1949年我（夏衍）和许涤新等从香港到北京，为接管上海，向毛主席请示，毛又一再讲要让上海的资本主义有一段发展的时期，还讲一定要把荣毅仁、刘鸿生留下来，因为他们比我们懂得管工厂。少奇同志也讲了同样的话，声明是中央的决策。可是到1951年，毛主席就讲过渡时期要消灭资产阶级，让资本主义断子绝孙。这也就是‘兴无灭资’的祖本。后来还批判刘少奇讲‘剥削有功’和‘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　　

    夏衍概括毛主席的错误，是16个字：“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他说1957年反右时，就有人指出，毛主席怕的不是章罗联盟，而是怕党内出赫鲁晓夫。1958年毛主席才65岁，就有“老年性多疑症”。　　

    9、谭震林副委员长在谈到关于毛主席在民主革命中的功过时，很激动地谈到在苏区搞“富田事变”反AB团杀了部队里许多革命同志的教训。　　

    10、王光美发言：“四清时我写的‘桃园经验’，主席看过，很欣赏，还推荐给江青和身边工作人员看。他在少奇当选国家主席那天，召开中央扩大会议，批少奇把四清搞‘左’了，几天后他提出更‘左’的口号。这次会前，小平同志出于好意说，你身体不好，可不必参加。但主席参加了。另一次会上他讲四清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争’时，少奇插话说，是各种矛盾交叉一起，很复杂，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为好。第二天，毛主席大发脾气，说‘一个不叫我开会，一个不叫我说话！’谈到高饶事件，王说，事前毛主席约少奇谈话，要求反周。少奇不同意，说反周对党不利，周有很大功绩，在国内外有很大威望，绝不能反；并自己承担责任。后来高岗就反周、刘，毛默许。有的同志还以为毛主席支持高岗，他们才跟高岗。”　　

    11、中组部副部长李锐在会上着重回忆了1959年庐山会议的全过程，发言到：“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主席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　　

    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12、农机部的宋敏之发言：“毛主席是伟大的革命家，但不是伟大的、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者。他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13、张爱萍发言：“王明是言必称希腊；毛主席是言必称秦始皇”。　　

    14、孙冶方发言：“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线装书看得太多，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15、朱德同志的秘书陈友群发言：“谈了毛早年的思想作风问题，主要是他同朱总司令不和的过程，‘起初在士兵中朱比毛的威望高，毛有嫉妒心，是二人不和原因之一’”。　　

    16、许德珩副委员长发言：“梁启超早年是维新派，后来成了保皇派，晚年又反袁世凯称帝，写了篇《异哉帝制》，声称‘不惜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即否定其当保皇派的过去。毛主席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　　

    17、铁道部慕纯农发言：“毛主席发动文革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有预谋有意识整人，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周总理是累死的，气死的，整死的。过去有的封建帝王整人总还留下几个忠良。而跟随毛主席干革命的一批忠良都给整掉了，晚年他真正成了孤家寡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到临终的时候没有一个战友在面前，孤零零地死在深宫里，这是莫大的悲剧。他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最后也认识到不需要他了”。　　

    18、方毅发言：“他兄弟毛泽覃（在苏区时）曾同他争论，他拿起鸡毛掸子要打他。毛泽覃反抗说，共产党又不是‘毛家祠堂’！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明史》写朱元璋只是‘圣德有亏’”。　　

    最后，作者郭道晖借用他人的话综述道：“参与这次会的老干部普遍反映，这是一次畅所欲言的、思想解放的民主讨论会。中直机关一位70岁的老同志陶白说：‘我入党以来，真正解放思想，这还是第一次。会上我们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我们党的领袖，也就是说，敢于摸老虎屁股，这是前所未有的，至少像我这样的人是没有的。这次所以敢于比较深刻地批评已故的和还健在的党主席，不是过去没有觉悟，没有看法，而是不敢讲。这不是偶发的，是酝酿已久的思想大解放。’中央党校的宋振庭同志也说：‘我1937年入党以来，只有这次享受了党内真正民主生活。思想解放了，直接批评了两个‘上帝’，把多年不敢讲的讲了，是一次最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但遗憾的是，这次讨论中多数人意见并没有被后来正式通过的决议所采纳。因为那时候对毛泽东的评价，还没有达到现在认识的高度，主要的考虑还是囿于传统的思维，为尊者讳，担心给党’抹黑’。这次大讨论虽然过程中发扬了民主，在结果上却不是按民主原则‘集中到多数人意见‘，而是’集中正确意见‘；而’正确’则只是根据领导和主持起草的少数人的判断作出决定。就参与讨论的大多数干部而言，他们的个人发言内容或欠周全，却不能说是“唯心”的，而是尊重历史事实的唯物主义，总体上也是为党和国家深谋远虑的。但他们确是‘违心’地接受了最后通过的正式决议”。　　

