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亡政息到江山变色

1、如何认识当下的中国　　

“打左灯向右转”的笑话已经有十几年了，对于当下的中国，我们总是能听到极端对立的两种说法。　　

一说中国是“盛世”，你看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如此，照目前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胀”的“健康发展”，“赶英”已经实现，“超美”也是指日可待。再看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奥运”“世博”都是中国的东道，虽然不比“盛唐”的万国来朝，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复兴却就在今天了。　　

可是我们却很难能高兴起来，世界动荡那是西方在挣扎。“西方文明的发源地是否已经病入膏肓？”“英国的巨额债务也是岌岌可危”“美国经济是否会二次探底？”看起来人心惶惶，听起来风声鹤唳。                 　　

就在这个时候，“教育集团伟大的总裁”因奸行被抓，频频上榜的“富士康”居然又有了第“十”“十一”个连跳。万众瞩目的“房产新政”还立足未稳就有人冒充发改委称“三年内免谈房产税”。　　

突然间，让人想起来了“好得很”与“糟得很”。历史真是何其相似啊！不同的是，毛主席当年说的是“好得很”，今天我们却要说“糟得很！”有一点可以肯定，对今天说“糟得很”的不会很多，相反说“好得很”的一定会有不少。不管是不是真心，现象必定如此。　　

“三座大山”又回来了，这一次来势汹汹，大有国人不服不罢休的意味。帝国主义说：“我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官僚资本主义说“让我们静悄悄地进行吧”。封建主义站不上主流舞台只好不断地教训国人“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局长！”，“你们这些年轻人不要不服气，胡雪岩的成功有他的道理，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能半夜起来给老板倒夜壶吗？”　　

任何一个长眼睛的人都能看见，广大农村的冷落凋敝和老弱病残，工厂和工地上的“农民工”，大街小巷地下道里的“小商贩”，商场餐厅酒店里外的“柜台小姐”“服务员”“保安”，街头的“的哥”“保洁”，美容美发浴足桑拿歌厅里的“服务生”“小姐”。他们脸上洋溢的是“满足与幸福的微笑”，这些“微笑”美好的让我们知道了幸福的“真谛”！　　

看一看高楼大厦里的“白领”吧，看一看机关大厅办公室里的“公务员”吧，看一看楼下公园里的“退休老人”吧，他们一定都沐浴在盛世的福泽之中吧！　　

说“好得很”的人肯定会说了“你看，我的奔驰不好吗？我的宝马不好吗？难道我的别墅也不好吗？”“你们看不到宝马香车倒也罢了，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嘛！你们难道也看不到城市的大道与高楼大厦吗？你们肯定没有尝过，可能都没有见过燕窝鱼翅鲍鱼是啥样子，你们当然不可能知道这些的滋味了。”“你们当然没有揽过美女的肩膀与纤腰，更不可能热贴她们的耳脸，你们怎能体会这样的妙处呢？”“你们试过警车开道，前呼后拥，警察站街特警保镖的感觉吗？当然没有！”“同是为人，和你们真是没有共同语言啊！”　　

除了这些，他们肯定还能摆出更多迷人的家什来，那些必须用大量金钱才能得到的东西的确是“好得很！”　　

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向往美好社会与幸福人生的人，我们要理直气壮地说：　　

“糟得很！”　　

2、中国是如何陷入今天的境地的？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国父”亲手终结了“家国天下”的封建时代却“三民”理想未竞。中国共产党人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终于缔造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社会主义的旗帜一时间在世界飘扬。　　

然而好景不长，苏联解体了，东欧剧变了，社会主义大有偃旗息鼓的意思。剩下的古巴可能是个特例吧，朝鲜却被美国列入了“流氓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了”，于是山姆大叔开心了，说“我承认你的市场经济地位”。　　

从“鸦片战争”到日本占领中国，我们救亡图存，民族的命运挽救了，新的国家建立了。为什么今天却又“走回了老路”呢？如果我们找不出这其中的真正原因，我们就不可能确立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我们要认真看一看想一想新中国是如何建立的。　　

中国的历史从清王朝被终结到新中国的建立中间经历了三十八年的变乱过渡。这三十八年发生了太多的历史事件，从革命到复辟，从群雄割据到军阀混战，从国共合作到清洗围剿，从抗日救亡到全国解放。是中国共产党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发动了群众，战胜了帝国主义，赶走了官僚资本主义政权，让中国人民真正地站了起来。　　

毛主席靠什么发动的群众？又靠什么取得了军事、政治上的最终胜利？　　

从五四运动开始，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已经在中国传播了。对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向往与信仰催生了一代无产阶级的革命家。然而真正完成了历史使命改变了中国，完成了一种全新的更为先进美好的社会制度在中国的伟大实践的领导者却是毛主席。这是历史的真实更有历史的必然。　　

首先，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五四运动的历史时点上具备了社会条件。五四运动的历史背景就是社会变乱、国家民族的内忧外困。从小的方面说是社会中大多数人民人心思变盼变。从大的方面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古老文明命运的衰微转折的历史必然。庆幸的是，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伟大的文明浴火重生了，人民获得了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解放和胜利。就像苏联人民的解放一样，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不会被抹杀的。　　