    费了这么大的劲，把郭道晖的文章引述完，目的是让大家评个理：　　

    第一，我们终于获知三十年前，那场对毛泽东同志作历史评价的内幕消息。原来文革后，党内一贯宣称坚持的实事求是精神是虚伪而无耻的。从这些透露出所谓的内部消息看，那场闹剧式的会议，不过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谩骂与羞辱。如方毅的发言，“历史上最大的暴君要数他，连朱元璋也不如他”。夏衍的发言：“拒谏爱谄，多疑善变，言而无信，绵里藏针。”　　

    第二，公报私仇，如李维汉。在第四次反围剿的苏区，拥护和执行王明的路线左的那一套，排斥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策略。红军四、五次反围剿失败，开始长征至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后，渐渐远离中央政治局核心，以后长期得不到重用。此公如是说毛泽东：“历史上毛未犯过右倾错误，主要是左倾片面性。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强调‘矫枉必须过正’，‘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把赤贫分子（流氓无产阶级、‘痞子’）和贫农一起当革命先锋。到八七会议后搞农民起义，普遍发生这种‘左’倾”。还说：“毛熟悉新民主主义，不熟悉科学社会主义；熟悉农业，不熟悉工业；不懂政治经济学，很晚才读经济学教科书”等等十大罪状。　　

    第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墙头草，如孙冶方：“毛主席熟读的不是马列著作，而是二十四史。把封建社会帝王将相的权谋用到党内斗争上来了”。　　

    第四、小人之人，如朱德的秘书陈友群：“谈毛，有嫉妒心，是朱毛二人不和原因之一’”。　　

    第五，流氓无赖，如李锐：“毛，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可前段时间，周惠的一篇披露文章，早已撕破了李锐这个政治无赖的画皮。　　

    第六，讽刺加调侃，如许德珩：“毛晚年也是‘以今日之我同昨日之我宣战！’可是他却是以今日之错误否定昨日之正确”。　　

    第七，革命只为一己之私，不知革命的目的者，如李颉伯：“毛主席发动文革的动机不是为了反修防修，而是以整人开始，以整人告终，排斥他所不放心的人。”　　

    第八，自以为是的假马克思主义，如宋敏之：“毛是‘封建主义打底，马列主义罩面’”。　　

    总结完郭道晖文章特意举出的这八种类型，十八个人的发言后，我还有一种怀疑，那就是《炎黄春秋》的真实性。做为一贯以恶心毛泽东为快事和己任的刊物，经常靠以一带全，以点带面，误导愿意读它的人。要知道这四千多人中，为何只有这十八人比较激烈的言辞被他导出，而且还有名有姓，不就是试图让人相信他文章的真实性，这可是《炎黄春秋》经常使用的把戏。他的文章提到了彭真的名字和发言，但彭的语言比较中和，至于我们所熟悉的肖劲光、阿沛·阿旺晋美，赵伯平、黄火青、王震、许世友等著名将军们，并没有让郭道晖辑录出什么可资利用攻击毛泽东的文字。倒是三十年前黄克城大将的一篇文章，惊醒了我的猜测，即那是场少数人导演的一出闹剧，事实上，绝大多数干部高级并没有否定毛泽东，只是在淫威之下明哲保身，被资产阶级收买而已。　　

    尽管有好的猜测和判断，但我们仍为毛泽东受到的不公而感到愤怒。我们悲哀毛泽东的无情，他没有尽到保护好自己家人的责任，让他们一起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流血牺牲，而不能把江山托付，让白眼狼们肆意报复；我们悲哀毛泽东高处不胜寒的凄凉，“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使工人、农民重走回头路；我们悲哀毛泽东没有行秦始皇、朱元璋的霹雳手段，以为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的斗争就是温、良、恭、俭、让；我们还有很多很多悲哀毛泽东的事情......　　

    但现实告诉我们，毛泽东正在受难，正在受苦，需要我们去解救他，正如八十多年前的旧中国，我们需要他来解救一样，知恩图报是我们中国穷苦百姓的良心和道德准则。我们要用他给我们留下的那篇著名文章的话来激励我们,鼓舞我们：“毛泽东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但我们想到毛泽东的利益就是中华民族的利益,想到他代表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他而死,就是死的其所”。让所有热爱毛泽东的人一起，为毛泽东伸张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