毛主席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共产党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于是毛主席找到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依靠人民发动群众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创出路，这从根本的政治底蕴上决定了中国革命就是依靠人民的人民革命。为了争取大多数，壮大人民的力量，毛主席创造性地使用了统一战线策略。为了军事斗争的胜利，也为了得到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广泛人群的理解和支持，毛主席创造性地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开创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策略。这两条正确的政治军事斗争路线，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革命力量在极端困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保存了自己战胜了敌人。　　

特别要提出的是，在与蒋介石国民党进行的国内战争的最终历史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的土地革命，成为了中国人民战胜官僚资本统治，完成自我解放求得新生的决定性砝码。而土地革命本身也标志着、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农村进行的变革。　　

当我们回过头来看一段历史的时候，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革命在最深层面上的农业特点。这一特点，不仅表现在中国革命依靠的最主体人群是农民，还表现在中国革命必然以适应农民运动的方式进行，中国革命必然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以完成农村变革、满足农民诉求为主要政治方向。　　

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后，对于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和走过的道路我们才能看清其中的脉络。　　

新中国建立后，土地革命得以继续并且最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对中国社会的城市和工商业经济展开了社会主义改造。这个改造到用时不到三年就迅速完成，展现了新生政权的伟大力量。可以说中国革命自土地革命和经济改造完成后才真正完成了历史使命。面土地革命恰恰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方面。　　

在这之后，由于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把握失当，这种失当最初最主要表现就是“人民公社化”。党内对施政的路线方法出现了分歧，由于分歧进而引发了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权力斗争的演绎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最忠实的共产主义信仰者最终丧失了对国家政权的掌控。取而代之的是与毛主席在政治上根本对立的政治势力，这种政治势力由于不断地追求特权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特权官僚集团。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这个集团借“改革开放”之名不断地以权谋私、化公为私、不断地与资本主义媾和而最终形成官僚资本集团。　　

再一次回首，许多人之所以把“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个人崇拜”这些“政治错误”归于毛主席个人，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历史必然性的一面。甚至于有人把“政治独裁”“称王称皇”这些邪恶标签贴到毛主席身上，那就更是用心险恶了。　　

“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这些所谓的“政治运动”政治出发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有错误，错误就在于毛主席、当时的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缺乏充分正确的认识。就是到今天，我们也不能说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　　

3、历史告诉了我们哪些经验教训　　

问题其实已经有了答案。　　

    我们的经验和教训就在于没有真正地认识社会主义。没有真正地找了一条能够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安宁的社会生活，让中华民族、中华文明重新焕发青春引领世界走向进步美好明天的道路。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真正地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究竟应该实行怎样的经济、政治制度？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没有能够很好地回答。　　

新中国的六十年，中国的经济制度经历了全面彻底的反复。　　

这种反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所有制制度经历了全面国有、集体所有到根本私有的转变。　　

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全面国有化集体化改造。这种国有化集体化被表述为公有制经济成分。事实上，在农村公有制表现为土地及农业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在城市公有制主要表现为企业及工商业资本国家所有。　　

不可回避的一个事实是，即使是社会主义经济改造完成之时，私有制也没有在中国彻底地销声匿迹。不论是公私合营还是农业生产合作社，私有制成分始终存在。　　

私有制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究竟源于何处？　　

事实上，在社会主义经济公有制改造的最高峰期，不论农村还是城市经济成分的公有制比重曾经达到了很高的比例。私有成分的再次增加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　　

当然，“改革开放”之后，私有制再一次泛滥，当下这种泛滥的成果已经以法律的形式被保护起来了。　　

中国历史为什么会在公有制与私有制问题上兜圈子呢？　　

是因为我们对于公有制的理解不够深入。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认为公有制就是财产所有制。正是这种错误观念让资本主义钻了社会主义的空子，这个空子是以往社会主义在个人生活资料私人所有制度上的错误认识所造成。　　

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公有制与“一大二公”联系在一起。这其中隐含了公有制要彻底剥夺个人生活资料的错误理解。　　

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公有制一提起来就面露不悦。如果说公有制就是要把个人财产彻底剥夺，相信大多数人不会赞同公有制。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于个人生活的尊重不够有关，更与个人生活资料与资本的不同社会功能的区分不明有关。　　

资本主义最怕的就是被剥下能够给个人生活带来最大物质享受的面皮。这张面皮把个人生活资料完全与资本混同在一起。　　

资本的最一般表现是什么？是货币！生活资料的获取途径是什么？是货币！噢，这个秘密就在这里！在个人财产层面上，个人完全没有必要，更不会去主动区分属于自己的货币是资本呢？还是生活资料？这两者完全是可以混同的。　　

很自然，作为个人，如果于物质生活资料方面有需求，那就需要货币来满足，为了更多更好地得到满足，货币的持有是多多益善。货币是什么呢？货币还可以是资本！人在追求个人物质生活资料的过程中就是在不断地追求资本的积累。　　

就这样，资本主义牢牢地把人的物质生活资料需求与资本的追求绑定在了一起。就这样，资本主义死死地把每一个面对生活的人都推上了资本争夺的角斗场。　　

通过这样的绑定和支配，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资本主义无孔而不入，无往而不胜！　　

问题到这里已经明了，我们实行公有制就是要实行资本公有制，我们不但要保护个人对于物质生活资料的合理正当需求，更要通过制度和法律剥离这种需求中的资本诉求。只有将个人生活资料中的资本诉求清除，个人才可能建立起合理健康的物质消费观念。只有将个人生活资料中的资本诉求清除，才可能有效地将资本这头“野兽”套上善良人性的缰绳而为人类造福。　　

然而中国今天的现实却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回答，这个回答就是资本的彻底私有化方向。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的公有制并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国家资本主义”，如何建立和完善资本的公有制度应当是我们的方向。　　

第二，经济管理方式经历了过度的计划指挥到资本疯狂竞争的自由市场经济的完全颠覆。　　

经济管理方式或是经济运行方式的转变也是自“改革开放”开始的。这个过程是一个渐进的、不断地伴随着以权谋私、化公为私的过程。　　

从“物资”到“商品”的转变，从价格的“定价”到“放开”，从“流通搞活”到“市场建设”，从“完成计划”到“提高效益”，从“兼并整顿”“破产关闭”到“企业承包租赁“企业出售”“企业改制”“股份制改造”“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当然更“精彩”的是“入关”“汇率改革”。　　

套用一句官话，“改革向纵深层次推进”！　　

当下在中国最有市场的是鼓吹“完全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主义”的“海归派”。在他们看来，一切经济问题，一“市场”就灵，市场就是人类自由的最终发挥地。“市场”就是人类文明的“最高创造物”。　　

“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争论其实是一个伪问题。　　

其一，“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从来就没有以纯粹的方式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其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争其实是私有资本自由主义与资本公有之争。　　

即使是高度资本私有化的“市场经济”也仍然有很强的“计划性”。这种“计划性”表现为对资本、资源掠夺的高度预见与操控技巧。　　

而资本公有并不排斥交易制度，尤其在个人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上，人类文明的发展层次远没有达到“按计划”甚至是“按需求”分配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交易制度在个人物质生活资料的获取方式上必定是一种长期存在。这也意味着即使资本公有也不应该完全放弃市场的交易方式。　　

“改革开放”在最初的提法是要完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　　

“经济改革”可以说已经以资本主义完胜的结局完成了。“政治改革”却始终只闻其声不见其影。　　

如果说所谓的“机构改革”“公务员改革”也算是“政治改革”的话，警察服装与国际“接轨”、“法官穿袍子审案”的“司法改革”应该也算是“政治改革”了。　　

如果说新中国建立的的政体还在，那新中国建立的国体却早已消亡了。　　

如果新中国建立的政体在保持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基础上还有一定先进性的话，在国体消亡后，这种政体却变得无比的腐败与邪恶。　　

其一，官僚集团已经不是脱离群众而是从根本上与人民对立了。其二，国家机器已经彻底沦为资本服务压迫人民的工具。　　

如果有朝一日人民重新当家作主了，人民不会拒绝民主，人民更不会容忍少数人搞特权腐败。其实只要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的基础打好了，政治制度总是能找到好的办法的。　　

唯一需要特别警惕的是，再不能走公务人员官僚化的老路。　　

究竟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有优越性的社会制度缘何被“垂死”的社会制度打败了？　　

第一，这种现象是暂时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一定会证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的优劣。　　

第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够彻底和完善，使得资本主义有机可乘。中国革命的农民革命特点决定中国革命的历史局限性，这种历史局限根植于革命前的中国从根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家的历史事实。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真正确立才会表现的如此反复。　　

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毛主席带领共产党闹革命之前的中国了。中国官僚资本的快速形成和西方主流资本主义的全面进入，以又一次类似“羊吃人”似地“圈地运动”残酷高速地推进着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进程。只不过发生在十五世纪英国的是“羊吃人”，现今发生在中国的是“房吃人”。这一社会进程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以往农业社会的特质。这也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回归将会在一个全新的社会基础上展开和进行。　　

4、我们的出路在哪里？　　

“正确的思想是一切行动的指南”。　　

我们只有认清了历史的必然，找到以往失败的真正原因才可能真正为中国开出有疗效的“药方”。　　

这个“药方”应该指明我们努力争取的是什么，如何才是实现的现实路径。　　

在中国的官僚资本已经与西方的主流资本主义完全媾和的今天，我们就更加需要找到社会主义“人亡政息”的根本原因。江山虽然已经变色，社会主义的信仰却早已根植于人民的心中。　　

只要真正地找到了原因、开出了“药方”，由真正有社会主义信仰的先进分子努力重建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带领人民为社会主义的回归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就一定还会有光明的明天！